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会撒谎:为什么经济学家是靠不住的》经济学为什么一再失灵 ——理论与现实究竟哪个更不靠谱?
理论并非现实本身,而仅仅是对现实的某一种解读罢了。现实本身太过复杂,是瞬息万变的,任何理论都无法百分之百地反映现实。当我们用理论去解读现实的时候,常常会发现理论本身的局限和尴尬。本部分主要揭示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生活有出入的地方,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一些经济现象解释不了,或者对一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如预测不了经济危机)……以使读者对经济学有一个更清醒、全面的认识。
为什么股神没有经济学学位?
十多年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门前,有一位卖《上海证券报》的老人,她自己也开有上海的股东户头。当她的报纸每天卖不到10份时,她就叫人帮她填单买进600601延中实业(现在称方正科技),根本不管是什么价位,只要买进就行。当她的报纸每天卖出超过100份时,她就叫人帮她填单卖出,根本不管是什么价位,只要能卖出就行。结果是:从未输过!!!
老人只是凭借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就成了炒股高手,而且从未输过。而其实老人的操作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低位时吸入,高位时卖出。
股票总的面值相对而言是固定的,如果经济行情或者人们对股市的预期看涨,大量资金进入股市,股票的价格就上扬,股票便升值,指数也上升;如果经济行情或者人们对股市的预期看跌,那么大量的股票持有者就会抛售手中的股票,换取现金退出股市,于是股价下跌,指数下降,整个股市内的资金总量快速减少。
如果说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老人凭借人生的阅历和生活的观察能够炒股票赚钱,那么一只猩猩炒股票的收益率就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了。
拉文当年是一只6岁的猩猩,受雇于华尔街互惠基金。它用掷飞镖的方法,从133家互联网公司中选出它的投资组合。
有位学者还让拉文和一组专家进行炒股比赛,专家们运用各种投资分析手段去选股,包括选什么股、何时买、何时卖等,无不经过了所谓“交易系统”的严格论证。相对来说,拉文的选股方法就简捷得多了,它随意地用飞镖投向一块写满股票代码的木板,只要投中哪只股票,就买哪只股票。结果它在1999年的回报率高达213%,跑赢华尔街的大部分专业投资家。
拉文投向华尔街股票的飞镖,是完全没有准头的。著名的操盘手刘易斯在《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中写道:“那些掌握最充分信息的股票市场经纪人和分析师在市场上选股的成绩,并不比猩猩从帽子里抓个名字或把《华尔街日报》钉在墙上,向股票投掷飞镖的择股法来得更好!”
有人说猩猩炒股并非在一切条件下都能得利,它更适合泡沫时期。因为这时的股市更像赌场。猩猩炒股获利的第二个条件,是股市被人为诱使偏离基本面。那些诱导股市的人,最怕散户不看盘。正常人按理性来思考,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猩猩不讲逻辑,反而不会受骗上当,因此它具备炒股的客观素质。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理性的猩猩的“投资智商”高过了经济学家。
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财富和声名的双丰收。杨百万的事迹在中国传开后,外国通讯社的很多记者都采访了他,其中就有美国VOA、日本NHK和英国BBC等的报道。
1988年,杨百万投身证券交易市场,大量购买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从此成名。
1989年7月,他顺应国家的宏观调控,能人所不能,依然将全部身家投入股市,赶上了1990年股市狂涨的大潮,2年内资金翻倍,其购入的股票“电真空”、“飞乐音响”的股价更是几十倍地翻新。
1992年年初,杨百万预见股票市场即将由盛转衰,在股指上升至1400点的最高点时,抛售股票,转投债券。就在杨百万将手中股票刚刚抛售完,大盘股指急跌900多点,很多人血本无归,杨百万成功地避免了风险,声名鹊起。
1994年,杨百万被沈阳财经学院聘为金融学教授,每个月160元工资,他高兴又自信地接受了聘请(但这160元工资他又委托学院捐赠给了希望工程)——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2009年2月,杨百万在接受成都电视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采访时说:“我从来不预测点位,但我可以看到哪里是顶,哪里是底。前年涨到6000点的时候,好多人都在说到8000点、10000点,我却看到了危险。”当大家希望杨百万能预测一下2009年的股市时,他说:“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散户股民。”杨百万说,自己多年在股市沉浮,坚持的秘诀就是“一抱二换三不空仓”。
首先,“抱”是个心态问题。有人买了股票,跌了一点就怕了,然后听到人家说另外的股票好,就卖掉去买其他股票,这样来来去去,总是亏损。所以,要有“抱”的心态。“如果短线操作不好,不如去选一家业绩好的公司,买了股票,抱个一两年再抛,总比短线亏损好。”
而“换”,实际上要讲究技巧。不是说今天买了股票,过几天又换成其他股票。杨百万的“换”,是指自己看好的股票,涨到一定高位,出现风险了,就抛一些,等跌一段时间再买入,这样能降低成本。
而第三条秘诀则是不空仓,不要盲目去追逐热点,看不准的时候宁可保留手中的仓位。“有人问我,被套了,割肉吗?我就告诉他,你6000点敢买,2000点还怕什么,留着吧。”
与那些专家、学者、专栏作家关于股市接盘、止损、割肉、补仓等高深莫测的技术分析相比,杨百万的股票操作手法显得既简单又实用,既方便又好赚钱。
学富五车的经济学家也许在现实社会中炒股赚钱的能力并不会比一个农村老妇人出色多少。拥有经济学知识与拥有赚钱的能力和本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没有经济学家头衔的人也能在股市中赚到大钱。在股市大潮中,很多弄潮儿并没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但他们一定是最有经济头脑的人。而那些经济学大师并不一定在股市中能赚到钱,有很多人甚至血本无归。我们需要对经济学有理性的认识,经济学只是前人的经验总结,要转化为财富还需要后来者加以活学活用。
抱歉,我们没能预测到经济危机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了伦敦经济学院,并与一些教授讨论经济形势。她随后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经济危机)?”
“抱歉,女王陛下,我们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英国一批顶尖经济学家2009年7月25日在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
英国《观察家报》得到了这封信的复制件。信件的联合署名人皆为英国知名经济社会学者,包括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蒂姆·贝斯利、伦敦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彼得·埃内西等。
