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第一章　移民的后代

史学家蒙文通在谈及汉代闭塞的四川为什么会出现司马相如这样的大文学家时，认为是秦末移民的结果：“迁蜀的工商业者，既然提高了巴蜀的经济，迁蜀的知识分子，自然也会提高巴蜀的文化。” [1] 的确，纵观四川历史上的数次移民潮，每一次移民之后，都会出现文化的新气象，移民后代中会出现一批杰出的人物。 移民是一个很奇特的群体，他们不仅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而且在移民过程中会造就优良的精神，诸如吃苦耐劳、坚韧进取等品质。这些品质会化为血液传给子孙后代。 四川古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出现在明末清初。李劼人的先祖便是此时来到成都的移民。李劼人的母系来自陕西三原，父系则来自湖北黄陂。 李氏先祖入川后不像其他湖广移民，以插占土地成为自耕农，而是以经商和行医在城市立足。所以李家世代无田无产，是地道的城市平民。到李劼人父亲李传芳这一代，由于家庭境况并不太好，不得不辞别妻儿，到远离故土的江西谋生。六年后，九岁的李劼人与母亲，追寻着父亲的脚步去他乡与亲人团聚。可是好景不长，又过了六年，父亲突然病逝了。十五岁的少年四处求告，办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再沿着来时的路护送父亲灵柩回归故乡。 少年李劼人的首次远行，历经千辛万苦，像先祖入川一样，完成了一次思想与精神的成长旅行。 一、李氏先祖入川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 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满洲贵族的八旗军在关外纵横驰骋，大明官军自袁崇焕惨遭凌迟处死之后便一败涂地，最终东北全境落入清军之手。 历经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在李自成大顺军和清军及大明叛将吴三桂的多重打击下，终于在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走到了凄风苦雨的尽头。是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尽，明朝灭亡。清世祖顺治则从沈阳迁都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是为清顺治元年。 明朝末年的战乱，中国西南尤为惨烈。其中川西平原这块自东汉以后极少遭受战乱之苦的丰饶原野，此时却成了千里无人烟、处处是虎狼的荒凉之地。 崇祯六年（1633），“黄虎”张献忠率兵首次入川失利后，于次年再次卷土重来，终于打败了官军和地方武装，随即血洗成都。“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城中僧人最多，已达二千之数，因献忠惨杀，无一漏网者，其余住川中各州县人民，多遭杀戮”。 [2] 传教士安文思记录下了当年成都大屠杀的惨景。 张献忠屠城后便在成都称帝，建立起了号称“大顺”的大西国。然而，这个土皇帝与史上的割据政权最大不同在于，他给四川带来的并不是偏安一隅的和平，反而是无穷无尽的破坏和杀戮。张献忠与官军和地方武装的相互攻伐，本来已致四川人口急遽减少，民不聊生。不料，大西政权建立后，又再次对士人进行了有意识的屠杀。因此张献忠所搭建的大西国“草台班子”很快就失去了百姓的支持，仅仅存在两年就草草收场，随即便是更加惨绝人寰的大浩劫。大西军在撤出成都之前，对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进行了彻底的毁灭，将首次屠城后新迁入城的百姓再一次杀光，城市被付之一炬，带不走的宫殿、民居均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献忠由川往陕，离成都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嗣在城外见隆烟腾空，火光烛照，大为狂喜。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烬”。离城后，“献忠率领大队人马沿途奸掠烧杀，所过村庄场镇，尽成丘墟” [3] 。 “张献忠剿四川”的史事不仅记录在清代诸多的地方文献如《滟滪囊》《蜀难叙略》《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等书中，而且也在民间一代代口头流传。2016年至2020年连续三期发掘的江口古战场考古遗址，出土了张献忠掠夺的大量财宝，其中除了官府的金银之外，还有不少的民间金银，包括女人的首饰，以充足的实物证明了张献忠抢劫杀戮的行径。 明亡数百年后，一位移民的后代，也就是本书的主角李劼人在谈及成都历史时，仍然对这场空前的浩劫痛心疾首：“在公元1646年初，（张献忠）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都集中起来，城墙都拆平，所有房屋都烧毁。单以成都而言，在他（指张献忠）彻底败坏了六个月，将人民和军队一起带走后，城内城外几乎全光了……一直到公元1659年，十三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到1659年清四川巡抚高民滕奏请省会由阆中仍迁成都，才开始有了人烟。” [4] 以上引文描述的仅仅是作家笔下成都城内的惨景，实际上，在学者的研究中，当年四川广大的农村也依然是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康熙二年（1663），赴蜀地任巡抚的张德地自剑门关入川，沿途所见的荒凉就曾令他大为震惊：“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烟爨；迨至郡邑，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张德地由顺庆府（今四川南充）至重庆、泸州看到的则是：“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再看成都，“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已鞠为茂草矣”。偌大的千年古都竟然使清廷的总督衙门无以立足，省会只好暂时设置于川西北小城阆中。由此可见当时四川人口的锐减程度。 数十年的战乱，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糟蹋成了一个虎狼成行的人间地狱。至康熙六年（1667），崇庆县仅有“一百三十三丁，不过数百人”。新津县土著仅余数姓，然皆逃外县，匿迹洪雅。“民无孑遗，荒榛满目”。郫县“土著之民，靡有孑遗，如孙村、范村、刘村等皆因其姓而名之，而户口则甚寥寥”。邛崃县“连年兵灾疫病，人口严重流失，庐舍成墟”。省会成都在顺治四年（1647）尚有“残民千余家”，至康熙三年（1664）时则仅余“数家”。 [5] 曾经被誉为“扬一益二”的富庶都会败落成荒冢野乡。 战火、瘟疫、虎患，造成了人口的大灭绝。面对地广人稀，严重影响赋税的四川，清朝初定时，官府一方面招抚四川原籍流民返乡，另一方面则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外籍百姓移民四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 这次中国的人口大迁徙从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至嘉庆元年（1796）结束，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来自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江西、陕西、贵州等省的大批移民进入四川，终于使天府之国重新燃起了人间烟火，绵绵的土地上逐渐恢复了生机。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吃苦耐劳，开拓奋进，耕读传家。