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第三章　高擎新文化的旗帜

短暂的官场生涯后，李劼人看到了民国换汤不换药的社会本质，他发誓不再进入官场。几次有人来邀请他再去担任科长，他都谢绝了。 新文化运动发生的1915年，李劼人在报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从主笔、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社长。他在新兴的媒体如鱼得水，不仅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也通过他的手将新思想、新文化传递到巴山蜀水。 “五四”时代，他是“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发起人，《星期日》的创办者，也是新文化运动在四川最有力的传播者、鼓吹者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是四川最直接的火炬接力者。 在李劼人的努力下，新文化、新思想在封闭的四川得以更广泛地传播。而李劼人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命后，决定赴欧洲勤工俭学，去开启人生的另一片天空。 一、初涉民国官场 李劼人的小说首次发表就得到了读者认可，从而坚定了他将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但是，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首先是饭碗问题。他已经二十二岁，应该自食其力了。可手中的一支笔又暂时不能给他带来经济收益。《晨钟报》虽然发表了他的作品，编辑也希望李劼人继续写稿，却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更何况，“不久，这报纸遭当时的反动政府封闭，我连这无酬报的职业也失去了” [1] 。李劼人发表文章的路子一下断了，同时他也明白自己还需要积累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 恰逢此时，李劼人的舅父杨砚愚被委任为泸县知事，便聘任李劼人为县知府的第三科，也就是文教科科长。泸县，地处川南长江北岸，古称江阳，是一座有两千余年历史的古城，自古就是繁华之地。李劼人欣然地接受了这份职业。1914年初，他便随舅父前往泸县任职，同行前往任事的还有杨氏家族中李劼人的四位堂舅父和四位表弟。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倒行逆施，大搞复辟活动，社会矛盾愈发严重。李劼人原本对辛亥革命的胜利表示出怀疑态度，此时进入官场，对于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更是深感极度失望。每天的工作除了办理统计和帮杨砚愚处理文牍外，毫无新意。工作失望之余，青年人难免会搞出点荒唐事情。 泸县城内有一名妓叫周七，与杨家叔侄过从甚密。几个人原本年龄相差不大，表弟们遂不时地拉上李劼人一起到周七家中厮混。久而久之，这件事让杨砚愚知道了，尽管那个年代狎妓算不得丢人的事，甚至还是某种时髦，但杨砚愚是传统士人，从不染风月场中事，得知一伙兄弟侄儿与周七鬼混，气得大发雷霆。在除夕之夜，竟亲自带人到周七家将杨氏兄弟和李劼人抓回去，严加训斥了一顿。从此李劼人不敢再去周七家。但是周七这个女人给李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令他想起了少年时在鄱阳湖看到的那个卖茶水老太婆的女儿，她们的举止言谈，一颦一笑，在他头脑中反复叠现、综合，将在二十年后形成小说中一个崭新的文学形象。 是年春天，中学同学王光祈和曾琦来到了泸县。他们是出川去读书和谋事的，乘船过泸县时特地来看望李劼人。他乡遇故知，感到分外亲切。几个好友在这座小县城聚会了数日，他们登了城外的玉蟾山，参观了龙脑桥、永嘉桥等古迹，还游览了圆通寺，当然还少不了的是坐茶铺、尝美食，凡泸县能耍的，能吃的，他们都体验了。开销由豪爽的李劼人包揽，他宣称是为尽地主之谊；而家境富裕的曾琦自然不答应，至于王光祈，他们则都不要他出一分钱。事实上，王光祈这次到泸县，除了看望老同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筹措进京的旅费。离开成都出发时，王光祈就囊中羞涩，带了一块半大洋就毅然上路了，到达泸县，仅仅剩下两文钱。李劼人自然是尽其所能来帮助好友。 这是几个同学自毕业以来最愉快的几天。 王光祈、曾琦都劝李劼人辞掉泸县的工作，同他们一道出川去，李劼人也很动心，但因为盘缠问题和舅父的工作关系，他不能成行，只能与两位同学依依惜别。临行前，李劼人托王光祈带几张自己的照片去上海送与魏嗣銮、胡助和周太玄等好友。王光祈对李劼人说，何不写几个字呢？当时，李劼人正在学习填词，“我一时骚兴大发，便各填了一阕《丑奴儿》词，写在小照背后” [2] 。可惜，因时间久远，作者自己后来也记不得这几首词了。 看着两位同学乘舟东下奔前程去了，自己却还在这小县城混时日，二十三岁的李劼人心中怅然若失。他在一张照片两侧无奈地题了一行小字：“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之后又连续填了十多首《浣溪沙》词，以此作为对这次同学相会的纪念。然而，这一组词至今也散佚了，只有其中一首的半阕保留在作者怀念王光祈的《诗人之孙》一文中：“一水惹情牵远浦，万山将意渡平芜，计行人已过巴渝。”王光祈也写了一组杂诗，其中有“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从中可以看出王光祈远大的抱负与勇往直前的决心。李劼人在泸县任教育科长时期 1915年春天，杨砚愚从泸县调任雅安县任知事。李劼人也随舅父一同前往雅安任职，仍然担任第三科科长职。但这次任职时间却不长。是年八月，杨砚愚卸任，李劼人也返回了成都。在泸县与雅安两年短暂的官场生涯就此结束了。如果说，早年在江西时期，李家祥还是作为少年旁观者近距离地观察晚清的官场丑态，那么，如今的李劼人则有了对民初官场身临其境的体验。“在这二十二个月内，我获得了不少的社会知识，并深切知悉在旧民主革命之后全国大小反动政府所作的许多丑恶事件。满清时代的官场情形我已曾看到了一些，如今再把这些丑恶情况一看，使我对辛亥革命的成果及其意义发生了怀疑。因此回到成都，便确定了我不再跨入官场的方向。” [3] 因为“我知道的官场情况，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多” [4] 。两年的官场生活不仅使李劼人眼界开阔，增长了社会见识，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旧时的读书人多以入世“兼济天下”作为人生理想，李劼人也不例外，但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初的官场都给了他重重的一击，种种丑恶的黑幕，破灭了他的理想，他便下决心从此不再踏入官场。以后又有几次受邀去任科长的机会他均谢绝了。 他回归到了“独善其身”的文人境界。 [1]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页。 [2] 李劼人：《诗人之孙》，《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3—14页。 [3]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页。 [4] 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全集》第9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246页。 一、初涉民国官场 李劼人的小说首次发表就得到了读者认可，从而坚定了他将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但是，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首先是饭碗问题。他已经二十二岁，应该自食其力了。可手中的一支笔又暂时不能给他带来经济收益。《晨钟报》虽然发表了他的作品，编辑也希望李劼人继续写稿，却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更何况，“不久，这报纸遭当时的反动政府封闭，我连这无酬报的职业也失去了” [1] 。