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第二章　历经辛亥风云

1907年，已经十六岁的李家祥考取了成都华阳中学，因替一受欺负的同学打抱不平而受到学堂粗暴处分。于是李劼人愤而退学。 次年秋，李家祥再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丁班，一年后又升到丙班。这个班上云集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国声名显赫的学生，郭沫若、王光祈、周太玄、魏时珍、蒙文通、曾琦……李家祥与他们朝夕相处，同窗五载，一起经历了急遽变化的时代，一起参与了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后，这批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纷纷远走他乡继续求学，而李家祥则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暂时滞留家中。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写作并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 这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李家祥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改名李劼人。 一、退出华阳中学 李家祥从江西临川返回成都后，家中的生活依然过得很艰难。虽然外祖父十分疼爱这个过早失去父亲的外孙，对他格外关照。但由于李传芳的早逝，李家终归是失去了一大支柱。好在有李家祥的三曾祖父李正康当年靠教书、行医遗留下三百两银子，再加上李家祥祖母娘家支援的二百两银子，共计有五百两放在商号里生息，每月可得利息五两六钱；同时，李家祥找出了多年未用的祖传秘方朱砂保赤丸，由祖母制成药丸出售，没想到竟收到很好的市场效果，不到三个月时间，就有了丰厚的回报，每月都可赚到七八块银圆的利润。这样一来，全家生活顿时有了改善，甚至每月还有了少许节余，得以有钱为曾祖母准备一些百年之后的东西。此时，李家祥的曾祖母，即早逝的李正庸的妻子已经年过九十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家祥已经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在今天已经快高中毕业。但当年的李家祥还仅仅是读过三年私塾和两年新式小学的青年。学业不能再耽误下去，李家祥遂于这年夏天考进了位于成都梨花街的华阳县立中学戊班。家人亲友都为李家祥感到高兴，远在湖北的姑父刘碧仁为此承诺每学期资助李家祥五十个大洋。之后，李家祥正是靠这笔资助完成了五年的中学学业。 但李家祥就读华阳县立中学的时间并不长，一件偶发的事件让他愤然自行退学。 起因是一个同学受到另一个姓丁的同学欺负，好打抱不平的李家祥仗义痛骂了丁同学一顿，或许是因为李家祥气愤至极，言语有些激烈，把事情闹大了，从而惹恼了学校当局。监督（校长）陆绎之和教务长冯剑平一致视李家祥为“浮嚣”“油滑子弟”，竟以违反校规、辱没师长之名，将李家祥降级到华阳县立小学。成都人从来都把降级或留级生称为“降班头儿”，是奇耻大辱的事。血气方刚的青年李家祥哪能受得这般羞辱，于是他当即就愤然宣布自动退学。 虽然是自动退学，但这件事情对李家祥的打击还是很重的，以至于许多年后他都不能释怀。1946年在《追念刘士志先生》一文中还不忘提及此事。当年华阳县立中学的处罚的确太过苛刻，否则今日的成都三中校史上会有李家祥的一席之地，准确说应该是李家祥会给成都三中的历史增添一页光彩。因为今天成都三中的前身便是华阳县立中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潜溪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其实当年的学校监督（校长）陆绎之也并非趋炎附势之徒，而是一代有名的教育家。他与胡雨岚、徐炯、杨静川、王叔钧等人，先在潜溪书院创建了华阳县立小学，两年后又升格成中学。陆绎之是晚清举人，毕生以办教育为己任。光绪三十年（1904），他曾与陈罗澄在文庙后街共同创办了淑行女塾，是为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宣统三年（1911），淑行女子中学堂改为四川省城女子师范学堂，1935年更名为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一个清代的旧举人，敢于开办女子学校，足见其思想和勇气，在当时的四川都是可佩的。或许正是这种新旧交织的教育理念，决定了他严厉的管理近乎刻板，不近人情。尽管对于学生并没有主观的恶意，但还是给人造成了情感伤害。 李家祥退学以后，在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还会和陆绎之“遭遇”。陆绎之后来在分设中学专门教授《左传事纬》，李家祥再次成为陆绎之的学生。于是在以后长期接触中，李家祥逐渐真正认识了这位先生。李劼人曾回忆，刘士志先生逝世后，分设中学师生准备为他召开追悼会，却遭到时任监督都永和的反对，“我们请了全堂教习去与之理论（陆绎之先生竟自开口骂起他来），他才像打败的牛一样，屈服了” [1] 。由此可见陆绎之为人的耿直。 李家祥进入中学这一年，中国社会已经从以往的“死水微澜”时期开始进入“暴风雨前”。对四川而言，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一方面朝廷将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随后在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铁路公司二百万两银子的路款被重庆铜元局挪用。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和民间会党异常活跃。先有吴玉章联络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在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并出版了《四川》杂志，宣传反满革命；同年九月，同盟会员杨维、张治祥等人准备在成都庆祝慈禧太后生日期间发动武装起义，不料事情败露，华阳县知县王棪逮捕了杨维、黄方等六人，造成了史上有名的“丁未六君子”事件。 [1] 李劼人：《追念刘士志先生》，《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6页。 一、退出华阳中学 李家祥从江西临川返回成都后，家中的生活依然过得很艰难。虽然外祖父十分疼爱这个过早失去父亲的外孙，对他格外关照。但由于李传芳的早逝，李家终归是失去了一大支柱。好在有李家祥的三曾祖父李正康当年靠教书、行医遗留下三百两银子，再加上李家祥祖母娘家支援的二百两银子，共计有五百两放在商号里生息，每月可得利息五两六钱；同时，李家祥找出了多年未用的祖传秘方朱砂保赤丸，由祖母制成药丸出售，没想到竟收到很好的市场效果，不到三个月时间，就有了丰厚的回报，每月都可赚到七八块银圆的利润。这样一来，全家生活顿时有了改善，甚至每月还有了少许节余，得以有钱为曾祖母准备一些百年之后的东西。此时，李家祥的曾祖母，即早逝的李正庸的妻子已经年过九十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家祥已经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在今天已经快高中毕业。