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文心：四川文艺大家口述历史》第一编 文学界

马识途：我的生命当中，没有“投降”二字 |名家档案| 马识途，1915年1月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他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他在担任政务职责和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大多反映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笔丰厚的宝贵财富。 一个人一生中做好一件事都不容易了，但传奇正在于，有人可以同时在两个领域成绩卓著。 马识途正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少出夔门，志怀报国，奋斗百年。戎马与笔墨，革命和文学，他将两项事业，完美融为一身。 比传奇更令人称奇且深感敬佩的是，2018年，马识途103岁了，但他还在写，而且以强大的求生意志和对文学的炽热之爱，再次战胜了癌症。 他说：“我还在发奋。”2014年8月，马识途在新书发布会上 陈羽啸摄影 用作品书写壮阔革命史 2016年，马老写了一本人物回忆录《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他将自己记忆中敬佩的人物写下来，有他从事革命工作接触到的领导，也有鲁迅、巴金、吴宓、夏衍、曹禺、李劼人、吴祖光、艾芜、沙汀这样的文坛名家，一共写了90多个人物。2017年，马老查出得了肺癌。病魔没有阻挡一颗渴望生命和文学的心，他在病房里写出了《夜谭十记》的续集《夜谭续记》。写好10个故事后，他的病奇迹般地好了。 2018年，18卷700万字《马识途文集》出版。这部全集将马老的小说、文论、散文等作品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的收录。当世人还在惊讶他的创作力旺盛，马老又想起来70多年前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师从陈梦家等老师学的古文字学，研究起了甲骨文，并开始动笔写一些学术性质的文字。 马老的文学作品，题材上多与革命生涯、人生经历分不开。而将这种经验转化为文学，除了得益于自幼受到的书香熏陶，还跟他在西南联大就读获得的营养相关。1941年，地下工作暂时受挫，按照上级传达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马识途以“马千禾”的名字，考入西南联大就读。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马老受到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名家的教诲，接受了文学创作的科班训练。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中，加上自己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便开始了文学写作，散文、诗词、小说都有习作。但在当时，马识途意识到，写作和职业革命家生涯是不相容的，调离昆明时，为了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忍痛将一切文字性的东西一火焚之，并且下决心和文学绝缘，投入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中去。直到1959年，《四川文学》主编沙汀找到马识途，约写了关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文章《老三姐》，才重续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在马老的诸多作品中，《清江壮歌》是尤为特别的一部，这部小说以他和革命伴侣刘惠馨同志真实的革命经历为原型。1941年1月20日，时任中共鄂西特委妇女部长的刘惠馨，不幸被捕，同年11月17日，壮烈牺牲。刘惠馨被捕时，马老的女儿才刚生下一个月，从此下落不明。1960年，马识途才在武汉找到了离散近20年的女儿。女儿被一对工人夫妇抚养成人，马老不让女儿改姓马，让她仍与养父养母住在一起，以便侍奉。 2011年，时近百岁的马老，还去湖北参加纪念何功伟、刘惠馨烈士英勇就义七十周年的活动。马老当时写了一首诗：“暌隔阴阳七十年，今来祭扫泪涟涟。我身愿作恩施土，雨夕风晨伴夙缘。”这种深厚的爱情，令人动容。 遗憾没能写出“传世之作” 在长江三峡明珠的旅游胜地石宝寨附近，有一个由长江回流冲击而成的肥沃的平沙坝。 坝里的一个小山脚下，曾经坐落着一个马家大院。这里世代住着几十户马姓人家，其中一家的主人便是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马家大院的大门两边悬着“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大字对联，也彰显出马家书香门第本色。马玉之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熊克武等革命党人私交甚好，思想非常开明。马玉之以区督学身份，竞选当上县议会议员，后又被推举为议长，得到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赏识，被任命为洪雅县长。作为一个县的父母官，马玉之刚正不阿，治县有方，成绩卓著，在当地有不小的威望。 行政事务繁忙，马玉之对子女教育也没有放松。“我当时最喜欢的是清代学者吴乘权著的简明中国通史读本《纲鉴易知录》，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马识途在亲笔自传《百岁拾忆》中写到。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家里男孩满16岁时，一律赶出三峡，到外面闯荡安身立命。16岁初中毕业的马识途，离开家乡，出峡求学，辗转北京、上海、南京、昆明，最终一路成长、磨炼，从最初“工业救国”转求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革命者、文学家。 传奇流转，但传奇本身是谦卑、冷静的。马老对自己的文学是不满意的，在2013年举行的四川省文联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马老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做颁奖答谢词时，马老说：“我没有什么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 他认为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回想起自1935年就开始在上海发表作品，1941年开始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四年，接受许多文学大师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教授的教诲。他又联想到在革命生涯中有很多积累，经历中国20世纪的一百年，亲自看到中国的大变化。“照理说，我应该创作出远比我已发表作品更好的作品，然而我没有实现应有传世之作的理想。革命胜利后，我又走上从政的道路，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就抽时间写作。我写的很多文学东西，都是为革命呐喊，但在艺术水准上还不够。” 写小说斗病魔，癌症都落荒而逃了 每每想到不少作家创作生涯早早结束，心里对马老的敬意就更多几分。跨越百岁高龄大关之后，马老又新写了几本书，而且他再一次战胜了癌魔。最新出版的《马识途文集》18卷里，有不少是马老百岁之后写的。而且还有两本新写的书，没有收入全集。他还特别推荐读《毛泽东诗词读解》：“这是我把毛泽东的诗词都读了以后，加以注解、介绍、研究，是一个研究文本。我对毛主席诗词非常推崇，所以一篇篇读了写下来。30年了，终于出版了，希望大家能看看。” 2001年，马老患了肾癌，一个肾被切除。马老很幽默，自嘲“我是孤圣（肾）人”，乐观心态让人佩服。他反过来还会安慰大家：“你们不用担心，现在癌症完全痊愈了，我就是肾功能有些不好，而且因为少了一个肾的原因，有条腿一直比较肿。” 2017年，就在马老动手写《夜谭续记》时，却在体检时查出得了肺癌，这本书的创作眼看可能半途而废，但病魔没能阻挡住一颗渴望生命和文学的心。他让子女将手稿带到病房，继续他的写作，出院后也坚持一边治疗一边写作。就在家里人为他的病情担忧之际，马老想起了司马迁发奋写《史记》的故事：“司马迁激励了我，我也要发奋而作。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我决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我要和病魔斗争，和它抢时间，完成这本书稿的创作。” 于是，马老一边积极治疗，一边坚持写作。医生护士看到马老如此坚强，就说：“得了这么重的病，您还在那儿写东西？真是怪人。”马老说：“这毫不奇怪，我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当年我做地下革命斗争不畏死一样。” 就在马老完成《夜谭续记》这本书的初稿之际，马老的保健医生告诉他，经过半年多的药物治疗，马老肺上那个肿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的指标也完全正常了。马老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一家人皆大欢喜。马老还请大家吃饭，正式宣布自己已经战胜了癌魔。他还戏说道：“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哈哈！它看我写完小说，它就甘拜下风，它也下岗了，逃跑了。” 真是令人欣喜！马老再次战胜了癌魔，恢复了健康，这是马老旺盛生命力的展现，想必也有对文学热爱、炽热追求的精神力量。在《夜谭续记》后记中，马老意志铿锵：“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便会勇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危险和痛苦。” 或许有人会问，活到103岁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东西呢？马老回答说：“我现在眼睛也看不清，耳朵也不灵了。看书、写作是比较困难了，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但我不能总是无所事事嘛，两度遭受癌症侵袭，居然两次都战胜了，和时间赛跑，我尽量发奋写东西。” 如今，大病痊愈，闲下来，马老又开始写了。而且对于这种状态，他自嘲，“像发疯了似的”。 很多人都想问马老为何如此高寿，马老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活就活到了现在，今年都103岁了，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给我的通知书搞丢了。” 对话马识途：新作《夜谭续记》更有四川特色 马老所著的《夜谭十记》包含十个故事，讲的是衙门里的十个穷科员每人抓阄，抽中的就得讲一个故事，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百态。2010年，著名电影导演姜文的《让子弹飞》票房和口碑爆棚，其故事正是改编自马老的《夜谭十记》之“盗官记”。 如今他的新作《夜谭续记》大概是怎样的结构和内容？时隔多年，为什么再叙写“夜谭”系列？对此，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马老进行了专访。 马老透露，《夜谭续记》结构跟《夜谭十记》是一样的。还是十个人，现在叫公务员了。他们组织了一个龙门阵茶会。大家在一块儿喝茶，抓阄，谁拈到一个，谁就先讲一个故事。十个人讲十个故事。原来《夜谭十记》里的十个讲述人，没有女性。这次续记里的十个人，其中有两位女性。前面五个发生在旧社会，后面五个讲的就是1949年后的事了。写这个续记系列，并没有说一定要表达什么主题思想。主要就是摆龙门阵，讲过去的奇闻异事，算是比较耐看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夜谭十记》可读性非常高。语言通俗幽默，旧社会奇闻趣事很好看。这样的创作风格，您有怎样的考虑？ 马识途：我在写的时候，就想到必须要讲好故事。首先要能够吸引到人来读。思想是潜移默化传达给读者的。所以我的小说很注重传奇性，将革命的思想性和世俗的传奇性结合起来。我当然希望《夜谭续记》能够出版，却也有几分忐忑。它能侥幸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青睐而出版，但能逃过文化市场里读者的白眼吗？管它的，让它去吧，只要没有一出版便遭遇被投入纸浆厂的命运，余愿足矣。 四川的口语非常生动。所以我这次写《夜谭续记》也是充分运用了四川的口语，与《夜谭十记》比起来更接近四川方言、本土特色。总体来说，就是四川人用四川话讲四川故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夜谭系列中有很多传奇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于哪里？ 马识途：书里面写的都是我所听到的奇闻异事，都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一些奇怪的事情。曾经身为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因为搞革命的缘故，我需要用各样的职业来掩饰身份，当过小公务员和行商走贩，做过流浪汉，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往来。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听到了这些奇闻异事。让我意识到当时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性格多么乐观，语言多么生动而富于幽默感。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呀。我都把它记下来放脑子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这次写《夜谭续记》的契机是怎样的？ 马识途：198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韦君宜推动下，我出版了《夜谭十记》。初版印了二十万册，随后还加印，一时颇为红火。于是韦君宜专门来成都找我——我们本就是1937年冬鄂豫皖苏区为湖北省委办的党训班的同学，以后在白区一同做过地下工作，成为朋友。她一来就对我提出一个文学创作建议，她知道我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经以各种身份为职业掩护，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有接触，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让子弹飞》成都首映式，姜文拥抱马老 （资料图片） 她说，《夜谭十记》出版后反应很好，你不如把你脑子里还存有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拿出来，就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那样的格式，搞一个“夜谭文学系列”。我当时就脑子发热，在记忆库里搜索，一口气就说出十个故事的题目和几个故事的梗概。韦君宜很高兴，我们当场商量先出一本《夜谭续记》。不久，我就动笔写故事提纲了。但不幸的是，韦君宜突然中风，没有人再继续督促我，加之我确实公务繁忙，就放下了这个写作计划。但这些故事本身，一直存在于我脑子中，常常在梦中还会与故事里的人物对话。 我这一放，就是三十年，前面出版的《夜谭十记》也随着岁月流逝，理所当然地逐渐淡出读者的视线。直到2010年，导演姜文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成《让子弹飞》搬上荧幕，一上映就出人意料地大行于市。于是，原著小说《夜谭十记》也附丽于《让子弹飞》而飞了起来。几个出版社争着出版，连台湾地区也来凑热闹，出了一版繁体字的《夜谭十记》。因此，我头脑又开始发热，想把原来和韦君宜一起计划好的《夜谭续记》重新完成，也算是纪念韦君宜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期待《夜谭续记》被拍成电影吗？您对电影这个载体一直很看重，认为它可以拓宽受众。 马识途：对影视这个问题，我一直是非常支持的。我希望有一些写雅文学的作家，转过来学习通俗文学的优点，写更多喜闻乐见的作品。文艺要为更多的群众服务，影视剧是非常强的传播形式。一本书的受众，很难比得上一部影视作品。100个作家出100本书，每本书如果平均卖到3000—5000册，总量才几十万册，但一个电视剧出来就有几千万人看。依我看，作家拿出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影视编剧领域，值得尝试。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2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王火：名字是火，气质如水 |名家档案| 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南通如东。1924年7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后，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任编审干事。1950年，王火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被调往山东支援老区，做过十几年中学校长等工作。曾任山东省作协常务理事。1983年到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为第一任书记兼总编。王火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霹雳三年》《外国八路》《东方阴影》《禅悟》《流萤传奇》《雪祭》《王冠之谜》。电影文学剧本《平鹰坟》等。1995年，其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3年，王火被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授予“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2014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了“王火文库”。王火 朱建国摄影 王火曾说：“岁月像流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但是流水不会停止，它会另外找一条道路，继续前行。而且，遇到阻力的水流，往往会迸溅出美丽的水花，具有平常所没有的动人之致。” 人对时间是敏感的，担心时光匆匆，容颜易老。但人对时间又是势利的，迟钝的。对于一个老人，人们总不太真的相信，他也曾经是对世界好奇的儿童，是风华正茂的少年。 作家王火，原名王洪溥，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是上海滩最早一批大名鼎鼎的律师之一。他从小住在上海小东门裕福里，邻居都是上海滩的名人，比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后来父母离异，6岁的王火随父亲从上海搬到南京生活，幸运的是，后母对他的教育很看重。这段心路历程也被王火写进童年自传《金陵童话》。 当记者时写出大量抗日报道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轰炸南京，正在读初一的王火，随家人躲避战火辗转安徽、湖北最终到香港。1942年，怀着满腔抗日热情，18岁的王火冲破封锁，从上海只身前往西南求学。一路颠沛流离，他先坐火车到南京、合肥，之后因战火阻隔，翻山越岭绕道，拉纤乘船渡水，经河南、陕西到达重庆江津。之后他考上当时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就读于新闻系。出于“为人民发声”“为公平正义鼓与呼”的理想，王火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重庆、南京等地写出大量抗日的新闻报道，曾在《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产生较大影响的新闻通讯。 1949年后，王火进入上海总工会工作，在当时新成立的劳动出版社当上了副总编辑。1953年，王火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后参与筹办《中国工人》杂志。王火的职务是出版社主编助理兼编委，很得重用，“我可以常到中南海组稿”。 1961年，王火又被调到山东临沂从事教育工作，在当地一所重点中学担任校长多年。1983年，王火又经友人邀请，来到四川成都从事出版工作，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之后参与筹办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任总编辑。 过往经历都成创作素材 “凡珍珠必产蚌腹，映月成胎，经年最久，乃为至宝。”沙粒刺入蚌腹，蚌忍受痛苦，经年累月将之淬炼成“至宝”珍珠。王火的一生，多处辗转，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王火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是肯定写不出这些作品的。” 的确，过往的见闻、经历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他把和妻子凌起凤的爱情故事艺术加工为电影剧本《明月天涯》；从苦难中升华出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希望”的《九十回眸》；把自己“亲见、亲闻或亲历”的人和事汇聚成封笔之作《东方阴影》。他的文学作品，多反映人物在巨大历史变动中的命运沉浮和心灵轨迹，留下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满腔热忱和对历史曲折的严峻审视。 虽然已是94岁高龄，但王火皮肤白净，身板挺拔。再加上气质温和，处事低调，如果不是深入了解，很难猜到，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已经年过九旬。回望自己的一生，王火很豁达：“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的一生确实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另一方面，大时代走向与个人际遇共同推动的丰富经历，也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让我深刻感受社会、思考生活。” 报道南京大屠杀案轰动一时 在王火珍藏的剪报册中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用“王火”“王洪溥”“王公亮”等多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过众多精彩的新闻特稿。王火这个笔名，是他自己起的，源自高尔基的“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个‘火’字又简单又是红颜色的，红颜色的火又可以烧毁旧世界。就取名为王火。我觉得这个笔名好。” 1944年，王火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复旦读书期间，著名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王火的老师。 提到萧乾，王火的语气充满崇敬：“萧乾先生教了我两年，他讲授英文新闻写作。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萧乾曾说，一般的新闻，生命力总是很短暂，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我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1946年，还在读大三的王火作为特派记者，同时为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等报刊写稿。《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通讯、特写不断见诸报端。“当时还有读者写信到复旦大学，称我为‘教授’，其实当时我大学还未毕业。” 值得一提的是，王火还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当时，他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 1946年2月，王火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王火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作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随后，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了李秀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轰动一时。 几十年后，王火在四川听说李秀英仍健在，还托自己在南京工作的侄儿去医院探望，引来南京媒体的关注。正是因为有这些亲身经历，王火才写出了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这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创作的抗战三部曲中，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里塑造的，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庄嫂，其原型就是李秀英。 时隔多年，提到李秀英这个人物，王火依然充满敬佩：“她是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当时我是第一个采访报道她的。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脸就像《夜半歌声》里的那张脸。日本人要侮辱她，她同日本人搏斗，被刺了37刀，脸上拿刀削的，她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她的父亲会武术，她也会武术，她还夺日本人的刀，宁可死也不被侮辱。” 1948年，王火从复旦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1949年，王火获得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深造的全额奖学金，但他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当时我觉得，世界从此进入和平时期，不会出现大的战争，成为战地记者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即将成立，我想要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见证、一起建设新中国，我不愿错过这么一个机会。” 55岁时重写《战争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王火开始构思写《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战争和人》的前身），打算用100多万字，用三句古诗作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在上海工作的王火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进展较慢，但雄心勃勃。1953年春天，王火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任《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三年“困难时期”，他经常饿着肚子奋笔疾书，总算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然而，这时的王火接到通知，《中国工人》停刊，由他率队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走之前，王火将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非常年代，这部书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王火心灰意冷，他在门口把这部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书稿烧掉了。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给王火来信，询问这部稿件情况，鼓励他重新写出来。王火早就熟悉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的故事。谈迁花了二十多年完成的《国榷》被小偷窃去，在55岁时重写《国榷》。受此激励，55岁的王火决定重写《战争和人》。在山东临沂工作时，他完成了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 1983年秋，复旦大学的同学马骏邀请王火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王火带着已完成的第一部手稿前往成都。然而就在王火刚动笔进行第二部的创作时，出现了一次大的意外。在一个大雨天的工地上，他只身营救一个掉进深沟里的小女孩，自己的头部不小心碰到钢管，导致颅内出血，变得不会说话。而且开颅手术出了意外，导致他左眼视网膜受损。左眼失明，并开始影响右眼。后转院到上海华山医院全力抢救，得以保住右眼，但视力只剩下了0.8。 