李劼人发表文章的路子一下断了，同时他也明白自己还需要积累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 恰逢此时，李劼人的舅父杨砚愚被委任为泸县知事，便聘任李劼人为县知府的第三科，也就是文教科科长。泸县，地处川南长江北岸，古称江阳，是一座有两千余年历史的古城，自古就是繁华之地。李劼人欣然地接受了这份职业。1914年初，他便随舅父前往泸县任职，同行前往任事的还有杨氏家族中李劼人的四位堂舅父和四位表弟。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倒行逆施，大搞复辟活动，社会矛盾愈发严重。李劼人原本对辛亥革命的胜利表示出怀疑态度，此时进入官场，对于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更是深感极度失望。每天的工作除了办理统计和帮杨砚愚处理文牍外，毫无新意。工作失望之余，青年人难免会搞出点荒唐事情。 泸县城内有一名妓叫周七，与杨家叔侄过从甚密。几个人原本年龄相差不大，表弟们遂不时地拉上李劼人一起到周七家中厮混。久而久之，这件事让杨砚愚知道了，尽管那个年代狎妓算不得丢人的事，甚至还是某种时髦，但杨砚愚是传统士人，从不染风月场中事，得知一伙兄弟侄儿与周七鬼混，气得大发雷霆。在除夕之夜，竟亲自带人到周七家将杨氏兄弟和李劼人抓回去，严加训斥了一顿。从此李劼人不敢再去周七家。但是周七这个女人给李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令他想起了少年时在鄱阳湖看到的那个卖茶水老太婆的女儿，她们的举止言谈，一颦一笑，在他头脑中反复叠现、综合，将在二十年后形成小说中一个崭新的文学形象。 是年春天，中学同学王光祈和曾琦来到了泸县。他们是出川去读书和谋事的，乘船过泸县时特地来看望李劼人。他乡遇故知，感到分外亲切。几个好友在这座小县城聚会了数日，他们登了城外的玉蟾山，参观了龙脑桥、永嘉桥等古迹，还游览了圆通寺，当然还少不了的是坐茶铺、尝美食，凡泸县能耍的，能吃的，他们都体验了。开销由豪爽的李劼人包揽，他宣称是为尽地主之谊；而家境富裕的曾琦自然不答应，至于王光祈，他们则都不要他出一分钱。事实上，王光祈这次到泸县，除了看望老同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筹措进京的旅费。离开成都出发时，王光祈就囊中羞涩，带了一块半大洋就毅然上路了，到达泸县，仅仅剩下两文钱。李劼人自然是尽其所能来帮助好友。 这是几个同学自毕业以来最愉快的几天。 王光祈、曾琦都劝李劼人辞掉泸县的工作，同他们一道出川去，李劼人也很动心，但因为盘缠问题和舅父的工作关系，他不能成行，只能与两位同学依依惜别。临行前，李劼人托王光祈带几张自己的照片去上海送与魏嗣銮、胡助和周太玄等好友。王光祈对李劼人说，何不写几个字呢？当时，李劼人正在学习填词，“我一时骚兴大发，便各填了一阕《丑奴儿》词，写在小照背后” [2] 。可惜，因时间久远，作者自己后来也记不得这几首词了。 看着两位同学乘舟东下奔前程去了，自己却还在这小县城混时日，二十三岁的李劼人心中怅然若失。他在一张照片两侧无奈地题了一行小字：“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之后又连续填了十多首《浣溪沙》词，以此作为对这次同学相会的纪念。然而，这一组词至今也散佚了，只有其中一首的半阕保留在作者怀念王光祈的《诗人之孙》一文中：“一水惹情牵远浦，万山将意渡平芜，计行人已过巴渝。”王光祈也写了一组杂诗，其中有“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从中可以看出王光祈远大的抱负与勇往直前的决心。李劼人在泸县任教育科长时期 1915年春天，杨砚愚从泸县调任雅安县任知事。李劼人也随舅父一同前往雅安任职，仍然担任第三科科长职。但这次任职时间却不长。是年八月，杨砚愚卸任，李劼人也返回了成都。在泸县与雅安两年短暂的官场生涯就此结束了。如果说，早年在江西时期，李家祥还是作为少年旁观者近距离地观察晚清的官场丑态，那么，如今的李劼人则有了对民初官场身临其境的体验。“在这二十二个月内，我获得了不少的社会知识，并深切知悉在旧民主革命之后全国大小反动政府所作的许多丑恶事件。满清时代的官场情形我已曾看到了一些，如今再把这些丑恶情况一看，使我对辛亥革命的成果及其意义发生了怀疑。因此回到成都，便确定了我不再跨入官场的方向。” [3] 因为“我知道的官场情况，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多” [4] 。两年的官场生活不仅使李劼人眼界开阔，增长了社会见识，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旧时的读书人多以入世“兼济天下”作为人生理想，李劼人也不例外，但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初的官场都给了他重重的一击，种种丑恶的黑幕，破灭了他的理想，他便下决心从此不再踏入官场。以后又有几次受邀去任科长的机会他均谢绝了。 他回归到了“独善其身”的文人境界。 [1]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页。 [2] 李劼人：《诗人之孙》，《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3—14页。 [3]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页。 [4] 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全集》第9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246页。 二、“老懒”声名大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战争打得正酣。 而中国则是从北京到地方都在泛起一股尊孔复古思潮。袁世凯一心想当中华帝国皇帝，对国际交战双方均采取中立态度。同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也一味地忍让、退缩。为取得日本人对他登基的支持，竟然接受了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也对袁大总统投桃报李地表示：“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对总统亦能遇事相助。” [1] 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正式签订“二十一条”，顿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京、沪等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浪潮，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各地纷纷召开大会，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并诛杀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了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慨。成渝等各地都汇入声势浩大的反袁浪潮中，报纸发表大量的反袁文章。远在日本留学的成都人马宗融在东京参加留日学生游行示威，反对“二十一条”，被驱逐回国。 这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他在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号召青年勇敢地肩负起未来的责任：“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2] 这无疑是中国新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一声惊雷！ 《新青年》不仅对现实社会强烈批判，而且要挖掘专制社会的老根，倡导建设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陈独秀的文字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立即就引起了全国的共鸣。 很快《新青年》就进入了四川，重庆、成都、泸州等地都设立了代售处。思想的星星之火在巴山蜀水间迅速燃烧开来。 当时成都总府街劝业场内新开了一家专事印刷出版业务的昌福公司，人称昌福馆。