但当年的李家祥还仅仅是读过三年私塾和两年新式小学的青年。学业不能再耽误下去，李家祥遂于这年夏天考进了位于成都梨花街的华阳县立中学戊班。家人亲友都为李家祥感到高兴，远在湖北的姑父刘碧仁为此承诺每学期资助李家祥五十个大洋。之后，李家祥正是靠这笔资助完成了五年的中学学业。 但李家祥就读华阳县立中学的时间并不长，一件偶发的事件让他愤然自行退学。 起因是一个同学受到另一个姓丁的同学欺负，好打抱不平的李家祥仗义痛骂了丁同学一顿，或许是因为李家祥气愤至极，言语有些激烈，把事情闹大了，从而惹恼了学校当局。监督（校长）陆绎之和教务长冯剑平一致视李家祥为“浮嚣”“油滑子弟”，竟以违反校规、辱没师长之名，将李家祥降级到华阳县立小学。成都人从来都把降级或留级生称为“降班头儿”，是奇耻大辱的事。血气方刚的青年李家祥哪能受得这般羞辱，于是他当即就愤然宣布自动退学。 虽然是自动退学，但这件事情对李家祥的打击还是很重的，以至于许多年后他都不能释怀。1946年在《追念刘士志先生》一文中还不忘提及此事。当年华阳县立中学的处罚的确太过苛刻，否则今日的成都三中校史上会有李家祥的一席之地，准确说应该是李家祥会给成都三中的历史增添一页光彩。因为今天成都三中的前身便是华阳县立中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潜溪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其实当年的学校监督（校长）陆绎之也并非趋炎附势之徒，而是一代有名的教育家。他与胡雨岚、徐炯、杨静川、王叔钧等人，先在潜溪书院创建了华阳县立小学，两年后又升格成中学。陆绎之是晚清举人，毕生以办教育为己任。光绪三十年（1904），他曾与陈罗澄在文庙后街共同创办了淑行女塾，是为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宣统三年（1911），淑行女子中学堂改为四川省城女子师范学堂，1935年更名为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一个清代的旧举人，敢于开办女子学校，足见其思想和勇气，在当时的四川都是可佩的。或许正是这种新旧交织的教育理念，决定了他严厉的管理近乎刻板，不近人情。尽管对于学生并没有主观的恶意，但还是给人造成了情感伤害。 李家祥退学以后，在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还会和陆绎之“遭遇”。陆绎之后来在分设中学专门教授《左传事纬》，李家祥再次成为陆绎之的学生。于是在以后长期接触中，李家祥逐渐真正认识了这位先生。李劼人曾回忆，刘士志先生逝世后，分设中学师生准备为他召开追悼会，却遭到时任监督都永和的反对，“我们请了全堂教习去与之理论（陆绎之先生竟自开口骂起他来），他才像打败的牛一样，屈服了” [1] 。由此可见陆绎之为人的耿直。 李家祥进入中学这一年，中国社会已经从以往的“死水微澜”时期开始进入“暴风雨前”。对四川而言，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一方面朝廷将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随后在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铁路公司二百万两银子的路款被重庆铜元局挪用。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和民间会党异常活跃。先有吴玉章联络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在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并出版了《四川》杂志，宣传反满革命；同年九月，同盟会员杨维、张治祥等人准备在成都庆祝慈禧太后生日期间发动武装起义，不料事情败露，华阳县知县王棪逮捕了杨维、黄方等六人，造成了史上有名的“丁未六君子”事件。 [1] 李劼人：《追念刘士志先生》，《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6页。 二、高等学堂附中丙班 从华阳县立中学“愤然自行退学”出来之后，李家祥便在宣统皇帝即位前的这年秋天，投考了四川省高等学堂附属中学丁班。 四川省高等学堂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王闿运当过山长的尊经书院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其首任校长是进士出身的翰林编修胡峻。高等学堂的附属中学开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季，首任监督是教育家徐炯（字子休），民国时期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继徐炯之后任监督的便是对李家祥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刘士志先生。刘士志被排挤后，陆绎之短暂代理了一段监督，再之后则是学生们十分讨厌的、被人称为“都喇嘛”的都永和（字静阶），多年后李劼人、郭沫若两人还在各自的作品中以讽刺笔调写到这个人物；并且这位“都喇嘛”还出现在长篇小说《大波》中，成为绰号为“土端公”的屠监督的原型。出过一大批青年才俊的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最终就是在都永和任监督时关门的。分设中学的旧址在民国时期成了私立成公中学的一部分，就是今天的石室中学。 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学制是五年，开设的课程不仅有经史、国文等传统课，而且有理化、数学、博物、英文、体育等课程，毕业生可以不再经过考试就直接升入高等学堂文理本科，因此附中实际上是一所大学预科学校。但是到了刘士志任监督后，将高等学堂附属中学改成了“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两个校名虽然只有细微的文字差别，却有了实质性的不同。改名之前，附属中学的大小事务，包括学校监督、各课教习、经费核算等一切方面都由高等学堂管理，中学没有自主权；更名后，经费和行政都得以半独立出来，毕业生也失去了直接升学的资格。不过，当时的学生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反而为中学有了自主权而高兴。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大门 李家祥投考高等学堂附属中学时，已经十六岁，经过了初试和复试才被录取进丁班。所谓甲乙丙丁，是指四个不同的年级。丁班就是刚组建的最低年级。这个班正式录取四十人，备取六人，李家祥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同学中很多人后来都取得了大成就，成了未来中国的栋梁之材。其中王光祈是中国现代音乐奠基者；周焯（即周太玄）成了生物学家；魏时珍为数学家；蒙文通成了史学家；李言蹊后来考入北京大学；白敦庸、王稽亚考入清华后又赴美国留学；胡选之考入德国汉堡工业大学，后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秘书长；杨樾林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在青岛一纱厂任总工程师；还有一些人则成了政治家，如魏崇元、曾琦等。