仅用右眼完成百万字长篇巨作 历经磨难的王火，最终还是恢复了记忆力，心中的激情重新点燃，在要把浪费了的光阴夺回来的心愿驱使下，全力以赴，靠一只右眼完成了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凭借一只眼睛写作，困难可想而知。写稿的时候，他需要戴400度的老花镜再用放大镜。一只手拿笔，另外一只手拿着放大镜，用手压住纸写。 这部共167万字，浸透了王火半生心血的重磅长篇巨作终于完成。1993年，该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反响极大，被誉为反映抗战的雄伟史诗，获奖无数——将郭沫若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要奖项一一收入囊中，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中国新文学大系”。1997年12月，《战争和人》三部曲以全票获得最高荣誉的长篇小说文学大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战争和人》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过程中的行踪为线索，表现了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人物行踪遍布大半个中国，具有突出的史诗结构和鲜明的史诗风格。记者问到这部作品是否具自传性质时，王火想了想说：“小说不同于报告文学，艺术渲染和加工是必要的。不过，小说中确有很多我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我是肯定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妻子假装自杀跨越海峡与他相聚 1997年，王火凭借作品《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战争和人》的扉页，印着他与爱人凌起凤的合影。王火写道：“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王火著述逾600万字，他说：“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妻子的名字。” 王火的爱人凌起凤原名凌庶华，1924年出生，其父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凌铁庵。1942年，两人相识，坠入爱河，1948年订婚。1949年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两人分别四年，一直靠书信往来。1952年，凌起凤为了与王火团聚，告别台湾的家人，先在香港制造了自杀假象，改名字后回到上海，与王火结婚。回忆起这段往事，王火说：“那件事不光是风险极大，而且她当时在台湾拥有很好的生活，她都毅然放弃。此后几十年，她都不能与家人联系。”王火为此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就是以妻子凌起凤的故事为原型。 王火说，凌起凤有学问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然而她为了全身心地协助我，放弃了很多，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是我的‘大后方’。而且，我写一部作品，她是我第一个读者，给我提了很好的建议。可以说，她为我付出很多。” 2011年7月2日，凌起凤因病去世，王火悲痛万分。当年10月，《华西都市报》记者曾到王火家中采访，刚刚失去老伴的王火神情憔悴，沉浸在悲痛之中。当时，他的书房里到处都放满了还未开封的书籍包裹，连摊开的诸多杂志，都不曾动过。提及当时的场景，王火说：“她住院，我也陪住，基本三年都在医院里生活，很少回家，所以书桌什么的，都几乎没怎么动过。而且，我闭门谢客，推掉了所有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全身心地陪她走完最后一程。”1953年冬，王火与妻子在北京香山留影 受访者供图 与马识途、李致的君子之交 自1983年定居成都至今，王火对这里的人和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与百岁文学家马识途，巴金的侄儿、作家李致交情深笃，一些重大节日，三人都会聚在一起。1983年王火到成都认识马老，一见如故，“我们谈人生、文学，非常投契，大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 2017年8月4日上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0卷12册680万字《王火文集》，在成都举行首发仪式。93岁的王火出席活动现场，讲述了他创作获茅奖作品《战争和人》与四川的关系，他当年从山东来到四川，从事出版、写作的心路历程。102岁马识途和88岁李致冒着酷暑，亲临发布会现场，庆祝《王火文集》出版。三位好友见面握手、拥抱，现场情景令人感动。马识途与王火 张杰摄影 首发仪式上，当时102岁的马老上台发言，讲述了他与王火夫妇的深厚友情：“王火同志及他爱人同我相交了几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王火同志常常关心我的健康，常来家里看望我，我们说话很少但是情真意切。我是深有感受的。我和王火同志的感情心心相印，是知心朋友。王火同志对我的创作一直比较关心。王火曾说，90岁以上的作家还在创作的，在文学界实属罕见。所以我这些年仍然在从事创作，这正是朋友们给我激励的信心。近年我又提起纸笔，写了几本书来。”马老还朗诵了一首自己此前写给王火夫妇的七律诗，用李白和汪伦之间的感情来表达他和王火之间的情感：“淡水之交几十春，潭深千尺比汪伦。同舟共度风雷夜，相见无言胜无声。” 王火感慨地说：“我比马老小十岁，我与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半年都见不到一次，但是一见，谈起往事就非常亲。我也不怎么打电话给他，怕打扰到他，虽然是‘淡水之交’，马老却认为我们的友情深厚如李白和汪伦。”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白航：诗意洒人生，掌舵《星星》诗刊 |名家档案| 白航，本名刘新民，1926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路台营村。11岁去北平、天津读书。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进入解放区，做过地下工作。1948年入华北联大文学系，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八兵团文工团创作组任创作员。转战太原、西安，后入川。曾任川北文联创作出版社主任，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组长，《四川文艺》编辑。1957年主力参与创办《星星》诗刊，任出版部主任。1978年后续编《星星》十年。诗作优美流畅有幽默感，著有专论《简论李白和杜甫》等。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在中国新诗发展走过的百年历程版图中，四川是一座重镇。这里滋养、诞生了一大批诗人，发生过很多影响深远的诗歌事件。这些诗人、诗事，与一本重要的纯文学刊物分不开：《星星》诗刊。高缨（左一）、白航（左二）、流沙河 受访者供图 1957年1月1日创刊的《星星》是新中国诗歌史上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六十多年来，参与《星星》诗刊的编辑家、诗人者众。但诗歌圈公认的“星星”诗刊元老级人物，则当数“两白、两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 身为“两白、两河”之一“白”的白航，参与《星星》诗刊的创办，掌舵过《星星》诗刊的发展。从燕赵大地到巴山蜀水，从战地文工团的话剧创作员到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长，从军人到诗人，从农家少年到耄耋老人，白航的一生，是随着时代的潮流沉浮的一生，也是丰富的一生。 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25年农历腊月，白航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叫路台营的村庄。父亲当时是一名教师，家里虽不富有，但温饱有余。 白航自幼勤奋踏实，是家里的小小顶梁柱。在小诗《当家人》中，白航写了“我是娘的一只手/姐姐是娘的一只纺车/终日呜啊呜的响得很动听/十岁便干大人的活了/骄傲又威风/婶子大娘们/指指点点地说：看，刘家小做活的/过来了/这时//我肩头的担子/突然轻了许多/脚步也更来劲了/从此我成了当家人”。 随着父亲到北平一家小学出任会计工作，11岁的白航去了北平读高小。 “七七事变”后，白航又随父亲就读于天津新开河畔的天津市立师范（北洋大学校址的一部分），1945年6月毕业。“当时，日本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了，大家都不愿当亡国奴。我有一个同学，家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介绍我去解放区。我当时连天津市立师范文凭都没顾得上拿，就出发了。” 白航在冀中军区敌工部当上了一名工作人员，经过训练，被派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被日本占领的区域，搜集情报。回忆那段日子，白航坦言非常危险，“一旦被抓住，就很可能没命了”。 1946年秋，白航考取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受教于丁玲、艾青等文坛大家。在诗作《华北联合大学——散在冀中几个小村里》中，白航写道：“小村里/走出一所/大学校/当年谁也不知道/自己后来的结局/说话南腔北调/人人的脚印都连着//一串浪漫的故事……过节时/围成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如花朵般快乐地/咀嚼粉条和包子/直到把喉咙塞满/清早跑步唱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太原前线，“尸埋大漠，侠骨也香” 1948年，白航入伍从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白航曾坐车穿过娘子关到太原前线，体验战斗生活，搜集创作题材。 白航对此记忆依然生动清晰：“当时前线正在围攻太原，形势十分紧张，过路的一些地方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路段。敌人封锁是子弹一梭子一梭子地打，打完了又换一梭子，要想过去就得等换梭子的间隙。” 在太原前线，白航第一次闻到硝烟的呛鼻味和危险味，炮弹咝咝地从头上飞过，很骇人。“太原战役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战，阎锡山在西山修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碉堡，什么子母碉、梅花碉、铁门大碉，碉碉相通，连队每打下一个碉堡，常常百多号战士只剩下一二十个。”这段经历，也被白航写到诗歌里：“车过娘子关/依稀的梦提醒我/男子汉终于/走出了家门/前去开拓大荒/脚步来去匆匆/车轮咣当咣当/一名军人/去赴战场/纵然尸埋大漠/侠骨也香/烽火崎岖路/男儿向八方/雾时聚时散/路短短长长/阳泉到了/炮声隐隐来前方”。 战斗过程中，炊事员们很辛苦。“炊事员要负责把热饭热菜送去给战士们吃，我们个人可以很快地钻过封锁区，但对于炊事员来说钻过去比我们要危险得多。当我们要占领一个地方，要冲锋的时候，一些地方的炊事员还要把热饺子和热菜送给战士们吃。他们虽没打仗，但也经过了枪林弹雨，还有被打死的危险。”目睹了这样的情况，白航有了写诗的冲动，于是他在前线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我是炊事员》，歌颂战场上英勇的炊事员。 太原胜利解放后，白航又跟着部队去解放大西北，从太原向前进军，过风陵渡到潼关，入西安，下宝鸡，长途跋涉，行军艰苦。至今，白航都很爱走路，“这都要感谢那时的锻炼”。《星星》诗刊 创办《星星》诗刊，掀起诗歌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白航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激情。他与同事们谈到四川文艺的未来发展。“四川的诗人比较多，诗歌创作是一个优势。写诗的人虽然多，但苦于没有足够的发表空间。”白航与同事们就想：不如办一个诗歌刊物吧！大家热情高涨地商议后，集体决定让白航写一份报告，上交给省委宣传部。几个月后报告获得批准。白航与同事们立即搭起编辑班子，征稿和征集刊名的工作立即展开。 白航回忆，一开始大家认可一个字“星”，作为这本诗歌刊物的名字，后来有人发现苏联有本杂志就叫作《星》，于是就改为《星星》。“星星每天在天上闪光，很多人都看它，它最明亮，指引着人们的方向，又有诗意，最后诗刊就定名为《星星》了。” 1957年1月1日，《星星》首期出版，影响甚大。 挤破文化宫礼堂，只因诗人开讲座 “新中国刚成立，大家都心情愉快，来稿非常踊跃。”回忆起《星星》创刊时的场景，白航的记忆是愉快的。大家都志同道合，工作和私下都很投缘。一开始，白航就与同事们讨论过编辑发稿方针： 一、诗歌应该来源于生活，从生活中感受思想，有感而发。 二、看诗不看人，诗歌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诗人有名与否。 为了做到这两条，在特殊时期，他们付出了代价，但白航并不后悔，“吸取生活养料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好的作品终究会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的”。 20世纪80年代，阅读、思考成为青年们的灵魂解渴剂，全国各地出现多个流派的诗人、诗社。1986年，《星星》诗刊发起了“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评选活动。全国各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激动不已，纷纷给自己心中喜爱的诗人投上了庄严的一票。评选结束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最终当选。 当年12月，为庆祝《星星》创刊三十周年，《星星》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除杨牧、杨炼、江河三人因故未到，其余七人都应邀到了成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 白航回忆，邀请每位诗人开讲座，门票五元一张，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但依然没有挡住大家对诗歌的热情。“买不到票的青年人，甚至把讲座所在地的文化宫礼堂的门都挤破了，我们还为此赔了钱。” 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万千读者的朦胧诗代表，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舒婷、顾城等人的朦胧诗当时能在国内得到如此高的关注，跟支持他们的一批刊物及编辑分不开，其中就包括《星星》诗刊。 “舒婷当时还是一个普通女工，业余写诗。最早发现她的是蔡其矫先生，蔡其矫是我当年在华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他把舒婷的诗歌推荐给我看。我一看觉得非常好，她的诗歌不光有艺术性，在强调女性独立自主精神、思想性和主题性方面，都非常突出。所以，我是坚定支持她的。另外，还有当时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顾城，也占据过《星星》诗刊的重要位置。” 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激发了读者的空前热爱，引发了诗歌的创作热情。《星星》在支持这些新颖的诗歌流派上，站在了前列，陆续重磅推出舒婷、傅天琳等朦胧派诗人的力作，无疑助推了朦胧诗潮流的发展。 曾求学华北联大，师从丁玲艾青 1946年秋，白航考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他就读时学校在冀中束鹿县的贾庄和杜科。除了校长成仿吾，“老师还有陈企霞（系主任）、厂民（严辰）、箫殷、何洛、蔡其矫等，文艺学院还有丁玲、朱子奇。艾青是文艺学院的副院长，他教过我大课。抗日战争期间，艾青写了很多抗日战争的诗，很有影响。我们都很崇拜他”。 在华北联大读书期间，白航还与著名作家丁玲有过一段不浅的师生之谊。“她是作家，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系当时承包了一块地，地附近有条河，名字叫桑干河，河水经常泛滥。丁玲那部著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就是那条河。我们系里有七八名学生，还帮她誊写过一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就有我。” 回忆往事，白航很感慨：“那个年代条件非常艰苦，华北联大还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办公室，教员、学生都是住在当地老乡家里。誊稿子都是分散在老乡家里。后来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大教堂，成了我们的校址，才算稳定下来。” 在华北联大学习期间，白航主编了生平第一个“刊物”——墙报。“五一节的时候，我们文艺学院出了一个墙报。当时办墙报很困难，没有现在的印刷条件，我们就拿白纸写稿子，在外面墙上挂一张布，把稿件都钉在布上，就算是刊物了。”艾青负责指导学生们办墙报，于是白航就去找艾青请教，“艾青说，可以，不过有些文章不新颖。比如，歌颂不能光用‘红色’，艺术手段要丰富、生动、多样化，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要好。他的评价，我一直记在心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在北京的文艺聚会上，艾青还赠给白航一句诗：“白航不白航，只要有方向，一定能到达彼岸。” “青春、爱情、诗歌引导着我” “辛苦一辈子/所以才生得总是那么/又黄又瘦”。这是白航的诗作《蜜蜂》。精简、有味。一位有眼光有思想的资深诗歌编辑，往往本身也是一名对诗歌深有感悟的诗人。白航正是如此。 白航的诗心，萌发自少年时代。读小学时，学校墙上贴了很多古诗词，苏轼、杜甫的诗，他心里很喜欢。课堂上也有新派的老师教新诗，比如胡适的诗。最早《新青年》上的几首，到现在他还记得：“霜风呼呼的吹着，月亮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大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开始读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懂。句子中的节奏，让白航觉得“很美妙”。 战争年代，从军的白航生活不固定，爱上了写诗，“相比写小说来说，写诗比较方便。我喜欢诗的简略、语言精致、方便，感受忽然来了就写出来了”。他的诗歌创作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比如有深刻自传色彩的《长城外》《入川记》《嘉陵江》，回忆自己早年学习及战斗经历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太原前线》《剑门关之夜》《车过娘子关》等。 这些诗的风格雄健大气，清新质朴，别有一番独特的气质。比如他在《长城外》中这样写道：“大雁，流水，秋风，脚步匆匆，太行山前少人行；荞麦绿，僧塔白，山花红，沸腾热血青春梦。有夕阳送我过长城，听山歌/两三声，人无影，事无踪，十八盘下流水情，土炕暖/夜灯明。” 白航的诗，都很短。白航有自己的琢磨：“用的词句越少越短，表达意象会更有意味和难度。我的想法是，尽量写短诗，诗意更浓，更有味道，读者也愿意看。” 写新诗，编新诗，但白航对旧体诗的美深有感悟：“我们的诗歌有几千年的传统，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很多，影响至今。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应该多读我们的古诗。古诗是越读越觉得好。尤其是杜甫的诗，更应该多读。既有实际的现实生活，眼光也开阔。我们写新诗，也可以在继承古诗的优点基础上来发展。新诗如何与古诗结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除了书面精英系统的文学，白航还善于从普通百姓的艺术中汲取营养。 20世纪50年代，白航在川北文联工作。他下乡开展工作，访贫问苦，他发现当地的民歌非常好。“歌词的内容，既可以了解民间情况，其音乐性又是很珍贵的艺术资源。”那些民歌都是口口相传。一般说，男人很少唱民歌，民歌一般是妇女创作的，特别是青年妇女。“南充地区我基本上都跑遍了，常去老乡家里。其实他们本身的语言是很生动的，城里的诗人也该学习。我在川北待了三年，做工时妇女唱起民歌来，一天一夜都唱不完。” 2013年1月，白航收集的几百首民歌，被出版社结集成书《川北民歌》出版。 《沧浪诗话》有言：“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说明写诗的神秘性。 白航也认为，诗歌的灵感很多都是一瞬间，很难刻意去寻找。但是诗人也要先有足够的人文素养积累，底子厚，灵感才更容易出现。“诗人应当关心这个世界。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要有兴趣。对待灵感这位先生，绝不能‘守株待兔’，要时时事事迎上前去，和它握手言欢，揪着不放。”白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今他已经92岁了，写字很慢，握笔的手会抖。但他每天还会在笔记本上写日记。字不多，但都很有趣。 比如2016年8月31日，他这样记道：“秋高气爽人通泰。人性：一半是善（偏少），一半是恶（偏多）。多在生活中提炼善，甩掉恶。” 2017年12月1日，白航与流沙河、高缨老友相聚，白航这么记：“三个老头摆龙门，大海越摆越深沉。” 跟诗歌打交道几十年，白航很信任诗歌。他说，创作、写诗是不分年龄的。诗歌属于妙龄少女、伟岸壮男，也属于痴情老叟，长发婆姨。但不得不说：“诗歌更容易与年轻、青春、理想联系得更密切。在我的一生中，有三颗星深深引导过我，青春、爱情、诗歌。” 白航说，诗歌应该和足球一样倡导快乐，像米卢所说的快乐足球。“诗歌的主要目的还是应该以感到共鸣为主，读者喜欢看并且从中得到乐趣。现在的先锋诗除了作者本人，恐怕再难找到其他更多的看得懂的人。”在他看来，写诗终归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管是忧伤还是喜乐，只要用诗句表达出来，内心就会感到愉快。把对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写下来，写到诗里。哪怕是不开心的事，写出来也就开心了。” 对话白航：如果太热闹就没有诗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诗人总是与众不同，甚至有点“怪”。您当了那么多年诗歌编辑，与很多诗人打交道。您怎么看待这个“怪”？ 白航：人有个性，往往写出的诗也有个性。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怪”，其实是他们的个性。对于这种“怪”，不用过于苛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中国新诗走过一百年，新诗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经常被讨论。您是怎样的观点？ 白航：一百年的时间当然不短。但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往往一瞬间就过去了。我认为，新诗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宽阔的。会比现在更好。新诗虽然不讲究押韵，但却有内在的韵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怎么看待诗坛的热闹与寂寞？ 白航：20世纪80年代，读诗的人是特别多，诗坛显得很繁荣很热闹。现在，读诗的人很少，诗坛显得寂寞。但仔细想想，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状况，并不是自然的常态。因为跟当时特殊的时代有关。比如说，当时娱乐形式很少，诗歌成为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现在娱乐方式各种各样。其实，诗歌原本就与寂寞有缘。如果太热闹，就没诗了。我就是一个甘愿寂寞的诗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喜欢读外国诗吗？ 白航：我个人受中国古诗影响比较大，像是白居易、李白等的诗。外国诗人里我喜欢一些，比如泰戈尔的诗，他的诗更具人性，和中国诗歌比较接近，长短都差不多。我写短诗也提倡短诗，诗歌如果太长就容易流水化，意向等方面都变差了许多，像艾略特的《荒原》、帕斯的《太阳石》我不太喜欢。同时读了后让我感到比较茫然。而且我觉得诗歌要读原著，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中国古诗很多经典翻译后往往不知所云，而外国诗歌翻译过来也如此，翻译难免加入译者再创作，没有再创作的译者肯定没有。译者自身的知识、思想、信仰等，对诗歌个性化的理解，相对原著来说都有或多或少的某些变化，所以还是原汁原味好。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诗歌的魅力何在？ 白航：诗赞扬美，促发思考。我感谢诗歌给我带来了愉快，快乐。很感谢我的工作就是诗歌，和我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我没有写传世之作的想法。不是说写一首诗，一定要流传万世才算成功。有一些读者、知音，自己快乐就行，在诗歌中有所获得，就很好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就您的经验而言，诗歌创作有哪些心得？ 白航：不管是诗歌，还是别的什么艺术门类，创作就是要新颖，不能走老一套。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的语言、句子不是新的，那就干脆不要写。我很喜欢艾青的诗，是因为，他的诗句除了流畅，语言往往别出心裁，“不规范”，很有流动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跟白峡、石天河、流沙河等同时在《星星》诗刊一起工作，感觉如何？现在还有来往吗？ 白航：当时《星星》诗刊还没有设主编，只有出版部主任，我当时就是这个主任。我们很和气，互相配合工作，私下是很好的朋友。前几天还见到流沙河，我们会一起聊天。我很佩服流沙河，他以前写诗出名，后来转行当学者，深入研究文字去了，出了很多书，很了不起。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2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李致：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后，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在散文系列“往事随笔”总序中，李致开篇写到。 在李致的少年时代，巴金因为发表“激流三部曲”成为大作家。当时整个时代的气氛，对李致不能不造成影响。跟当时很多青少年受鲁迅、巴金影响，崇尚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样，李致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时，就从老师那里接触到思想的火苗。多年后，他依然记得，有一次他和同学到国文老师杨邦杰老师的寝室玩，杨老师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给他们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并做讲解。听完杨老师的讲解，李致激动得发抖，心里像点燃了火：“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鲁迅先生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李致 张杰摄影 热衷新文学，尤其喜欢《阿Q正传》 后来，另一位老师出了一个“一年容易又秋风”的作文题。李致设想了一个日本妇女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为她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给他这篇作文做了这样的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给李致很大的鼓舞。他开始读家中藏书，尤其是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等小说，特别喜欢《阿Q正传》”。直到今天，在李致的家中书房，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仍然是鲁迅的作品。“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文笔锋利、幽默，对人性的剖析和反讽，犀利深刻，我极为佩服！” 就这样，受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作品启发，李致开始提笔写作，并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致已经写了近百篇习作，有小说、诗歌、散文。之后就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李致和同学陈先泽办壁报《破晓》，被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发现。在卢剑波的鼓励下，李致在《今日青年》发表了多篇散文。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的运动后，李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办铅印《破晓半月刊》，李致发表了散文和小小说。