许多家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渐渐兴旺发达。至二百七十年以后，清王朝寿终正寝之前，移民的后代中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名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生的有名人物就有军事家和政治家如朱德、陈毅，还有科学家周太玄、刘子华，哲学家贺麟，文艺家王光祈、郭沫若、李劼人、巴金、艾芜等等，不一而足。 文学家李劼人在长篇小说《大波》中介绍主人公时，说：“楚子材的远祖，趁着张敬轩讳献忠的，以及摇黄十三家，以及当日一般据地自雄的土英雄，努力把四川人口杀尽，把四川地面腾空之后若干年，跟着招募人员，毅然决然舍去了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的瘠土，来到四川新津县，用竹竿插占了一片沃土，从此便以稼穑传家。”这段文字所写，其实就是一般“湖广填四川”移民的经历。艾芜（汤道耕）在《我的幼年时代》中讲述新繁县汤氏先祖入川时，就是这同样的经历。 李劼人的先祖也是这大移民队伍中的一员。只是他没有在荒凉的乡村去插占土地，而是靠灵活的头脑和中医手艺，在残垣断壁的城市中安下身来。 对于本书的主角李劼人而言，在“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千家万户中，有两个人至关重要，他们是李劼人的两位先祖。这两位移民先祖一个姓杨，名兴；另一个姓李，名述明。杨兴是李劼人母系的先祖，亦是李劼人夫人杨叔捃的七世祖先，李述明则是李劼人父系的八世祖先。 先说杨氏一族。 据李劼人抄录的《旧账》中的祭文和老岳（李劼人女婿）所写《李劼人先生的外家》一文所述，杨家入川第一代先祖杨兴，原籍陕西三原县，在清朝初年平定川滇后，由陕西贩布入川，定居成都。之后历经杨继谋、杨建如三代，均“家道贫”，“门衰祚薄难比论”。至第四代杨海霞，由于经营有方，遂开始发迹，在成都磨子街 [6] 买下一片院落，并不断扩充，取名“四知堂”，差不多占了半条街。杨家在“不数年间，田产房屋，无不加赠” [7] ，成为此街上与另一座杨家府第——即明朝状元杨慎（字升庵）后人的府第相比肩的豪门深宅。 杨海霞养育有四男四女，二子杨炯南、四子杨炤南均未获得功名，便随父继续经商；长子杨煜南，则在成都府试中获得头榜秀才，三子杨焕南不仅中了秀才，后又补为廪生，肄业于成都锦江书院，被川中名宿、理学家李惺收为门徒。李惺曾官至左春坊左赞善，与曾国藩同时奉旨，以在籍翰林的身份办团练。因为这层关系，当杨海霞去世时，杨焕南以廪生名义禀报并经李惺以翰林身份举荐，杨海霞取得了“修职佐郎”的官称封号，其夫人王氏也获得七品诰命。“杨家为杨海霞大办丧事时，李惺不拘一格充当了丧事‘点主官’，由此还可看出翰林李惺同杨焕南之间很不寻常的师生情谊” [8] 。后杨海霞被其子孙尊为“海霞公”。 杨海霞的四个儿子分为四房，共有十一个孙子。杨焕南四兄弟也被他们的后代依次尊为“培之公”“景之公”“畅之公”“蔚之公”。在杨家家谱列祖列宗的画像上，都着上了清代七品官员的蓝翎马褂。其中四房“蔚之公”杨炤南的次子杨拥，也就是杨海霞的第八孙，便是李劼人的嫡亲外祖父。而三房“畅之公”杨焕南的独子杨栋，则是李劼人的三外祖父，也是李劼人夫人杨叔捃的祖父。这样梳理下来，李劼人与杨叔捃乃是三代之后五服以内的堂表兄妹。 杨家传到李劼人舅父那一辈，还“式微之象未著，尚及恭逢热闹”，他们之中出了几位秀才、廪生，还出过一位教谕，并且都能书画诗文，直到民国早期还有人做过县知事、征收局长和提款委员之类的官吏。在晚清直至民国初期的成都省城，杨家确乎是一个有名的世家。 再看李氏家族。 李劼人的八世祖李述明原籍湖北黄陂（今湖北武汉黄陂区）人，他入川时间似乎比杨兴略早。据李劼人之女李眉说：“其八世祖李述明于清朝初叶逃荒入川。沿途贩卖布匹，兼行中医，后到四川省成都定居。” [9] 李劼人的两位先祖都是贩布入川，看来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许多移民谋生的手段。大量的移民在长时间的迁徙中，肩挑背磨，加之风餐露宿，衣服磨损快，消耗量增大，便给另一些移民提供了谋生的机遇。这种谋生的手段以及经营的头脑，作为一种家族基因，会在一定时候，在他们的后人中再次得到延伸并发扬。 与杨兴入川时不同，李述明还多了一门祖传的医术，贩布之外还兼行中医，这一家传医术一直在其后人中延续。李劼人的青少年时代，还多亏了祖先传下的一种制药秘籍，才极大缓解了来自经济的压力。 李家不如杨家走运，入川后传了七代，还依然无房产、无田产，是典型的城市平民。正如李劼人自己所说：“自我八世祖由湖北黄陂县逃荒，一路贩卖布匹和行医，入川定居以来，到我修建了这几间茅屋，才算有了自己的住宅。” [10] 李家后人也是在李劼人这一代才算“显赫”起来，李劼人不仅成了一代著名的作家，而且还官至四川省会成都市的副市长。 自李述明入川后，其后人从第五代起，开始按“正大传家远，诗书处世长”十字排列辈分。李氏家族人丁一直不旺，“正”字辈曾经有兄弟四人，但老大老二都过早离世。老三李正康以教私塾兼行医开中药铺为业，他还出售以祖传秘方研制的中成药“朱砂保赤丸”，这种药对治疗小儿肚子痛有特效。因此李家的生活虽不算殷实，相对一般贫民却也好过许多。然而，李正康没有后代，他去世后，这一房人也就断绝了；余下的一房人便只有行四的李正庸了。李正庸先后娶了一妻一妾，尽管他的寿数也不长，却留下了两个儿子，妻所生一子，名李大卿；而如夫人则生有一子一女，其子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十岁时病故；其女嫁到金堂县，至20世纪40年代寿终，是为李劼人唯一的姑祖母。 李大卿寿命也不长，儿子还年幼时，他就离世了，只活了二十一岁。所以李劼人说：“父亲幼孤，在他外家涪州（今重庆涪陵）彭家坝抚养到十八岁方回成都，小考入学，即在成都教私塾，并承继祖业中医。” [11] 这个幼孤的儿子，名叫李传芳，字幼卿，就是李劼人的父亲。李传芳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十一岁时在江西病故，仅比他叔父多活了一岁。 李传芳病故时，他唯一的儿子李劼人只有十五岁。这位少年丧父的李氏家族的唯一传人，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渐渐地成长为光照文学史册的一代著名作家。 [1]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96页。 [2]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6—27页。 [3]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9页。 [4] 李劼人：《成都历史沿革》，《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3月第1版，第11页。 [5] 上述引文转引自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11页。 [6] 磨子街是与状元街相连的一条街道，民国初年因城市建设而消失，余下一段并入状元街。 [7] 老岳：《李劼人先生的外家》，《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3月第1版，第93页。 [8] 老岳：《李劼人先生的外家》，《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3月第1版，第93页。 [9] 李眉：《李劼人年谱》，《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10]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3页。 [11]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页。 一、李氏先祖入川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 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满洲贵族的八旗军在关外纵横驰骋，大明官军自袁崇焕惨遭凌迟处死之后便一败涂地，最终东北全境落入清军之手。 