这批同学可谓人才济济，星汉灿烂。李家祥与他们朝夕相处数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从而也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附属中学的老师也有一批出色的人物。监督刘士志，国文教习刘豫波，英文教习杨沧白、廖学章等，都给李家祥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家祥最佩服的是监督刘士志先生。先生清明、正直的性格品质以及严而不厉、威而不猛、因人施教的治学态度，在李家祥看来具有异乎凡众的魅力。其实李家祥认识刘先生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李家祥因为在华阳县立中学曾遭降级处分，所以刘士志先生最初也以为李家祥是个浮嚣、油滑的城市子弟；而李家祥也在刘先生点名时表现不恭敬。这不恭敬反倒引起了刘先生的注意，每次巡视夜自习，刘先生都要查看他的抄本，并问一些问题，后来竟从他多次被记过的行为中，发现这个学生并不怎么坏，遂起了好感。 直到李家祥又一次被记过，刘先生彻底改变了对他的印象。有一次和同学张新治开玩笑，相互散发四六文传单，彼此讥骂，李家祥用自己发明的复写纸，便散发得多些，结果被监学查获了两张，遂告到监督那里。刘先生在问明情况后，故意引导李家祥说，两个人共犯，处分要轻些。谁知李家祥竟把责任一人担了，请求处分自己一人。最终李家祥被记一大过五小过。但从此以后，刘先生不再把李家祥视为浮嚣、油滑的城市子弟。再后来，李家祥又通过学校对几件事情的处理，看到了刘先生对待学生光明、公正、热忱、谨严的一面。半个世纪以后，李劼人（李家祥）在回忆自己中学时代的老师时，特别提到了其中的两位。“我个人对于中学时代的先生，所受影响最大，塑性最强的，有两位。一位是达县刘士志（讳行道）先生，教我以正谊，以勇进，以无畏之宏毅。”“另一位便是双流刘豫波（讳咸荥）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 [1] 刘士志是一位革命党人，也是一位教育家。他思想开明，为人正直，尤其对待学生能够因人施教，循循善诱，而且能够做到光明、公正、热忱、谨严，所以深得学生们拥戴。李家祥实在庆幸遇到了这样一位师长：“在刘先生当监督的任内，我们学堂的学风，敢说是良好的，没有故意与管理人为过难，没有轰走过教习，没有聚众和监督开过玩笑。但是在刘先生去后的两年内，则不然了。平日最善良的学生，也会刁顽起来，平日凡是不在乎的学生，那更不在乎了。” [2] 在附属中学，李家祥又与陆绎之相遇了。那是刘先生离开后，陆绎之代理监督，他依然是“固执成见，以为管理之道，在乎严厉，严厉之方，又在乎立威示范。于是在他代理之初，便因一点小过失，斥退了六个学生，胡助便是其一。因为罚不当罪，反而为学生所轻视；又因是非不明，便是纯谨的学生也不能不学狡猾了”。李家祥对陆绎之是有看法的，但他终究认为：“陆先生毕竟还是正派人，还懂得一些办学道理，也还骨鲠无私。” [3]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被慈禧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驾崩，三岁的溥仪登基做了小皇帝，改元宣统。中国社会变革的步伐正急遽加快，但成都民间的生活依然照旧，并未受到多大影响。 高等学堂是晚清教育“新政”的成果，附属中学也一样。因此课程设置既传统又现代，学生除了学习文史法政等课程外，还要学习数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就读附中一年过后，李家祥等同学由丁班升入丙班，学业大为长进。 李家祥的学业进步也无不得益于学堂管理的严谨而有序。 当年附中学生是全体住校，每日按时起床睡觉，违规者会受记过处分。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五元，食宿杂费二十元，每学年由学堂发给学生蓝洋布长衫两件，青毛布对襟小袖马褂两件，漂白洋布单操衣裤两身，墨青布夹操衣裤一身，皮底青布靴两双，平顶硬边草帽一顶，青绒遮阳帽一顶。寝室是四至六人居住，每人一间干净柏木床，卧单、枕头都一应俱全；寝室内还有衣柜、储藏室供放置箱笼，照明的菜油锡灯盏每天有小工专门打理；每处寝室还有人工自来水盥洗所，冷热水俱备，连洗脸盆都由学堂提供；此外，讲堂和自习室到冬天还烧有大火盆，学生日常所用纸笔墨砚，更不用说是齐备完善的了。这样便宜优渥的生活与学习环境对于李家祥来说是很惬意的。 李家祥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养成了做事有条有理，又十分爱好整洁的习惯。进入中学时，穿着服饰虽不如富家子弟华丽，但总是熨帖干净，连后背的毛根儿（辫子）都梳理得油光水滑，除了脸上有几颗发红的青春痘之外，英气勃勃的李家祥周身硬是找不出一点瑕疵。于是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精致”，这“精致”既是一种赞美，若加上昵称或爱称，就成了“精公”。 宣统元年（1909）秋，四川教育会在成都南校场首次举办全省学生运动会，除了省城中等以上的学堂外，远在重庆、自流井等城市的公立和私立学堂都派出了参赛队。比赛场面异常热闹，场内外彩旗猎猎，号乐齐鸣，一派喜庆，总督及诸多官员都在主席台观看。李家祥在运动会担任杠架木马分队的小队长。那天他正领着一队选手去比赛，忽然从场外窜进来一伙既无领队又无学堂标识的彪形大汉。原来这是巡警教练所的警察。这次运动会本是成都学界发起的，规定参加者只限于文学堂，连当时的陆军学堂都没参加。临到开幕时，巡警教练所却突然提出要参加，遭到拒绝后，不由分说就把队伍开到了比赛场。大概省城的警察平日在百姓中就口碑不好，学生与警察一开始就像是不能同在一个容器内的薰莸，所以学生们羞于与警察兵为伍。李家祥带领的选手便一哄而散了。 李家祥及同学回到学堂驻地，发现在障碍竞走赛场，也有两个彪形大汉在十几个少弱的学生中间比赛。就在越过最后的障碍时，一个警察兵眼看不能获胜，竟举起拳头向前面的学生砸去。这种恶劣行径顿时惹恼了场外的观众，很快会场的油印小报就报道了警察兵的野蛮。学生们纷纷拥向巡警教练所讨说法，结果遭遇了警察更无耻的报复，竟然用枪刺对付学生，当场就戳伤了几个学生，从而把四川历史上首次运动会酿成了流血事件。时任总督赵尔巽非但不严惩肇事巡警，反而对请愿师生态度蛮狠。刘士志、杨沧白、廖学章等诸先生在教育会会长徐炯等人辞职退缩的情况下，据理力争，并且把事件真相通报给京沪的报馆，又做了直接向北京大理院控告的准备。赵尔巽怕事件进一步闹大，才答应严查凶手，撤换巡警提调。 李劼人在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雨前》时，专门写了“第五部分　运动会”一章。尽管是小说，却基本还原了当时的情景。而在散文《追念刘士志先生》一文中则更是详尽地描写了运动会流血事件的来龙去脉。 宣统二年（1910），丙班又来了几位插班生，此前一年已有曾琦（字慕韩）、涂传爵插班进来，如今再次插入了四位新同学。一个姓李，一个姓罗，是都永和监督的同乡。罗同学的经历很有些意思，他读过日本成城学校，又在上海住读过两年中国公学，照理说有如此经历的人，“可以回到家乡称孤道寡”，可是这位罗同学“却公然还有雄心进本省的中学” [4] 。后来李劼人在写《大波》时，其中写到一个绰号叫“罗鸡公”的同学，不知是否以他为原型。另外还有两个插班生，一个是郭开贞，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另一个名张伯安，李劼人在《追念刘士志先生》中记述为张其济（泽安）即是同一人。