1948年到重庆以后，李致又开始在《大公报》和《新民报》上发表评论和散文。 除了阅读文学作品，青年时代的李致尤其喜欢话剧。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李致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他经常买最后一排价格最低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 李致喜欢曹禺的戏，痴迷到可以背诵大段台词的程度。“我背书并不在行，但《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台词，都能大段大段地背。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在出版界工作，到北京向曹禺约稿，在曹禺面前我还能背起《日出》里的台词，让曹禺感到非常吃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配工作，李致的入党介绍人和川康特委的委员，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李致的回答是：愿意当话剧演员。为此，李致还受到了一点很温和的批评，“他们说正是最缺干部的时候，你当什么演员”。最终李致被分配到青年团任职。他当过重庆市的少年儿童部长，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之后在共青团中央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 然而，李致并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文学梦。20世纪90年代初，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李致，重新拿起笔，创作出以“往事随笔”系列为主的一批随笔散文佳作。2014年，李致“往事随笔”系列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包括《铭记在心》《昔日足迹》《四爸巴金》。 李致写到他个人在大时代里寻求真理和光明的人生道路，写到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有领导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李致说：“回想自己人生过往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此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或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这里面有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困惑、我的期待，这套书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也是我本人八十多年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2013年，李致获“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写道：李致继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如今，李致年近90，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很质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和写书人。种种‘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打破“三化”，“川版书”声名鹊起 改革开放后，李致担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李致在图书出版领域非常在行，他率领的四川出版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全国处于佼佼者的位置。他目光敏锐，敢做敢当，主力推动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他秉持“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的理念，注重图书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应，不提倡将图书单纯当作商品，受到良好的反馈。 20世纪80年代，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横空出世，震动了思想界、读书界。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一共出书74种。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钱三强等人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南方周末》经过征求意见，几十位学者推荐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名单，思想类图书中，“走向未来”丛书名列前茅。而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 20世纪70年代末，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过混乱年代的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那时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 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在当时，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出版‘三化’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像《清江壮歌》《红岩》这么有名的书，四川都不能出。”从北京回到家乡，李致感到要突破现状，“从我个人角度，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培养了很多作家，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都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我不受地方‘三化’方针的约束。” 在李致的掌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李致回忆：“这在当时争论很大，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但我们成功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接下来，李致掌舵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1949年后一直没有再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了张黎群的建议。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的展现。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叔侄情深，巴金告诫讲真话 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觉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觉新的原型人物，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1929年，李尧枚的小儿子李致出生。一年多之后，李尧枚自杀。巴金与大哥感情尤为深厚，精神上志同道合。巴金视侄子李致为己出，李致喊巴金“四爸”。叔侄关系亲密，心意相通。对于巴金这位大作家，李致也写过多篇文章给予描述、回忆，多被收录进《四爸巴金》一书中。李致与巴金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李致家中，客厅最显眼的部分，放置着一个巴老的头部铜像作品。这个雕塑显得并不完整，但很有艺术性。据李致讲，这原本是一个石膏像。后来交由上海的一位雕塑师把它转刻成铜像。制作过程中，不小心打坏了，就顺势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显得很特别。巴老非常喜欢这个铜像作品，做了好几个。“巴老家中的那个和我这个，是一样的。”巴老还在的时候，李致多次与巴老在书房聊天，一聊就是半夜十二点。如今，李致每次看到这个铜像，经常会回想起和巴老聊天时的情景。 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他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道：“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父亲李尧枚去世后，家人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5个子女，在成都北门租房子居住。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四爸有一些了解。晚上，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李致，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李致看到，只有四爸巴金一个人鞠躬。这也影响到李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像四爸那样的“新派”。 1942年的巴金，已经发表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名震文坛的大作家。回到成都，经常会有青年学生来请他在“纪念册”上题词签名。李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认真用毛笔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他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1964年，李致被调到北京工作，巴金常会去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李致也经常出差到上海，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叔侄俩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灵魂交流。其中一次是1973年春，李致从“五七”干校去北京探亲。这期间他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四爸的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到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李致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萧珊妈妈的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这样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头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向萧珊妈妈告别。” 叔侄俩彻夜交谈，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李致要离开上海回到“五七”干校了。那天李致记得清楚，是一个下雨的早晨。“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我双手提着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李致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望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说，自己受巴老的影响很大，但他从没有打四爸的旗号去占便宜。 钟爱藏书：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爱书之甚，在圈中出了名的。马识途曾在一首贺李致85岁生日的诗中赞许道：“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家中，目之所及尽是书，无论玄关、卧室、客厅，更不用提书房……凡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了。这还不是全部，他在单位的宿舍里还有很多藏书。总共有多少藏书，可有统计？“具体数量我已经说不清了。我只能说，这种两扇门八层高大书柜，总共30多个，都装满了。” 李致还提到一个小细节，有一次他把定制的18个书柜搬来的时候，“打书柜的老板还以为是哪个单位集体做的，没想到就我一家。” 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房屋装修，李致并不在意这些，他最关心的还是书怎么安置：“我把我的书收拾好了，就是最好的风景。家有藏书不算穷嘛！我现在每次到书房去，看到满柜的书，我都觉得自己很‘富有’。” “喜欢看书的人，一般都爱惜书，想要藏好书。我也不例外。”李致说，他看书与藏书嗜好自小养成，“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早在1949年前，我就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之后，工作涉及出版，跟作家打交道很多，更让他与书结下深厚的渊源。李致的藏书，以文学、历史、政治类居多。“巴老曾经给我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文学能使人清除灵魂的尘埃。所以，我爱看文学书。喜欢历史和政治类，则是因为我这一生所走过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很多事情都值得思考，我希望能从书本中找到一些答案。” 李致的藏书，有不少都是名家签名版，比如巴金、茅盾、叶圣陶、曹禺、夏衍、艾青、沙汀、艾芜、刘绍棠等，简直是现代文学名家的“签名版全集”了。站在书架前，李致回想起很多让人感怀的往事：“五本《沈从文选集》是沈先生半瘫痪后，他夫人张兆和把他扶起来签的字；曹禺的十几本剧本，是他1985年春在金牛宾馆跪在地毯上签的名。他们的友情令我刻骨铭心。” 对话李致：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出版有怎样的幕后故事？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我翻开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词典中还有“业余华侨”（打扮得漂亮一点、头发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又面临市场。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益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巴金不愿以他名义设文学奖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觉得巴老“说真话”这个倡议，在现代有得到充分理解和继承吗？ 李致：他讲真话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正是由于此，人们称巴金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巴金，但是巴金本身是个朴实的人，我个人认为，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在巴金1200多万字的创作中，除了“激流三部曲”的《家》，还应该读的就是《随想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曾经有人提到，应该设立巴金文学奖。据您所知，巴老生前对此是什么态度？ 李致：他也不赞成以他的名义设立文学奖。我在出版社工作时，编辑出版了他很多书，他也不要稿费。出版社曾建议成立“巴金编辑奖”，他也反对。国外有一个人曾经联系我，说愿意出资设立巴金文学奖。我想到巴老一贯的作风，主动替他拒绝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 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故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关于巴老在成都的故居重不重修的问题，多次被提及、讨论过，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的故居，您能理解他的这种苦心吗？ 李致：我记得四川省作协曾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觉得应该恢复巴金故居，还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当时因为是在宣传部管文艺，所以也被编进筹备小组。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当时故居那块地上已经有其他单位，所以得重新找块地。但没有修成的根本原因，还是巴老自己不赞成。我20世纪50年代到过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去过日本和美国考察，我发现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作品的大师，都有很多故居。而且很多人希望能在成都看到巴金故居，所以我曾经也处于矛盾的心态。但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巴老的想法和决定。巴老非常低调、无私，从小就忧国忧民，他的信念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当时他写信给我明确说：“我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来修我的故居。”“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要有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存在，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熄灭。” 巴老说，最高写作技巧是无技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现在再回到巴金故居所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致：我1929年诞生以前，我们那个大家庭就崩溃了。而我的小家里，只有大姐在那里住过，二姐虽然生在那里，可对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印象。我去巴老上海的住所很多次，感受则很多。我以前出差到上海也会住在他家。他的寝室旁边有一个大书房，书房平时很乱，若是有人去拍电视电影，需要收拾一下，整理过后，结果第二天巴老就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书房里给我弄一个行军床，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二点。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有写作的爱好、兴趣，巴老曾经给过您一些建议或指导吗？ 李致：我年轻时候写的那些文章他完全没看见。后来我写的，他看了，是认可的。当时巴老给我一条建议：60岁以后再写。说我现在公务在身，不便畅所欲言。有一次我们谈到，等我退休下来以后做什么。他听了很奇怪，觉得正是工作的好时候，怎么就退休了。因为作家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巴老跟我提到过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的理解——用他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流沙河：流沙似金，河水如玉 |名家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17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种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流沙河 李丹摄影 任职《星星》诗刊，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收录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地区诗人介绍至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祖国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省文联的一个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扬扬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扬扬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汉字如同一条线，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持续了九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根据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章，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因为是同一姓氏，其结合不被双方家人允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 爱成都，我本旧时成都少年郎 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他也自称“货真价实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12月随同学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流沙河爱成都，爱得深。1956年，时年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很自然，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乡。成都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种种有趣而难忘的记忆，流沙河神情充满幸福：“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生难忘。而且，成都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由。” 在流沙河看来：“对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强烈的特殊感情，是会转换、体现在人舌尖上的味觉等身体上的舒服感觉的。比如说，我对成都的美食，就有舌尖上的天然热爱。成都有很多很多外地吃不着的美食。比如泡豇豆，冬天的烧菜，春天吃的枸杞芽儿，配粉条，那可真是好吃得很哦！还有泡青菜，好好吃哦，全国也只有成都才有。而且我喜欢成都的气候，温和宜人。”流沙河很感慨地说：“能让一个人真心留在一个城市过一辈子，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两者都不可缺少。”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都少年郎已成为一位头发灰白的耄耋老人。这种心情，也被流沙河写进他的《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后蜀国王孟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一转眼就到85岁了。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所以，我把这本写我的老成都的书，副题命名为‘芙蓉秋梦’。” 写作、读书之余，热爱成都的流沙河还身体力行、主动行动，为老成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历史考古工作。早在十几年前，流沙河通过多日实地勘察，把成都东门、南门城墙转弯的残址找到了。“那个残址只剩很矮一截了，搭的是明代的砖，都被街道遮了，我去把它找到了。” 后来，锦江区政府找到流沙河，流沙河就写了一个碑文，以“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的名义，上写“此地是老成都的东门城墙和南门城墙转弯的拐角残址”。他说：“后代的人，一定要体谅前代人建设这些不容易，要好生爱护它。” 还有一件有意义的老成都考古事迹，被流沙河先生记录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通过自己大量的文献查阅、对比，并与实地对照，他把成都市区经于唐代而在清代消失的一条河的具体流向给考证出来了—— “这条河在唐代很有名，叫解玉溪。为什么叫解玉溪？这条河里面出有一种最优质的金刚砂，金刚砂可以解玉。我从成都的街名来推导，成都有老玉沙街、新玉沙街。玉沙街一过来桂王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小溪，桂王桥一转弯有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再一过来的街叫梓潼桥西街和梓潼桥街，显然解玉溪就是这么顺着流下来的。然后我再去查唐代的大慈寺，两千和尚，光是一天用水就要用好多，怎样来？解玉溪！唐代的史书记载，解玉溪有一段流经大慈寺外面，由庙子专门挖了一条沟，把解玉溪引到里面去。 “我怎么晓得它被引到里面去呢？大慈寺有九十多个院落，有一个院落叫玉溪院。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把全国的文化人召到那儿开座谈会，就在玉溪院，这个是历史书上记载了的。解玉溪再往南经过城守街，然后穿到东大街，拐弯那个地方地势特别低，我去调查过。我还调查了一个在成都拉车的，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所见，修梓潼桥街挖开路面时，底下两边是砖砌的河堤。这样，我就把这条河整个来龙去脉都找到了。” “若有‘时光隧道’可通古代成都，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钟磐悠悠。若招迷魂归去，我愿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文字，历史，时间，人的思维能不能翻越重重阻隔回到以前？ 关于老成都，流沙河了解的历史、地理、掌故、街道往事，数量之大，细节之密，令人着迷，也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并不是专职做考古研究的作家、诗人，流沙河对成都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如此有成效的考证。流沙河说，自己做此事的动力，完全是出于对成都的热爱，和纯粹智识上的好奇。“我想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古老面貌，在书上查不到，我就自己去考证。做这些，我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快乐。”在文章中，流沙河深情地写道：“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所以，结合着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以及我自身，写了这本‘老成都’。”流沙河说，爱一个老城市就是爱“父母之邦”，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马识途：我的生命当中，没有“投降”二字 |名家档案| 马识途，1915年1月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他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他在担任政务职责和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大多反映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笔丰厚的宝贵财富。 一个人一生中做好一件事都不容易了，但传奇正在于，有人可以同时在两个领域成绩卓著。 马识途正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少出夔门，志怀报国，奋斗百年。戎马与笔墨，革命和文学，他将两项事业，完美融为一身。 比传奇更令人称奇且深感敬佩的是，2018年，马识途103岁了，但他还在写，而且以强大的求生意志和对文学的炽热之爱，再次战胜了癌症。 他说：“我还在发奋。”2014年8月，马识途在新书发布会上 陈羽啸摄影 用作品书写壮阔革命史 2016年，马老写了一本人物回忆录《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他将自己记忆中敬佩的人物写下来，有他从事革命工作接触到的领导，也有鲁迅、巴金、吴宓、夏衍、曹禺、李劼人、吴祖光、艾芜、沙汀这样的文坛名家，一共写了90多个人物。