主办者是清末民初四川工商界的领军人物、同盟会会员樊孔周。他曾创办了悦来公司、悦来电灯厂、因利织布厂、信立钱业等民族工商企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樊孔周担任成都总商会协理后，又主持筹建了劝业场。昌福公司在1914年7月创办了一份文艺半月刊《娱闲录》，邀请吴爱智（吴虞）、李老懒（劼人）、李哲生（思纯）、曾延年（孝谷）、刘长述（觉奴）等一批思想进步的人士来撰稿。他们发表的作品，形式新颖，思想进步，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轰动效应，其中尤以李劼人以“老懒”的笔名发表的小说《儿时影》《夹坝》等受到读者追捧，刊物发行量也逐月大增，成为当时成都文化界的一道风景。“这《娱闲录》发行的时代，又算得上是文人得志时代。只要知道当时成都事情的人，哪个不晓得吴爱智、方觚斋、刘觉奴（刘长述，刘光第长子）、李老懒、曾安素（名延年，号孝谷，成都人，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李哲生、胡壁经堂（胡安澜）、何六朝金石造像堪侍者（何振羲，字雨神，号与宸，庆符人）这几位记者先生，因为这《娱闲录》是他们办的俱乐部样。” [3] 但是，好景不长，当年底，《娱闲录》却停刊了，被整合进《四川群报》，成为副刊。 《四川群报》的前身是1910年创刊的《成都商报》，辛亥革命后改为《四川商会公报》，樊孔周接管后改为《四川公报》，随后与《中华国民报》合并后，一度更名为《国民公报》，但很快又恢复成《四川公报》。1915年10月，因官方发行了一份同名的报纸，樊孔周遂将《四川公报》改名为《四川群报》。由樊孔周、宋师度、董蜀芝三人主持，报馆设立在劝业场成都商会总会内。 《四川群报》以反袁作为办报的总方针，刊登了各地大量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新闻报道，吴虞的文章《对于国体问题之意见》《独立后之商榷》《人才》等，受到广泛关注。同时，《四川群报》又聘李劼人为报馆的首任主笔，月薪为十个大洋。成为报馆主笔，标志着李劼人已经开始步入成都文化界名流的行列，因为《四川群报》所聘的二十余位主笔均是文化界有影响的人，其中就包括吴虞、刘觉奴等著名人物。 1915年12月12日，孤注一掷的袁世凯竟然不顾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在中南海居人堂宣布登基，改中华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殊不知，正当洪宪皇帝接受百官朝贺之时，蔡锷已经潜回云南，联合唐继尧等在昆明兴师讨袁。护国军一路凯歌高奏，攻入四川、贵州，随即南北多个省份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四川的心腹陈宦，迫于全国形势，宣布倒戈；而在湖南，被袁世凯册封为“一等侯”的汤芗铭也反水了，这给了老袁最致命的一击。刚过了八十三天皇帝瘾的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废除帝制，不久便气恨交加，暴病而亡。 任《四川群报》主笔一年后，李劼人又被聘为编辑。于是他依托这张报纸，继续用老懒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时评、杂文，揭露社会黑暗，揭露张勋复辟丑剧，同时还发表了百余篇小说，其中包括四十余篇总目为《盗志》的小说连载。这些作品“全部写社会各个角落的黑暗面，绝大多数材料都是取自于二十二个月在泸县、雅安的所见所闻” [4] 。李劼人还以报馆的名义，聘请王光祈为驻京记者。王光祈时常有北京的新闻发回成都，并且常常撰写评论，剖析国内局势，使地处西僻之壤的成都人得以及时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李劼人本人也因此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是成都新闻媒体刊登外地消息的开始。 然而，这一年四川也发生了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军阀混战。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由于病情恶化，蔡锷草草处理完善护国事宜后，即将督军之职交与参谋长罗佩金，自己则东渡日本治病去了。而罗佩金在“强滇弱川”政策的支配下，不仅大肆搜刮四川财富，而且以武力削弱川军，最终爆发了川军刘存厚部与滇军罗佩金之间的成都巷战。随后罗佩金兵败被赶出成都，四川军政大权落入黔军戴堪手中，又导致刘、戴之间川、黔军之战。1917年4月至7月连续两次川滇、川黔的军阀战争，给成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也开启了四川内战极其恶劣的先例。此后二十余年间，四川军阀内战不断，人民死伤无数，房屋财产严重损毁，搞得四川民不聊生，百姓痛苦不堪。 军阀混战给人们造成的痛苦，使李劼人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朽，他对军阀深恶痛绝，唯有将所见所闻述诸笔端，否则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愤懑。其间，他继续写了许多杂文和时评，所用过的笔名连他自己后来也记不得了。可以说，初入媒体的李劼人，不仅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而且是以文化战士的姿态向社会黑暗发起了战斗。 由于《四川群报》坚持社会批判，揭露时弊，暴露官场丑恶，自然得罪了专制统治者，尤其是军阀政客。当权者的矛头首先对准了《四川群报》社长樊孔周。樊孔周自办报以来就与军阀作对，先是竭力反袁，后又反对军阀横征暴敛，甚至亲自撰写社论猛批川军第三师在防区内设卡征收盐税，这就更为军阀们所不容。1917年4月20日，樊孔周由重庆返回成都，行至乐至县施家坝的路途中，竟遭钟体道所部团长张鹏舞派人刺杀。 [5] 《吴虞日记》5月11日记载道：“樊孔周行至简州，有着白衣者十余，以自来得手枪击之，登时殒命，银钱衣物并无损失，奇矣。” [6] 可见这纯粹是一场政治谋杀。事后，成都著名文化人刘师亮写下一副挽联揭露军阀的罪恶：“樊孔周周身是孔，刘存厚厚脸犹存。” 樊孔周被刺杀后，当年5月李劼人便辞去了《四川群报》主笔和编辑的职务，结束了在媒体的第一阶段工作。此时的世界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王光祈、周太玄正在北京酝酿组建“少年中国学会”，并且已经与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和留学东京的曾琦取得联系，共同讨论学会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内容；而在国外，俄国于11月7日爆发了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十月革命”。 李劼人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并不了解，但是朦胧地感到可能这是一种新东西。 [1] 王云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4月第1版，第91页。 [2] 陈独秀：《敬告青年》，谢俊美主编《新青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6—27页。 [3] 孙少荆：《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247页。 [4] 李劼人：《自传》，《李劼人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页。 [5]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四川大事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50页。 [6] 吴虞：《吴虞日记》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315页。 三、“五四”火炬接力 1918年6月30日下午，由王光祈、周太玄召集的“少年中国学会”在京成员，于城南岳云别墅召开首次会议，这是“少年中国学会”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到会者六人，讨论了学会的宗旨与未来的活动。