历经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在李自成大顺军和清军及大明叛将吴三桂的多重打击下，终于在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走到了凄风苦雨的尽头。是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尽，明朝灭亡。清世祖顺治则从沈阳迁都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是为清顺治元年。 明朝末年的战乱，中国西南尤为惨烈。其中川西平原这块自东汉以后极少遭受战乱之苦的丰饶原野，此时却成了千里无人烟、处处是虎狼的荒凉之地。 崇祯六年（1633），“黄虎”张献忠率兵首次入川失利后，于次年再次卷土重来，终于打败了官军和地方武装，随即血洗成都。“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城中僧人最多，已达二千之数，因献忠惨杀，无一漏网者，其余住川中各州县人民，多遭杀戮”。 [2] 传教士安文思记录下了当年成都大屠杀的惨景。 张献忠屠城后便在成都称帝，建立起了号称“大顺”的大西国。然而，这个土皇帝与史上的割据政权最大不同在于，他给四川带来的并不是偏安一隅的和平，反而是无穷无尽的破坏和杀戮。张献忠与官军和地方武装的相互攻伐，本来已致四川人口急遽减少，民不聊生。不料，大西政权建立后，又再次对士人进行了有意识的屠杀。因此张献忠所搭建的大西国“草台班子”很快就失去了百姓的支持，仅仅存在两年就草草收场，随即便是更加惨绝人寰的大浩劫。大西军在撤出成都之前，对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进行了彻底的毁灭，将首次屠城后新迁入城的百姓再一次杀光，城市被付之一炬，带不走的宫殿、民居均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献忠由川往陕，离成都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嗣在城外见隆烟腾空，火光烛照，大为狂喜。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烬”。离城后，“献忠率领大队人马沿途奸掠烧杀，所过村庄场镇，尽成丘墟” [3] 。 “张献忠剿四川”的史事不仅记录在清代诸多的地方文献如《滟滪囊》《蜀难叙略》《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等书中，而且也在民间一代代口头流传。2016年至2020年连续三期发掘的江口古战场考古遗址，出土了张献忠掠夺的大量财宝，其中除了官府的金银之外，还有不少的民间金银，包括女人的首饰，以充足的实物证明了张献忠抢劫杀戮的行径。 明亡数百年后，一位移民的后代，也就是本书的主角李劼人在谈及成都历史时，仍然对这场空前的浩劫痛心疾首：“在公元1646年初，（张献忠）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都集中起来，城墙都拆平，所有房屋都烧毁。单以成都而言，在他（指张献忠）彻底败坏了六个月，将人民和军队一起带走后，城内城外几乎全光了……一直到公元1659年，十三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到1659年清四川巡抚高民滕奏请省会由阆中仍迁成都，才开始有了人烟。” [4] 以上引文描述的仅仅是作家笔下成都城内的惨景，实际上，在学者的研究中，当年四川广大的农村也依然是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康熙二年（1663），赴蜀地任巡抚的张德地自剑门关入川，沿途所见的荒凉就曾令他大为震惊：“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烟爨；迨至郡邑，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张德地由顺庆府（今四川南充）至重庆、泸州看到的则是：“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再看成都，“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已鞠为茂草矣”。偌大的千年古都竟然使清廷的总督衙门无以立足，省会只好暂时设置于川西北小城阆中。由此可见当时四川人口的锐减程度。 数十年的战乱，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糟蹋成了一个虎狼成行的人间地狱。至康熙六年（1667），崇庆县仅有“一百三十三丁，不过数百人”。新津县土著仅余数姓，然皆逃外县，匿迹洪雅。“民无孑遗，荒榛满目”。郫县“土著之民，靡有孑遗，如孙村、范村、刘村等皆因其姓而名之，而户口则甚寥寥”。邛崃县“连年兵灾疫病，人口严重流失，庐舍成墟”。省会成都在顺治四年（1647）尚有“残民千余家”，至康熙三年（1664）时则仅余“数家”。 [5] 曾经被誉为“扬一益二”的富庶都会败落成荒冢野乡。 战火、瘟疫、虎患，造成了人口的大灭绝。面对地广人稀，严重影响赋税的四川，清朝初定时，官府一方面招抚四川原籍流民返乡，另一方面则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外籍百姓移民四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 这次中国的人口大迁徙从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至嘉庆元年（1796）结束，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来自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江西、陕西、贵州等省的大批移民进入四川，终于使天府之国重新燃起了人间烟火，绵绵的土地上逐渐恢复了生机。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吃苦耐劳，开拓奋进，耕读传家。许多家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渐渐兴旺发达。至二百七十年以后，清王朝寿终正寝之前，移民的后代中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名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生的有名人物就有军事家和政治家如朱德、陈毅，还有科学家周太玄、刘子华，哲学家贺麟，文艺家王光祈、郭沫若、李劼人、巴金、艾芜等等，不一而足。 文学家李劼人在长篇小说《大波》中介绍主人公时，说：“楚子材的远祖，趁着张敬轩讳献忠的，以及摇黄十三家，以及当日一般据地自雄的土英雄，努力把四川人口杀尽，把四川地面腾空之后若干年，跟着招募人员，毅然决然舍去了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的瘠土，来到四川新津县，用竹竿插占了一片沃土，从此便以稼穑传家。”这段文字所写，其实就是一般“湖广填四川”移民的经历。艾芜（汤道耕）在《我的幼年时代》中讲述新繁县汤氏先祖入川时，就是这同样的经历。 李劼人的先祖也是这大移民队伍中的一员。只是他没有在荒凉的乡村去插占土地，而是靠灵活的头脑和中医手艺，在残垣断壁的城市中安下身来。 对于本书的主角李劼人而言，在“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千家万户中，有两个人至关重要，他们是李劼人的两位先祖。这两位移民先祖一个姓杨，名兴；另一个姓李，名述明。杨兴是李劼人母系的先祖，亦是李劼人夫人杨叔捃的七世祖先，李述明则是李劼人父系的八世祖先。 先说杨氏一族。 据李劼人抄录的《旧账》中的祭文和老岳（李劼人女婿）所写《李劼人先生的外家》一文所述，杨家入川第一代先祖杨兴，原籍陕西三原县，在清朝初年平定川滇后，由陕西贩布入川，定居成都。