2017年，马老查出得了肺癌。病魔没有阻挡一颗渴望生命和文学的心，他在病房里写出了《夜谭十记》的续集《夜谭续记》。写好10个故事后，他的病奇迹般地好了。 2018年，18卷700万字《马识途文集》出版。这部全集将马老的小说、文论、散文等作品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的收录。当世人还在惊讶他的创作力旺盛，马老又想起来70多年前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师从陈梦家等老师学的古文字学，研究起了甲骨文，并开始动笔写一些学术性质的文字。 马老的文学作品，题材上多与革命生涯、人生经历分不开。而将这种经验转化为文学，除了得益于自幼受到的书香熏陶，还跟他在西南联大就读获得的营养相关。1941年，地下工作暂时受挫，按照上级传达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马识途以“马千禾”的名字，考入西南联大就读。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马老受到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名家的教诲，接受了文学创作的科班训练。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中，加上自己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便开始了文学写作，散文、诗词、小说都有习作。但在当时，马识途意识到，写作和职业革命家生涯是不相容的，调离昆明时，为了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忍痛将一切文字性的东西一火焚之，并且下决心和文学绝缘，投入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中去。直到1959年，《四川文学》主编沙汀找到马识途，约写了关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文章《老三姐》，才重续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在马老的诸多作品中，《清江壮歌》是尤为特别的一部，这部小说以他和革命伴侣刘惠馨同志真实的革命经历为原型。1941年1月20日，时任中共鄂西特委妇女部长的刘惠馨，不幸被捕，同年11月17日，壮烈牺牲。刘惠馨被捕时，马老的女儿才刚生下一个月，从此下落不明。1960年，马识途才在武汉找到了离散近20年的女儿。女儿被一对工人夫妇抚养成人，马老不让女儿改姓马，让她仍与养父养母住在一起，以便侍奉。 2011年，时近百岁的马老，还去湖北参加纪念何功伟、刘惠馨烈士英勇就义七十周年的活动。马老当时写了一首诗：“暌隔阴阳七十年，今来祭扫泪涟涟。我身愿作恩施土，雨夕风晨伴夙缘。”这种深厚的爱情，令人动容。 遗憾没能写出“传世之作” 在长江三峡明珠的旅游胜地石宝寨附近，有一个由长江回流冲击而成的肥沃的平沙坝。 坝里的一个小山脚下，曾经坐落着一个马家大院。这里世代住着几十户马姓人家，其中一家的主人便是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马家大院的大门两边悬着“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大字对联，也彰显出马家书香门第本色。马玉之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熊克武等革命党人私交甚好，思想非常开明。马玉之以区督学身份，竞选当上县议会议员，后又被推举为议长，得到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赏识，被任命为洪雅县长。作为一个县的父母官，马玉之刚正不阿，治县有方，成绩卓著，在当地有不小的威望。 行政事务繁忙，马玉之对子女教育也没有放松。“我当时最喜欢的是清代学者吴乘权著的简明中国通史读本《纲鉴易知录》，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马识途在亲笔自传《百岁拾忆》中写到。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家里男孩满16岁时，一律赶出三峡，到外面闯荡安身立命。16岁初中毕业的马识途，离开家乡，出峡求学，辗转北京、上海、南京、昆明，最终一路成长、磨炼，从最初“工业救国”转求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革命者、文学家。 传奇流转，但传奇本身是谦卑、冷静的。马老对自己的文学是不满意的，在2013年举行的四川省文联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马老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做颁奖答谢词时，马老说：“我没有什么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 他认为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回想起自1935年就开始在上海发表作品，1941年开始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四年，接受许多文学大师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教授的教诲。他又联想到在革命生涯中有很多积累，经历中国20世纪的一百年，亲自看到中国的大变化。“照理说，我应该创作出远比我已发表作品更好的作品，然而我没有实现应有传世之作的理想。革命胜利后，我又走上从政的道路，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就抽时间写作。我写的很多文学东西，都是为革命呐喊，但在艺术水准上还不够。” 写小说斗病魔，癌症都落荒而逃了 每每想到不少作家创作生涯早早结束，心里对马老的敬意就更多几分。跨越百岁高龄大关之后，马老又新写了几本书，而且他再一次战胜了癌魔。最新出版的《马识途文集》18卷里，有不少是马老百岁之后写的。而且还有两本新写的书，没有收入全集。他还特别推荐读《毛泽东诗词读解》：“这是我把毛泽东的诗词都读了以后，加以注解、介绍、研究，是一个研究文本。我对毛主席诗词非常推崇，所以一篇篇读了写下来。30年了，终于出版了，希望大家能看看。” 2001年，马老患了肾癌，一个肾被切除。马老很幽默，自嘲“我是孤圣（肾）人”，乐观心态让人佩服。他反过来还会安慰大家：“你们不用担心，现在癌症完全痊愈了，我就是肾功能有些不好，而且因为少了一个肾的原因，有条腿一直比较肿。” 2017年，就在马老动手写《夜谭续记》时，却在体检时查出得了肺癌，这本书的创作眼看可能半途而废，但病魔没能阻挡住一颗渴望生命和文学的心。他让子女将手稿带到病房，继续他的写作，出院后也坚持一边治疗一边写作。就在家里人为他的病情担忧之际，马老想起了司马迁发奋写《史记》的故事：“司马迁激励了我，我也要发奋而作。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我决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我要和病魔斗争，和它抢时间，完成这本书稿的创作。” 于是，马老一边积极治疗，一边坚持写作。医生护士看到马老如此坚强，就说：“得了这么重的病，您还在那儿写东西？真是怪人。”马老说：“这毫不奇怪，我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当年我做地下革命斗争不畏死一样。” 就在马老完成《夜谭续记》这本书的初稿之际，马老的保健医生告诉他，经过半年多的药物治疗，马老肺上那个肿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的指标也完全正常了。马老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一家人皆大欢喜。马老还请大家吃饭，正式宣布自己已经战胜了癌魔。他还戏说道：“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哈哈！它看我写完小说，它就甘拜下风，它也下岗了，逃跑了。” 真是令人欣喜！马老再次战胜了癌魔，恢复了健康，这是马老旺盛生命力的展现，想必也有对文学热爱、炽热追求的精神力量。在《夜谭续记》后记中，马老意志铿锵：“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便会勇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危险和痛苦。” 或许有人会问，活到103岁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东西呢？马老回答说：“我现在眼睛也看不清，耳朵也不灵了。看书、写作是比较困难了，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但我不能总是无所事事嘛，两度遭受癌症侵袭，居然两次都战胜了，和时间赛跑，我尽量发奋写东西。” 如今，大病痊愈，闲下来，马老又开始写了。而且对于这种状态，他自嘲，“像发疯了似的”。 很多人都想问马老为何如此高寿，马老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活就活到了现在，今年都103岁了，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给我的通知书搞丢了。” 对话马识途：新作《夜谭续记》更有四川特色 马老所著的《夜谭十记》包含十个故事，讲的是衙门里的十个穷科员每人抓阄，抽中的就得讲一个故事，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百态。2010年，著名电影导演姜文的《让子弹飞》票房和口碑爆棚，其故事正是改编自马老的《夜谭十记》之“盗官记”。 如今他的新作《夜谭续记》大概是怎样的结构和内容？时隔多年，为什么再叙写“夜谭”系列？对此，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马老进行了专访。 马老透露，《夜谭续记》结构跟《夜谭十记》是一样的。还是十个人，现在叫公务员了。他们组织了一个龙门阵茶会。大家在一块儿喝茶，抓阄，谁拈到一个，谁就先讲一个故事。十个人讲十个故事。原来《夜谭十记》里的十个讲述人，没有女性。这次续记里的十个人，其中有两位女性。前面五个发生在旧社会，后面五个讲的就是1949年后的事了。写这个续记系列，并没有说一定要表达什么主题思想。主要就是摆龙门阵，讲过去的奇闻异事，算是比较耐看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夜谭十记》可读性非常高。语言通俗幽默，旧社会奇闻趣事很好看。这样的创作风格，您有怎样的考虑？ 马识途：我在写的时候，就想到必须要讲好故事。首先要能够吸引到人来读。思想是潜移默化传达给读者的。所以我的小说很注重传奇性，将革命的思想性和世俗的传奇性结合起来。我当然希望《夜谭续记》能够出版，却也有几分忐忑。它能侥幸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青睐而出版，但能逃过文化市场里读者的白眼吗？管它的，让它去吧，只要没有一出版便遭遇被投入纸浆厂的命运，余愿足矣。 四川的口语非常生动。所以我这次写《夜谭续记》也是充分运用了四川的口语，与《夜谭十记》比起来更接近四川方言、本土特色。总体来说，就是四川人用四川话讲四川故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夜谭系列中有很多传奇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于哪里？ 马识途：书里面写的都是我所听到的奇闻异事，都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一些奇怪的事情。曾经身为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因为搞革命的缘故，我需要用各样的职业来掩饰身份，当过小公务员和行商走贩，做过流浪汉，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往来。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听到了这些奇闻异事。让我意识到当时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性格多么乐观，语言多么生动而富于幽默感。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呀。我都把它记下来放脑子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这次写《夜谭续记》的契机是怎样的？ 马识途：198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韦君宜推动下，我出版了《夜谭十记》。初版印了二十万册，随后还加印，一时颇为红火。于是韦君宜专门来成都找我——我们本就是1937年冬鄂豫皖苏区为湖北省委办的党训班的同学，以后在白区一同做过地下工作，成为朋友。她一来就对我提出一个文学创作建议，她知道我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经以各种身份为职业掩护，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有接触，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让子弹飞》成都首映式，姜文拥抱马老 （资料图片） 她说，《夜谭十记》出版后反应很好，你不如把你脑子里还存有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拿出来，就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那样的格式，搞一个“夜谭文学系列”。我当时就脑子发热，在记忆库里搜索，一口气就说出十个故事的题目和几个故事的梗概。韦君宜很高兴，我们当场商量先出一本《夜谭续记》。不久，我就动笔写故事提纲了。但不幸的是，韦君宜突然中风，没有人再继续督促我，加之我确实公务繁忙，就放下了这个写作计划。但这些故事本身，一直存在于我脑子中，常常在梦中还会与故事里的人物对话。 我这一放，就是三十年，前面出版的《夜谭十记》也随着岁月流逝，理所当然地逐渐淡出读者的视线。直到2010年，导演姜文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成《让子弹飞》搬上荧幕，一上映就出人意料地大行于市。于是，原著小说《夜谭十记》也附丽于《让子弹飞》而飞了起来。几个出版社争着出版，连台湾地区也来凑热闹，出了一版繁体字的《夜谭十记》。因此，我头脑又开始发热，想把原来和韦君宜一起计划好的《夜谭续记》重新完成，也算是纪念韦君宜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期待《夜谭续记》被拍成电影吗？您对电影这个载体一直很看重，认为它可以拓宽受众。 马识途：对影视这个问题，我一直是非常支持的。我希望有一些写雅文学的作家，转过来学习通俗文学的优点，写更多喜闻乐见的作品。文艺要为更多的群众服务，影视剧是非常强的传播形式。一本书的受众，很难比得上一部影视作品。100个作家出100本书，每本书如果平均卖到3000—5000册，总量才几十万册，但一个电视剧出来就有几千万人看。依我看，作家拿出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影视编剧领域，值得尝试。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2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王火：名字是火，气质如水 |名家档案| 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南通如东。1924年7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后，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任编审干事。1950年，王火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被调往山东支援老区，做过十几年中学校长等工作。曾任山东省作协常务理事。1983年到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为第一任书记兼总编。王火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霹雳三年》《外国八路》《东方阴影》《禅悟》《流萤传奇》《雪祭》《王冠之谜》。电影文学剧本《平鹰坟》等。1995年，其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3年，王火被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授予“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2014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了“王火文库”。王火 朱建国摄影 王火曾说：“岁月像流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但是流水不会停止，它会另外找一条道路，继续前行。而且，遇到阻力的水流，往往会迸溅出美丽的水花，具有平常所没有的动人之致。” 人对时间是敏感的，担心时光匆匆，容颜易老。但人对时间又是势利的，迟钝的。对于一个老人，人们总不太真的相信，他也曾经是对世界好奇的儿童，是风华正茂的少年。 作家王火，原名王洪溥，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是上海滩最早一批大名鼎鼎的律师之一。他从小住在上海小东门裕福里，邻居都是上海滩的名人，比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后来父母离异，6岁的王火随父亲从上海搬到南京生活，幸运的是，后母对他的教育很看重。这段心路历程也被王火写进童年自传《金陵童话》。 当记者时写出大量抗日报道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轰炸南京，正在读初一的王火，随家人躲避战火辗转安徽、湖北最终到香港。1942年，怀着满腔抗日热情，18岁的王火冲破封锁，从上海只身前往西南求学。一路颠沛流离，他先坐火车到南京、合肥，之后因战火阻隔，翻山越岭绕道，拉纤乘船渡水，经河南、陕西到达重庆江津。之后他考上当时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就读于新闻系。出于“为人民发声”“为公平正义鼓与呼”的理想，王火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重庆、南京等地写出大量抗日的新闻报道，曾在《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产生较大影响的新闻通讯。 1949年后，王火进入上海总工会工作，在当时新成立的劳动出版社当上了副总编辑。1953年，王火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后参与筹办《中国工人》杂志。王火的职务是出版社主编助理兼编委，很得重用，“我可以常到中南海组稿”。 1961年，王火又被调到山东临沂从事教育工作，在当地一所重点中学担任校长多年。1983年，王火又经友人邀请，来到四川成都从事出版工作，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之后参与筹办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任总编辑。 过往经历都成创作素材 “凡珍珠必产蚌腹，映月成胎，经年最久，乃为至宝。”沙粒刺入蚌腹，蚌忍受痛苦，经年累月将之淬炼成“至宝”珍珠。王火的一生，多处辗转，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王火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是肯定写不出这些作品的。” 的确，过往的见闻、经历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他把和妻子凌起凤的爱情故事艺术加工为电影剧本《明月天涯》；从苦难中升华出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希望”的《九十回眸》；把自己“亲见、亲闻或亲历”的人和事汇聚成封笔之作《东方阴影》。他的文学作品，多反映人物在巨大历史变动中的命运沉浮和心灵轨迹，留下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满腔热忱和对历史曲折的严峻审视。 虽然已是94岁高龄，但王火皮肤白净，身板挺拔。再加上气质温和，处事低调，如果不是深入了解，很难猜到，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已经年过九旬。回望自己的一生，王火很豁达：“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的一生确实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另一方面，大时代走向与个人际遇共同推动的丰富经历，也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让我深刻感受社会、思考生活。” 报道南京大屠杀案轰动一时 在王火珍藏的剪报册中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用“王火”“王洪溥”“王公亮”等多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过众多精彩的新闻特稿。王火这个笔名，是他自己起的，源自高尔基的“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个‘火’字又简单又是红颜色的，红颜色的火又可以烧毁旧世界。就取名为王火。我觉得这个笔名好。” 1944年，王火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复旦读书期间，著名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王火的老师。 提到萧乾，王火的语气充满崇敬：“萧乾先生教了我两年，他讲授英文新闻写作。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萧乾曾说，一般的新闻，生命力总是很短暂，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我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1946年，还在读大三的王火作为特派记者，同时为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等报刊写稿。《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通讯、特写不断见诸报端。“当时还有读者写信到复旦大学，称我为‘教授’，其实当时我大学还未毕业。” 值得一提的是，王火还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当时，他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 1946年2月，王火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王火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作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随后，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了李秀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轰动一时。 几十年后，王火在四川听说李秀英仍健在，还托自己在南京工作的侄儿去医院探望，引来南京媒体的关注。正是因为有这些亲身经历，王火才写出了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这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创作的抗战三部曲中，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里塑造的，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庄嫂，其原型就是李秀英。 时隔多年，提到李秀英这个人物，王火依然充满敬佩：“她是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当时我是第一个采访报道她的。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脸就像《夜半歌声》里的那张脸。日本人要侮辱她，她同日本人搏斗，被刺了37刀，脸上拿刀削的，她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她的父亲会武术，她也会武术，她还夺日本人的刀，宁可死也不被侮辱。” 1948年，王火从复旦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1949年，王火获得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深造的全额奖学金，但他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当时我觉得，世界从此进入和平时期，不会出现大的战争，成为战地记者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即将成立，我想要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见证、一起建设新中国，我不愿错过这么一个机会。” 55岁时重写《战争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王火开始构思写《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战争和人》的前身），打算用100多万字，用三句古诗作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在上海工作的王火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进展较慢，但雄心勃勃。1953年春天，王火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任《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三年“困难时期”，他经常饿着肚子奋笔疾书，总算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然而，这时的王火接到通知，《中国工人》停刊，由他率队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走之前，王火将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非常年代，这部书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王火心灰意冷，他在门口把这部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书稿烧掉了。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给王火来信，询问这部稿件情况，鼓励他重新写出来。王火早就熟悉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的故事。谈迁花了二十多年完成的《国榷》被小偷窃去，在55岁时重写《国榷》。受此激励，55岁的王火决定重写《战争和人》。在山东临沂工作时，他完成了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 1983年秋，复旦大学的同学马骏邀请王火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王火带着已完成的第一部手稿前往成都。然而就在王火刚动笔进行第二部的创作时，出现了一次大的意外。在一个大雨天的工地上，他只身营救一个掉进深沟里的小女孩，自己的头部不小心碰到钢管，导致颅内出血，变得不会说话。而且开颅手术出了意外，导致他左眼视网膜受损。左眼失明，并开始影响右眼。后转院到上海华山医院全力抢救，得以保住右眼，但视力只剩下了0.8。 仅用右眼完成百万字长篇巨作 历经磨难的王火，最终还是恢复了记忆力，心中的激情重新点燃，在要把浪费了的光阴夺回来的心愿驱使下，全力以赴，靠一只右眼完成了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凭借一只眼睛写作，困难可想而知。写稿的时候，他需要戴400度的老花镜再用放大镜。一只手拿笔，另外一只手拿着放大镜，用手压住纸写。 这部共167万字，浸透了王火半生心血的重磅长篇巨作终于完成。1993年，该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反响极大，被誉为反映抗战的雄伟史诗，获奖无数——将郭沫若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要奖项一一收入囊中，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中国新文学大系”。1997年12月，《战争和人》三部曲以全票获得最高荣誉的长篇小说文学大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战争和人》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过程中的行踪为线索，表现了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人物行踪遍布大半个中国，具有突出的史诗结构和鲜明的史诗风格。记者问到这部作品是否具自传性质时，王火想了想说：“小说不同于报告文学，艺术渲染和加工是必要的。