“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到会者为陈君淯、张君尚龄、周君无、曾君琦、雷君宝菁、王君光祈六人。会议结果，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遂由王君光祈草拟规约数十条，复在岳云别墅修改数次，并邀同会员李君大钊商榷一切。于是本会规约七十条全体产出。当时列名发起者，则为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王君光祈七人也。” [1] 李大钊是王光祈、周太玄于1916年在《京华日报》做编辑时，经陈淯介绍认识的，李大钊当时在编《晨钟报》副刊。王光祈、周太玄不仅与李大钊有稿件往来，更主要是他们都十分佩服李大钊的思想。关于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的缘起，周太玄曾回忆说：“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都感到现状不能容忍，老一辈的人已不可靠，甚至迷惑人已久的所谓‘泰西’所走的路子也未必可靠，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 [2] 王光祈等同学在北京忙于组建“少年中国学会”时，李劼人则在成都继续办报纸。 《四川群报》由于长期与统治者作对，特别是李劼人以多个笔名写作了大量反袁的文章，当局对此十分恼怒。早在民国六年（1917），四川督军熊克武就认为《四川群报》“有反动嫌疑”，如今终于被军阀政府抓住机会查封了。昌福公司也在樊孔周遇害后经营不振。于是宋师度等人约请李劼人与刘觉奴出面召集《四川群报》旧部，重新创办一份日报，定名《川报》，并且聘任李劼人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当时成都报馆的资本都不大，一般都不注意埠外消息，若每天能有二三十个字的京沪专电见报，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当时邮局只有有线电报，发新闻电报费用比商业电报费用还要贵。但李劼人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新青年”，深知睁眼看世界的重要性。所以他接任后，立即增聘周太玄为驻上海记者（但很快周太玄便离沪至京随后又去了巴黎），曾琦为驻东京记者，加之原来驻北京记者王光祈，《川报》的消息来源增多，四川人看到了外面更精彩的世界，民智因此而大开。《川报》也因此拉近了读者与世界的距离，成为成都一张特别受读者欢迎的新报纸。其中特别是王光祈的文章，来得又多又好并且很及时。以前他在《四川群报》上就刊登过许多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反张勋复辟的通讯和时评，深得成都读者喜爱，如今王光祈又有许多关于新文化的文章源源不断从北京发回来。 1918年，四川境内再次遭遇军阀的战火涂炭，连远在上海的柳亚子都为成都吴虞的命运担忧，特来信邀请其到上海避祸：“唐继尧起倾国之师以来，其锋恐未易当。而吴广新又将入蜀，蜀中必为南北两军激战之场。弟为兄计，不如避地为宜，倘能来海上则大妙矣。” [3] 不幸真被柳亚子言中，刘、戴巷战刚刚谢幕，另一场长时间的军阀混战又上演了。1918年是四川军阀内战时间最长的一年。从年初开始，听命于广东大元帅府的熊克武的靖国军和属于北洋军的刘存厚上演了全武行，战火几乎燃遍了全川，时间达半年之久，史称“靖国之役”。李劼人（左）与曾琦、王光祈。 这场在四川境内开打的南北战争，再次使百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民遭殃之极，令举国震动！饱受战乱祸害的李劼人，用激愤的感情、冷峻的文字记录了这场内战的来龙去脉，专门在《川报》新年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四川一年大事记》，逐月逐日记载了这一年四川军阀战争的重大事件。今天阅读这些似乎有些枯燥的文字，我们仍然能感觉到李劼人当年的愤怒，以及他自觉地担当史家责任的动机。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中国虽然没有直接派军队参战，但先后派出了二十万华人前往欧洲，担任了协约国的后勤劳工；中国北洋政府也在1917年与德国断交并公开宣战。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战胜国之一。因此，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其中涉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窃取的权益，应顺理成章地归还中国。但事与愿违，原本是“公理战胜”的中国非但没有赢得战胜国的权益，反而成了另一伙强盗讨价还价的筹码。 李劼人的中学同学周无（太玄）、李璜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来到巴黎并很快创办了“巴黎通讯社”。每天都将“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发回北京、上海和成都。“巴黎通讯社”的建立，一举打破了中国国内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均由英美日等国垄断的尴尬局面，一时间，国内各个大报的特约通讯都采用巴黎通讯社的稿件。因此，巴黎通讯社成为现代中国新闻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忆。 在国内，为更深入地发展“一战”后的中法友好关系，帮助四川学生留学法国，由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与法国教育界人士在巴黎共同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此时也在成都成立。随即四川青年学生迅速掀起了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成都和重庆相继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其中成都先后有两批毕业学生，共计一百三十一人去了法国，他们中就有陈毅。重庆也有九十余名学生先后去了法国，邓希贤（邓小平）、聂荣臻便是其中的两位。陈、邓、聂三人后来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不过，成渝两地“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出去的都是“官派生”，其中毕业考试成绩获得前三十名的还有四百元的旅费津贴。李劼人不是官派生，因此并不属于这两批人中的一员，他是由省长杨庶堪保送的十七名自费赴法学生之一，由洋务局法文班所培训。除李劼人外，何鲁之、李思纯、孙倬章、闵达等人也是这个班的。杨庶堪保送的省内其他人，还有荣县的吴振环，眉山的王璐（仲怀），叙永县的黄乃渊、陈昭亮等。 [4] 但是，1919年11月之前的李劼人并未出国，他还在忙于办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这之间，他做了两件无论于四川历史，还是于四川新文化都影响深远的大事。 第一件事是传递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火炬。 此时的李劼人和他的同学好友王光祈、周太玄正分别处在成都、北京和巴黎三座城市。李劼人在成都办《川报》；王光祈从中国大学毕业后，正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与新闻采访，并在北京大学旁听；周太玄、李璜则在巴黎全力投入通讯社工作。历史奇妙地将远隔千山万水的几位中学同学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共同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从1919年1月18日开始，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就聚集在法国首都召开“巴黎和会”，讨论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因涉及各国利益，会议争论不休，时间持续了数月之久。