在这封长达3页的信中,学者们除表达歉意外,还向女王解释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家成功说服各国政府并让自己也相信,他们已完全掌握了控制风险的有效办法,而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人们一厢情愿和傲慢自大的最佳例证”。
“总之,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学者,人们都没能将系统性风险视为一个整体。”
为什么经济学家们没能预测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自省。
虽然有些经济学家的确对房价正在形成泡沫提出警告,但其他大部分经济学家则承认自己没能预计到泡沫的破裂会造成如此大的危害。有些经济学家则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这个职业普遍存在自由市场偏见,再加上过时的、过于简单化的分析工具,很多经济学家没能觉察到危险迹象。
国外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预测出金融危机,是因为他们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教条化,将自由市场看成是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唯一妙方,迷信市场万能、资本万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其所谓的“资本万能论”不攻自破,也使各国经济学家们大跌眼镜,陷入难于自圆其说的尴尬困境。
而这波金融危机来袭时,众多国内经济研究机构和学者都没有预见到它对经济将会产生的严重冲击,要说经济学界没责任是讲不过去的。
在次贷危机发生乃至演变成局部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仍然在鼓吹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还在不断地调高利率、准备金率。而对于西方的经济危机,当时经济学界则充斥着一片乐观之声,认为危机不会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
2008年7月后,危机已经相当明显了,中央也把宏观调控的基调由“双防”改为“一保一控”,但一些学者还在坚持货币政策要以防通胀为主。一直到9月份,美国的“两房”问题爆发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世界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一系列严重经济事件的爆发,才彻底惊醒了中国的经济学界,但此时沿海有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已经倒闭了。
在2009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四川科轮集团董事长刘革新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被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而当时在场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可能并不认同他这个比较极端的说法,但也坦承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此次金融危机时是失败的。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集体失语,危机的彻底爆发才惊醒中国经济学界。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学家迷信西方经济学家高深莫测的理论和晦涩的表达,如果经济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数学模型去套中国的问题,不去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不去深入实际做调查,要得出准确的结论是很难的,基于此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就必然不能解决问题。
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学家还是国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都未能预测到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这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经济学家对于未来的预测竟然是“盲人摸象”。
经济学有自身的局限,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有很多不理性让他们无所适从,或许清醒的经济学家永远无法读懂疯狂的“市场先生”。“华尔街醉了”是我们对这场经济学危机唯一合理的解释。
原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靠不住:获奖理论导致市场崩溃
十几年前,有一家和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齐名的对冲基金,叫做“长线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
LTCM的创始人是被称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券之父约翰·麦利威泽,合伙人包括罗伯特·莫顿和马龙·斯科尔斯等,这两人被称为现代金融学之父,其中莫顿是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高徒。萨缪尔森在为莫顿的《金融学》一书所作序言中,他称赞这位弟子是现代金融理论界的“牛顿”。LTCM的合伙人中还包括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主席大卫·穆林斯。这个精英团队内荟萃职业巨星、公关明星、学术大师,真可谓梦幻组合。连巴菲特也承认,这是一群智商极高的人。
经济学也认为股价的波动是随机漫步。他们认为,对一只股票而言,看多和看空的人是完全随机的。如果股票受看多的人“撞击”就会上涨;反之就会下跌。而所有目前的消息都已经被有头脑的人反映在股价之中了,对于那些没有头脑的人来说,看多和看空的概率差不多,于是就互相抵消了,这便是“有效市场假设”。依据这套理论,他们组建了这个基金,并设计了复杂的模型来交易。
LTCM自从1994年成立开始运气一直不错,连续4年获利丰厚,于是这两位经济学家顺理成章地在1997年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的运气在1998年到头了。他们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主要是模型不全面,没办法将所有情况都考虑到。而这一没被考虑到的小概率事件却真的发生了,1998年俄罗斯卢布暴跌。
