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当代作家研究.马识途卷》二

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源自于马识途的真实人生。怀着对战友的深情，马识途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寻找战友何功伟的遗孤，却意外地找到了刚满月时随母入狱、失散达二十年之久的亲生女儿。父女重逢，大悲大喜，又激发起对妻子和战友刘惠馨的思念，以及对共同战斗过的被害的战友们的怀念。革命历史的缅怀，和个人情感的汹涌荡激，都使马识途难以平静，“一种负疚的感觉猛袭心头”，他要向世人展现那段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以纪念革命先烈。 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初革命斗争最艰难时期为背景，以一个父亲向女儿讲述妻子、战友的英勇斗争故事的序章和表现父女团圆、战友重逢的尾章为总体框架，集中于革命者柳一清、贺国威等的战斗历程，塑造了一批忠贞的革命者形象。作品情节从“特委会议”开始，初步展示主要人物的性格；干练泼辣的柳一清、老成持重的贺国威、热情温和的任远、敦实鲁莽的王东明，以及注重仪表打扮的陈醒民，又通过会议进行中突然闯进的不速之客，对在场人物的性格进行初步展示，这些都为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行了人物性格的铺垫描写。陈醒民叛变小说情节的重要转折，敌人制造“童云生出卖陈醒民”的假象和柳一清、贺国威等被捕入狱，都使党组织陷入困境，但极富斗争经验的贺国威经过周密分析并设计“反间计”使叛徒现出原形。敌人又以伪装进步的特务易师白杀死陈醒民再设连环计，却被在斗争中日渐成熟的柳一清用计识破。敌人一方面用尽诡计破坏党组织，另一方面使用严刑拷打，仍难动摇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挟持贺国威父亲劝降，利用幼婴威胁柳一清等情节，都以反动派的残忍狠毒来反衬着革命者的忠诚坚贞。与狱中斗争相呼应的是任远与王东明的恢复特委工作和发动武装斗争，最终以调虎离山之计成功地救出一批狱中战友。虽然柳一清、贺国威和章霞未能获救，但他们却为战友们脱险而欣慰，并含笑走向刑场英勇就义，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歌”。 值得注意的，小说在情节安排上对相对独立的事件的安排，对一个矛盾推动又一个矛盾的情节构思，以及根据地下斗争特点和中国传统长篇对“计谋”的注重而设置“用计”情节，都使《清江壮歌》与当时众多描写地下斗争的革命历史长篇区别开来。这种取自传统古典长篇的结构艺术观，在马识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创作中得到更集中的体现。对此，他曾在《且说我追求的风格》一文中明确阐说过：“我追求的这种风格和我怎么开始写小说的有密切关系，与我个人经历也有密切关系。”在《我追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他回顾了幼时受到的蜀中民间文化的影响：“到乡下说评书的，‘讲古’、‘摆龙门阵’的，他们没有说善书的那么古板，讲的故事也更其生动活泼，更其曲折复杂，更其神奇美妙，更其乐观诙谐。”正是基于这种文学价值观，《清江壮歌》成功地把革命历史题材与传统叙事文学手法融汇一体，将革命英雄“壮歌”与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既符合了时代主流文学的范式，又在普通读者层中获得巨大的欢迎。 《清江壮歌》与当时众多革命历史题材和描写党的地下斗争生活的同类作品相比，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充盈着强烈的情感。长时期萦绕胸中难以排遣的情结，如对同学、战友、妻子的多重情感的追怀和对死去的战友的怀念，都积淀为一种创作冲动，如作者所说“要写点文字纪念何功伟、刘惠馨（一清）两烈士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一直没有如愿以偿”，这甚至成为“一种负疚的感觉”，这些都在离散二十年之后的父女重逢的大悲大喜情感高潮冲击下汹涌奔腾，多年的郁结一旦被激发，整个故事就喷迸而出。也就是说，特定的创作动因，使小说具真挚而强烈的情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