周太玄、李璜的“巴黎通讯社”从当年3月开始，几乎每天都向国内北京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中华新报》、《神州报》、成都《川报》发布会议进展的消息。中国当时作为战胜国之一，却又是一个弱国，民众最关心的我国山东问题，自然也成为“巴黎通讯社”最密切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终于，“到了4月底至5月初的时候，消息慢慢传出来，说是连美国的威尔逊总统，美国的代表团都不能帮我们的忙。所以我们在山东的权益恐怕要吃亏啦” [5] 。会议的重要内容让周太玄和李璜探得了，西方列强竟然要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真是岂有此理！周太玄反复核实消息确切后，连夜赶写稿件，终于抢在英美日等国通讯社之前，首先将这个耻辱的消息发回了国内。 关于“巴黎通讯社”的报道工作，《留法纪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1919年2月，李璜到法国留学，他对巴黎和会也非常关心。他的法文较好，对《小巴黎人报》等巴黎大报正发表的和会消息很注意。3月，周无（太玄）也从上海到巴黎来留学，他对李璜说：京、沪各报需要巴黎和会内幕消息甚急。他离上海时受友人之嘱，与上海《新闻报》和《申报》长期通讯，报社将按月付稿酬。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王光祈也给他们写信称：北京各报也需要和会的消息。周无本是穷学生，此次到法留学即拟以稿费来维持生活。但他法文程度低，尚不能阅览报纸，于是要求李璜译给他听，然后记下来加以编纂，再用胶版拓印多份分寄京、沪各报，各报非常欢迎。于是二人办起了“巴黎通讯社”，每周发稿一次，报道和会的动态。为了采访到和会的内幕，在中国代表王正廷的帮助下，李璜弄到了一个代表团记者的名义，这样他就得以中国记者的身份，随时可以进入凡尔赛宫。他多次与各国记者交换情报，消息就更灵通了。一旦得到特殊点的消息，便立刻跑回住地与周无商量，用十字码电报拍给上海《新闻报》，得使该报能抢先发布最新消息。 这个“通讯社”的消息便成了五四运动发生的源头之一。 [6] 西方的强盗行为立即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北京学生首先汇聚天安门请愿，随即，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并迅速波及全国，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周太玄因此而成为直接点燃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爆发时，作为北大旁听生的王光祈，参加游行且目睹了火烧赵家楼的情景。富有职业敏感的王光祈当天下午便通过电报局，向成都发回了消息。当时国内无线电报尚未普及，新闻只能通过有线电发送，而且新闻电比官电和商电都慢，所以直到6日晚电文才送达《川报》。李劼人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遂以最大字号将这一消息发表在次日《川报》头版上。由于文字过分简短，这则消息并没在民众中引起多大的反响。随后，李劼人又不断编发来自巴黎和北京的文章，每天都以显著的位置大版面地刊登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通讯和时评，有时候一天就有三篇通讯，这就大大引起了川内民众的重视。 五四运动开始在成都学生中发酵。从5月4日至16日，王光祈总计向成都发回了五十多篇报道五四运动的文章。 5月17日，王光祈的长篇通讯又寄到了李劼人手上，文中详述分析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走向。李劼人立即为这篇通讯添加了富有鼓动性的小标题，配发了长篇按语。文章见报当日就引起了巨大震动，尤其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中，无异于投下了一颗大爆炸弹。据当时的高师学生张秀熟晚年回忆：“五月七日午前七时，我正在学校——成都高等师范的大食堂吃早饭，忽有一人登上桌子，大声宣读《川报》上所登载的关于五四的专电。登时似乎火山爆发了，几百个同学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了会场，一致通过拟发电报，声援北京学生，声讨卖国政府，拒绝巴黎和会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卖国贼。饭后，成都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不约而同地齐聚在高师校致公堂前，略经酝酿，即整队出发，游行讲演，向督军署、省长公署（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系广东军政府任命的）请愿，要求声援，并通电各省和全省各县一致奋起，反日救国，并加强抵制日货运动。” [7] 随后几天，运动迅速扩展到工商各行业，全省九十余个市县相继出现了罢课、罢市、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的活动，最终迫使四川督军熊克武致电北京，要求中央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文件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的高点，中国由此进入了新时代；“五四”的大火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它烧毁了旧世界，照亮了新世纪的航程；“五四”所撞响的中华民族救亡的警钟，直到今天还回响在人们的耳畔；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重要思想遗产。无论当今人们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人思想启蒙的功绩都是无法抹杀的。诚如五四运动的参与者罗家伦所言：“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 [8] 周太玄、王光祈和李劼人就像火炬传递的接力手，而李劼人是这趟接力传递中的最后一棒，是他亲手点燃了四川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也把四川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当年成都虽然有好几家日报，但唯有《川报》做了最切实的推动工作。在那个风云际会和狂飙突进的时代，李劼人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会成为新文化传播者和五四运动的火炬手，是和他们的远见与卓识、理想与智慧、勇气与精神分不开的。他们在“五四”时期所做的工作，是一代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在现代历史大舞台上的首次精彩的亮相。 [1]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经过情形》，载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第16页。 [2] 周太玄：《关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五四时期的社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1版，第539页。 [3] 吴虞：《吴虞日记》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334页。 [4] 黄里州：《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469页。 [5] 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胡适的声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6页。 [6] 《“巴黎和会”会场外的中国留学生》，周永珍：《留法纪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184—185页。 [7]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二声集》，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05页。 [8] 转引自蒙木：《五四风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2月第1版，封底。 四、少年中国学会在成都 第二件事是组建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 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四川历经军阀混战，官府腐败不堪，李劼人深切感到“到处都呈现出一种糜烂而不可收拾的局面，越是有思想的人，越是感到苦闷”，五四运动的爆发“无异黑暗漫漫当中，露出一线光明” [1] 。因此，李劼人便利用掌管的《川报》舆论阵地，尽力为这光明撕开一扇投射进黑夜的窗口。 作为新文化在四川传递的火炬手，李劼人内心的激情也被点燃了。 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李劼人收到了王光祈和曾琦联名从北京寄来的信。他们在信中详尽阐述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与组织结构，邀请李劼人加入，并要求他在成都发展会员。李劼人对“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的学会宗旨深表赞同，加上是好友王光祈、曾琦的邀约，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且被“少中”筹备处推选为临时编译部编译员。当时的筹备处主任是王光祈，文牍为周太玄，临时编译部主任则是李大钊。 在成都，李劼人根据学会的要求，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联络几个二十三至三十一岁的有志青年，将名单提供给总会，这些人是：李思纯（哲生）、孙少荆、胡助（少襄）、周光煦（晓和）、何鲁之、彭举（云生）、李珩（小舫）、穆济波；还有一位陈岳安，因为他是佛教徒，不能入会，做了总发行人。他负责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在传播新文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两人主动要求入会，一个是被誉为思想界的清道夫、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另一个是与李叔同和欧阳予倩共同创办过春柳社的早期话剧奠基人曾孝谷。但总会回信认为，吴、曾二人年龄已超过四十，与学会的“少年”二字不相符，但欢迎他们作为会外赞助人，而不成为正式会员。所以，二人以后也就以会外赞助者的身份参加“少中”成都分会的活动，并在《星期日》上发表了不少论述新文艺的文章。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后王公厂回回营二号陈淯（愚生）住宅正式成立。 王光祈阐明了这个学会成立的意义：“中国青年是世界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国旧社会的改革者。有了中国青年的思潮，然后才有少年中国学会的产生。” [2] 学会筹备时提出的“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的宗旨，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人提议，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三句话。会议选举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李大钊为月刊编辑主任，李劼人与王光祈、曾琦、李璜、宗白华、田汉等二十余人作为月刊编辑员。 [3] 其时，李劼人还担负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书记。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青年社会学术团体，集合了一批各个领域的精英。这一时期新生的社团很多，蔡元培先生曾经预言：“现在各种集会中，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它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夸与夸张的态度。” [4] 历史已经证明，少年中国学会的绝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顶尖级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便有人感叹，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天。仅以共产党人为例，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侯少裘、张申府、周佛海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共“一大”代表有四分之一出自少年中国。在这些共产党人中，除了刘仁静、张申府脱党，周佛海堕落成汉奸外，绝大多数都为他们心中的理想献身了。只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当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是许多有志青年的共同愿望，但入会的条件却很严格，有宗教信仰的、娶有小妾的、当官的都不能入会，被视为品德有问题的人也被一概拒之门外。青年郭沫若原本与王光祈、周太玄等人是中学同班同学，却因为狎妓、酗酒等不端行为而被拒之门外，这使他深受打击，痛苦不已，竟一度想到了死。1920年1月18日和2月16日，郭沫若在连续给好友宗白华的两封信中，都曾对自己以前的行为有所忏悔。在第一封信中，他称自己是“独陷在这Stryx的amoeba”（沙田里的阿米巴虫），是“坏了的人”，“而慕韩（曾琦）、润玙（王光祈）、时珍（魏时珍）、太玄（周太玄），都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自惭形秽，真的连Amoeba也不如了！”在第二封信中，郭沫若表示：“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 [5] 连郭沫若这样的才子都遭到拒绝，由是可见，少年中国学会最初是一个多么纯洁的青年团体！ 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白马寺召开的，会员自带干粮。讨论了几个重要的话题：选购图书；组织学术谈话；发行会刊《星期日》。由于成都与北京通信最快也要十六七天，联系非常不便，经李劼人请示总会同意，“少中”成都分会便早于总会成立的半月前，即1919年6月15日借《川报》地址宣布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在蓉的九名“少中”会员和吴虞、曾孝谷两位编外成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分会的组织方法。李劼人被公推为分会书记兼书报保管员。同时还决定，每星期六开谈话会一次，讨论学术问题；研究出版《星期日》周刊；并且决定间日研究英法文三点钟，建立书报代办处等等。 以上事务，李劼人于分会成立当夜，便写信给王光祈做了汇报，并在信中请王光祈代为订购两种英文报刊，一是《密勒氏评论》，二是《华北明星报》或《华洋公论报》。7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一卷一期“会务纪闻”全文发表了此信，借此向全体会员通报成都分会成立的消息。成都分会会员也经李劼人推荐，全部成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少中”成都分会成立后，李劼人联络会员和一些知识界著名人士，于7月13日正式创刊《星期日》。这是“五四”时期李劼人继《川报》后办的一份重要的周刊，定为每逢星期天发行一期，“分会的会友因为大家讨论的问题，要求一种较广的研究，并且要想在四川传播新思想，做文化运动，大家才又商议创刊一种周刊，定名《星期日》。公举孙少荆任经理，李劼人任编辑，于八年七月十三日发行第一号” [6] 。