屋漏偏逢连夜雨,金融危机有互相传染的倾向,LTCM公司在各处的投资(投机)都遭遇了失败,模型中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竟然都相继发生了。这时候的LTCM能做的只有坐以待毙,因为它使用的杠杆比例实在太高了,原本给自己带来了巨额利润,现在却死死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短短几个月,就损失了43亿美元,LTCM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LTCM在1998年遭遇失败,而这几位经济学家是在1997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如果早一年失败,估计他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可能拿到手的。而此后这些人的声望一落千丈,那些大银行都纷纷开始重新思考这套理论的有效性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也靠不住,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是奖给那些经济学天才的,但天才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2009年10月12日,法新社、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国外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发布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本年度诺贝尔奖的所有悬念都已解开。
法新社题为《美国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现首位女性获奖者》的报道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的评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分析可以为大多数类型的社会组织提供指导。”路透社题为《一个诺贝尔奖的第一诞生: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出现》也援引了评审委员会的评论:“在过去30年中,这些巨大的研究贡献已经将经济管理研究从边缘推向了科学研究的前沿。”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粗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分支。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在两位美国科学家喜获殊荣之时,却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路透社专栏撰稿人克里斯多佛·斯万发表文章表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项中的最大败笔。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常常会颁给一些无用、错误甚至危险的学说。
过去20年中,经济学家没能预测美国任何一次重大的经济转折,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等于是认可了一些事实上可能非常有害的经济理论。他还举例说明,有的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理论恰恰是导致数次市场崩溃的元凶之一。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30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场金融危机,更是验证了中国式监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而危机之后的搭救经济举措,更确认了中国经济模式对全球经济的典范性。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能拿诺贝尔奖?
本应该获得奖赏和荣誉的中国经济学家一次次地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失之交臂、近乎绝缘,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却一次次地把世界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靠不住。过度迷信一种事物,往往是滋生危机的前兆,连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例外。越是权威,就越容易使人盲信,其谎言所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爱因斯坦曾说过:“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随着实践的发展,往往以前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会被新的认识取代。
懂供需的鹦鹉是经济学家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如果能教会鹦鹉说“需求”和“供给”这两个词,这只鹦鹉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一位哈佛大学的学生在网上讲了一个自称是真实的故事。一天,快上课了,这位学生匆匆忙忙地往教学楼上跑,偏偏这个时候电梯十分紧张。他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也在一楼等电梯上楼。但是,接连几部电梯都是开往地下室,这位学生叫道:“真是的,为什么每个地下室的人偏偏都要在这个时候上楼凑热闹!”阿罗立即严肃地纠正他:“你把供给和需求弄混淆了。”
懂供需的鹦鹉能做经济学家,是因为经济学家认为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方法,是经济学独有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其他学科都没有这样的方法。需求分析能提供给他们对于任何问题的完整答案,也已成为经济学家唯一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家认为:问题总是那些问题,只不过答案却一直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一位经济学家回到母校,他在校时对考试很有热情,所以对当前学生的考试题目十分感兴趣。于是他到教授那里找到目前正在使用的试卷。令他惊讶的是,这些试卷上的问题与他10年前回答的问题一样。
教授看到他一脸迷惑,不禁哈哈大笑:“经济学就是这样,问题总是一样的——只是答案在不断变化。”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经济生活在永恒地变化,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面临那个时代的挑战。”经济生活在变,经济规律也在变,经济知识就必须跟着变。
从20世纪起,经济学家备受瞩目,其身上有着耀眼的光环。有人曾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来临的是经济学家的时代。”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个社会离不开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经济学家。
外科医生、经济学家,还有工程师等人争论这个话题,外科医生和工程师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外科医生首先表示反对,他站出来举例说明,“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取下了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就了夏娃,这件事情如此古老,而且只有外科医生才可以做到,所以外科医生才是最古老的职业。”
而工程师也同样提出了反对,他说:“上帝创造世界之前,陆地和海洋就已经分开了,除了我们工程师,谁还能做到呢?”
