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内圣外王大智慧》第三章
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大类：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曾国藩所言之“礼”，实际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曾国藩本来就喜好研读《礼经》。当他在京师为官的时候，就曾以一篇《议大礼疏》的文章名震一时。
曾国藩之所以特别重视《礼经》，就是因为他认为“礼”乃是处世之道、救世之方。他曾在《王船山遗书序》一文中说：“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
曾国藩认为，圣贤先王之所以能够使凡人的情绪平静，使天下的争斗平息，他们的方法就是主观上教你用仁，客观上教你遵礼。在《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一文中也说过：“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认为“礼”是古代的那些政治家们管理国家和人民的法宝。
曾国藩政治思想中的礼治主义，是在吸取“孔孟”及其“程朱”等先圣先哲“礼”的思想基础上，将原来抽象的“礼”具体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礼”。
在他看来，“礼”是通过具体的规则规范天下万事万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礼”就是“经济之术”，就是“治世之术”。
曾国藩说：“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因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积极地效法前人，善用“礼治”，将“礼治”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不论是在湖南办团练还是在总督两江的时候，他都主动地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
曾国藩崇尚礼治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的秩序，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也正因为崇尚礼治，所以就要不遗余力地去扶持名教。
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浪潮冲击封建统治的提防，使封建纲常名教受到空前沉重的打击时，曾国藩毅然在《讨粤匪檄》这篇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礼仪人伦，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显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者的曾国藩，对于太平天国信奉耶苏教，破坏中国固有的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进行猛烈的抨击，他的用意就在于扶持名教，想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当时人民的思想，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
正如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所说的：“湘军不是效忠君王主义者，也不与侵略者雷同，他的初意就在于维持名教。”在给沈幼丹的信中，曾国藩还说：“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这完全可以证明曾国藩维持名教的不遗余力。曾国藩论述说：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世道混乱为至痛。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内，一军之中。亦必其是非不诡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
曾国藩认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移易世风、改善人心是天下所有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
曾国藩政治思想中还有崇尚人治的一面。近代学人梁启超先生在他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过，儒家最重“礼治主义”，又重“人治主义”“以为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
曾国藩崇尚礼治、扶持名教的政治思想，大致并没有超出儒家的范围。因此，在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中，亦存在人治主义。这在他的《书札》和《日记》中可以得到证明。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多处体现了崇尚人治的政治思想。例如，他在辛酉十一月的日记中写道：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广也。
曾国藩认为人治之精义，在能以身作则，成为他人的榜样。因此他又说：“一省风气，依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俗为转移者也。”
曾国藩政治思想中的人治主义最主要体现在他的人才政策上。在《应诏陈言疏》中，他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可见，人才在曾国藩眼中的重要性。
在给毛寄云中丞的回信中曾国藩说：
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为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
曾国藩认为人才是行政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