对这份刊物，李劼人寄予了十分热情的期望，他在发刊词中阐明了办刊的缘由：“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周报，因为贪污黑暗的老世界，是过去的了。今后便是光明的世界！是要人人自觉的世界！可是这里还有许多人，困于眼前的约束，一时摆脱不开，尚不能走到自觉的地步上。如其竟没有几个人来大声呼唤一下，因此我们才敢本着自家几个少数少年人的精神，来略说一些很容易懂的道理。” [7] 李劼人希望“人人自觉去创造这光明的新世界，迎受这光明的世界”，“从这黑暗的世界里，促进人人的觉悟，解脱了眼前的一切束缚，根据人的究竟，创造人类公同享受的最高幸福的世界” [8] 。这就是创办《星期日》的初衷和目的。 《星期日》周刊最初是“少中”成都分会的会刊，基本班底均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正如李劼人所说，没有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便没有《星期日》。因此《星期日》始终秉承的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精神，在版面上学习当时影响大的京沪刊物，“类似当时北京的《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内容也同样是尖锐地批评旧制度，热烈地传播新思想” [9] 。吴虞的《吃人与礼教》《说孝》《成都的女学》《说图书馆》等批判性、针对性很强的文章，最初就是发表在《星期日》上的。不仅本地文化人，省外的名家也纷纷给《星期日》寄来稿件，据《吴虞日记》1919年12月26日记载，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张东荪、康白情、潘力山等人都有稿件寄来。影响最大的是第二十六期“社会问题专号”，出版了五张，首次发表了陈独秀的《男子制与遗产制》，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高一涵的《言论自由问题》等特写专稿。此外第三十三、三十四期出版了“妇女问题专号”，集中讨论男女同校、女子剪发等问题，为女性的觉悟与解放呐喊；第三十五期的“劳动者专号”，更是在成都的所有报刊中率先提出了劳动问题。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论民众的大联合》也被《星期日》加以转载。 《星期日》以其新锐的思想和广阔的视野，很快就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陈独秀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成都的《星期日》和长沙的《湘江评论》是“五四”文化新军的“两个小兄弟”，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新文化队伍。 [10] 《星期日》从创刊到停刊，前后历时一年，共出版五十二期。其中前三十六期先后由李劼人、孙少荆、穆济波（李劼人说是孙少荆交给了李珩，可能不准）主编，他们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由于他们三人相继离开，故而三十六期以后的《星期日》便不再是“少中”成都分会的刊物，而是由四十余位成员组成的“星期日周报社”的刊物。虽然后期不再是“少中”的刊物，但由李劼人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确定的编刊方针和思想品质却延续了下来。 由于《星期日》所发文章新颖，富有战斗性，从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关注，甚至在成都文化界一度产生了轰动效应，这在闭塞的四川影响是极大的，发行量也从第二期开始就达到了三千份以上，为新思想新文化在西南地区的广泛传播，开时代新风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年许多青年人正是阅读《星期日》等刊物后，打开了眼界，建立了新的人生观。成都的中学生李尧棠（巴金）和新繁县的汤道耕（艾芜）正是在“五四”时期接受了新思想，走上了崭新的人生道路。 正当《星期日》如日中天的时候，李劼人收到了李璜从巴黎寄来的信，说“巴黎通讯社”业务很繁重，急需人手。李璜在信中说自己患了胃病，要到外地去疗养，而周太玄一人应付编辑工作有困难。尽管曾琦已经到巴黎参加通讯社工作，但编辑人员仍需补充。所以邀请李劼人约同几个能读译法文的同学去巴黎通讯社工作。老同学的信写得富有文采，详细地描述了法国的自然和人文风光，特别是介绍了法国的文学与艺术成就，以及大仲马、福楼拜、左拉、雨果等文学大师，这些都对李劼人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力。李璜在信中还特别幽默了老同学一下：“我劝兄走出四川，走出中国，来法做工、学习。兄蛰居家中，左手持书，右手搓丸药，自斟自饮，有何出息？” 李璜的劝说是有道理的。但李劼人是个孝子，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是家里的顶梁柱，即使在编辑报刊最忙的时候，他都没有忘记时时帮母亲劳作，尤其是搓朱砂保赤丸，那是家中的经济来源之一。母亲的腿有重度残疾，不能伸直，要将膝盖跪在一把特制的木椅上才能缓步挪动，生活极其不便。唯有自己多做事，方能减轻母亲的痛苦。其实李劼人中学毕业时，大家就相约，无论多贫寒，都要想办法走出夔门去。李劼人很无奈的是，除了经济窘迫，还有家中的老祖母和残疾母亲谁来照顾的牵挂，所以过去了好几年时间，他也没能动身。如今李璜热情洋溢的信，再次燃起了李劼人心中希望之火。他很忐忑地向母亲谈及勤工俭学的事，谁知母亲非但不反对，反而竭力支持儿子走出中国去。这位粗识文墨的旧式妇女以非凡的胆识与自我牺牲精神，为儿子未来的坦途铺了第一块基石，也为未来中国文学一代大家的出现做了宝贵的贡献。 1919年8月，李劼人辞去了《川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将编辑工作交给了另一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卢思（即卢作孚）；而《星期日》的编辑发行则由孙少荆接任。 卢作孚（1893—1952），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四川合川人，现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长江航运业的先驱，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但此刻的卢作孚还是《川报》的普通编辑。不过也可称是报馆的“老人”。早在1916年，卢作孚在家乡受贪官污吏陷害入狱，被人救出后，就经朋友介绍进入《四川群报》工作。李劼人与卢作孚的相识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卢作孚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文章，如《各省教育厅之设立》《告反对戴勘诸君》等文，有思想、有见地，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川群报》被查封后，卢作孚被迫回到家乡。 李劼人担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之后，便立即致函卢作孚，邀请他来《川报》担任主笔和编辑。如今，李劼人即将去国，他感觉能够接替他社长和总编职务的最佳人选便是卢作孚。卢作孚无论人品还是学识水平都是能够使李劼人放心的人选，更何况卢作孚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志趣。 安排好报馆后续工作后，李劼人终于结束了“五四”时期在成都的所有编辑事务，准备启程去欧洲勤工俭学了。 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历程，因为有了李劼人这样的一批思想敏锐、目光如炬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鼓动宣传，使得地处西南偏僻的巴山蜀水拥有了与全国先进地区思想同步的时代机遇。李劼人在《五四追忆王光祈》一文中说：“那时，成都真是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点之一。