之后历经杨继谋、杨建如三代，均“家道贫”，“门衰祚薄难比论”。至第四代杨海霞，由于经营有方，遂开始发迹，在成都磨子街 [6] 买下一片院落，并不断扩充，取名“四知堂”，差不多占了半条街。杨家在“不数年间，田产房屋，无不加赠” [7] ，成为此街上与另一座杨家府第——即明朝状元杨慎（字升庵）后人的府第相比肩的豪门深宅。 杨海霞养育有四男四女，二子杨炯南、四子杨炤南均未获得功名，便随父继续经商；长子杨煜南，则在成都府试中获得头榜秀才，三子杨焕南不仅中了秀才，后又补为廪生，肄业于成都锦江书院，被川中名宿、理学家李惺收为门徒。李惺曾官至左春坊左赞善，与曾国藩同时奉旨，以在籍翰林的身份办团练。因为这层关系，当杨海霞去世时，杨焕南以廪生名义禀报并经李惺以翰林身份举荐，杨海霞取得了“修职佐郎”的官称封号，其夫人王氏也获得七品诰命。“杨家为杨海霞大办丧事时，李惺不拘一格充当了丧事‘点主官’，由此还可看出翰林李惺同杨焕南之间很不寻常的师生情谊” [8] 。后杨海霞被其子孙尊为“海霞公”。 杨海霞的四个儿子分为四房，共有十一个孙子。杨焕南四兄弟也被他们的后代依次尊为“培之公”“景之公”“畅之公”“蔚之公”。在杨家家谱列祖列宗的画像上，都着上了清代七品官员的蓝翎马褂。其中四房“蔚之公”杨炤南的次子杨拥，也就是杨海霞的第八孙，便是李劼人的嫡亲外祖父。而三房“畅之公”杨焕南的独子杨栋，则是李劼人的三外祖父，也是李劼人夫人杨叔捃的祖父。这样梳理下来，李劼人与杨叔捃乃是三代之后五服以内的堂表兄妹。 杨家传到李劼人舅父那一辈，还“式微之象未著，尚及恭逢热闹”，他们之中出了几位秀才、廪生，还出过一位教谕，并且都能书画诗文，直到民国早期还有人做过县知事、征收局长和提款委员之类的官吏。在晚清直至民国初期的成都省城，杨家确乎是一个有名的世家。 再看李氏家族。 李劼人的八世祖李述明原籍湖北黄陂（今湖北武汉黄陂区）人，他入川时间似乎比杨兴略早。据李劼人之女李眉说：“其八世祖李述明于清朝初叶逃荒入川。沿途贩卖布匹，兼行中医，后到四川省成都定居。” [9] 李劼人的两位先祖都是贩布入川，看来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许多移民谋生的手段。大量的移民在长时间的迁徙中，肩挑背磨，加之风餐露宿，衣服磨损快，消耗量增大，便给另一些移民提供了谋生的机遇。这种谋生的手段以及经营的头脑，作为一种家族基因，会在一定时候，在他们的后人中再次得到延伸并发扬。 与杨兴入川时不同，李述明还多了一门祖传的医术，贩布之外还兼行中医，这一家传医术一直在其后人中延续。李劼人的青少年时代，还多亏了祖先传下的一种制药秘籍，才极大缓解了来自经济的压力。 李家不如杨家走运，入川后传了七代，还依然无房产、无田产，是典型的城市平民。正如李劼人自己所说：“自我八世祖由湖北黄陂县逃荒，一路贩卖布匹和行医，入川定居以来，到我修建了这几间茅屋，才算有了自己的住宅。” [10] 李家后人也是在李劼人这一代才算“显赫”起来，李劼人不仅成了一代著名的作家，而且还官至四川省会成都市的副市长。 自李述明入川后，其后人从第五代起，开始按“正大传家远，诗书处世长”十字排列辈分。李氏家族人丁一直不旺，“正”字辈曾经有兄弟四人，但老大老二都过早离世。老三李正康以教私塾兼行医开中药铺为业，他还出售以祖传秘方研制的中成药“朱砂保赤丸”，这种药对治疗小儿肚子痛有特效。因此李家的生活虽不算殷实，相对一般贫民却也好过许多。然而，李正康没有后代，他去世后，这一房人也就断绝了；余下的一房人便只有行四的李正庸了。李正庸先后娶了一妻一妾，尽管他的寿数也不长，却留下了两个儿子，妻所生一子，名李大卿；而如夫人则生有一子一女，其子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十岁时病故；其女嫁到金堂县，至20世纪40年代寿终，是为李劼人唯一的姑祖母。 李大卿寿命也不长，儿子还年幼时，他就离世了，只活了二十一岁。所以李劼人说：“父亲幼孤，在他外家涪州（今重庆涪陵）彭家坝抚养到十八岁方回成都，小考入学，即在成都教私塾，并承继祖业中医。” [11] 这个幼孤的儿子，名叫李传芳，字幼卿，就是李劼人的父亲。李传芳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十一岁时在江西病故，仅比他叔父多活了一岁。 李传芳病故时，他唯一的儿子李劼人只有十五岁。这位少年丧父的李氏家族的唯一传人，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渐渐地成长为光照文学史册的一代著名作家。 [1]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96页。 [2]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6—27页。 [3]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9页。 [4] 李劼人：《成都历史沿革》，《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3月第1版，第11页。 [5] 上述引文转引自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11页。 [6] 磨子街是与状元街相连的一条街道，民国初年因城市建设而消失，余下一段并入状元街。 [7] 老岳：《李劼人先生的外家》，《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3月第1版，第93页。 [8] 老岳：《李劼人先生的外家》，《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3月第1版，第93页。 [9] 李眉：《李劼人年谱》，《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10]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3页。 [11]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页。 二、端娃子的童年 清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即公元1891年6月20日，成都经历司街 [1] 的一户李姓市民家中传出了弄璋之喜，李传芳的妻子杨氏顺利产下了一胖男孩。李家居住的小院子顿时热闹起来，老少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左邻右舍前来道喜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还为产妇送来坐月子所需的红糖、鸡蛋、醪糟、挂面等；李家的亲戚，尤其是杨氏的娘家更是送来了大礼，不仅有礼金，还有不少产妇的滋补品、婴儿的衣物等等。无论亲戚朋友还是周围邻居，都为李传芳家新添男丁感到高兴。李家世代男丁稀少，此一男孩的诞生，意味着李家香火有人继承了。 成都人，抑或说是咱中国普通百姓人家，数千年来一直有一个优良传统，谁家有个大小事情，邻里左右都会相互帮衬；谁家若遇上喜事，那附近的老老少少也会跟着沾上喜庆。那几天，李家每天都要煮不少红蛋，以此答谢前来祝贺的人们。《李劼人自传》手迹 新生儿的出生为李家带来了新的希望，最高兴的当然是婴儿的曾祖母周氏。这位初通诗文的老太太即是李正庸的正房妻子。重孙的出生使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喜出望外，她整天想的就是李家一脉的香火谁来传承。李家男丁从她丈夫这一辈开始，不是早逝就是无后，如今孙子已经二十七岁了，总算盼来了这个重孙子，将来到阴间见到丈夫，也好向他报告这一喜讯。周老太太那几天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愁眉许久的苦脸终于灿烂地舒展开来。婴儿的来临更是让李传芳乐不可支，心情大好。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许多别的人家，像他这样年纪的男子，小孩子早都该发蒙读书了，可自己的儿子却才出生。不过，虽说儿子来得迟了，却总算没有辜负先辈的厚望。 