不过，小说中确有很多我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我是肯定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妻子假装自杀跨越海峡与他相聚 1997年，王火凭借作品《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战争和人》的扉页，印着他与爱人凌起凤的合影。王火写道：“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王火著述逾600万字，他说：“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妻子的名字。” 王火的爱人凌起凤原名凌庶华，1924年出生，其父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凌铁庵。1942年，两人相识，坠入爱河，1948年订婚。1949年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两人分别四年，一直靠书信往来。1952年，凌起凤为了与王火团聚，告别台湾的家人，先在香港制造了自杀假象，改名字后回到上海，与王火结婚。回忆起这段往事，王火说：“那件事不光是风险极大，而且她当时在台湾拥有很好的生活，她都毅然放弃。此后几十年，她都不能与家人联系。”王火为此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就是以妻子凌起凤的故事为原型。 王火说，凌起凤有学问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然而她为了全身心地协助我，放弃了很多，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是我的‘大后方’。而且，我写一部作品，她是我第一个读者，给我提了很好的建议。可以说，她为我付出很多。” 2011年7月2日，凌起凤因病去世，王火悲痛万分。当年10月，《华西都市报》记者曾到王火家中采访，刚刚失去老伴的王火神情憔悴，沉浸在悲痛之中。当时，他的书房里到处都放满了还未开封的书籍包裹，连摊开的诸多杂志，都不曾动过。提及当时的场景，王火说：“她住院，我也陪住，基本三年都在医院里生活，很少回家，所以书桌什么的，都几乎没怎么动过。而且，我闭门谢客，推掉了所有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全身心地陪她走完最后一程。”1953年冬，王火与妻子在北京香山留影 受访者供图 与马识途、李致的君子之交 自1983年定居成都至今，王火对这里的人和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与百岁文学家马识途，巴金的侄儿、作家李致交情深笃，一些重大节日，三人都会聚在一起。1983年王火到成都认识马老，一见如故，“我们谈人生、文学，非常投契，大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 2017年8月4日上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0卷12册680万字《王火文集》，在成都举行首发仪式。93岁的王火出席活动现场，讲述了他创作获茅奖作品《战争和人》与四川的关系，他当年从山东来到四川，从事出版、写作的心路历程。102岁马识途和88岁李致冒着酷暑，亲临发布会现场，庆祝《王火文集》出版。三位好友见面握手、拥抱，现场情景令人感动。马识途与王火 张杰摄影 首发仪式上，当时102岁的马老上台发言，讲述了他与王火夫妇的深厚友情：“王火同志及他爱人同我相交了几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王火同志常常关心我的健康，常来家里看望我，我们说话很少但是情真意切。我是深有感受的。我和王火同志的感情心心相印，是知心朋友。王火同志对我的创作一直比较关心。王火曾说，90岁以上的作家还在创作的，在文学界实属罕见。所以我这些年仍然在从事创作，这正是朋友们给我激励的信心。近年我又提起纸笔，写了几本书来。”马老还朗诵了一首自己此前写给王火夫妇的七律诗，用李白和汪伦之间的感情来表达他和王火之间的情感：“淡水之交几十春，潭深千尺比汪伦。同舟共度风雷夜，相见无言胜无声。” 王火感慨地说：“我比马老小十岁，我与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半年都见不到一次，但是一见，谈起往事就非常亲。我也不怎么打电话给他，怕打扰到他，虽然是‘淡水之交’，马老却认为我们的友情深厚如李白和汪伦。”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白航：诗意洒人生，掌舵《星星》诗刊 |名家档案| 白航，本名刘新民，1926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路台营村。11岁去北平、天津读书。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进入解放区，做过地下工作。1948年入华北联大文学系，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八兵团文工团创作组任创作员。转战太原、西安，后入川。曾任川北文联创作出版社主任，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组长，《四川文艺》编辑。1957年主力参与创办《星星》诗刊，任出版部主任。1978年后续编《星星》十年。诗作优美流畅有幽默感，著有专论《简论李白和杜甫》等。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在中国新诗发展走过的百年历程版图中，四川是一座重镇。这里滋养、诞生了一大批诗人，发生过很多影响深远的诗歌事件。这些诗人、诗事，与一本重要的纯文学刊物分不开：《星星》诗刊。高缨（左一）、白航（左二）、流沙河 受访者供图 1957年1月1日创刊的《星星》是新中国诗歌史上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六十多年来，参与《星星》诗刊的编辑家、诗人者众。但诗歌圈公认的“星星”诗刊元老级人物，则当数“两白、两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 身为“两白、两河”之一“白”的白航，参与《星星》诗刊的创办，掌舵过《星星》诗刊的发展。从燕赵大地到巴山蜀水，从战地文工团的话剧创作员到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长，从军人到诗人，从农家少年到耄耋老人，白航的一生，是随着时代的潮流沉浮的一生，也是丰富的一生。 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25年农历腊月，白航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叫路台营的村庄。父亲当时是一名教师，家里虽不富有，但温饱有余。 白航自幼勤奋踏实，是家里的小小顶梁柱。在小诗《当家人》中，白航写了“我是娘的一只手/姐姐是娘的一只纺车/终日呜啊呜的响得很动听/十岁便干大人的活了/骄傲又威风/婶子大娘们/指指点点地说：看，刘家小做活的/过来了/这时//我肩头的担子/突然轻了许多/脚步也更来劲了/从此我成了当家人”。 随着父亲到北平一家小学出任会计工作，11岁的白航去了北平读高小。 “七七事变”后，白航又随父亲就读于天津新开河畔的天津市立师范（北洋大学校址的一部分），1945年6月毕业。“当时，日本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了，大家都不愿当亡国奴。我有一个同学，家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介绍我去解放区。我当时连天津市立师范文凭都没顾得上拿，就出发了。” 白航在冀中军区敌工部当上了一名工作人员，经过训练，被派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被日本占领的区域，搜集情报。回忆那段日子，白航坦言非常危险，“一旦被抓住，就很可能没命了”。 1946年秋，白航考取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受教于丁玲、艾青等文坛大家。在诗作《华北联合大学——散在冀中几个小村里》中，白航写道：“小村里/走出一所/大学校/当年谁也不知道/自己后来的结局/说话南腔北调/人人的脚印都连着//一串浪漫的故事……过节时/围成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如花朵般快乐地/咀嚼粉条和包子/直到把喉咙塞满/清早跑步唱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太原前线，“尸埋大漠，侠骨也香” 1948年，白航入伍从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白航曾坐车穿过娘子关到太原前线，体验战斗生活，搜集创作题材。 白航对此记忆依然生动清晰：“当时前线正在围攻太原，形势十分紧张，过路的一些地方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路段。敌人封锁是子弹一梭子一梭子地打，打完了又换一梭子，要想过去就得等换梭子的间隙。” 在太原前线，白航第一次闻到硝烟的呛鼻味和危险味，炮弹咝咝地从头上飞过，很骇人。“太原战役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战，阎锡山在西山修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碉堡，什么子母碉、梅花碉、铁门大碉，碉碉相通，连队每打下一个碉堡，常常百多号战士只剩下一二十个。”这段经历，也被白航写到诗歌里：“车过娘子关/依稀的梦提醒我/男子汉终于/走出了家门/前去开拓大荒/脚步来去匆匆/车轮咣当咣当/一名军人/去赴战场/纵然尸埋大漠/侠骨也香/烽火崎岖路/男儿向八方/雾时聚时散/路短短长长/阳泉到了/炮声隐隐来前方”。 战斗过程中，炊事员们很辛苦。“炊事员要负责把热饭热菜送去给战士们吃，我们个人可以很快地钻过封锁区，但对于炊事员来说钻过去比我们要危险得多。当我们要占领一个地方，要冲锋的时候，一些地方的炊事员还要把热饺子和热菜送给战士们吃。他们虽没打仗，但也经过了枪林弹雨，还有被打死的危险。”目睹了这样的情况，白航有了写诗的冲动，于是他在前线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我是炊事员》，歌颂战场上英勇的炊事员。 太原胜利解放后，白航又跟着部队去解放大西北，从太原向前进军，过风陵渡到潼关，入西安，下宝鸡，长途跋涉，行军艰苦。至今，白航都很爱走路，“这都要感谢那时的锻炼”。《星星》诗刊 创办《星星》诗刊，掀起诗歌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白航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激情。他与同事们谈到四川文艺的未来发展。“四川的诗人比较多，诗歌创作是一个优势。写诗的人虽然多，但苦于没有足够的发表空间。”白航与同事们就想：不如办一个诗歌刊物吧！大家热情高涨地商议后，集体决定让白航写一份报告，上交给省委宣传部。几个月后报告获得批准。白航与同事们立即搭起编辑班子，征稿和征集刊名的工作立即展开。 白航回忆，一开始大家认可一个字“星”，作为这本诗歌刊物的名字，后来有人发现苏联有本杂志就叫作《星》，于是就改为《星星》。“星星每天在天上闪光，很多人都看它，它最明亮，指引着人们的方向，又有诗意，最后诗刊就定名为《星星》了。” 1957年1月1日，《星星》首期出版，影响甚大。 挤破文化宫礼堂，只因诗人开讲座 “新中国刚成立，大家都心情愉快，来稿非常踊跃。”回忆起《星星》创刊时的场景，白航的记忆是愉快的。大家都志同道合，工作和私下都很投缘。一开始，白航就与同事们讨论过编辑发稿方针： 一、诗歌应该来源于生活，从生活中感受思想，有感而发。 二、看诗不看人，诗歌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诗人有名与否。 为了做到这两条，在特殊时期，他们付出了代价，但白航并不后悔，“吸取生活养料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好的作品终究会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的”。 20世纪80年代，阅读、思考成为青年们的灵魂解渴剂，全国各地出现多个流派的诗人、诗社。1986年，《星星》诗刊发起了“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评选活动。全国各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激动不已，纷纷给自己心中喜爱的诗人投上了庄严的一票。评选结束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最终当选。 当年12月，为庆祝《星星》创刊三十周年，《星星》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除杨牧、杨炼、江河三人因故未到，其余七人都应邀到了成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 白航回忆，邀请每位诗人开讲座，门票五元一张，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但依然没有挡住大家对诗歌的热情。“买不到票的青年人，甚至把讲座所在地的文化宫礼堂的门都挤破了，我们还为此赔了钱。” 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万千读者的朦胧诗代表，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舒婷、顾城等人的朦胧诗当时能在国内得到如此高的关注，跟支持他们的一批刊物及编辑分不开，其中就包括《星星》诗刊。 “舒婷当时还是一个普通女工，业余写诗。最早发现她的是蔡其矫先生，蔡其矫是我当年在华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他把舒婷的诗歌推荐给我看。我一看觉得非常好，她的诗歌不光有艺术性，在强调女性独立自主精神、思想性和主题性方面，都非常突出。所以，我是坚定支持她的。另外，还有当时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顾城，也占据过《星星》诗刊的重要位置。” 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激发了读者的空前热爱，引发了诗歌的创作热情。《星星》在支持这些新颖的诗歌流派上，站在了前列，陆续重磅推出舒婷、傅天琳等朦胧派诗人的力作，无疑助推了朦胧诗潮流的发展。 曾求学华北联大，师从丁玲艾青 1946年秋，白航考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他就读时学校在冀中束鹿县的贾庄和杜科。除了校长成仿吾，“老师还有陈企霞（系主任）、厂民（严辰）、箫殷、何洛、蔡其矫等，文艺学院还有丁玲、朱子奇。艾青是文艺学院的副院长，他教过我大课。抗日战争期间，艾青写了很多抗日战争的诗，很有影响。我们都很崇拜他”。 在华北联大读书期间，白航还与著名作家丁玲有过一段不浅的师生之谊。“她是作家，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系当时承包了一块地，地附近有条河，名字叫桑干河，河水经常泛滥。丁玲那部著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就是那条河。我们系里有七八名学生，还帮她誊写过一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就有我。” 回忆往事，白航很感慨：“那个年代条件非常艰苦，华北联大还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办公室，教员、学生都是住在当地老乡家里。誊稿子都是分散在老乡家里。后来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大教堂，成了我们的校址，才算稳定下来。” 在华北联大学习期间，白航主编了生平第一个“刊物”——墙报。“五一节的时候，我们文艺学院出了一个墙报。当时办墙报很困难，没有现在的印刷条件，我们就拿白纸写稿子，在外面墙上挂一张布，把稿件都钉在布上，就算是刊物了。”艾青负责指导学生们办墙报，于是白航就去找艾青请教，“艾青说，可以，不过有些文章不新颖。比如，歌颂不能光用‘红色’，艺术手段要丰富、生动、多样化，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要好。他的评价，我一直记在心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在北京的文艺聚会上，艾青还赠给白航一句诗：“白航不白航，只要有方向，一定能到达彼岸。” “青春、爱情、诗歌引导着我” “辛苦一辈子/所以才生得总是那么/又黄又瘦”。这是白航的诗作《蜜蜂》。精简、有味。一位有眼光有思想的资深诗歌编辑，往往本身也是一名对诗歌深有感悟的诗人。白航正是如此。 白航的诗心，萌发自少年时代。读小学时，学校墙上贴了很多古诗词，苏轼、杜甫的诗，他心里很喜欢。课堂上也有新派的老师教新诗，比如胡适的诗。最早《新青年》上的几首，到现在他还记得：“霜风呼呼的吹着，月亮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大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开始读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懂。句子中的节奏，让白航觉得“很美妙”。 战争年代，从军的白航生活不固定，爱上了写诗，“相比写小说来说，写诗比较方便。我喜欢诗的简略、语言精致、方便，感受忽然来了就写出来了”。他的诗歌创作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比如有深刻自传色彩的《长城外》《入川记》《嘉陵江》，回忆自己早年学习及战斗经历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太原前线》《剑门关之夜》《车过娘子关》等。 这些诗的风格雄健大气，清新质朴，别有一番独特的气质。比如他在《长城外》中这样写道：“大雁，流水，秋风，脚步匆匆，太行山前少人行；荞麦绿，僧塔白，山花红，沸腾热血青春梦。有夕阳送我过长城，听山歌/两三声，人无影，事无踪，十八盘下流水情，土炕暖/夜灯明。” 白航的诗，都很短。白航有自己的琢磨：“用的词句越少越短，表达意象会更有意味和难度。我的想法是，尽量写短诗，诗意更浓，更有味道，读者也愿意看。” 写新诗，编新诗，但白航对旧体诗的美深有感悟：“我们的诗歌有几千年的传统，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很多，影响至今。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应该多读我们的古诗。古诗是越读越觉得好。尤其是杜甫的诗，更应该多读。既有实际的现实生活，眼光也开阔。我们写新诗，也可以在继承古诗的优点基础上来发展。新诗如何与古诗结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除了书面精英系统的文学，白航还善于从普通百姓的艺术中汲取营养。 20世纪50年代，白航在川北文联工作。他下乡开展工作，访贫问苦，他发现当地的民歌非常好。“歌词的内容，既可以了解民间情况，其音乐性又是很珍贵的艺术资源。”那些民歌都是口口相传。一般说，男人很少唱民歌，民歌一般是妇女创作的，特别是青年妇女。“南充地区我基本上都跑遍了，常去老乡家里。其实他们本身的语言是很生动的，城里的诗人也该学习。我在川北待了三年，做工时妇女唱起民歌来，一天一夜都唱不完。” 2013年1月，白航收集的几百首民歌，被出版社结集成书《川北民歌》出版。 《沧浪诗话》有言：“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说明写诗的神秘性。 白航也认为，诗歌的灵感很多都是一瞬间，很难刻意去寻找。但是诗人也要先有足够的人文素养积累，底子厚，灵感才更容易出现。“诗人应当关心这个世界。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要有兴趣。对待灵感这位先生，绝不能‘守株待兔’，要时时事事迎上前去，和它握手言欢，揪着不放。”白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今他已经92岁了，写字很慢，握笔的手会抖。但他每天还会在笔记本上写日记。字不多，但都很有趣。 比如2016年8月31日，他这样记道：“秋高气爽人通泰。人性：一半是善（偏少），一半是恶（偏多）。多在生活中提炼善，甩掉恶。” 2017年12月1日，白航与流沙河、高缨老友相聚，白航这么记：“三个老头摆龙门，大海越摆越深沉。” 跟诗歌打交道几十年，白航很信任诗歌。他说，创作、写诗是不分年龄的。诗歌属于妙龄少女、伟岸壮男，也属于痴情老叟，长发婆姨。但不得不说：“诗歌更容易与年轻、青春、理想联系得更密切。在我的一生中，有三颗星深深引导过我，青春、爱情、诗歌。” 白航说，诗歌应该和足球一样倡导快乐，像米卢所说的快乐足球。“诗歌的主要目的还是应该以感到共鸣为主，读者喜欢看并且从中得到乐趣。现在的先锋诗除了作者本人，恐怕再难找到其他更多的看得懂的人。”在他看来，写诗终归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管是忧伤还是喜乐，只要用诗句表达出来，内心就会感到愉快。把对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写下来，写到诗里。哪怕是不开心的事，写出来也就开心了。” 对话白航：如果太热闹就没有诗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诗人总是与众不同，甚至有点“怪”。您当了那么多年诗歌编辑，与很多诗人打交道。您怎么看待这个“怪”？ 白航：人有个性，往往写出的诗也有个性。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怪”，其实是他们的个性。对于这种“怪”，不用过于苛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中国新诗走过一百年，新诗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经常被讨论。您是怎样的观点？ 白航：一百年的时间当然不短。但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往往一瞬间就过去了。我认为，新诗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宽阔的。会比现在更好。新诗虽然不讲究押韵，但却有内在的韵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怎么看待诗坛的热闹与寂寞？ 白航：20世纪80年代，读诗的人是特别多，诗坛显得很繁荣很热闹。现在，读诗的人很少，诗坛显得寂寞。但仔细想想，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状况，并不是自然的常态。因为跟当时特殊的时代有关。比如说，当时娱乐形式很少，诗歌成为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现在娱乐方式各种各样。其实，诗歌原本就与寂寞有缘。如果太热闹，就没诗了。我就是一个甘愿寂寞的诗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喜欢读外国诗吗？ 白航：我个人受中国古诗影响比较大，像是白居易、李白等的诗。外国诗人里我喜欢一些，比如泰戈尔的诗，他的诗更具人性，和中国诗歌比较接近，长短都差不多。我写短诗也提倡短诗，诗歌如果太长就容易流水化，意向等方面都变差了许多，像艾略特的《荒原》、帕斯的《太阳石》我不太喜欢。同时读了后让我感到比较茫然。而且我觉得诗歌要读原著，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中国古诗很多经典翻译后往往不知所云，而外国诗歌翻译过来也如此，翻译难免加入译者再创作，没有再创作的译者肯定没有。译者自身的知识、思想、信仰等，对诗歌个性化的理解，相对原著来说都有或多或少的某些变化，所以还是原汁原味好。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诗歌的魅力何在？ 白航：诗赞扬美，促发思考。我感谢诗歌给我带来了愉快，快乐。很感谢我的工作就是诗歌，和我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我没有写传世之作的想法。不是说写一首诗，一定要流传万世才算成功。有一些读者、知音，自己快乐就行，在诗歌中有所获得，就很好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就您的经验而言，诗歌创作有哪些心得？ 白航：不管是诗歌，还是别的什么艺术门类，创作就是要新颖，不能走老一套。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的语言、句子不是新的，那就干脆不要写。我很喜欢艾青的诗，是因为，他的诗句除了流畅，语言往往别出心裁，“不规范”，很有流动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跟白峡、石天河、流沙河等同时在《星星》诗刊一起工作，感觉如何？现在还有来往吗？ 白航：当时《星星》诗刊还没有设主编，只有出版部主任，我当时就是这个主任。我们很和气，互相配合工作，私下是很好的朋友。前几天还见到流沙河，我们会一起聊天。我很佩服流沙河，他以前写诗出名，后来转行当学者，深入研究文字去了，出了很多书，很了不起。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2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李致：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后，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在散文系列“往事随笔”总序中，李致开篇写到。 在李致的少年时代，巴金因为发表“激流三部曲”成为大作家。当时整个时代的气氛，对李致不能不造成影响。跟当时很多青少年受鲁迅、巴金影响，崇尚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样，李致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时，就从老师那里接触到思想的火苗。多年后，他依然记得，有一次他和同学到国文老师杨邦杰老师的寝室玩，杨老师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给他们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并做讲解。听完杨老师的讲解，李致激动得发抖，心里像点燃了火：“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鲁迅先生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李致 张杰摄影 热衷新文学，尤其喜欢《阿Q正传》 后来，另一位老师出了一个“一年容易又秋风”的作文题。李致设想了一个日本妇女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为她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给他这篇作文做了这样的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给李致很大的鼓舞。他开始读家中藏书，尤其是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等小说，特别喜欢《阿Q正传》”。直到今天，在李致的家中书房，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仍然是鲁迅的作品。“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文笔锋利、幽默，对人性的剖析和反讽，犀利深刻，我极为佩服！” 就这样，受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作品启发，李致开始提笔写作，并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致已经写了近百篇习作，有小说、诗歌、散文。之后就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李致和同学陈先泽办壁报《破晓》，被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发现。在卢剑波的鼓励下，李致在《今日青年》发表了多篇散文。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的运动后，李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办铅印《破晓半月刊》，李致发表了散文和小小说。1948年到重庆以后，李致又开始在《大公报》和《新民报》上发表评论和散文。 除了阅读文学作品，青年时代的李致尤其喜欢话剧。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李致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他经常买最后一排价格最低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 李致喜欢曹禺的戏，痴迷到可以背诵大段台词的程度。“我背书并不在行，但《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台词，都能大段大段地背。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在出版界工作，到北京向曹禺约稿，在曹禺面前我还能背起《日出》里的台词，让曹禺感到非常吃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配工作，李致的入党介绍人和川康特委的委员，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李致的回答是：愿意当话剧演员。为此，李致还受到了一点很温和的批评，“他们说正是最缺干部的时候，你当什么演员”。最终李致被分配到青年团任职。