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当代作家研究.马识途卷》一

无产阶级政党因其根本目标而树立的“工农兵文学”的权威话语，共和国建立和革命胜利的骄傲，执政党要求进行的“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的教育任务，这都使共和国文学呈现出全新的特征。20世纪上半叶成名的作家往往因创作思维的定势和个性手法的定型而难以完全适应这种新的要求。而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马识途无须勉强地去“体验生活”和费力地“转变立场”，他那长时期地下斗争“九死一生”的经历，恰好使其个人的情感表达需要及文学价值观与时代主流话题模式达成了完全的契合。 1960年，马识途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老三姐》，这是根据自己革命斗争生涯中一个真实人物而塑造的农村普通党员形象，“老三姐”那坚定的斗争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机智，对同志的热情关怀以及那朴实无华的为人，都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段时期，马识途又连续推出《接关系》《小交通员》几个革命历史题材短篇，而《找红军》则是其代表作。 《找红军》通过革命者“我”被派往一个新地方从事革命工作的一段经历，在广泛揭示阶级压迫下民不聊生现状的同时，通过作品主人公、青年农民王天林的性格表现，反映了中国农民不堪剥削压迫，希望自发的反抗斗争改变自己命运，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和斗争经验不够而陷入失败时，小说通过对王天林隐匿多年而一直执着地寻找红军的顽强意志的描写，揭示了中国农民渴望革命和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热切愿望，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最终获得胜利的社会基础。 小说将人物性格置于发展变化中去展示，正是作者创作初始就体现出的可贵之处。作品主人公王天林因不堪压迫而萌发反抗意识，“川北红军”传说使他看到了希望，在“找红军”的过程中因为幼稚而历经艰险，而自立红军的方式也只是“在腰上缠条红带子，枪上吊着红坠子，还把头上缠的白帕子染红了，硬是一身都红起来了”。但主人公稍获胜利就忘乎所以，让敌人奸细混进来，导致了“全军覆没”。失败的教训使他变得聪明起来，他学会了隐蔽自己、暗中观察，以巧妙的方式进行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上，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注意的是，这篇小说选取巴蜀大盆地社会作为背景，以当时的“川北红军”和地下党的活动为情节框架，注意营造一种巴蜀语风，大量使用蜀地方言语汇如“玩格”（享受、摆架子）、“帮长年”（干长工）、“呻唤”（呼痛）、“摆龙门阵”等，使小说具有较浓的巴蜀地域色彩。 在马识途的初期创作中，注重写普通人，即使是革命者也非完美无缺，从而使他的小说有极浓的生活真实性。如《找红军》中的王天林，在日常生活中就有着“脾气不对头，一天难免要顶几杠子”的性格缺点，但这正是他历经失败又找不到红军的内心焦急所致，刚听到关于红军传说时对“一片红色，红头发、红眉毛、红衣服”的误解，这正是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种必然思维方式。而在《小交通员》中，青年交通员小丁“才那么丁点年轻，却在手里拿着一支纸烟，看那指甲，是一个老烟枪了。乍一看去，小丁是个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又聪明伶俐的‘小大人’”，他甚至在接受上级任务时也是一副爱听不听、满不在乎的样子，平时也喜欢逛马路、坐茶馆，但这并不妨碍他忠诚于革命事业，并且能够随机应变地完成任务。应该说，这个形象上，既体现着革命职业特殊性质（广泛的社会交往），又是旧社会大染缸给每个人烙下的特有印痕。正因为作者抓住了独特的“这一个”的性格特征，而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而独特。 并非立志成为作家的马识途，却因为难以忘怀那段革命斗争历史和相濡以沫的革命同志而拿起笔来。但由于生活体验的厚重和所倾注的强烈情感，他的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如其开篇《老三姐》刚问世就迅疾被《人民文学》转载，中国作协领导明确表示要对其生活积累“进行开采”。但他更大的成功，却在描写寻找烈士遗孤——父女团圆事件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