李家人对这一新生儿的降临满怀欢欣和希望，是因为他们从新生婴儿的身上看到了家庭的未来。许多年后，这个婴儿早已经长大成名，在写《自传》时，道出了家人当年的心境：“我出生后，家中人口计有：一位曾祖母，于一九一一年去世，得年九十四岁；一位姨曾祖母，于一九零六年病故，约得年六十以上；一位祖母，于一九一六年病故，得年七十三岁；一位叔祖父，系姨曾祖母所生，于一九零五年病故，得年四十岁，虽娶了妻，却无子女，其妻亦早死。” [2] 从这段记述文字中可看出，此时的李家除了两代寡母以外，四辈人中加上新生儿才三个男性。 李家婴儿出生的日期是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五月十四日，此时距端午节刚过去几天。李传芳与妻子商量，便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端端”，意为端午节过后出生的娃娃，昵称“端娃子”。端午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是为缅怀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纪念日，所以历代文人又视端午节为诗人节。端端似乎天生就与文字结缘，好像冥冥之中已透露出这个男婴与生俱来的诗性。多年后，当年的小端端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时候，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小名中所蕴含的玄机。当然，父母给他取这个小名也许并没想那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有的父母潜意识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得端端正正，漂漂亮亮。李传芳看到儿子那张粉嫩的小脸，五官漂亮又分布匀称，尤其一对大眼睛下的鼻梁棱角分明，实在透露出未来帅小伙儿的俊气，用端正来形容是再准确不过了。有了小名，当然还得取大名。端端的大名是从入川第五世祖开始排下来的，到这一辈正好是“家”字辈。李传芳便给儿子取名叫“李家祥”，希望李家从此如意吉祥。 李家祥出生及幼年生活的19世纪末，古老的华夏大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廷正急遽走向末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就进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外部列强环伺，不断蚕食中华山河：英国强占了香港，葡萄牙攫取了澳门，而沙皇俄国则从中国掠夺了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一片大桑叶状的国土啃噬成了“鸡头”。东洋人也不甘落后，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不断侵占中国的藩属国，之后又趁着西方列强蚕食中国之机，通过史称“甲午战争”的黄海之役，彻底摧毁了大清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水师；还强迫腐朽的清政府割地、赔款，不仅强加给中国人民繁重的经济负担，还抢占了中国东南的海上宝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达半个世纪之久。 清廷对外战争的一系列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数十年的强国梦顷刻化为乌有。而在国内，也是烽火连绵，农民暴动不断，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太平天国先后起事，差点就让江山易主了，后虽经曾国藩等一干能臣力挽狂澜，但清廷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倾斜的大厦只不过暂时添了几根临时的支撑而已。 国家的内忧外患，使不少仁人志士痛心疾首，旨在民族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中国各地蓬勃开展。但这一切对于不谙世事的小端端来说是全然不知的，他还是一个集全家宠爱于一身的孩子，正在无忧无虑地成长。其实，地处西陲之地的四川广大民众对于国家的危亡也无甚感觉。除了少数有见识的读书人之外，麻木的老百姓关心的只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对于来到内地的洋人，人们除了惊诧就是好奇，进而视之为妖魔鬼怪。几十年后，小端端已成为一名作家，回想起童年时代的情景，他把成都的这一段社会历史称为“死水”和“微澜”时期。 “死水”和“微澜”时期的川西平原继续延伸着数千年来农耕文明的田园梦想。生活在城里的居民恬静而安详，遍布于大街小巷的是数百家大小茶铺，从早到晚都是人来人往；酒楼饭铺当然也时常人满为患；夜晚的川戏园子更是座无虚席，丝竹锣鼓伴着悦耳的唱腔过后，便爆发出阵阵喝彩声。成都城地处川西平原腹地，成都人的生活两千多年以来除了少数几次数得着的战乱之外，一直就是这样怡然自得。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川西平原土地的滋养。周慎王五年（前316），秦国灭掉古蜀国之后，为了将蜀郡建设成进攻楚国的战略基地，派蜀守李冰在成都西北岷江的出山口修筑了一座惠泽千古的都江堰，从此川西平原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膏腴之地。春日，成都城内外繁花似锦，意趣盎然；夏日，当沉甸甸的麦子刚收回仓，水汪汪的田畴又插满了碧绿的秧苗；秋日，当荷塘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的时候，平原上已是金浪翻滚了；到冬天，当北国冰封万里雪飘之际，川西平原薄雾轻柔的田野却是片片绿色。川西平原的丰饶与富足便如此年复一年养育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也养育着成都这座繁华的千年都市。 “端娃子”李家祥便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儿时所感受到的川西乡村的富庶和九里三分的成都城市的繁荣，从此在小端端头脑中扎了根。几十年后，他头脑中的这些景象不断地通过他的笔尖流泻到他的书稿中，并最终演绎成了中国新文学中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 不过此刻的小端端还不识字，正在懵懵懂懂地快乐生活着。 [1] 经历司街是清代经历司署衙所在地，此街现已不存。据陈德棣先生《李劼人出生地考》，清代经历司街即是今天的华兴东街。参见《李劼人研究：2007》一书。 [2]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页。 三、两次发蒙 转眼间，端端三岁了。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在一般成都人的家庭并未到读书认字的年龄，甚至许多这么大的娃娃还在追着母亲要奶吃。 [1] 但是，有诗书传统的人家则希望孩子早一点读书认字。李传芳看到一些有钱人家并不把发蒙的事看得很重，胡乱教孩子认几个字便算发蒙了。殊不知，小儿一生的好歹，都在这发蒙上定轻重。于是父母商量着要找一个品学兼优，又有功名的先生来给端端发蒙。母亲一下想到了端端的幺外公。 于是光绪二十年（1894），端娃子由母亲杨氏带回娘家，即磨子街杨家大院，请她的幺爸，也就是端娃子的堂幺外公、排行十一的杨材为端端发蒙。“犹记余三岁时（大约尚未满三岁），一日，母亲率余到外家大堂屋，在祖宗前点大烛一对，请幺外公为余发蒙，照例磕头后，幺外公以红单页写《三字经》四句，就茶几上教三次曰：‘幼而学，壮而行，上至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并笑曰：‘好好上进，莫要学我当一辈子老童生。’” [2] 所谓发蒙，就是启发蒙昧，是小孩子读书识字的开始。