他当过重庆市的少年儿童部长，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之后在共青团中央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 然而，李致并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文学梦。20世纪90年代初，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李致，重新拿起笔，创作出以“往事随笔”系列为主的一批随笔散文佳作。2014年，李致“往事随笔”系列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包括《铭记在心》《昔日足迹》《四爸巴金》。 李致写到他个人在大时代里寻求真理和光明的人生道路，写到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有领导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李致说：“回想自己人生过往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此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或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这里面有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困惑、我的期待，这套书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也是我本人八十多年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2013年，李致获“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写道：李致继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如今，李致年近90，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很质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和写书人。种种‘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打破“三化”，“川版书”声名鹊起 改革开放后，李致担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李致在图书出版领域非常在行，他率领的四川出版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全国处于佼佼者的位置。他目光敏锐，敢做敢当，主力推动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他秉持“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的理念，注重图书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应，不提倡将图书单纯当作商品，受到良好的反馈。 20世纪80年代，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横空出世，震动了思想界、读书界。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一共出书74种。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钱三强等人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南方周末》经过征求意见，几十位学者推荐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名单，思想类图书中，“走向未来”丛书名列前茅。而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 20世纪70年代末，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过混乱年代的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那时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 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在当时，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出版‘三化’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像《清江壮歌》《红岩》这么有名的书，四川都不能出。”从北京回到家乡，李致感到要突破现状，“从我个人角度，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培养了很多作家，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都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我不受地方‘三化’方针的约束。” 在李致的掌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李致回忆：“这在当时争论很大，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但我们成功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接下来，李致掌舵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1949年后一直没有再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了张黎群的建议。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的展现。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叔侄情深，巴金告诫讲真话 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觉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觉新的原型人物，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1929年，李尧枚的小儿子李致出生。一年多之后，李尧枚自杀。巴金与大哥感情尤为深厚，精神上志同道合。巴金视侄子李致为己出，李致喊巴金“四爸”。叔侄关系亲密，心意相通。对于巴金这位大作家，李致也写过多篇文章给予描述、回忆，多被收录进《四爸巴金》一书中。李致与巴金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李致家中，客厅最显眼的部分，放置着一个巴老的头部铜像作品。这个雕塑显得并不完整，但很有艺术性。据李致讲，这原本是一个石膏像。后来交由上海的一位雕塑师把它转刻成铜像。制作过程中，不小心打坏了，就顺势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显得很特别。巴老非常喜欢这个铜像作品，做了好几个。“巴老家中的那个和我这个，是一样的。”巴老还在的时候，李致多次与巴老在书房聊天，一聊就是半夜十二点。如今，李致每次看到这个铜像，经常会回想起和巴老聊天时的情景。 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他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道：“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父亲李尧枚去世后，家人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5个子女，在成都北门租房子居住。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四爸有一些了解。晚上，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李致，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李致看到，只有四爸巴金一个人鞠躬。这也影响到李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像四爸那样的“新派”。 1942年的巴金，已经发表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名震文坛的大作家。回到成都，经常会有青年学生来请他在“纪念册”上题词签名。李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认真用毛笔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他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1964年，李致被调到北京工作，巴金常会去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李致也经常出差到上海，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叔侄俩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灵魂交流。其中一次是1973年春，李致从“五七”干校去北京探亲。这期间他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四爸的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到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李致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萧珊妈妈的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这样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头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向萧珊妈妈告别。” 叔侄俩彻夜交谈，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李致要离开上海回到“五七”干校了。那天李致记得清楚，是一个下雨的早晨。“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我双手提着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李致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望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说，自己受巴老的影响很大，但他从没有打四爸的旗号去占便宜。 钟爱藏书：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爱书之甚，在圈中出了名的。马识途曾在一首贺李致85岁生日的诗中赞许道：“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家中，目之所及尽是书，无论玄关、卧室、客厅，更不用提书房……凡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了。这还不是全部，他在单位的宿舍里还有很多藏书。总共有多少藏书，可有统计？“具体数量我已经说不清了。我只能说，这种两扇门八层高大书柜，总共30多个，都装满了。” 李致还提到一个小细节，有一次他把定制的18个书柜搬来的时候，“打书柜的老板还以为是哪个单位集体做的，没想到就我一家。” 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房屋装修，李致并不在意这些，他最关心的还是书怎么安置：“我把我的书收拾好了，就是最好的风景。家有藏书不算穷嘛！我现在每次到书房去，看到满柜的书，我都觉得自己很‘富有’。” “喜欢看书的人，一般都爱惜书，想要藏好书。我也不例外。”李致说，他看书与藏书嗜好自小养成，“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早在1949年前，我就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之后，工作涉及出版，跟作家打交道很多，更让他与书结下深厚的渊源。李致的藏书，以文学、历史、政治类居多。“巴老曾经给我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文学能使人清除灵魂的尘埃。所以，我爱看文学书。喜欢历史和政治类，则是因为我这一生所走过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很多事情都值得思考，我希望能从书本中找到一些答案。” 李致的藏书，有不少都是名家签名版，比如巴金、茅盾、叶圣陶、曹禺、夏衍、艾青、沙汀、艾芜、刘绍棠等，简直是现代文学名家的“签名版全集”了。站在书架前，李致回想起很多让人感怀的往事：“五本《沈从文选集》是沈先生半瘫痪后，他夫人张兆和把他扶起来签的字；曹禺的十几本剧本，是他1985年春在金牛宾馆跪在地毯上签的名。他们的友情令我刻骨铭心。” 对话李致：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出版有怎样的幕后故事？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我翻开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词典中还有“业余华侨”（打扮得漂亮一点、头发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又面临市场。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益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巴金不愿以他名义设文学奖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觉得巴老“说真话”这个倡议，在现代有得到充分理解和继承吗？ 李致：他讲真话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正是由于此，人们称巴金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巴金，但是巴金本身是个朴实的人，我个人认为，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在巴金1200多万字的创作中，除了“激流三部曲”的《家》，还应该读的就是《随想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曾经有人提到，应该设立巴金文学奖。据您所知，巴老生前对此是什么态度？ 李致：他也不赞成以他的名义设立文学奖。我在出版社工作时，编辑出版了他很多书，他也不要稿费。出版社曾建议成立“巴金编辑奖”，他也反对。国外有一个人曾经联系我，说愿意出资设立巴金文学奖。我想到巴老一贯的作风，主动替他拒绝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 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故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关于巴老在成都的故居重不重修的问题，多次被提及、讨论过，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的故居，您能理解他的这种苦心吗？ 李致：我记得四川省作协曾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觉得应该恢复巴金故居，还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当时因为是在宣传部管文艺，所以也被编进筹备小组。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当时故居那块地上已经有其他单位，所以得重新找块地。但没有修成的根本原因，还是巴老自己不赞成。我20世纪50年代到过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去过日本和美国考察，我发现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作品的大师，都有很多故居。而且很多人希望能在成都看到巴金故居，所以我曾经也处于矛盾的心态。但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巴老的想法和决定。巴老非常低调、无私，从小就忧国忧民，他的信念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当时他写信给我明确说：“我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来修我的故居。”“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要有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存在，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熄灭。” 巴老说，最高写作技巧是无技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现在再回到巴金故居所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致：我1929年诞生以前，我们那个大家庭就崩溃了。而我的小家里，只有大姐在那里住过，二姐虽然生在那里，可对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印象。我去巴老上海的住所很多次，感受则很多。我以前出差到上海也会住在他家。他的寝室旁边有一个大书房，书房平时很乱，若是有人去拍电视电影，需要收拾一下，整理过后，结果第二天巴老就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书房里给我弄一个行军床，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二点。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有写作的爱好、兴趣，巴老曾经给过您一些建议或指导吗？ 李致：我年轻时候写的那些文章他完全没看见。后来我写的，他看了，是认可的。当时巴老给我一条建议：60岁以后再写。说我现在公务在身，不便畅所欲言。有一次我们谈到，等我退休下来以后做什么。他听了很奇怪，觉得正是工作的好时候，怎么就退休了。因为作家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巴老跟我提到过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的理解——用他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流沙河：流沙似金，河水如玉 |名家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17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种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流沙河 李丹摄影 任职《星星》诗刊，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收录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地区诗人介绍至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祖国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省文联的一个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扬扬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扬扬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汉字如同一条线，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持续了九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根据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章，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因为是同一姓氏，其结合不被双方家人允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 爱成都，我本旧时成都少年郎 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他也自称“货真价实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12月随同学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流沙河爱成都，爱得深。1956年，时年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很自然，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乡。成都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种种有趣而难忘的记忆，流沙河神情充满幸福：“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生难忘。而且，成都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由。” 在流沙河看来：“对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强烈的特殊感情，是会转换、体现在人舌尖上的味觉等身体上的舒服感觉的。比如说，我对成都的美食，就有舌尖上的天然热爱。成都有很多很多外地吃不着的美食。比如泡豇豆，冬天的烧菜，春天吃的枸杞芽儿，配粉条，那可真是好吃得很哦！还有泡青菜，好好吃哦，全国也只有成都才有。而且我喜欢成都的气候，温和宜人。”流沙河很感慨地说：“能让一个人真心留在一个城市过一辈子，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两者都不可缺少。”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都少年郎已成为一位头发灰白的耄耋老人。这种心情，也被流沙河写进他的《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后蜀国王孟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一转眼就到85岁了。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所以，我把这本写我的老成都的书，副题命名为‘芙蓉秋梦’。” 写作、读书之余，热爱成都的流沙河还身体力行、主动行动，为老成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历史考古工作。早在十几年前，流沙河通过多日实地勘察，把成都东门、南门城墙转弯的残址找到了。“那个残址只剩很矮一截了，搭的是明代的砖，都被街道遮了，我去把它找到了。” 后来，锦江区政府找到流沙河，流沙河就写了一个碑文，以“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的名义，上写“此地是老成都的东门城墙和南门城墙转弯的拐角残址”。他说：“后代的人，一定要体谅前代人建设这些不容易，要好生爱护它。” 还有一件有意义的老成都考古事迹，被流沙河先生记录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通过自己大量的文献查阅、对比，并与实地对照，他把成都市区经于唐代而在清代消失的一条河的具体流向给考证出来了—— “这条河在唐代很有名，叫解玉溪。为什么叫解玉溪？这条河里面出有一种最优质的金刚砂，金刚砂可以解玉。我从成都的街名来推导，成都有老玉沙街、新玉沙街。玉沙街一过来桂王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小溪，桂王桥一转弯有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再一过来的街叫梓潼桥西街和梓潼桥街，显然解玉溪就是这么顺着流下来的。然后我再去查唐代的大慈寺，两千和尚，光是一天用水就要用好多，怎样来？解玉溪！唐代的史书记载，解玉溪有一段流经大慈寺外面，由庙子专门挖了一条沟，把解玉溪引到里面去。 “我怎么晓得它被引到里面去呢？大慈寺有九十多个院落，有一个院落叫玉溪院。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把全国的文化人召到那儿开座谈会，就在玉溪院，这个是历史书上记载了的。解玉溪再往南经过城守街，然后穿到东大街，拐弯那个地方地势特别低，我去调查过。我还调查了一个在成都拉车的，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所见，修梓潼桥街挖开路面时，底下两边是砖砌的河堤。这样，我就把这条河整个来龙去脉都找到了。” “若有‘时光隧道’可通古代成都，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钟磐悠悠。若招迷魂归去，我愿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文字，历史，时间，人的思维能不能翻越重重阻隔回到以前？ 关于老成都，流沙河了解的历史、地理、掌故、街道往事，数量之大，细节之密，令人着迷，也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并不是专职做考古研究的作家、诗人，流沙河对成都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如此有成效的考证。流沙河说，自己做此事的动力，完全是出于对成都的热爱，和纯粹智识上的好奇。“我想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古老面貌，在书上查不到，我就自己去考证。做这些，我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快乐。”在文章中，流沙河深情地写道：“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所以，结合着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以及我自身，写了这本‘老成都’。”流沙河说，爱一个老城市就是爱“父母之邦”，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对话马识途：新作《夜谭续记》更有四川特色 马老所著的《夜谭十记》包含十个故事，讲的是衙门里的十个穷科员每人抓阄，抽中的就得讲一个故事，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百态。2010年，著名电影导演姜文的《让子弹飞》票房和口碑爆棚，其故事正是改编自马老的《夜谭十记》之“盗官记”。 如今他的新作《夜谭续记》大概是怎样的结构和内容？时隔多年，为什么再叙写“夜谭”系列？对此，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马老进行了专访。 马老透露，《夜谭续记》结构跟《夜谭十记》是一样的。还是十个人，现在叫公务员了。他们组织了一个龙门阵茶会。大家在一块儿喝茶，抓阄，谁拈到一个，谁就先讲一个故事。十个人讲十个故事。原来《夜谭十记》里的十个讲述人，没有女性。这次续记里的十个人，其中有两位女性。前面五个发生在旧社会，后面五个讲的就是1949年后的事了。写这个续记系列，并没有说一定要表达什么主题思想。主要就是摆龙门阵，讲过去的奇闻异事，算是比较耐看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夜谭十记》可读性非常高。语言通俗幽默，旧社会奇闻趣事很好看。这样的创作风格，您有怎样的考虑？ 马识途：我在写的时候，就想到必须要讲好故事。首先要能够吸引到人来读。思想是潜移默化传达给读者的。所以我的小说很注重传奇性，将革命的思想性和世俗的传奇性结合起来。我当然希望《夜谭续记》能够出版，却也有几分忐忑。它能侥幸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青睐而出版，但能逃过文化市场里读者的白眼吗？管它的，让它去吧，只要没有一出版便遭遇被投入纸浆厂的命运，余愿足矣。 四川的口语非常生动。所以我这次写《夜谭续记》也是充分运用了四川的口语，与《夜谭十记》比起来更接近四川方言、本土特色。总体来说，就是四川人用四川话讲四川故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夜谭系列中有很多传奇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于哪里？ 马识途：书里面写的都是我所听到的奇闻异事，都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一些奇怪的事情。曾经身为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因为搞革命的缘故，我需要用各样的职业来掩饰身份，当过小公务员和行商走贩，做过流浪汉，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往来。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听到了这些奇闻异事。让我意识到当时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性格多么乐观，语言多么生动而富于幽默感。