郭、张二人的遭遇与李家祥此前有些相似，他们是从嘉定中学被辞退来的。李家祥是不愿受辱而自动退学，郭、张二人却是遭了中学监督的恶意打击，被挂牌辞退。原因是：“嘉定中学学生和营房军闹事，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镇压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一次就开除了八名学生，记了几十名大过。我和张伯安都在被辞退之列。” [5] 郭、张二人非但被挂牌辞退，而且被通饬了全省，这就断送了被通饬学生的前程，郭、张二人幸得嘉定城王畏岩先生的推荐，才得以进入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 郭、张插班时，具有正义感的监督刘士志已经被排挤去了北京，杨沧白等一批有水平的教习也被迫辞职了，学堂监督已换成了都永和。学堂良好的学风已被破坏得踪影全无，其根源皆因都永和丝毫没有办学经验，他本人就像一个杂佐小吏，只会巴结上司。在郭开贞看来，学堂的教习，无论从思想素质到业务水准都大为不佳。讲经学的只能拿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熬来熬去只是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历史差不多只有一个历代帝王的世袭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讲现代数学的则是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最令他失望的是英文教习，竟然不知道Newfoundland是海岛，而是望文生义译成新大陆。 所以刚到丙班的郭开贞“失望、焦虑、愤懑、烦恼，这几条支流混合而成的自然是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 [6] 。这自然与他对教习的水准不满有关系，但也有与班上老同学不和谐的因素。张伯安身体有缺陷，是个独眼龙；而郭开贞则由于刚患过重症伤寒，头发完全脱光了，是个光头；再加上他们满嘴的南路口音 [7] ，难免受到个别同学的奚落。所以刚插班入学之初，郭开贞都只是和插班的几个同学交往，坐茶馆、逛花会、下酒馆，几个插班生常常聚在一起酗酒，发泄愤懑。 但是郭开贞对王光祈、李家祥等人的印象还是很好的。他在《反正前后》中曾欣然写道：“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8] 同窗之间，即使因为生疏产生一些隔膜，但很快也就消除了。郭开贞与老同学的关系，因一件事顿时变得融洽起来。那就是刘士志先生的死讯从北京传来后，分设中学的师生酝酿召开追悼会，一致选举郭开贞当筹备员。刘士志与郭开贞并无师生之谊，郭开贞插班时，刘士志已经离开学堂了。同学们一致推举郭开贞担任追悼会的筹备员，无疑是对他的一种莫大的信任，这对因自卑而心存芥蒂的郭开贞来说，是很受宠若惊的。 虽然老同学和插班生刚开始有不相适应的情形，但是大家同窗受业，不久就变得融洽了，开始经常相互交流读书心得。同学聚在一起吟诗诵词，玩文字上的游戏，或撞诗钟，或对神仙对子，或者次韵杜甫《秋兴》，这都成为他们以后的美好难忘的记忆。许多年后，郭沫若在北京家中设宴请周太玄时，谈及当年撞诗钟，谁的诗出得慢了，就得请大家吃一顿，菜肴少不了的有麻婆豆腐、匀白肉、烧冒节子等。 李家祥似乎对诗的兴趣不大，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小说。魏嗣銮在《回忆李劼人》一文中说，最初同学感情并不十分浓厚，熟悉小说的人很少，但“劼人在当时，既泛滥于中外小说，又绘声绘色，道出其中人物、情景，十几岁的青年怎能对他不发生感情，劼人声名著于全校，他人莫能企及” [9] 。李家祥因为善于讲书，赢得了同学的好感与敬重。 学校安排的课程，除了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外，还有文史，如《左传事纬》《唐宋八大家文钞》等，每周还要写一次作文。一般同学都会按照学校规定学习课程，以争取高分，唯独李家祥不喜欢规定课程，而喜欢阅读小说。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七侠五义》等各种古典小说到林琴南翻译的《旅行述异》《块肉余生述》《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外国作品他都详细读过，而且他还能把读过的小说复述给同学听，他是丙班同学中公认的讲故事高手。每当晚饭后，大家便聚集在寝室，听李家祥抑扬顿挫、绘声绘色地讲他读过的小说，如讲诸葛亮羽扇纶巾，徐步而来，顿时让大家感觉到孔明先生的淡泊宁静；讲到李逵，则击掌拍案，称兄道弟，立马使人领略到粗犷豪放……同学围坐李家祥周围，屏息倾听，直到校工摇响晚自习的铃声，大家才意犹未尽怏怏散去，约定明晚继续讲。 郭开贞与李家祥谈不上深交，但仍然不妨作为李家祥说书时的听众。二十多年后，当郭沫若欣喜地读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小说时，中学时代的情景又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中学时代的精公已经是嗜好小说的。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他的记忆力很强，新读过的小说能颇详细地重复出来，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诘屈的人名都能记忆。……他是读通学的人，但每每在午前也跑到学校里来。来——是为的什么呢？不外是被几个相好的缠着，在寝室里就和说评书一样说他所读的小说而已。 在他说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场的。 [10] 由于李家祥十分嗜好小说，以至于在国文课上做作文时也时常用小说笔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冬烘先生的斥责和嘲讽。有个国文教习，同学给他取的绰号叫“漩翁”。缘起于他讲苏轼的《留侯论》。此翁端坐讲坛上，一口气读下全文，其间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好似在空中打了个大旋涡。这位“漩翁”先生只推崇唐宋八大家，除了《古文观止》一类的文章外，稗官野史之类的小说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异类。可是偏偏他的学生中居然就有不务正业的人，这让他很生气，每每看到李家祥用小说笔法做文章，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然而，这位“漩翁”先生永远想不到，正是这个常常被他斥责的学生，日后竟能凭借写小说而大放异彩。 其实，中学时代的李家祥除了嗜好小说，还十分喜欢阅读当时出版的报刊。诚如他自己所说，章太炎所办的《民报》，于右任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都是他在中学时特别喜爱的。这些报纸都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所办，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李家祥不仅通过阅读报纸大开了眼界，受到了新思想的最早洗礼，也积累下了报刊文章写作的经验，对他日后走进媒体工作大有裨益。 [1] 李劼人：《敬怀刘豫波先生》，《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4页。 [2] 李劼人：《追念刘士志先生》，《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5—36页。 [3] 李劼人：《追念刘士志先生》，《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6页。 [4] 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版，第182页。 [5] 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版，第164页。 [6] 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版，第180页。 [7] 旧时成都城大约在今二环路以内，人们口音已开始有很大区别，从双流再往南的方言被统称为南路话。 [8] 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版，第200页。 [9] 魏时珍：《回忆李劼人》，成都：《龙门阵》1981年第1期。 [10]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7页。 三、亲历保路运动 时光进入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王朝终于走到它的尽头。1911年4月27日下午，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率一百三十余名敢死队员攻打两广总督署。总督张鸣歧在惊恐中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遭遇水师提督李准的镇压，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起义领导人黄兴负伤逃亡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革命志士英勇牺牲，其中七十二人的遗体被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因此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发动的第十次武装起义，虽然还是失败了，但是它惊醒了更多的中国人，预示着一场更加猛烈的风暴即将来临。 就在黄花岗起义后不久，四川也酝酿着一场风暴。起因是预备建设的川汉铁路。 保路风潮来临之前，成都各学堂的学生已首先经历了一次“国会请愿运动”，这是由四川立宪党人策划组织的政治活动。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中国立宪派人士就提出召开国会的要求，次年全国十六个省的代表齐聚北京，再次提出了这一要求，却遭到清廷拒绝。朝廷提出的“预备立宪”是九年时间。于是在宣统二年（1910），各省咨议局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又分别进行了第三和第四次请愿。四川省咨议局也在辛亥年初组织了数千人到总督衙门请愿，随后又将这一运动扩展到学校。“风潮的发源地是四川最高学府的高等学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学校举出代表来在教育总会开会。” [1] 李家祥和郭开贞作为丙班的代表参加了请愿，罢课持续了三天，最终在军警的武力干涉下平息下来。但正如郭开贞后来说，他们接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政治训练。 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平息下去了，但是保路运动却在如火如荼地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为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将国际垄断资本的注意力瞄准了中国西南。美英法德均向清政府施压，要求获得四川铁路的筑路权，英法两国甚至还派出了测量队深入到四川各地窥测建设路线。但是，由于四川人民反对列强侵夺路权的呼声日渐高涨，时任四川总督锡良上书朝廷请求自办川汉铁路。光绪三十年（1904），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并且建立了宜昌分公司。在其《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中明确说明：“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如非中国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认。” [2] 章程中所谓的自办，实为官办，其股金来源，除了官绅自愿认购和官本股份外，主要靠抽租。而租股则由政府强制性收取，规定凡收取租谷十担者，须缴纳三斗作为股金入股，收取百担者，则须缴纳三担，以此类推，股金达到五十两，即可取得一股权。当年“川省有五千万人，除了极贫不愿附股之千余万人，及边区山城视铁路无足轻重之二千万人外，约二千万人均每日捐钱一文作铁路之款，如此每日可得钱二万吊，约合洋七百万元一年” [3] 。由此可见四川省有近一半的人与川汉铁路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联系，也就是说，至少有两千万人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他们是铁路的直接投资者。 然而，西方列强不愿看到中国人自办铁路而失去商机，遂向清政府不断施压，朝廷也出尔反尔。至宣统元年（1909），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境内川汉　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草约》。张之洞去世后，清廷又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发布上谕，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一千万英镑，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一千万元作为振兴实业和推广铁路之用。随即清廷刚上台的“皇族内阁”便匆匆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规定：“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4] 盛宣怀则奉旨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六百万英镑的合同，年息五厘，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四国取得了粤汉和川汉铁路的筑路权，以及该路在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四川从办川汉铁路以来，已经征集了路款一千四百万两，其中抽取租股九百五十万两，官民认购二百六十万两，土药盐茶商认股一百二十万两，除去铁路开工已用去的几百万两外，朝廷将路权出卖给了西方列强后，却并不退还近千万两剩余的民间股金，而是全部转换成国家铁路股票，这就等于侵夺了投资者的财产。