这时,经济学家才站出来,慢悠悠地说:“不要着急,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地球可是一片混沌,你们认为谁该对此负责呢?”
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证明使世界变混沌的是经济学家,并探讨了他们的社会价值。经济学家在如今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需要他们为市场打开混沌的局面,制造均衡市场。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万能的。
经济学家也引来了不少戏谑,有不少人认为经济学家是“双脚并不立在地面上”的脱离实际的人物。这个评价来源于一句戏语:“经济学家和商人有什么区别?经济学家的脚并不放在地上,而商人则把四只脚都放在地上。”至于经济学家所醉心其中的经济学,似乎用处也不大。有语为证:“经济学在什么时候最有用?经济学只有在招考经济学家时才最为有用。”经济学家自己也对自己的学生自嘲:“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不失业;但是,当你失业时,经济学可以让你明白你为什么失业。”
也有人认为经济学家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没有什么用处。有两个热气球爱好者乘坐气球,结果被大风吹得偏离了方向,于是他们就将气球的高度降低,以便找一个人问问现在飘到哪里了。这时候刚好过来一个人,热气球爱好者问道:“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那人回答:“你们现在在热气球下面。”这时,另外一个热气球爱好者说:“这个回答完全准确,但是绝对毫无用处,这个人一定是个经济学家。”
鹦鹉不懂供需,所以注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而只注重供需,当然也不会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想要更好地预测经济,指导生活,需要不断认清自身和现有理论的局限性,不断用新思路、新视野、新工具去分析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清经济生活。
理性地看到自身知识的局限,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和视野,用更多的分析工具去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一个能被社会认可和尊崇的经济学家。
华尔街的麦道夫骗局
2008年12月11日8点30分,美国伯纳德·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董事长、与“股神”巴菲特比肩的投资大师、犹太“基金教父”、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遭举报,涉嫌进行一项规模达50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在他曼哈顿的豪华寓所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执法人员带走……
与此同时,由伯纳德·麦道夫执掌的、纳斯达克最大做市商(market maker)、纳斯达克五大经纪公司之一、纽约证交所第三大经纪公司——伯纳德·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被查封……
伯纳德·麦道夫被他的投资人亲切地称呼为“伯尼”。胖胖的、笑起来很可爱的犹太人“伯尼”,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家族基金的可靠委托人。在佛罗里达以及纽约的犹太社区里,麦道夫被很多人视为投资方面的“上帝”。麦道夫的基金,被圈子里的人简称为“犹太人基金”。
20世纪90年代,麦道夫借用自己作为成功的股票上市经纪人的身份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麦道夫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为这个基金公司进行筹资,利用棕榈滩乡村俱乐部或其他慈善团体的场合广交朋友,并利用一些已落入他陷阱的投资客做介绍人,介绍更多客户给他,那些介绍人可以收取回佣,自然乐于做中间人,这样就有滚雪球效应。有报道说,正是在这个俱乐部中,麦道夫找到了一个后来给他吸引了其他成员加入的投资者。
在表面看来,麦道夫的基金是一项风险很低的投资行为。他的庞大的基金有着稳定的利润返还率。1个月中的增长可能达到1~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背后的原因是该基金不断地做着购买大盘增长基金和定额认股权等生意。这种综合性的投资组合一直被人们认为可以产生稳定的投资收益。