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呀。我都把它记下来放脑子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这次写《夜谭续记》的契机是怎样的？ 马识途：198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韦君宜推动下，我出版了《夜谭十记》。初版印了二十万册，随后还加印，一时颇为红火。于是韦君宜专门来成都找我——我们本就是1937年冬鄂豫皖苏区为湖北省委办的党训班的同学，以后在白区一同做过地下工作，成为朋友。她一来就对我提出一个文学创作建议，她知道我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经以各种身份为职业掩护，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有接触，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让子弹飞》成都首映式，姜文拥抱马老 （资料图片） 她说，《夜谭十记》出版后反应很好，你不如把你脑子里还存有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拿出来，就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那样的格式，搞一个“夜谭文学系列”。我当时就脑子发热，在记忆库里搜索，一口气就说出十个故事的题目和几个故事的梗概。韦君宜很高兴，我们当场商量先出一本《夜谭续记》。不久，我就动笔写故事提纲了。但不幸的是，韦君宜突然中风，没有人再继续督促我，加之我确实公务繁忙，就放下了这个写作计划。但这些故事本身，一直存在于我脑子中，常常在梦中还会与故事里的人物对话。 我这一放，就是三十年，前面出版的《夜谭十记》也随着岁月流逝，理所当然地逐渐淡出读者的视线。直到2010年，导演姜文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成《让子弹飞》搬上荧幕，一上映就出人意料地大行于市。于是，原著小说《夜谭十记》也附丽于《让子弹飞》而飞了起来。几个出版社争着出版，连台湾地区也来凑热闹，出了一版繁体字的《夜谭十记》。因此，我头脑又开始发热，想把原来和韦君宜一起计划好的《夜谭续记》重新完成，也算是纪念韦君宜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期待《夜谭续记》被拍成电影吗？您对电影这个载体一直很看重，认为它可以拓宽受众。 马识途：对影视这个问题，我一直是非常支持的。我希望有一些写雅文学的作家，转过来学习通俗文学的优点，写更多喜闻乐见的作品。文艺要为更多的群众服务，影视剧是非常强的传播形式。一本书的受众，很难比得上一部影视作品。100个作家出100本书，每本书如果平均卖到3000—5000册，总量才几十万册，但一个电视剧出来就有几千万人看。依我看，作家拿出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影视编剧领域，值得尝试。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2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王火：名字是火，气质如水 |名家档案| 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南通如东。1924年7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后，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任编审干事。1950年，王火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被调往山东支援老区，做过十几年中学校长等工作。曾任山东省作协常务理事。1983年到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为第一任书记兼总编。王火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霹雳三年》《外国八路》《东方阴影》《禅悟》《流萤传奇》《雪祭》《王冠之谜》。电影文学剧本《平鹰坟》等。1995年，其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3年，王火被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授予“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2014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了“王火文库”。王火 朱建国摄影 王火曾说：“岁月像流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但是流水不会停止，它会另外找一条道路，继续前行。而且，遇到阻力的水流，往往会迸溅出美丽的水花，具有平常所没有的动人之致。” 人对时间是敏感的，担心时光匆匆，容颜易老。但人对时间又是势利的，迟钝的。对于一个老人，人们总不太真的相信，他也曾经是对世界好奇的儿童，是风华正茂的少年。 作家王火，原名王洪溥，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是上海滩最早一批大名鼎鼎的律师之一。他从小住在上海小东门裕福里，邻居都是上海滩的名人，比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后来父母离异，6岁的王火随父亲从上海搬到南京生活，幸运的是，后母对他的教育很看重。这段心路历程也被王火写进童年自传《金陵童话》。 当记者时写出大量抗日报道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轰炸南京，正在读初一的王火，随家人躲避战火辗转安徽、湖北最终到香港。1942年，怀着满腔抗日热情，18岁的王火冲破封锁，从上海只身前往西南求学。一路颠沛流离，他先坐火车到南京、合肥，之后因战火阻隔，翻山越岭绕道，拉纤乘船渡水，经河南、陕西到达重庆江津。之后他考上当时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就读于新闻系。出于“为人民发声”“为公平正义鼓与呼”的理想，王火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重庆、南京等地写出大量抗日的新闻报道，曾在《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产生较大影响的新闻通讯。 1949年后，王火进入上海总工会工作，在当时新成立的劳动出版社当上了副总编辑。1953年，王火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后参与筹办《中国工人》杂志。王火的职务是出版社主编助理兼编委，很得重用，“我可以常到中南海组稿”。 1961年，王火又被调到山东临沂从事教育工作，在当地一所重点中学担任校长多年。1983年，王火又经友人邀请，来到四川成都从事出版工作，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之后参与筹办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任总编辑。 过往经历都成创作素材 “凡珍珠必产蚌腹，映月成胎，经年最久，乃为至宝。”沙粒刺入蚌腹，蚌忍受痛苦，经年累月将之淬炼成“至宝”珍珠。王火的一生，多处辗转，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王火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是肯定写不出这些作品的。” 的确，过往的见闻、经历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他把和妻子凌起凤的爱情故事艺术加工为电影剧本《明月天涯》；从苦难中升华出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希望”的《九十回眸》；把自己“亲见、亲闻或亲历”的人和事汇聚成封笔之作《东方阴影》。他的文学作品，多反映人物在巨大历史变动中的命运沉浮和心灵轨迹，留下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满腔热忱和对历史曲折的严峻审视。 虽然已是94岁高龄，但王火皮肤白净，身板挺拔。再加上气质温和，处事低调，如果不是深入了解，很难猜到，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已经年过九旬。回望自己的一生，王火很豁达：“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的一生确实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另一方面，大时代走向与个人际遇共同推动的丰富经历，也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让我深刻感受社会、思考生活。” 报道南京大屠杀案轰动一时 在王火珍藏的剪报册中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用“王火”“王洪溥”“王公亮”等多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过众多精彩的新闻特稿。王火这个笔名，是他自己起的，源自高尔基的“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个‘火’字又简单又是红颜色的，红颜色的火又可以烧毁旧世界。就取名为王火。我觉得这个笔名好。” 1944年，王火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复旦读书期间，著名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王火的老师。 提到萧乾，王火的语气充满崇敬：“萧乾先生教了我两年，他讲授英文新闻写作。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萧乾曾说，一般的新闻，生命力总是很短暂，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我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1946年，还在读大三的王火作为特派记者，同时为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等报刊写稿。《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通讯、特写不断见诸报端。“当时还有读者写信到复旦大学，称我为‘教授’，其实当时我大学还未毕业。” 值得一提的是，王火还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当时，他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 1946年2月，王火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王火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作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随后，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了李秀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轰动一时。 几十年后，王火在四川听说李秀英仍健在，还托自己在南京工作的侄儿去医院探望，引来南京媒体的关注。正是因为有这些亲身经历，王火才写出了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这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创作的抗战三部曲中，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里塑造的，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庄嫂，其原型就是李秀英。 时隔多年，提到李秀英这个人物，王火依然充满敬佩：“她是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当时我是第一个采访报道她的。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脸就像《夜半歌声》里的那张脸。日本人要侮辱她，她同日本人搏斗，被刺了37刀，脸上拿刀削的，她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她的父亲会武术，她也会武术，她还夺日本人的刀，宁可死也不被侮辱。” 1948年，王火从复旦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1949年，王火获得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深造的全额奖学金，但他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当时我觉得，世界从此进入和平时期，不会出现大的战争，成为战地记者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即将成立，我想要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见证、一起建设新中国，我不愿错过这么一个机会。” 55岁时重写《战争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王火开始构思写《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战争和人》的前身），打算用100多万字，用三句古诗作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在上海工作的王火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进展较慢，但雄心勃勃。1953年春天，王火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任《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三年“困难时期”，他经常饿着肚子奋笔疾书，总算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然而，这时的王火接到通知，《中国工人》停刊，由他率队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走之前，王火将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非常年代，这部书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王火心灰意冷，他在门口把这部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书稿烧掉了。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给王火来信，询问这部稿件情况，鼓励他重新写出来。王火早就熟悉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的故事。谈迁花了二十多年完成的《国榷》被小偷窃去，在55岁时重写《国榷》。受此激励，55岁的王火决定重写《战争和人》。在山东临沂工作时，他完成了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 1983年秋，复旦大学的同学马骏邀请王火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王火带着已完成的第一部手稿前往成都。然而就在王火刚动笔进行第二部的创作时，出现了一次大的意外。在一个大雨天的工地上，他只身营救一个掉进深沟里的小女孩，自己的头部不小心碰到钢管，导致颅内出血，变得不会说话。而且开颅手术出了意外，导致他左眼视网膜受损。左眼失明，并开始影响右眼。后转院到上海华山医院全力抢救，得以保住右眼，但视力只剩下了0.8。 仅用右眼完成百万字长篇巨作 历经磨难的王火，最终还是恢复了记忆力，心中的激情重新点燃，在要把浪费了的光阴夺回来的心愿驱使下，全力以赴，靠一只右眼完成了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凭借一只眼睛写作，困难可想而知。写稿的时候，他需要戴400度的老花镜再用放大镜。一只手拿笔，另外一只手拿着放大镜，用手压住纸写。 这部共167万字，浸透了王火半生心血的重磅长篇巨作终于完成。1993年，该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反响极大，被誉为反映抗战的雄伟史诗，获奖无数——将郭沫若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要奖项一一收入囊中，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中国新文学大系”。1997年12月，《战争和人》三部曲以全票获得最高荣誉的长篇小说文学大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战争和人》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过程中的行踪为线索，表现了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人物行踪遍布大半个中国，具有突出的史诗结构和鲜明的史诗风格。记者问到这部作品是否具自传性质时，王火想了想说：“小说不同于报告文学，艺术渲染和加工是必要的。不过，小说中确有很多我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我是肯定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妻子假装自杀跨越海峡与他相聚 1997年，王火凭借作品《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战争和人》的扉页，印着他与爱人凌起凤的合影。王火写道：“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王火著述逾600万字，他说：“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妻子的名字。” 王火的爱人凌起凤原名凌庶华，1924年出生，其父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凌铁庵。1942年，两人相识，坠入爱河，1948年订婚。1949年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两人分别四年，一直靠书信往来。1952年，凌起凤为了与王火团聚，告别台湾的家人，先在香港制造了自杀假象，改名字后回到上海，与王火结婚。回忆起这段往事，王火说：“那件事不光是风险极大，而且她当时在台湾拥有很好的生活，她都毅然放弃。此后几十年，她都不能与家人联系。”王火为此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就是以妻子凌起凤的故事为原型。 王火说，凌起凤有学问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然而她为了全身心地协助我，放弃了很多，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是我的‘大后方’。而且，我写一部作品，她是我第一个读者，给我提了很好的建议。可以说，她为我付出很多。” 2011年7月2日，凌起凤因病去世，王火悲痛万分。当年10月，《华西都市报》记者曾到王火家中采访，刚刚失去老伴的王火神情憔悴，沉浸在悲痛之中。当时，他的书房里到处都放满了还未开封的书籍包裹，连摊开的诸多杂志，都不曾动过。提及当时的场景，王火说：“她住院，我也陪住，基本三年都在医院里生活，很少回家，所以书桌什么的，都几乎没怎么动过。而且，我闭门谢客，推掉了所有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全身心地陪她走完最后一程。”1953年冬，王火与妻子在北京香山留影 受访者供图 与马识途、李致的君子之交 自1983年定居成都至今，王火对这里的人和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与百岁文学家马识途，巴金的侄儿、作家李致交情深笃，一些重大节日，三人都会聚在一起。1983年王火到成都认识马老，一见如故，“我们谈人生、文学，非常投契，大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 2017年8月4日上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0卷12册680万字《王火文集》，在成都举行首发仪式。93岁的王火出席活动现场，讲述了他创作获茅奖作品《战争和人》与四川的关系，他当年从山东来到四川，从事出版、写作的心路历程。102岁马识途和88岁李致冒着酷暑，亲临发布会现场，庆祝《王火文集》出版。三位好友见面握手、拥抱，现场情景令人感动。马识途与王火 张杰摄影 首发仪式上，当时102岁的马老上台发言，讲述了他与王火夫妇的深厚友情：“王火同志及他爱人同我相交了几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王火同志常常关心我的健康，常来家里看望我，我们说话很少但是情真意切。我是深有感受的。我和王火同志的感情心心相印，是知心朋友。王火同志对我的创作一直比较关心。王火曾说，90岁以上的作家还在创作的，在文学界实属罕见。所以我这些年仍然在从事创作，这正是朋友们给我激励的信心。近年我又提起纸笔，写了几本书来。”马老还朗诵了一首自己此前写给王火夫妇的七律诗，用李白和汪伦之间的感情来表达他和王火之间的情感：“淡水之交几十春，潭深千尺比汪伦。同舟共度风雷夜，相见无言胜无声。” 王火感慨地说：“我比马老小十岁，我与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半年都见不到一次，但是一见，谈起往事就非常亲。我也不怎么打电话给他，怕打扰到他，虽然是‘淡水之交’，马老却认为我们的友情深厚如李白和汪伦。”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白航：诗意洒人生，掌舵《星星》诗刊 |名家档案| 白航，本名刘新民，1926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路台营村。11岁去北平、天津读书。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进入解放区，做过地下工作。1948年入华北联大文学系，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八兵团文工团创作组任创作员。转战太原、西安，后入川。曾任川北文联创作出版社主任，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组长，《四川文艺》编辑。1957年主力参与创办《星星》诗刊，任出版部主任。1978年后续编《星星》十年。诗作优美流畅有幽默感，著有专论《简论李白和杜甫》等。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在中国新诗发展走过的百年历程版图中，四川是一座重镇。这里滋养、诞生了一大批诗人，发生过很多影响深远的诗歌事件。这些诗人、诗事，与一本重要的纯文学刊物分不开：《星星》诗刊。高缨（左一）、白航（左二）、流沙河 受访者供图 1957年1月1日创刊的《星星》是新中国诗歌史上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六十多年来，参与《星星》诗刊的编辑家、诗人者众。但诗歌圈公认的“星星”诗刊元老级人物，则当数“两白、两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 身为“两白、两河”之一“白”的白航，参与《星星》诗刊的创办，掌舵过《星星》诗刊的发展。从燕赵大地到巴山蜀水，从战地文工团的话剧创作员到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长，从军人到诗人，从农家少年到耄耋老人，白航的一生，是随着时代的潮流沉浮的一生，也是丰富的一生。 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25年农历腊月，白航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叫路台营的村庄。父亲当时是一名教师，家里虽不富有，但温饱有余。 白航自幼勤奋踏实，是家里的小小顶梁柱。在小诗《当家人》中，白航写了“我是娘的一只手/姐姐是娘的一只纺车/终日呜啊呜的响得很动听/十岁便干大人的活了/骄傲又威风/婶子大娘们/指指点点地说：看，刘家小做活的/过来了/这时//我肩头的担子/突然轻了许多/脚步也更来劲了/从此我成了当家人”。 随着父亲到北平一家小学出任会计工作，11岁的白航去了北平读高小。 “七七事变”后，白航又随父亲就读于天津新开河畔的天津市立师范（北洋大学校址的一部分），1945年6月毕业。“当时，日本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了，大家都不愿当亡国奴。我有一个同学，家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介绍我去解放区。我当时连天津市立师范文凭都没顾得上拿，就出发了。” 白航在冀中军区敌工部当上了一名工作人员，经过训练，被派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被日本占领的区域，搜集情报。回忆那段日子，白航坦言非常危险，“一旦被抓住，就很可能没命了”。 1946年秋，白航考取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受教于丁玲、艾青等文坛大家。在诗作《华北联合大学——散在冀中几个小村里》中，白航写道：“小村里/走出一所/大学校/当年谁也不知道/自己后来的结局/说话南腔北调/人人的脚印都连着//一串浪漫的故事……过节时/围成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如花朵般快乐地/咀嚼粉条和包子/直到把喉咙塞满/清早跑步唱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太原前线，“尸埋大漠，侠骨也香” 1948年，白航入伍从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白航曾坐车穿过娘子关到太原前线，体验战斗生活，搜集创作题材。 白航对此记忆依然生动清晰：“当时前线正在围攻太原，形势十分紧张，过路的一些地方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路段。敌人封锁是子弹一梭子一梭子地打，打完了又换一梭子，要想过去就得等换梭子的间隙。” 在太原前线，白航第一次闻到硝烟的呛鼻味和危险味，炮弹咝咝地从头上飞过，很骇人。“太原战役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战，阎锡山在西山修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碉堡，什么子母碉、梅花碉、铁门大碉，碉碉相通，连队每打下一个碉堡，常常百多号战士只剩下一二十个。”这段经历，也被白航写到诗歌里：“车过娘子关/依稀的梦提醒我/男子汉终于/走出了家门/前去开拓大荒/脚步来去匆匆/车轮咣当咣当/一名军人/去赴战场/纵然尸埋大漠/侠骨也香/烽火崎岖路/男儿向八方/雾时聚时散/路短短长长/阳泉到了/炮声隐隐来前方”。 战斗过程中，炊事员们很辛苦。“炊事员要负责把热饭热菜送去给战士们吃，我们个人可以很快地钻过封锁区，但对于炊事员来说钻过去比我们要危险得多。当我们要占领一个地方，要冲锋的时候，一些地方的炊事员还要把热饺子和热菜送给战士们吃。他们虽没打仗，但也经过了枪林弹雨，还有被打死的危险。”目睹了这样的情况，白航有了写诗的冲动，于是他在前线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我是炊事员》，歌颂战场上英勇的炊事员。 太原胜利解放后，白航又跟着部队去解放大西北，从太原向前进军，过风陵渡到潼关，入西安，下宝鸡，长途跋涉，行军艰苦。至今，白航都很爱走路，“这都要感谢那时的锻炼”。《星星》诗刊 创办《星星》诗刊，掀起诗歌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白航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激情。他与同事们谈到四川文艺的未来发展。“四川的诗人比较多，诗歌创作是一个优势。写诗的人虽然多，但苦于没有足够的发表空间。”白航与同事们就想：不如办一个诗歌刊物吧！大家热情高涨地商议后，集体决定让白航写一份报告，上交给省委宣传部。几个月后报告获得批准。白航与同事们立即搭起编辑班子，征稿和征集刊名的工作立即展开。 白航回忆，一开始大家认可一个字“星”，作为这本诗歌刊物的名字，后来有人发现苏联有本杂志就叫作《星》，于是就改为《星星》。“星星每天在天上闪光，很多人都看它，它最明亮，指引着人们的方向，又有诗意，最后诗刊就定名为《星星》了。” 1957年1月1日，《星星》首期出版，影响甚大。 挤破文化宫礼堂，只因诗人开讲座 “新中国刚成立，大家都心情愉快，来稿非常踊跃。”回忆起《星星》创刊时的场景，白航的记忆是愉快的。大家都志同道合，工作和私下都很投缘。一开始，白航就与同事们讨论过编辑发稿方针： 一、诗歌应该来源于生活，从生活中感受思想，有感而发。 二、看诗不看人，诗歌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诗人有名与否。 为了做到这两条，在特殊时期，他们付出了代价，但白航并不后悔，“吸取生活养料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好的作品终究会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的”。 20世纪80年代，阅读、思考成为青年们的灵魂解渴剂，全国各地出现多个流派的诗人、诗社。