消息一传出，四川人民彻底愤怒了，立宪派人士领导的川汉铁路总公司组织了保路同志会，一次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随后，成都连续出现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手工业者罢工，并拒缴一切厘税、杂捐，这一行动迅速蔓延到全省，使清政府感到了极大恐慌。四川总督赵尔丰认为这是乱党造反，遂于七月十五这天用计诱捕了蒲殿俊、罗纶、颜楷等九名同志会领导人。百姓闻讯后，纷纷赶到走马街总督衙门请愿，却不料被赵尔丰卫队当场开枪射杀数十人，造成了成都著名“七月十五开红山”的大惨剧，史称“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革命党人曹笃、朱国琛用“水电报”通知各地同志会。各地保路同志会迅速改编成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清廷也急忙从湖北调集两标鄂军人马，由端方率领入川镇压。端方率军离开后，导致了清军湖北兵力空虚。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赶走了湖广总督瑞澂。革命党取得了成功，各省纷纷响应，重庆革命党人随即宣布独立并成立了蜀军政府。端方在赴川途中，到达资州时被军中革命党人砍了头。四川总督赵尔丰见大势已去，不仅释放了所捕同志会领袖，而且被迫交出了政权。立宪派接管政权后，立即宣布四川独立。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就此结束了。 但是，立宪党人由于自身的局限，并不能稳妥地掌控大局，也没有收拾全川乱局的能力，用郭沫若的话说，“他们依然是封建社会里面的骨董” [5] 。所以在四川独立后不到半个月，成都便发生了“东校场兵变”，酿成了成都城被称为“打启发” [6] 的一次浩劫。后由尹昌衡率凤凰山新军入城平叛，总算稳住了阵脚，但蒲殿俊、朱庆澜领导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也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是尹昌衡、罗纶为正副都督的四川军政府。新政府随后派兵包围总督府，将赵尔丰押至皇城明远楼当众斩首，“成都血案”的罪魁田征葵在化装逃亡途中被重庆蜀军政府抓获，也被当众处决了。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清王朝灭亡，从秦始皇以降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帝王皇权制度也走向了终结。辛亥年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开启的一个新起点。 四川保路运动作为辛亥革命的前奏，其历史意义是巨大的。经历了保路运动的郭沫若曾说：“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该由四川人担负，更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担负的。虽然他们并没有革命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 [7] 假如没有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不可能取得及时的胜利。正如孙中山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8] 这些都是对保路运动最准确的评价。 保路运动发生时，成都的各个学堂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运动中。从保路运动开始，李家祥就很关注事态的进展。当时成都出版有几种报纸，如《蜀报》《成都日报》《西顾报》《启智画报》等，时时都有关于保路的最新消息，这些都成了他了解社会的必读之物。 宣统三年（1911）五月二十一日，川汉铁路公司在岳府街原清军名将岳钟琪公馆举行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来自各州县、各行业的代表把岳公馆内外拥挤得水泄不通。李家祥作为分设中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大会。几十年后，在重写《大波》时，李劼人还清楚记得保路同志会成立时人山人海的情景：“人多，看来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学生和做手艺的年轻人，好像更要多些，都朝一个方向在走，一条不很宽的三道拐街变成了人的河流……一道岳府街的铁路公司，还在三道拐街北口，人流就堵住了，前面是岳府街的影壁，岳公爷府第自从捐出来作川汉铁路公司，内部修改了一下，而一道又厚，又宽，又高的砖砌影壁，还原封保存。影壁内七八丈见方的空地也站满了人。影壁东西的街面也窄。由西头来的人比东头来的多……人是那样多，全都涌在大门跟前，简直像戏场。” [9] 由于李家祥长时间注意阅读报刊，对时局的关注，使他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之于历史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是自明末张献忠破城之后，“成都空前未有的一桩掀天动地的大事”，“这一天，是四川人在满清统治下二百多年以来，第一次的民众——不是，第一次有知识的绅士们反抗政府的大集合”。 [10] 这是李劼人在小说中对保路运动的评价，其实也是作为当年的学生代表对于亲身经历过的这一事件的清醒认识。 七月初一这天，保路同志会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号召全省罢市、罢课。李家祥不仅参加了大会，还积极响应罢课号召，与同学们走上街头巷尾、茶馆戏园去宣传鼓动，高唱《保路歌》“废约保路兮，吾头可断，志不移”，“川粤汉路不争回，不死复何期”。 [11] 阴历七月十五日，赵尔丰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后，李家祥十分悲愤。母亲怕儿子遭遇意外，不要他出门去，但血气方刚的青年李家祥则说，路亡则国亡，声讨国贼，匹夫有责！他毅然决然冲出家庭，投入到了保路爱国的洪流中。他曾愤怒地把当时人们讽刺赵尔丰的对联书写在墙壁上：“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赵尔丰前赵尔巽，尔巽一年，尔丰半年。”赵尔巽乃赵尔丰兄长，曾任四川总督一年，在全省首届学生运动会上包庇过警察行凶，又武力弹压国会请愿活动；赵尔巽调离四川后，由其弟赵尔丰继任，刚好半年就被尹昌衡砍了脑壳。锦江依然流淌，望江楼依然矗立，赵氏兄弟却在辛亥年一个丢了官，一个殉了大清。 尽管保路运动得到了全川人民拥护，但还是有一部分守旧者并不以为然。分设中学中那位时常斥责李家祥的“漩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回他又来找李家祥麻烦了。“漩翁”先生对保路运动颇有微词，出了一道国文题要学生论时事。李家祥写了一篇不足五百字的短文，开头便用了李白的一首诗打破了当时作文的常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然后在论及保路中的死难者时，又用了“其人虽死血尤香”的句子。