旧时小孩发蒙是一件十分庄重的事情，首先是要选择好日子，由蒙师带领在孔子画像前上香叩首，然后才教小孩认识最初的几个字。端端发蒙当然也离不开这样的仪式，所不同的是，端端发蒙时并没有对着孔子画像磕头，而是对着祖宗牌位行礼。这一天的情景，后来被成年后的李劼人写进了短篇小说《儿时影》其二之中。 杨材对端端的教导也可谓肺腑之言，既体现了老辈对晚辈的厚望，也是一个读书人对自己没能博取功名的无奈叹息。杨材读了一辈子“四书”“五经”，最终连个生员（秀才）的名号都没能博取，心中的悲凉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只好把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寄托在这个幼小的外侄孙儿身上。 端端从光绪二十年开始便逐渐认识了已有数千年历史的汉字，并受到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的熏陶和洗礼。遗憾的是这位老童生幺外公没多久就去世了，端端的学业也就停顿下来。不过，父亲倒是经常教儿子读《孝经》《三字经》，甚至还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其中有一首词《鹧鸪天》是这样的：“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著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龙为马，玉作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月里嫦娥爱少年。”词中寄托了一代代读书人的理想追求，也是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殷殷希望，即通常所教小孩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懵懂的幼儿并不知道词的意思，只是跟着父亲背诵便是。 这一年国际国内都接连有大事发生。八月一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即在黄海大战中，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引来了列强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先生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在国内不断爆发，中国人的爱国激情渐渐被唤醒。 李家在这一年也有一件重要事情，那就是李传芳接受了一位在江西任知县的亲戚邀请，去知县手下谋了个掌管公文书信往来的差事，便从此留在了江西，靠笔墨和行医为生。 李传芳去江西并未携带妻儿，端端与母亲仍留在成都生活。光绪二十二年（1896），端端跟随母亲和曾祖母、祖母一道离开了他的出生地经历司街，移居到磨子街杨家大院，住进了外祖父家的后院。这个后院的位置实际上在指挥街118号。 在杨家大院，端端有了许多玩伴，杨家有三个表哥、五个表姐，还有表妹，他们常在一起玩耍，比起住在经历司街实在愉快多了。小时候的李家祥人长得又黑又瘦，伙伴儿们就给他取了个绰号“猴子”。其实在成都话中，称小孩“猴子”还有另外的含义，一是敏捷聪明，二是调皮捣蛋。“端娃子”李家祥大概是这两样都兼而有之，所以得了这个外号。李劼人父亲李传芳李劼人母亲杨氏 与所有小孩一样，李家祥总爱缠着大人讲故事。母亲、祖母、曾祖母、外祖母都给他讲过故事，什么《安安送米》《孙悟空大闹天宫》《王祥卧冰》《杜鹃啼血》《马蚕娘娘》《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等都听过不止一遍。此外他还常常跑到街口的茶铺去听人说书，“我家门口有个茶铺，近几夜正请了一位说评书的，讲说《水浒传》，我前几夜曾去听来，十分好听” [3] 。此外还听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之类。民间故事和说书人讲的评书，是幼年李家祥获得的最初的文学启蒙，他讲故事的本领便是从这里开始学习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家祥六岁，十三舅父杨赞贤（字襄如）为他第二次发蒙。后来李劼人曾经说他真正的蒙师是这位十三舅父。 杨襄如先生是温江县秀才，曾留学日本，为人方正，话语幽默，且能书画诗文。家祥做了这位舅父一年的私塾弟子，学到了不少知识。在杨家大院内，家祥先是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孝经》《幼学琼林》等，后又系统学习了“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又熟读了《龙文鞭影》《地球韵言》《诗品》《唐诗三百首》。然后又继续学习《诗经》《书经》《礼记》等儒家经典。 十三舅父之后，另外换了私塾老师。李劼人转到灵官庙读书，这位私塾老师便没有舅父那般仁慈了，不仅迂腐，而且刁钻、严苛，学生稍有差池或背不出书，便会吃老师一顿“干笋子熬肉”。家祥从此对私塾先生没有好感。许多年后，他在写小说时，私塾先生那种腐朽、邋遢、刻薄、贪婪的印象还清晰地出现在他眼前。 家祥聪明，学习又肯上心，老师的戒尺倒是挨得少，但他并不觉得快乐，尤其是感觉瞌睡总是睡不够。私塾的读书时间是，从清早起床入学堂后，一直到打二更，中间是没有休息的，只有早午两餐，或上茅厕的时间除外；一年到头也无假期，只有端阳、中秋各放学三天，以及过年可以耍半个月，除此之外，就只有生疮害病才能得以短暂休学。儿时的李家祥心中竟常常盼望自己能生病。病了不仅可以逃学，而且还能够得到妈妈的心疼。有时家祥想装病，装个肚子痛、头痛之类的，这虽然可以暂且免去读书之苦，却又不得不吞下一碗碗的汤药，也是一桩极苦的事。 时间就在如此疲倦中过去。光绪二十六年（1900），李家祥九岁。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拳民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盲目排外，滥杀无辜；清政府也自不量力，悍然对世界列强宣战，结果引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义和团也影响到了成都，廖观音和她组织的红灯照信徒一度啸聚山林，占州县，烧教堂，杀洋人，一时间曾闹得成都省城人心惶惶。 不过，李家祥并未受到影响。此刻他已经在私塾学习了三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有较为直观的了解。只是对父亲的记忆却有些模糊了，细细算来，李传芳离开家已经六年之久。父亲去江西时，小端端才三岁，如今六年过去了，除了母亲常常念叨父亲之外，父亲在家祥心中已仅仅是一个符号。 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李传芳打信来了。信中说，他用几年来在江西积攒的几百两银子捐了一个典史指分后补 [4] ，希望杨氏带着儿子一道去江西与他团聚。 捐官是中国古代很久远的一项制度，始于秦汉，尤甚于清代。这是朝廷为充盈国库财政空虚而采取的补足办法，却由此形成了国家吏制的腐败。捐款上位的官员，不仅要想法赚回自己的本钱，还可趁机大捞一把，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是如此。据说辛亥年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掉了脑壳的封疆大吏赵尔丰就是捐官起家的。 接到江西来信，端端的母亲李杨氏此时正有腿疾，但想到已经与丈夫分别多年，儿子也已这么大了，便不顾病痛折磨以及旅途的千难万险，毅然决定前往江西。家人只好为远行的母子俩凑足盘缠，并订了远航的船。于是从未出过远门的端端，跟随母亲来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下游的望江楼码头。 九岁的李家祥要追随父亲的脚步去远行了。 [1] 旧时成都小孩不像当今小孩有牛奶可补充营养，因此普遍断奶时间很迟，有的甚者五六岁还在吃母乳。 [2] 李劼人：《旧账》，成都：《风土什志》，1947年第1卷第6期。 [3] 李劼人：《儿时影》，《李劼人全集》第6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0页。 [4] 典史是中国古代官名，明清设于州县，为县令的佐杂官，不入品阶。捐纳后补官，可请求分发到某衙门，称为指分。 四、少年远行 成都东门外府河与南河交汇的合江亭一带，江面宽阔，水流平稳，自古以来就是成都水上交通的大码头，明清以来尤为繁荣。江面上桅杆林立，大大小小的木船停泊在沿江岸边，负重装卸的工人上上下下，一派忙碌景象。码头分为货码头与客码头，货码头主要集中在合江亭的府河与南河交汇处至白塔寺一带，并且有油、米、盐、冈炭、木柴、布匹、杂货以及砖石、粪水等行业的区分。而上客的码头则在九眼桥下游二里许的崇丽阁楼下的玉女津。 家祥与母亲乘坐的轿子，过了九眼桥，沿白塔寺前的小路径直来到望江楼下的客运码头。码头在一片河滩地上，水面上则泊满了密密麻麻的大木船。家祥满怀欣喜地同母亲上了一条去乐山的船，这是他首次离开家乡，少年的心里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根本不知道世道的险恶和生活的艰辛。 母子俩乘船沿锦江顺流而下，过黄龙溪，进岷江，一直抵达乐山。在这里换船到叙府，在叙府又换船到重庆，再由重庆换船走长江水路过万县；出三峡，经宜昌，过汉口，在九江登岸；又转船，经鄱阳湖入赣江，最终抵达南昌。虽然旅途一路辛苦，但对于初次出远门的家祥来说似乎不算个啥，一切对他来说都充满了新鲜感，沿途所见的自然与人文风景也在他幼小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只是他没想到，六年之后，他还会沿着这条水路逆行上溯返回故乡，而且是带着一个少年不能承受的沉重。 旅途辗转已经十分辛苦，加之在成都时家祥母亲杨氏的腿疾尚未治愈；再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病情愈发严重了，刚一到达南昌就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时间达三个月之久，右腿也从此残疾再不能行走。 家祥随父母在南昌住了一年，这是他童年时期日子最艰难困苦的一年。由于父亲李传芳捐官耗尽了全部积蓄，加之母亲又病倒，无疑是雪上加霜。用李劼人后来在《自传》中的话说，这一年过得异常穷困，连衣服都进了当铺。生活都如此艰难，家祥自然就辍学了，好在他已经读了三年私塾，有了一定基础，于是他在父母的监督下，重新捡起了《诗经》《书经》《礼记》《唐诗三百首》等已经读过的经典，父亲偶尔也给儿子讲讲《左传》《楚辞》。因为贫困，经常跑当铺，使小小的李家祥深切地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生存之不易。在南昌的这一年，原本无忧无虑的端娃子似乎一下长大了，成了能够为父母分忧的男子汉。 正当全家处于饥寒交迫之际，清政府开设的课吏馆给李传芳带来一线生机。课吏馆，即士学馆的前身，是清末由政府设立的一个专门培训、考核、甄别后补官员的机构。旨在整顿吏制，培训政治人才。课吏馆最初在成都设立，后经中央王朝推行到全国。捐官是为后补官员，自然应该是新开办的课吏馆的成员。作为“典史指分”的李传芳，在课吏馆每月都考上优等而得奖，正是得益于这点微薄收入，终不至于使全家饿肚子。 光绪三十年（1904），李传芳在抚州府东乡县得到一个小差事，全家随即迁往东乡县。收拾行李时，才发现家中稍微值钱点的东西早都进了当铺。因此全部的行李不过两挑，其中一挑全部是书。即使失去全部家财，也不能丢掉阅读的书籍，这正是中国历代读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 到东乡后约一年时间，李传芳又在抚州府衙谋得了一个收发的差事，同时兼任医学堂的监督，每月有三十多两银子的收入，一家三口人的生活顿时有了改善。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了。李家祥得以进入临川县官立小学堂乙班读书。临川县是一个富有诗书传统的文化之乡，隋唐以降，中国诗文中随处可见临川人的身影。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曾发出过“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感慨；宋代政治家兼大文豪王安石、史学家兼诗人曾巩，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等均出生或居住于此县；从宋代至清代，获得进士及第的临川籍士子就达七百多人。 已受过三年私塾教育的李家祥，在临川不仅继续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进一步接受了现代教育。在临川官立小学的学习中，李家祥增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初步奠定了他的现代文化基础。 但是从父亲所在的衙门里，少年的李家祥也初步认识了中国官场的腐朽与黑暗。1942年，他在自己编辑的《风土什志》上发表了《忆东乡县》一文，特意写到当年所看到的三个在《官场现形记》以及笔记小说中都难见的官员。 一个是周知县。他在一年中没有问上十个案件，人民的诉讼十控九不准。唯有一件谋杀亲夫案，过了四五堂，每每一堂要审四五个钟头，并且都在深更半夜。所谓奸夫淫妇受刑时的惨叫声，可以从深深的大花厅响彻到二堂以外。除了这变态的审案，“周知县懒到连初一十五照例的上庙行香，也委粮厅捕厅代行，所以县衙门真个清静到执事仪仗都生了霉，大堂上的暖阁，倒败得和古庙的神龛一样” [1] 。由于周知县懒政，班房中收押的偷牛贼竟然把坐牢当成了居家，白天出去找活干，晚上回到班房炊爨，菜米油盐俱全，烧柴则取班房的地板天花、门窗户格。而衙役差人等闲来无事，居然组织了一个徽调戏班，出色的旦角出自县衙号房，出色的小生则来自县衙皂班。衙门越清静，城内的戏就越唱得起劲。 与周知县相反的是继任的何知县。他勤政是每天都坐堂审案，班房里随时都有几十人在押，县衙外的一条街都因为县衙的热闹而生意兴隆起来。 另一个给李家祥印象极深的官员是千总苏兰亭。东乡禁止宰杀耕牛，但苏千总却偏偏喜好吃牛肉。想吃牛肉时，他竟有本事发现数十里之外的人在杀牛。每次从乡下回城，除了鸡鸭鹅羊之外，照例还会有不少鲜嫩的牛肉。苏千总的家人、仆人一大堆，李家祥为他算过一笔账，以他的俸禄连喝稀饭都不够。但苏千总自有生财妙招，东乡有六十名汛兵名额，实际总爷衙门里只有四名兵，其余五十六名的军饷全进了苏千总的腰包。苏千总也的确有胆量，他去抓赌，只带两名老兵堵门，自己则连裁纸小刀也不带，他居然就能让那些动辄白刀进红刀出的流痞赌棍乖乖地把赌资装进他事先准备好的口袋，顺便还将水烟袋、茶壶、茶碗等物件也一律收拾“充公”了。 东乡县这些官员的嘴脸给少年李家祥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是这些官员给李家祥上了人生哲学的另一课，使他有机会读到了社会这本大书的另一页。 两年后，抚州开办印刷局，李传芳将十四岁的家祥送进印刷局学习做排字工。这印刷局在清末还是一个新兴行当，与传统的木刻印刷有本质的不同，排字工虽然成天与铅字打交道，很是辛苦，却能够通过排印的文章，最早感知到各种新思想新事物。李传芳送家祥去当排字工，或许初衷是想让儿子在文化行业中学习一个新兴的谋生手段，殊不知，这一短暂的经历为李家祥后来进入报馆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当十余年后，李家祥以一个青年作家的身份经营、管理一家报馆时，排字工的经历就成为他宝贵的人生经验。 就在李家祥进入抚州印刷局学习现代印刷的时候，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即将在华夏大地上风起云涌，已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即将走到它的尽头。 [1] 李劼人：《忆东乡县》，《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6页。 五、扶父灵柩归乡 然而，也许是上天要给李家祥的人生故意制造磨难，他刚刚当了三个月排字工，父亲李传芳就病倒了。