《曾国藩内圣外王大智慧》第二章
”,就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谨”,就是“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敏于事而慎于言”;所谓“恒”,就是“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当然,曾国藩的“内圣外王”内涵远不止这些,为了使广大听众充分了解和掌握曾国藩内圣外王内涵,大华书声隆重推出《曾国藩内圣外王大智慧》。本书是大华书声从存放在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曾国藩往来信札、档案和中外出版物中,精心编辑,认真解读的最新版本,是专家学者通过挑选整理、梳理剖析、大浪淘沙选出来的最优典籍。
海不辞溪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通过重新提炼编辑的《曾国藩内圣外王大智慧》,分别有为官从政、管理用人、治家修身、为人处世和识人育人等五部分的内容。本书既承继了曾国藩原书积淀下来的智慧精华,又兼容了当今社会的需求,对于现代想建功立业和想干一番事业的人都有极大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听众朋友,人生在世,谁都渴望成功,谁都企盼被认可。曾国藩的成功,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他的许多作为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智慧, 正如曾国藩所说的那样,人的气质,因为是天生的,本来很难改变,但是唯有学习可以改变人。只要您坚持播放收听本书,认真领会书中的要义,那么,您就会像曾国藩那样,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成为一个被人敬仰的人。
第一章 为官从政的智慧
曾国藩一生官至总督,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曾国藩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君王,历时34年。他成功地驾驭自己的人生,最终功成名就。许多人都对曾国藩的为官之策推崇备至。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彻骨”。
曾国藩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政治智慧卓而不凡
曾国藩具有超人的政治智慧,他的道德文章和文治武功被其门生故吏称颂为:“德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近百年来难得的圣贤。”后世人则称他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培养出来的封建时期最后一位大人物。”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受孔子和孟子的影响最多。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5岁入学,9岁读完《五经》,15岁读《周礼》、《仪礼》,兼及《史记》、《文选》。他从小就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曾国藩把远古先王与周公、孔子作为自己的榜样,特别将周公、孔子的事业作为自己终身致力的目标。他说:
周公之才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形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
曾国藩还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理学为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等级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宋以后,它一直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清代则更为最高统治者所尊奉,并成为广大封建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曾国藩自然要受到理学的影响,他平生以理学信徒自居,宣称“一宗宋儒”。
在《圣哲画像记》一文中,他将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列入33位圣哲之中,对他们赞扬备至。可见,他受理学思想影响之深。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不论从理学家到洋务派,还是从治学修身到治军治国,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那一套完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儒家思想中对君、国的责任感与进取的人生态度,浸染了曾国藩“忠君爱民”“扶持名教”等政治思想。曾国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推崇礼治。他说: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古之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子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他还说,“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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