这就进一步惹恼了“漩翁”，他在批语上对李家祥大加申斥，讥讽他用字不通，而且几近胡闹。李家祥感觉“漩翁”先生的批语是对自己的极大羞辱，“这使精公脸上的一片烧疙瘩也会气得来板起了石榴皮。他连那课卷本子也不要了，被好事的我替他保留了下来，替他加了许多顶批后赞，在同学中传观。这一来，便把同学中好弄文笔的人又挑动了，你来一首颂词，我来一首赞诗，甲在摹仿《陋室铭》，乙在效拟《获麟解》，四六体，《满江红》，不久之间便把那一本课卷完全写满了”。 [12] 据郭沫若记述，这本课卷被他在年假时带回了家，曾寄放在嘉定城中张伯安的家里。郭沫若视其为一种幽默的宝贝。 由此可见李家祥中学时代的作文就曾在同学中产生过很大的共鸣。 其实，嗜好小说的李家祥偶尔也作诗。有一次，李家祥、郭开贞、周焯（太玄）等七八个同学相约在武侯祠吃茶，其间，有人提出以尹昌衡西征为题，以轻重为韵，意存讽刺，各作七言一首。郭开贞天生具有诗人品质，反应灵敏，最先就交了卷：“藏卫喧腾独立声，斯人决计徂西征。豪华定远居投笔，俊逸终军直请缨。羽檄飞驰千万急，蛮腰纤细十分轻。寨中欢乐如何似，留滞安阳楚将营。”李家祥平日注意力都在小说方面，对作诗似乎要迟钝些，但也更工整，所以他最后交卷。相互传阅后，评比下来，李家祥的七言诗竟得了第一名。李家祥的诗这样写道：“锦官城外柏森森，将军走马去西征。非关陈琳传神檄，真是终军请长缨。藏鸟康花情重重，宝刀名马意轻轻。筹边方略何须问，几时归来酒一樽。” [13] 这次同学之间的赛诗是他们中学时期的一次难忘的经历，也给郭开贞留下了深刻记忆，使他后来在论及李劼人小说时还明确指出：“精公不消说也能做诗词。” [14] 大概就是这次赛诗给他留下的记忆。 [1] 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版，第202页。 [2] 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4年版，第267页。 [3] 《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第272页。 [4]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辛亥革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340页。 [5] 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版，第262页。 [6] 打启发：四川话，指揩油、占便宜；也指乱兵抢劫。 [7] 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版，第225页。 [8] 转引自隗瀛涛：《孙中山与四川辛亥革命》，《辛亥四川风雷》，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32页。 [9] 李劼人：新版《大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6页。 [10] 李劼人：旧版《大波》，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第30页。 [11] 伍加伦、王锦厚：《李劼人传略》，《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12]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9页。 [13] 黎本初：《李劼人先生的一首轶诗》，《成都文物》1987年第2期。 [14]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8页。 四、第一篇白话小说 民国诞生，清帝退位，一个新时代开启了。 正当李家祥与同学们兴高采烈的时候，“都喇嘛”却宣布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分设中学被裁撤，尚未毕业的四、五两个年级——即丙班和丁班被一同归并到成都府联合中学堂的新甲新乙两班。此时距离李家祥毕业还有一年时间。在这最后一年里，“四班人成为一班，济济一堂，足有二百人的光景。我们在那儿又住了一年算是把旧制的五年中学弄毕了业，我们要算是这种制度的殿军” [1] 。从郭沫若文字的语气中可以看出，这一年同学多在混时间。难怪郭、李两位作家后来都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表达出对都永和监督的强烈不满甚至怨恨。 群英荟萃的“丙班”就此成为历史。许多年后，当不少的学生已成大材，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将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 “精公”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与同学相处关系很好，即使郭开贞这位“没有深交”的同学，在毕业前夕，也受邀去了一次李家祥的家中做客。其实李家祥是在以一种特殊的亲近方式向同学告别。很快他们就将天各一方了，一部分人升入了高等学堂，一些人分别去了上海、北京，还有人去了国外留学，最不济的也通过关系在社会上找到了工作。 毕业时，周无、李劼人、王光祈、魏嗣銮（时珍）、胡助等一批同学曾商量，毕业后都要到省外他们向往的地方去继续读书。周太玄后来回忆说：“这些人在一般同学中已经是非常熟悉和契投的，并相约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或北京去读书。” [2] 但李家祥并未动身出省去考学校，因为资助他学业的姑父刘碧仁恰在这年病逝了。李家祥顿时断绝了学费来源，而家中的微薄收入实在无力供他继续读书。“在辛亥年上半年，帮助我学费的亲戚死了，家里绝对挪不出费用来供我在中学毕业后再上高等学堂，所以我只好废学求业。” [3] 数十年后，作家在谈到青年时期这一经历时，心中还是充满遗憾的。 因家贫而未能升学的同学还有王光祈。这位因能做诗而与李家祥最为要好的同学，家境与李家祥一样困难。他出生以前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家产最多不过三四百两银子，而恒定的收入，仅仅温江县城外一个锅厂，每年可收二十几千文的租……一直到九岁，才进本地的私塾”。王光祈之能进入小学、中学，皆因他祖父的受业弟子赵尔巽为报师恩，对他多有关照；并且赵尔巽在任四川总督期间，还指拨了一千两银子在商号存息，每年可得息银四十余两。辛亥革命后，赵尔巽下台，这笔指拨的息银当然也就没了下落。也有资料说，存在商号中的银子在辛亥年成都遭“打启发”时被乱兵抢了，而且在1913年，王光祈又相继失去了两位亲人，一位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不满两岁的幼女。 贫困但并不潦倒的王光祈，在成都一家报馆找了个编稿的事做，时常有空来找李家祥，二人便不时相约到少城公园闲聊。可是时间一长，闲聊其实已成无聊。这是两个青年人最苦闷的时期。李劼人后来在《诗人之孙》一文中写道，王光祈“虽在一个无聊的报社里编稿子，但是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久，报馆关门，他就夹起小包裹一径跑回了温江” [4] 。李家祥也无事可做，终日在家以读小说、报刊和写诗词打发时间，有时候也帮母亲做些事，诸如搓朱砂保赤药丸，下厨房煮饭炒菜等等。