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地青春》8．学习“整人”

工作组一进村，就是本村的最高权力机关了，原有的党支部书记、队长等干部一概被戴上“四不清干部”的帽子，靠边站了。 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突然有了训人整人的权力，干部见了点头哈腰，社员见了毕恭毕敬，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呢。想想多年来，不是受家长呵斥，就是受老师训诲，都是处于“奴才”位置，现在好了，突然变成“老爷”了，每天叫来几个“四不清干部”，训一通，让他们交代罪行，高兴时让他们坐着，不高兴，让他们乖乖站着，你在他们面前，可以任意丑化、辱骂他们，他们却不敢说一个“不”字。按说，应该高兴吧，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素来是一个温和的人，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小奉行“爱人如己”的人生哲学，见了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的，甚至对亏负过自己的人，也以德报怨。看着战战兢兢站在面前的人，一个个衣衫破旧，手掌皲裂（在冷风中劳动所致），面孔黝黑紫红（高原紫外线照射所致），尚未开口，先有了恻隐之心。 “你们坐下吧。我们随便聊聊，不要害怕。”我原定的一番“训词”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工作组长姓仲，是青海某县的公社副书记，他在屋外旁听我的“训话”后，大为不满，说我太“右倾”了，简直敌我不分。“我姑且认为你是认识问题，如果总是这样，那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了。” 我发现，江同学和林妹妹的处境也和我差不多，林妹妹不用说了，温文尔雅，说话像唱歌，江虽然嗓门大，严厉一些，但从不打人骂人，所以也没有多少“战斗力”。于是，工作组分成了三派：一是仲组长和那位秘书，是战斗力特强的“左派”；二是我们三个“北京学生”，是“右派”；三是交通厅和公路局的那两个干部，还有221的军官，属于“中间派”。因为没有“战斗成果”，右派是最倒霉的，每次汇报工作都要挨批，“老爷”似乎又变成“奴才”了。 可能是故意让我们出丑，仲组长把最顽固的“敌人”——老村支书交给我们审问。我们苦口婆心，讲了好几天政策，老支书什么也没有交代。无奈，我们只得承认水平低，能力差，把老支书“还给”了仲组长。 仲组长这一天叫来老支书训话，让我们三个学生在一旁“见习”。 这位支书姓马，进屋后就站在那里，虽然一声不吭，却神情镇定。 “想好了没有，想不想交代你的罪行？” “我的错误是有的，但没有罪行。这几年来，我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也是奉公守法的。” 仲组长走过去，啪啪两个耳光，支书的嘴里流出血来。 “明白我为什么打你？” “不明白。仲组长，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看来，你很嚣张啊！我只问你一句话，这几年，村里死了几个人？他们都是怎么死的？与你有没有关系？” 支书突然蔫了，低下头，说：“去年村里炸石头，修梯田，发生事故，死了三个人，我作为支书，是有责任的。” “责任？什么责任？为什么死的都是给你提过意见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件安全事故，支书有责任，但绝非像仲组长所言，是有意地除掉异己。仲组长安排“积极分子”——其实是村里的几个痞子，经过几天几夜的“批斗”，支书居然按照组长定下的调子，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仲组长大获全胜。 “尕小伙，阶级斗争，这里面学问大着呢。别看你们都是大学生，在这方面还得好好补补课啊。”仲组长很有些洋洋得意。 但他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我们正在学习文件，一个社员气喘吁吁跑进来说：“仲组长，老，老支书上吊了！” 社教运动中，发生死人的事并非罕见，但总不是好事。仲组长先是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慌什么？死个把人有什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