（其余二个自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比如是中枢神经，上海与成都恰像两只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当然很多，自不能完全归功于某一二人，不过因为某一二人的努力，而发生了引头作用，因而蔚然成为一股风气，这倒是不可磨灭的。” [11] 李劼人在此赞颂了王光祈对于中国新文化的贡献。事实上，李劼人自己在四川的新文化运动中也绝对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从主编《四川群报》起就竭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化，主办《川报》和《星期日》以后，更是一如既往，持续地将醒世启蒙的春风吹遍了城市与乡村。这期间，四川爆发的五四运动，李劼人功不可没。十多年之后，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第一，文化复兴——即是对旧有文化要重新估价，原前认为只要古书上说的，都是对的，“五四”要把一切的旧东西搬出来称一称重量，不对的，硬是要废除。第二，提醒民族意识的警觉——满清推翻后，大家以为好了，谁知想要做皇帝的仍不乏其人，情形一天比一天坏，尤其是青年更苦闷极了。当外人凌辱祖国的时候，便使青年非过问政治不可。第三，过问国家外交——“五四”以前，请问谁敢过问外交，一切的主宰，皆决定在政府的任性措施。“五四”一起，不仅少数人，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过问国家外交，此实倡导了示威运动的先声。 [12]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形态，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路径不同，但终极指归则是相同的，那就是救国救民。新文化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因而是思想文化领域和风细雨的启蒙，是从文化层面上开始的社会变革；五四运动则是一场政治运动，用胡适的话说，“是青年爱国的运动”，是一次激进的社会变革运动，因而难免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但不管怎么说，五四运动以爱国救亡为初衷，其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当年之所以能够酿成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又是与数年来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若没有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五四运动的发生是难以想象的；而五四运动爆发又把新文化运动推到一个新境界。“中国所谓文艺复兴运动，远在1919年以前。不过与五四运动有什么关系呢？……五四运动帮助文艺复兴，从前是限于《新青年》《新潮》几个刊物，以后就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 [13] 罗家伦也说：“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 [14]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也是后来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故。 李劼人不仅历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部过程，而且是这场运动在四川的重要参与者、传播者和推动者，为四川新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这一重要贡献，我们从两位四川著名作家后来的回忆中就可见一斑。巴金曾经写到五四运动及新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二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大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在成都也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等刊物……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时间轮流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放过。” [15] 艾芜当年还是新繁县的一名小学生，也受到了新文化的洗礼：“我们从热爱《学生潮》开始，就更进一步寻找学校图书室的白话书刊了。成都出的《星期日》，北京出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上海出的《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就成为课余经常的读物。……老实说，刊物的很多文章是读不懂的，但因为是白话写成，还是使我们喜欢它，想尽量从里面吸收一些东西，即使懂得一句话，一个新名词，也是好的。” [16] 由此可见，李劼人等所传播的新文化思想，已经照亮了一代新青年的心灵。 1950年《川西日报》在报道成都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时，转述军管会领导的讲话，称颂李劼人是少年中国学会的老战士，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先辈。 这个评价对李劼人是恰如其分的！ [1] 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1版，第550页。 [2] 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画》，《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 [3] 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第6页。 [4] 蔡元培：《工学互助的大希望》，《少年中国》1920年1月，第1卷第7期。 [5] 郭沫若：《致宗白华》，《少年中国》1920年3月，第1卷第9期。 [6]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1版，第253页。 [7]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1版，第280—281页。 [8] 李劼人：《〈星期日〉的过去与将来》，《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2—3页。 [9] 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1版，第550页。 [10] 伍加伦：《学兼东西、文风独创的文学家李劼人》，《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27页。 [11] 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7页。 [12] 林欠云：《李劼人先生谈：在四川谁是响应五四第一声》，1936年5月4日《青年世界》1卷4期。 [13] 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胡适的声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3页。 [14] 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台北：《传记文学》第10卷第5期，1967年5月，第17页。 [15] 巴金：《觉醒与活动》，《巴金选集》第10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第56—57页。 [16] 艾芜：《五四的浪花》，《艾芜全集》第13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