前者是为生存，是李家祥不得不做的事，后者是为生活，且是李家祥颇感兴趣的。 朱砂保赤丸是李家的秘制药丸，专治小儿抽搐和成人高烧。李家对这个秘方一直秉承传男不传女的规定，传到家祥这一代，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到1950年，这个祖传的家规打破，秘方被继承者无私地送给了长顺街的一家老药铺，使其能惠及更多的患者。据说李劼人的女儿李眉曾向她母亲问起过秘方，得到的答复是：“方子早送出去了，也没有啥子秘密。我做的‘半单’药方是：按以前十六两市制计算，有：雄黄一钱（飞净）、桨子（巴豆）一钱、胆南星一钱、麝香五分、牛黄五分、朱砂一钱（飞净），以上各药加干面糊一两和匀，其中巴豆要用面裹后在微火上烘烤，然后剥去外壳，再用纸包起将油榨干。丸药颗粒比绿豆略小，做好后再汆一钱朱砂。” [5] 不过这是后话。 李家祥当年帮母亲制作的就是这种药丸。他在搓药丸时，常常是左手翻书，右手在瓷盘搓药丸，读书制药两不耽误。 然而，李家祥并没忘记好友王光祈的忠告，那就是尝试着写点文章向报刊投稿；而且王光祈已介绍他认识了一些报馆的编辑，他们也不时给李家祥一点临时采访任务。 辛亥革命后，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为更多的政客们纷纷登台抢夺革命果实大开了方便之门。连革命党人王孟兰都说：“所谓反正，不过是一种新名词，其实官还是官，幕友还是幕友，绅粮还是绅粮，平民百姓还是平民百姓，一切照旧，只不过把知县改为司令。” [6] 这与鲁迅在小说《药》中写到的情景是惊人地一致：“革命党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了什么称呼……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让李家祥强烈地感受到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报纸叫《晨钟报》，正在举办征文活动。编辑与李家祥相互都很熟悉，他们知道李家祥平日不仅喜欢看《民报》《神州日报》，还爱读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就鼓励他写文章。恰好适逢少城公园举办游园会，报馆编辑就派他去采访。李家祥来到少城公园，正赶上一幕拉选票的滑稽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四川有个政党叫共和党，是劫夺辛亥革命成果的，很反动。这一年他们为了拉咨议局的选票，就包园（原少城公园）办游园会，请人进去游览，不买票，还有招待。我记得请吃橘子的地方，还挂上一幅大旗，写着‘维持大局’四个大字，十分牵强。” [7] 于是李家祥以《游园会》为题，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小说：一个自作聪明的小市民和一个刚进城的乡下人，两人游园，一路走一路批评，又一路闹出不少笑话。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通过两人的对话，有力地讽刺了当时的政治现实。 《游园会》很快就在《晨钟报》刊登出来，作者署了个笔名“李劼人”。之所以取用这个名字，“意味着：奋进、坚定、勤勉、谨慎。不难看出，李劼人从青年时期就立志要做一个正直而勤奋、严谨而整饬的人。这同他的思想作风有关，也同他的‘精致’绰号有关” [8] 。从此李家祥成了李劼人，并且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 李劼人是哪一个？人们并不知道，但《游园会》的内容却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小说发表后，立即就引起了热烈反响。“刊出来的第一天，我非常兴奋，想搜集一下反映，就拿给熟人看，熟人捧我，说这是空前绝后之作。我又跑到街上挂报纸的地方，看看读报的人多不多，一看，有七八个人，看样子还很欣赏，这一下就给了我勇气，认为群众批准了。从那时起，我就立志当作家。” [9] 鲁迅也在这一年创作了他的处女作，那就是刊载在次年4月25日上海《小说月报》四卷第一号上，署名周逴的《怀旧》。作品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写辛亥革命到来时一位富家少爷金耀宗和秃先生以及一般下人的反应。文笔辛辣、讽刺，具有漫画色彩，生动地描绘了金耀宗和秃先生在听到革命到来时惶惶然若丧家犬的惊恐。鲁迅自己后来大约都把这篇文言作品忘了，更不会料到它会对李劼人的早期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很有意思的是，李劼人和鲁迅在1912年写作他们的第一篇作品时，都采用了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唯一的区别是鲁迅的《怀旧》是文言文，而李劼人的《游园会》则是白话文。 中国新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篇白话文是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五号《新青年》月刊上发表的鲁迅先生的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而李劼人的《游园会》则比《狂人日记》早了整整六年。当然《狂人日记》在思想深度和影响上可能要大大超越《游园会》，但无论如何，李劼人作为新文学史上真正的第一个白话文作家，其重要价值是不可忽视的。遗憾的是，《游园会》这篇李劼人最早的作品至今下落不明。在编辑《李劼人全集》时，笔者查阅了能够找到的1912年各地出版的《晨钟报》，唯独没有成都的这种报纸，只有寄希望于民间收藏家，看何时能够让这篇小说重见天日。 1912年对李劼人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从此确立了文学创作的信心；而对于中国新文学史来说，一个重要的符号开始形成。 [1]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9页。 [2] 周太玄：《关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1版，第537—538页。 [3]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页。 [4] 李劼人：《诗人之孙》，《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3页。 [5] 李眉：《一张秘方的故事》，《李劼人研究：2016》，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304页。 [6] 李劼人：新版《大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新第1版，第930页。 [7] 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全集》第9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第244页。 [8] 李眉：《李劼人轶事之一：其名的由来》，《四川工人日报》1987年8月15日。 [9] 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全集》第9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