2005年的时候,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说法,麦道夫的投资基金生意逐渐变成了一个新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返还给投资者的收益都是来自于越来越多的新加入的投资者。根据美国证监会早些时候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月份,麦道夫的基金一共管理着171亿美元的资金。虽然2008年的形势不断地恶化,但麦道夫依然在向投资者报告说——他的基金依然在稳健的增长当中,这一增长数字直到2007年11月依然高达每月5.6%,而标普平均增长则下降37.7%。
2008年12月9日,麦道夫突然宣布伯纳德·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将提早发放红利。而按常规,公司的红利都是在第二年的2月份发放。对此异常举动,麦道夫的儿子十分不解。
2008年12月10日,麦道夫的两个儿子准备在麦道夫的办公室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公司已濒临破产边缘的两个儿子,质问麦道夫:如果不能支付投资者,公司又怎能发红包呢?麦道夫示意回家后再谈。
当天晚上麦道夫的儿子来到他的寓所,见到麦道夫的脸上出现了罕见的沮丧。麦道夫向儿子透露,由于一拨客户要求赎回的投资达到70亿美元,令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麦道夫向儿子摊牌:“一切都是谎言。”他不得不承认,麦道夫公司的投资管理业务“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
在麦道夫的“庞氏骗局”中,诸多知名机构被击中,有西班牙金融业巨头桑坦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欧洲银行巨头汇丰银行、日本野村证券等。
……
2009年6月29日,时年71岁的麦道夫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处150年监禁,他将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并罚款1 700亿美元。
这长达20年、高达500亿美元的投资骗局是对华尔街监管者的极大讽刺。到处都是经济学家的华尔街怎么没人能拆穿麦道夫的骗局。麦道夫愚弄了华尔街的诸多投资家,欺骗了一大批具有丰富专业经验的受害者。
自2008年9月中旬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目睹一个个金融巨头倒下,华尔街投资者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照说是经历了足够的锻炼。但是,当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11日被戴上手铐带走,并由此引出一个长达20年、高达500亿美元的投资骗局之后,华尔街还是被震动了。
一个拥有近半个世纪“白璧无瑕式”从业记录的投资专家,一种并不新鲜的欺骗手段(用高额回报引诱投资者,同时用后来投资者资金偿付前期投资者),一大批具有丰富专业经验的受害者,完美演绎了华尔街的多面性。麦道夫骗局的包装复杂,但投资操作简单明了,漏洞极易被识破。
首先,麦道夫对公司财务状况一直秘而不宣,而投资顾问业务的所有账目、文件都被麦道夫“锁在保险箱里”。利用不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日常审计,负责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10多亿美元资产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居然只有3名员工:合伙人、秘书以及一名会计师,这违反了隔离的控制原则。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的所有交易均为麦道夫一人独断,他管理资产,并同时汇报资产的情况,公司的资产管理和托管并未分开。
其次,麦道夫为自己的骗局营造了极好的个人魅力光晕。骗局揭穿之前,麦道夫口碑很好,麦道夫表面追求完美无瑕的从业记录,致力于公平交易,并保有高尚的道德标准,这些都是华尔街熟知的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标志。
再次,麦道夫宣称自己采取名为“分裂转换”的投资策略,这几乎没有人可以解释清楚究竟为何物。神秘投资技术产生的神秘感包裹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麦道夫吸引投资的苛刻条件是,如果你想投资于麦道夫,那么请你不要问他关于投资的任何问题。至于为什么在别人不赚钱的岁月里,他可以赚钱,麦道夫则用几个字简单做了解释:“内部消息”。很多精明无比的对冲基金管理者、专业投资人士,竟也被“内部消息”这几个字轻而易举征服了。
麦道夫的投资骗局虽然再简单不过,却骗过了太多的人。这个“白璧无瑕”记录的背后却包藏着最大的谎言和骗局。越是美丽的东西越带刺,所以不要轻易相信那些信用记录背后的谎言。
【资料链接】
“庞氏骗局”!
