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的重庆》我的父亲

父亲的德语名叫瓦尔特-傅瑞德里西（Walter-Friedrich），中文名叫傅德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卖掉了他在布瑞斯劳（Breslau，今波兰境内西里西亚地区）的书店，前往西藏，在喜马拉雅山区组建了一支探险队。探险队都是年轻男子，有藏族人和汉人。通过一些熟人和关系，父亲虽然是外国人，也成功地领导那支探险队，在西藏工作了很多年。 因为想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父亲想学中文，希望寻找一名中文老师。探险队里有个来自成都的年轻人，是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我母亲在成都的中学当老师，同时也兼那所中学的负责人。年轻人就把她介绍给父亲当中文老师，并把父亲带到成都，跟她见面。 当他们第一次见面，父亲就被母亲娇美的外貌、优雅的举止和温柔的声音迷住了。他恭恭敬敬地对她鞠躬，行吻手礼，托起她的手来轻吻了一下，用英语对她说：“很高兴认识你，彭小姐。” 母亲的脸红了，有点尴尬地回答说：“你好，傅先生。” 她的英文不如父亲的英文流畅，带有明显的中文口音。 父亲的中文学得很快。没过多久，他就能用中文跟人简单地交流。尽管这样，在他应该返回西藏的时候，他仍然觉得他的中文还不够好。因此他希望母亲能跟他一起去西藏，继续教他。但母亲当场用三条理由拒绝了：一、我是未婚女子，不能随便跟一个男人走；二、我不能轻易丢弃学校的工作，因为得之不易；三、我不想离开成都。 父亲听了，静静地站着，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母亲。他低着头，表情痛苦。母亲注意到，他漂亮的蓝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和幽默诙谐，变得黯然忧伤。她突然感觉到，她喜欢这个彬彬有礼的德国人，也舍不得让他离她远走。她的心开始狂跳，突然不假思索就冲口而出：“除非跟你结婚，那样我才可以跟你走。” 说出这句话后，她自己也吓坏了，羞愧地低下头，感觉脸颊烫得厉害。 两个人都像被突如其来的闪电击中，相对站着，一动不动。他们深深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同时感觉到爱情的魔力和幸福的眩晕。父亲其实在第一眼看见母亲时，就喜欢上了她。但他没有勇气向她表达，因为害怕遭到拒绝。此时他突然有了勇气，上前一步抱住她，亲吻她的脸。他一边吻她一边低语：“这句话我等了很久。太好了，能够听到它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太幸福了。” 母亲却突然挣脱他的拥抱，解释说：“也许有点小误会。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结婚，我会很乐意跟你走。但不一定要去西藏，我更愿意跟你生活在成都。这里物产丰富，气候适宜，生活安稳，居民们敦厚宽和，还是中国有名的文化古城，比西藏更适合安居乐业。”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低着头，想了想，说：“好吧，为了你，我愿意放弃西藏的探险事业，留在成都。” 母亲兴奋地一把抓住他的手，然后又向他充满感激地鞠了一躬。 父亲就这样放弃了他的西藏探险，于1935年6月7日在成都跟母亲登记结婚，从此在成都定居下来。他把在探险期间用于从事科研的珍稀发现，推荐给各国的博物馆，获得了经济上的巨额收入。母亲继续在学校工作，继续教父亲学中文。父亲有很好的语言天赋，除了母语德语，他的法语和英语也很好，另外他还懂拉丁语。通过母亲，他很快又掌握了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 有一天，一个名叫辛肯（Schenk）的德国记者来到成都。他为德国情报局工作，想对成都的政治局势进行报道。在成都的德国领事馆里，他邂逅了父亲，并告诉父亲，驻重庆的德国大使馆急需一名会中文的工作人员。父亲投去了求职申请，被录取了。不久他就带着母亲迁往重庆。 一年后，我在重庆出生了。 1938年底，中日战争进入白热化。为躲避日机空袭，父亲在重庆郊外的乡下租了房子，我们从城里搬到农村。一直到战争结束，父亲都负责德国大使馆的工作，即使在使馆正式关闭之后，他仍然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将使馆工作转入地下，并继续负责，一方面为在重庆的德国公司和德国人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德国政府报道中国的形势。他的顶头上司是希姆莱，两人经常有电报联系。日本投降后，大约在1946年，美国人在上海开设了军事法庭，对仍然滞留中国的德国人进行了审判——也包括父亲。他被判了三年监禁。 父亲高大，魁梧，有一双世界上最仁慈漂亮的蓝眼睛。他的浅棕色头发总是光滑地梳向后面，小胡子下的嘴角常常挂着狡黠的微笑。在重庆的最初几年里，他衣着优雅，经常穿浅色衬衣或深色西装，有时还穿燕尾服，戴相配色系的领带和礼帽。拐杖、雪茄、公文包，是父亲出门的三件标配。他的皮鞋，即使罩有绑腿盖，也经常亲手擦得锃亮。他非常喜欢抽雪茄，但常常点燃后只吸几口，就放进烟缸，任由它自己慢慢燃烧直至熄灭。 在我眼里，他不仅是一位充满爱心的慈父，而且学识渊博。我对他怀有深深的爱意和敬佩，直到后来，政治环境让他变得自闭抑郁，郁郁寡欢，我们的父女关系才开始紧张起来。 由于日军对重庆的轰炸，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城里，不能回家。他在使馆区有一套公寓。那时日本跟德国是盟友，使馆区在战争的初期还很安全，能免遭轰炸。他们不仅高挂德国国旗，还把巨大的德意志帝国大旗也铺展在房顶和院子的地面，作为提醒日机不得投掷炸弹的信号。 周末，如果父亲在家，而且没有带宾客回来，他就给我看他那些非常珍贵的藏书，讲解书中的内容，或者，告诉我他在喜马拉雅山中探险的故事。而最令我紧张和好奇的，还是他描述发生在重庆的中日战况。他的讲述既让我震惊、害怕，又让我着迷、难舍。 因为他在家的时间很少，没有机会教我德语，他就用中文给我讲德国童话，或者，我们一起听留声机里的德国音乐。有时候，他还让我跟着他唱德语歌。一般一起唱几遍之后，我就能自己单独唱那些德语歌了。1937年，父亲在重庆 他经常从城里带外国朋友来家里做客，通常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这时候，家里所有的仆人都得忙碌起来，准备招待宾客。客厅里的餐桌会被铺上漂亮的桌布，很多美味佳肴会依次被仆人们端进来，送到每一位宾客面前，待他们品尝后又被端走，然后再送上新的菜品。与此同时，还另有仆人为客人们斟酒。但丰盛的大餐之后没有甜点，只有米酒供男宾们继续享用。 那时候的中国，外国人被当作不怀好意的侵略者。社会上普遍称外国人为“洋鬼子”。这得归咎于19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1899－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又导致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暴力殖民。但具有现代思想的年轻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西方人还是很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