看病吃药，耗尽了家中仅存的银两，却依然没能保住父亲的生命。李传芳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一岁，只比他叔父多活了一岁。 李传芳的去世，无疑对他家庭是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对于儿子李家祥，使他刚见好转的境遇一下又陷入了困顿之中。这一年，李家祥只有十五岁，是他少年时期遭遇最黑暗的时刻。父亲走后，家中只剩余了两块银圆，母亲又已残疾，一切事情都落到了懵懂少年肩上。 多亏了李传芳的上司兼同乡、抚州知府王乃征等人的资助，李家祥才得以将父亲的棺殓及丧事妥善办理。之后，他又冒着七月的酷暑步行一百八十华里到南昌，找同乡，告亲戚，四处发求援信，以期能够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归故乡。 如此忙碌了一个多月，总算得到了亲友的援助。李家祥和病残的母亲，要沿着来时的水路带父亲回成都了。落叶归根，是中国人祖辈留下的传统习惯，游子在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最终都要回归生他养他的故乡，否则会成为孤魂野鬼。李家祥母子俩当然也不会把亲人留在异地他乡，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们都会把客死在外的李传芳带回成都，这是传统人伦赋予母子俩的使命。 距离父亲逝世近二十年后，李劼人写了一篇文章叫《湖中旧画》，发表在1925年7月的《小说月报》十六卷七号上。这篇作品历来都被视为小说，实际上这是一篇纪实性很强的作品，即当今所谓的非虚构文学。其实新文学史上，不少作家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常常喜欢采用小说的形式来隐晦地表达。譬如比李劼人后生的另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大家敬隐渔，就把自己的身世隐藏在中篇小说《玛丽》当中。李劼人的《湖中旧画》也是如此，它所叙述的正是李家祥母子扶送父亲灵柩返回故乡的一段真实经历。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李家祥母子当年返川的艰难旅程和遇险过程，看到了一个少年的顽强与坚韧。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十六日，李家祥护送父亲灵柩在临川县东门外上了一条去湖北的米船，启程返乡。之所以要搭乘米船，按《湖中旧画》所说，是父亲的朋友，李家祥称为陈老伯的主意。这位“陈老伯”可能正是抚州知府王乃征的化名。因为李家祥母子盘费短少，不能到南昌去乘小火轮到九江，只好雇一条客货混装的运米民船。船老板为了多挣钱，竟然又超载了三个河南纸客和他们的货物。这只船是直航武昌的货船，如果顺利的话，李家祥一家便可以顺着来时的水路，一个多月就能返回家乡了。他们返程的路线是：从抚河顺流而下进入鄱阳湖，再入长江，逆流而上，在武昌换乘火轮，经宜昌进三峡，过万县抵重庆，再换船至叙府，然后溯岷江而上就能回到成都。 从江西到四川，虽然关山重重，江水迢迢，却再一次给了李家祥观察社会、了解人生的机会。《湖中旧画》中诸多的人物，客商、老板、小贩等，都构成了李家祥生活中重要的人生体验，特别是那位卖茶水老太婆做暗娼的女儿，已经为数十年后《死水微澜》中的流娼刘三金的出场做了准备。两个年轻女子出场时，一个共同之处是，都遮掩了真实的年龄。那位卖茶水老太婆的女儿，“她那时或者不止十八岁，但我总觉得她嫩得同初熟的荸荠一样”，而刘三金则“自己说是才十八岁，但从肌理与骨骼上看来，至少有二十一二岁”。很显然，这次旅途的见闻，是李家祥获得的一次重要的文学积淀。 但少年李家祥当年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要面临的是当下旅途的艰险。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当米船从抚河进入鄱阳湖，立即就成了广阔水域上的一叶扁舟，更要命的是湖上刮起了五天五夜的大风：“遍湖都是排山般的大浪，浪头打在沙洲上，激起的水花总够四五尺高。沙洲上的残芦，昨天傍晚看见时，有八九尺高，然而此刻却只能望得见一点儿叶杪，并且浪头一来，它们便随势倾倒，直到浪过了许久方软软的翻起；第二第三的浪又接连而来，所以它们便老是那样一起一伏，得力它们没有劲健的力量，所以也才能那样的一起一伏。”李家祥扶灵乘坐的米船便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它也和水中的残芦一样在波峰浪谷中起伏摇曳；尤其是再遇到火轮船走过，那楼山一样高，并且箭一般快的火轮走过之后拖起的波浪，让米船向火轮磕头似的颠簸。 米船走走停停，虽然躲过了大风，也战胜了逆风，终于没能躲过暗礁的袭击。一天早晨，米船行至卵石矶，距离九江还有二十五华里水路。正在吃早饭的李家祥，忽然听得船头“砰”的一声大响，“船身往后一挫，接着又往前一顿，那碗冻红肉便从凳上跳到船上” [1] 。李家祥最初以为是搁浅了，听到船老板比寡妇哭老公还尖锐的哭声时，方知道是船被打破了。尽管船工奋力地往外舀水，也只不过是将米船沉没的时间延长一点罢了。李家祥为残疾母亲和父亲的灵柩担心起来，湖水如此深，怎能尽快将父母救上岸啊？他焦急却又无助地盼望救援的船只。 终于盼到了十几只小船，却没料到，这些人并不是来救援的，而是来抢东西的，船上的白米、纸包以及乘客的箱笼都是他们发财的目标。李家祥情急之中总算抓住了一条空船，在答应了船老板所抢货物之外，又耗费八块大洋方才得以将母亲和父亲灵柩分别转上小船并载到九江。 母亲生命得救，父亲的灵柩也得到了抢救，但母子俩随行的所有行李，尤其是李家祥酷爱的书籍却损失殆尽了，唯有一本《七侠五义》抢救出来。书籍是父亲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如今不得不葬身水府，李家祥为此心痛了很久。 从九江又搭乘木船到武昌后，在亲戚的帮助下，李家祥携母扶灵柩乘火轮船来到宜昌，又先后多次转乘木船，总算驶入了岷江。路途难关重重，对一个少年来说可谓历经千难万苦，但李家祥承受了，扛住了，终于携母扶灵回到了故乡。江西对李家祥来说，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是一个伤心之地。他在这里接受了现代教育，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但却在这里失去了父亲，葬送了满满的希望。 此时的少年李家祥还决然想不到，他家与江西未来还会有不尽的缘分。许多年后，当李劼人已经离开人世，他的夫人和他们的儿子、孙子孙女还要踏上这片土地，而且距离他当年生活过的东乡县仅仅数十公里。 [2] 生活有些时候真是一种宿命！ 李家祥母子回到成都后，仍然寄住在外祖父家的后院。李家祥九岁出川，十五岁又回到这里，杨家院子过去那些玩伴都长大了，还有些是李家祥去江西后才出生的。这群小娃儿都喜欢整天围着家祥转，听他讲书中的故事是他们最大的乐趣。小听众中有个女孩叫杨叔捃，比李家祥小八岁，是他表舅的女儿，因排行九，大家都喊她老九，或者九九，只有李家祥单叫她“九”，这个亲昵的称呼一直保持到老。冥冥之中，上天似乎早已将这对小儿女拴在了一起。 而在李家祥自己家中，姨曾祖母和祖父、叔父都早已经去世了，只剩下曾祖母、祖母和母亲三代寡妇，李家祥既无兄弟，也无伯叔，他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儿。 历经了归途的艰辛和家中的变故，少年李家祥真正长大了。 [1] 引文均出自李劼人：《湖中旧画》，《李劼人全集》第6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252—257页。 [2] 李劼人去世后，其夫人跟随儿子在北京居住。1969年，儿子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单位撤销，教师下放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李氏全家随干校安置。余江距离李家祥当年生活的东乡县仅三四十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