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是一位生活在19、20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开始策划一个阴谋:他欺骗人们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他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狡猾的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齐成功地在7个月内吸引了3万名投资者。这场阴谋持续了1年之久,才让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们清醒过来,后人称之为“庞氏骗局”,亦称“金字塔骗局”。
格林斯潘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1993年年初的某一天,克林顿刚上台不久,他就经济问题召见了格林斯潘。
克林顿:“老爷子,现在经济这么低迷,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格林斯潘:“没什么,我只要挥舞一下手中的魔棒,那帮人就会推动市场。”老爷子像打哑谜一样应付这位上任不久的帅小伙子。
克林顿:“真的?什么魔棒?哪些人?怎么推动市场?”总统先生显得有些猴急。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支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两眼一直望着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就是华尔街那帮金融大亨,我的老相识、老朋友们,他们都得听我的。”
“听你的,不听我的?”克林顿有点不服气。
“当然是听我的。不信,你瞧瞧!”格林斯潘用不容争辩的口气说。
美国的中央银行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1913年起至今,美联储一直控制着美国的通货与信贷,起着“最后的借款人”的作用,旨在为美国“提供一个更安全、更稳定、适应能力更强的货币金融体系”。
1987年,由美国总统里根任命的艾伦·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一直到2005年本·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出任下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白宫工作18年,历经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四位总统任期,成为美国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
对中央银行的掌门人,美国金融界评论:“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格林斯潘打个喷嚏,全球投资人都要伤风。”“笨蛋!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美联储主席就成。”——这是1996年美国大选前夕《财富》杂志放在封面的一句口号。这样的评价也是对格林斯潘长期以来主导美国货币政策的肯定。
在格林斯潘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最著名的是他用灵活的利率政策,创造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期。格林斯潘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整的油门和刹车主要是利率,他几乎将通过改变利率对经济进行微调发挥到了极致。
1992~1995年,在美国经济一派向好的形势下,格林斯潘未雨绸缪,7次提高联邦利率,为经济适度降温。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格林斯潘又在10周内连续3次减息,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快的减息速度,稳定了经济。同样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后,格林斯潘在短短1年内将利率从6.5%降至1.75%,刺激经济增长。那些悲观论者曾经认为恐怖袭击后,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出现负增长,但当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了3.5%。
这些都是所有人闻所未闻的奇迹,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期间只被两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打断,从1987~1998年更是创造了90多个月的经济连续增长的纪录,更重要的是,尽管失业率已经低至5.5%,通货膨胀依然被控制在3%以下,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不可能两全的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竟然同时出现,美国出现了所谓的“零通货膨胀型经济”。
英格兰银行行长默尔文·金曾用赞歌般的语调颂扬这个人:“伟大的经济学家极其少见,这种人必须具备几种人的天赋,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艾伦·格林斯潘正是这些天赋的化身。”
美国的一家媒体曾在1996年总统大选时说道:“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联储主席就行。”有学者说,格林斯潘在任时的货币政策受到各界一致好评,美国政府、美国老百姓、美国华尔街都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2002年,当他的声誉达到顶峰之时,他赴英国领受“爵士”封号。他最忠实的拥趸——现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曾证实,格林斯潘得到这项嘉奖是因为他促进了“经济稳定”。
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逐渐深化打破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创造的“金融神话”,他所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当前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批评者认为,格林斯潘当初奉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正是当年颇有成效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了房地产泡沫以及次贷危机的爆发。
格林斯潘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的问题时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各银行和其他企业有能力保护自己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内部的公正性。”格林斯潘承认他遵循了18年的“自由资本主义”指导市场的信条出了问题,并为此道歉。他承认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
格林斯潘也为自己辩解:“综观当时的情况,美联储作出的哪一次加息减息不是必要的呢?”不过,格林斯潘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承认,他任职期间实施的低利率政策可能助长了美国房价泡沫。但他却认为次贷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全球经济扩张,正是一段时期以来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者低估了风险。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金融危机之所以发展成为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美国政府没有很好地处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关。“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就应该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很短。为什么那么短?因为是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他说。经过1年多加息,美联储又大幅度减息,基准利率从3.5%降低到过去近50年来的最低点1%。他认为,由此造成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高度繁荣,“代价是房地产更大的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更难解决”。随着2006年年初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危机逐步显现,并愈演愈烈,成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资料链接】
中央银行、利率政策
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是一国最高的货币金融管理机构,在各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银行的职能是宏观调控、保障金融安全与稳定金融服务。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银行”,它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同时为国家提供金融服务,代理国库,代理发行政府债券,为政府筹集资金。
利率政策。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实施的需要,适时地运用利率工具,对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进行调整,进而影响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实现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
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
2007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春运火车票价不涨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吴敬琏从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关于春运票价的文章谈起,吴敬琏指出,铁道部决定春运票价不上浮,媒体是一片叫好声,很多人特别是农民工也很高兴,但是结果似乎不太理想。吴敬琏认为,春运火车票不涨价的政策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不仅没取得预期效果,还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一是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二是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更多人难以负担;三是权力凸显,“批条子”的现象严重,并没有让希望能照顾到的群体受益。
吴敬琏认为,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分析,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他同时表示,这也是多数经济学家赞同的“学术观点”。多数经济学家不会赞成铁道部的这种春运火车票原价不上浮的做法,因为其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竞争性的价格都应该由供求决定,而不是由某种道德原则决定。因此,价格浮动是必要的。如果农民工回家过年在经济上有困难,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给全体农民工补贴,这样的措施可能更合理一些。
按照吴敬琏的逻辑,当火车票价随市场需求自由上涨时,很多农民工就会选择不返乡,所谓“春运”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但吴敬琏的观点一经发布,立刻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吴敬琏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知道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又称为自由竞争,是指一个市场完全靠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来调节供求。完全竞争必须具备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一是所提供销售的物品是完全相同的,不存在差别;二是买者和卖者都很多且规模相当,以至于没有一个买者或卖者可以影响市场价格。不完全竞争是指市场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垄断,某些个别经济人对商品的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按照竞争的强弱程度,不完全竞争市场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市场;完全垄断市场是与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相反的一种市场,同完全竞争市场一样在实际中很少见。
火车票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中国只有一个铁路公司。如果有很多的铁路公司,提供足够多的火车票,涨价也有道理。但中国的铁路火车运能很小,火车票的供给较小。从火车票的替代品飞机票和汽车票来看,春节期间的飞机票过于昂贵,对农民工没有任何吸引力,而汽车的运输能量比火车更低,汽车票更紧张。所以,火车票在春运期间成为农民工不可替代的选择。
在公交车里,有一个男人用手机打电话到电台点歌,他说:“我是外地人,现在回家的车票买不到了,只好在北京过年了。我想点首歌。”
主持人:“你想点歌送给谁?”
有人当时还想:这还用问?肯定是远方的父母、亲人了。谁知道他却回答说:“我想点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送给铁道部所有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票贩子。”
一边是浓浓的乡愁,另一边是难得的车票,这个农民工的无奈之处就在于:只有一个铁路部门,我拿你没有办法。在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把火车票的供需完全交由市场来调节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市场能够把资源配置的效率发挥到极致,但人们的贫富、待遇还是可能不均,在竞争市场下还是会出现火车票分配不平均的情况。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经过消费者的同意就涨价,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凭什么在过年回家的时候涨价。吴敬琏也有可能会坐火车,火车票涨价也会侵犯到他自己的权利。这样看来,不应当让春运的车票涨价。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人们不想遵守市场经济的原理,而是要清楚,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原理都是建立在假设每个个体的经济自由和权利都受到保障的基础上。
但现实中,远远不能达到这种情况,市场有失灵的情况。在它失灵的时候,对于一部分人,甚至是一大批人是不公平的。就拿火车票价上涨来说,价格上涨后,结果只能是有钱人买车票回家,农民工留守异地。涨价能够调节客流量,能减轻运输压力。但也等于是说,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因票价过高而回不了家,剥夺了农民工回家的权利。我们不应该让本来已经缺乏经济收入的广大低收入群体受到更深的伤害。因此,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不应当涨价。
火车票涨价难道是最优选择?有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面对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的问题,难道不应当想个更好的办法来增加火车票的供给从而调节火车票供需之间的平衡?
一是提高铁路部门的运能——修铁路。铁路运输长期严重滞后、落伍于时代发展需求。铁路部门在解释铁路运力紧张,中国人均拥有铁路仅为6厘米,不到一根香烟的长度,那么,即使铁路里程再增加40%,且不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到2012年,全国人均铁路长度亦不过8.4厘米——恰好是一根普通香烟的长度,如此人均铁路长度,自然很难承载春节回家的需求。
二是提高铁路部门的服务。有人建议,火车票为什么不能实行实名制?印度100年以前就实行实名制了,这样一来,就可能不会出现票贩子。2010年春节,在成都和广州等37座城市进行了实名制试点。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表示,火车票实名制对抑制倒票,解决售票的公开、公平、公正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再者,人们总说要疏导春运,为什么不利用促销的方式,吸引人们在农民工返家潮到来之前回家?为什么不采取分批次放假的方式?其实有很多方法,并不一定非要用票价上涨的办法。
这样看来,吴敬琏提出增加铁路部门的运输能力、提高铁路部门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也许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