1986年，《星星》诗刊发起了“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评选活动。全国各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激动不已，纷纷给自己心中喜爱的诗人投上了庄严的一票。评选结束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最终当选。 当年12月，为庆祝《星星》创刊三十周年，《星星》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除杨牧、杨炼、江河三人因故未到，其余七人都应邀到了成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 白航回忆，邀请每位诗人开讲座，门票五元一张，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但依然没有挡住大家对诗歌的热情。“买不到票的青年人，甚至把讲座所在地的文化宫礼堂的门都挤破了，我们还为此赔了钱。” 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万千读者的朦胧诗代表，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舒婷、顾城等人的朦胧诗当时能在国内得到如此高的关注，跟支持他们的一批刊物及编辑分不开，其中就包括《星星》诗刊。 “舒婷当时还是一个普通女工，业余写诗。最早发现她的是蔡其矫先生，蔡其矫是我当年在华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他把舒婷的诗歌推荐给我看。我一看觉得非常好，她的诗歌不光有艺术性，在强调女性独立自主精神、思想性和主题性方面，都非常突出。所以，我是坚定支持她的。另外，还有当时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顾城，也占据过《星星》诗刊的重要位置。” 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激发了读者的空前热爱，引发了诗歌的创作热情。《星星》在支持这些新颖的诗歌流派上，站在了前列，陆续重磅推出舒婷、傅天琳等朦胧派诗人的力作，无疑助推了朦胧诗潮流的发展。 曾求学华北联大，师从丁玲艾青 1946年秋，白航考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他就读时学校在冀中束鹿县的贾庄和杜科。除了校长成仿吾，“老师还有陈企霞（系主任）、厂民（严辰）、箫殷、何洛、蔡其矫等，文艺学院还有丁玲、朱子奇。艾青是文艺学院的副院长，他教过我大课。抗日战争期间，艾青写了很多抗日战争的诗，很有影响。我们都很崇拜他”。 在华北联大读书期间，白航还与著名作家丁玲有过一段不浅的师生之谊。“她是作家，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系当时承包了一块地，地附近有条河，名字叫桑干河，河水经常泛滥。丁玲那部著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就是那条河。我们系里有七八名学生，还帮她誊写过一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就有我。” 回忆往事，白航很感慨：“那个年代条件非常艰苦，华北联大还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办公室，教员、学生都是住在当地老乡家里。誊稿子都是分散在老乡家里。后来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大教堂，成了我们的校址，才算稳定下来。” 在华北联大学习期间，白航主编了生平第一个“刊物”——墙报。“五一节的时候，我们文艺学院出了一个墙报。当时办墙报很困难，没有现在的印刷条件，我们就拿白纸写稿子，在外面墙上挂一张布，把稿件都钉在布上，就算是刊物了。”艾青负责指导学生们办墙报，于是白航就去找艾青请教，“艾青说，可以，不过有些文章不新颖。比如，歌颂不能光用‘红色’，艺术手段要丰富、生动、多样化，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要好。他的评价，我一直记在心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在北京的文艺聚会上，艾青还赠给白航一句诗：“白航不白航，只要有方向，一定能到达彼岸。” “青春、爱情、诗歌引导着我” “辛苦一辈子/所以才生得总是那么/又黄又瘦”。这是白航的诗作《蜜蜂》。精简、有味。一位有眼光有思想的资深诗歌编辑，往往本身也是一名对诗歌深有感悟的诗人。白航正是如此。 白航的诗心，萌发自少年时代。读小学时，学校墙上贴了很多古诗词，苏轼、杜甫的诗，他心里很喜欢。课堂上也有新派的老师教新诗，比如胡适的诗。最早《新青年》上的几首，到现在他还记得：“霜风呼呼的吹着，月亮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大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开始读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懂。句子中的节奏，让白航觉得“很美妙”。 战争年代，从军的白航生活不固定，爱上了写诗，“相比写小说来说，写诗比较方便。我喜欢诗的简略、语言精致、方便，感受忽然来了就写出来了”。他的诗歌创作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比如有深刻自传色彩的《长城外》《入川记》《嘉陵江》，回忆自己早年学习及战斗经历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太原前线》《剑门关之夜》《车过娘子关》等。 这些诗的风格雄健大气，清新质朴，别有一番独特的气质。比如他在《长城外》中这样写道：“大雁，流水，秋风，脚步匆匆，太行山前少人行；荞麦绿，僧塔白，山花红，沸腾热血青春梦。有夕阳送我过长城，听山歌/两三声，人无影，事无踪，十八盘下流水情，土炕暖/夜灯明。” 白航的诗，都很短。白航有自己的琢磨：“用的词句越少越短，表达意象会更有意味和难度。我的想法是，尽量写短诗，诗意更浓，更有味道，读者也愿意看。” 写新诗，编新诗，但白航对旧体诗的美深有感悟：“我们的诗歌有几千年的传统，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很多，影响至今。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应该多读我们的古诗。古诗是越读越觉得好。尤其是杜甫的诗，更应该多读。既有实际的现实生活，眼光也开阔。我们写新诗，也可以在继承古诗的优点基础上来发展。新诗如何与古诗结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除了书面精英系统的文学，白航还善于从普通百姓的艺术中汲取营养。 20世纪50年代，白航在川北文联工作。他下乡开展工作，访贫问苦，他发现当地的民歌非常好。“歌词的内容，既可以了解民间情况，其音乐性又是很珍贵的艺术资源。”那些民歌都是口口相传。一般说，男人很少唱民歌，民歌一般是妇女创作的，特别是青年妇女。“南充地区我基本上都跑遍了，常去老乡家里。其实他们本身的语言是很生动的，城里的诗人也该学习。我在川北待了三年，做工时妇女唱起民歌来，一天一夜都唱不完。” 2013年1月，白航收集的几百首民歌，被出版社结集成书《川北民歌》出版。 《沧浪诗话》有言：“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说明写诗的神秘性。 白航也认为，诗歌的灵感很多都是一瞬间，很难刻意去寻找。但是诗人也要先有足够的人文素养积累，底子厚，灵感才更容易出现。“诗人应当关心这个世界。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要有兴趣。对待灵感这位先生，绝不能‘守株待兔’，要时时事事迎上前去，和它握手言欢，揪着不放。”白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今他已经92岁了，写字很慢，握笔的手会抖。但他每天还会在笔记本上写日记。字不多，但都很有趣。 比如2016年8月31日，他这样记道：“秋高气爽人通泰。人性：一半是善（偏少），一半是恶（偏多）。多在生活中提炼善，甩掉恶。” 2017年12月1日，白航与流沙河、高缨老友相聚，白航这么记：“三个老头摆龙门，大海越摆越深沉。” 跟诗歌打交道几十年，白航很信任诗歌。他说，创作、写诗是不分年龄的。诗歌属于妙龄少女、伟岸壮男，也属于痴情老叟，长发婆姨。但不得不说：“诗歌更容易与年轻、青春、理想联系得更密切。在我的一生中，有三颗星深深引导过我，青春、爱情、诗歌。” 白航说，诗歌应该和足球一样倡导快乐，像米卢所说的快乐足球。“诗歌的主要目的还是应该以感到共鸣为主，读者喜欢看并且从中得到乐趣。现在的先锋诗除了作者本人，恐怕再难找到其他更多的看得懂的人。”在他看来，写诗终归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管是忧伤还是喜乐，只要用诗句表达出来，内心就会感到愉快。把对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写下来，写到诗里。哪怕是不开心的事，写出来也就开心了。” 对话白航：如果太热闹就没有诗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诗人总是与众不同，甚至有点“怪”。您当了那么多年诗歌编辑，与很多诗人打交道。您怎么看待这个“怪”？ 白航：人有个性，往往写出的诗也有个性。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怪”，其实是他们的个性。对于这种“怪”，不用过于苛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中国新诗走过一百年，新诗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经常被讨论。您是怎样的观点？ 白航：一百年的时间当然不短。但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往往一瞬间就过去了。我认为，新诗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宽阔的。会比现在更好。新诗虽然不讲究押韵，但却有内在的韵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怎么看待诗坛的热闹与寂寞？ 白航：20世纪80年代，读诗的人是特别多，诗坛显得很繁荣很热闹。现在，读诗的人很少，诗坛显得寂寞。但仔细想想，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状况，并不是自然的常态。因为跟当时特殊的时代有关。比如说，当时娱乐形式很少，诗歌成为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现在娱乐方式各种各样。其实，诗歌原本就与寂寞有缘。如果太热闹，就没诗了。我就是一个甘愿寂寞的诗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喜欢读外国诗吗？ 白航：我个人受中国古诗影响比较大，像是白居易、李白等的诗。外国诗人里我喜欢一些，比如泰戈尔的诗，他的诗更具人性，和中国诗歌比较接近，长短都差不多。我写短诗也提倡短诗，诗歌如果太长就容易流水化，意向等方面都变差了许多，像艾略特的《荒原》、帕斯的《太阳石》我不太喜欢。同时读了后让我感到比较茫然。而且我觉得诗歌要读原著，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中国古诗很多经典翻译后往往不知所云，而外国诗歌翻译过来也如此，翻译难免加入译者再创作，没有再创作的译者肯定没有。译者自身的知识、思想、信仰等，对诗歌个性化的理解，相对原著来说都有或多或少的某些变化，所以还是原汁原味好。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诗歌的魅力何在？ 白航：诗赞扬美，促发思考。我感谢诗歌给我带来了愉快，快乐。很感谢我的工作就是诗歌，和我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我没有写传世之作的想法。不是说写一首诗，一定要流传万世才算成功。有一些读者、知音，自己快乐就行，在诗歌中有所获得，就很好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就您的经验而言，诗歌创作有哪些心得？ 白航：不管是诗歌，还是别的什么艺术门类，创作就是要新颖，不能走老一套。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的语言、句子不是新的，那就干脆不要写。我很喜欢艾青的诗，是因为，他的诗句除了流畅，语言往往别出心裁，“不规范”，很有流动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跟白峡、石天河、流沙河等同时在《星星》诗刊一起工作，感觉如何？现在还有来往吗？ 白航：当时《星星》诗刊还没有设主编，只有出版部主任，我当时就是这个主任。我们很和气，互相配合工作，私下是很好的朋友。前几天还见到流沙河，我们会一起聊天。我很佩服流沙河，他以前写诗出名，后来转行当学者，深入研究文字去了，出了很多书，很了不起。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2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李致：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后，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在散文系列“往事随笔”总序中，李致开篇写到。 在李致的少年时代，巴金因为发表“激流三部曲”成为大作家。当时整个时代的气氛，对李致不能不造成影响。跟当时很多青少年受鲁迅、巴金影响，崇尚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样，李致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时，就从老师那里接触到思想的火苗。多年后，他依然记得，有一次他和同学到国文老师杨邦杰老师的寝室玩，杨老师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给他们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并做讲解。听完杨老师的讲解，李致激动得发抖，心里像点燃了火：“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鲁迅先生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李致 张杰摄影 热衷新文学，尤其喜欢《阿Q正传》 后来，另一位老师出了一个“一年容易又秋风”的作文题。李致设想了一个日本妇女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为她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给他这篇作文做了这样的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给李致很大的鼓舞。他开始读家中藏书，尤其是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等小说，特别喜欢《阿Q正传》”。直到今天，在李致的家中书房，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仍然是鲁迅的作品。“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文笔锋利、幽默，对人性的剖析和反讽，犀利深刻，我极为佩服！” 就这样，受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作品启发，李致开始提笔写作，并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致已经写了近百篇习作，有小说、诗歌、散文。之后就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李致和同学陈先泽办壁报《破晓》，被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发现。在卢剑波的鼓励下，李致在《今日青年》发表了多篇散文。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的运动后，李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办铅印《破晓半月刊》，李致发表了散文和小小说。1948年到重庆以后，李致又开始在《大公报》和《新民报》上发表评论和散文。 除了阅读文学作品，青年时代的李致尤其喜欢话剧。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李致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他经常买最后一排价格最低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 李致喜欢曹禺的戏，痴迷到可以背诵大段台词的程度。“我背书并不在行，但《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台词，都能大段大段地背。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在出版界工作，到北京向曹禺约稿，在曹禺面前我还能背起《日出》里的台词，让曹禺感到非常吃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配工作，李致的入党介绍人和川康特委的委员，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李致的回答是：愿意当话剧演员。为此，李致还受到了一点很温和的批评，“他们说正是最缺干部的时候，你当什么演员”。最终李致被分配到青年团任职。他当过重庆市的少年儿童部长，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之后在共青团中央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 然而，李致并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文学梦。20世纪90年代初，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李致，重新拿起笔，创作出以“往事随笔”系列为主的一批随笔散文佳作。2014年，李致“往事随笔”系列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包括《铭记在心》《昔日足迹》《四爸巴金》。 李致写到他个人在大时代里寻求真理和光明的人生道路，写到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有领导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李致说：“回想自己人生过往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此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或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这里面有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困惑、我的期待，这套书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也是我本人八十多年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2013年，李致获“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写道：李致继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如今，李致年近90，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很质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和写书人。种种‘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打破“三化”，“川版书”声名鹊起 改革开放后，李致担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李致在图书出版领域非常在行，他率领的四川出版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全国处于佼佼者的位置。他目光敏锐，敢做敢当，主力推动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他秉持“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的理念，注重图书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应，不提倡将图书单纯当作商品，受到良好的反馈。 20世纪80年代，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横空出世，震动了思想界、读书界。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一共出书74种。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钱三强等人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南方周末》经过征求意见，几十位学者推荐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名单，思想类图书中，“走向未来”丛书名列前茅。而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 20世纪70年代末，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过混乱年代的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那时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 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在当时，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出版‘三化’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像《清江壮歌》《红岩》这么有名的书，四川都不能出。”从北京回到家乡，李致感到要突破现状，“从我个人角度，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培养了很多作家，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都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我不受地方‘三化’方针的约束。” 在李致的掌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李致回忆：“这在当时争论很大，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但我们成功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接下来，李致掌舵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1949年后一直没有再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了张黎群的建议。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的展现。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叔侄情深，巴金告诫讲真话 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觉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觉新的原型人物，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1929年，李尧枚的小儿子李致出生。一年多之后，李尧枚自杀。巴金与大哥感情尤为深厚，精神上志同道合。巴金视侄子李致为己出，李致喊巴金“四爸”。叔侄关系亲密，心意相通。对于巴金这位大作家，李致也写过多篇文章给予描述、回忆，多被收录进《四爸巴金》一书中。李致与巴金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李致家中，客厅最显眼的部分，放置着一个巴老的头部铜像作品。这个雕塑显得并不完整，但很有艺术性。据李致讲，这原本是一个石膏像。后来交由上海的一位雕塑师把它转刻成铜像。制作过程中，不小心打坏了，就顺势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显得很特别。巴老非常喜欢这个铜像作品，做了好几个。“巴老家中的那个和我这个，是一样的。”巴老还在的时候，李致多次与巴老在书房聊天，一聊就是半夜十二点。如今，李致每次看到这个铜像，经常会回想起和巴老聊天时的情景。 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他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道：“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父亲李尧枚去世后，家人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5个子女，在成都北门租房子居住。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四爸有一些了解。晚上，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李致，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李致看到，只有四爸巴金一个人鞠躬。这也影响到李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像四爸那样的“新派”。 1942年的巴金，已经发表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名震文坛的大作家。回到成都，经常会有青年学生来请他在“纪念册”上题词签名。李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认真用毛笔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他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1964年，李致被调到北京工作，巴金常会去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李致也经常出差到上海，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叔侄俩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灵魂交流。其中一次是1973年春，李致从“五七”干校去北京探亲。这期间他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四爸的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到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李致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萧珊妈妈的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这样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头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向萧珊妈妈告别。” 叔侄俩彻夜交谈，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李致要离开上海回到“五七”干校了。那天李致记得清楚，是一个下雨的早晨。“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我双手提着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李致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望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说，自己受巴老的影响很大，但他从没有打四爸的旗号去占便宜。 钟爱藏书：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爱书之甚，在圈中出了名的。马识途曾在一首贺李致85岁生日的诗中赞许道：“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家中，目之所及尽是书，无论玄关、卧室、客厅，更不用提书房……凡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了。这还不是全部，他在单位的宿舍里还有很多藏书。总共有多少藏书，可有统计？“具体数量我已经说不清了。我只能说，这种两扇门八层高大书柜，总共30多个，都装满了。” 李致还提到一个小细节，有一次他把定制的18个书柜搬来的时候，“打书柜的老板还以为是哪个单位集体做的，没想到就我一家。” 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房屋装修，李致并不在意这些，他最关心的还是书怎么安置：“我把我的书收拾好了，就是最好的风景。家有藏书不算穷嘛！我现在每次到书房去，看到满柜的书，我都觉得自己很‘富有’。” “喜欢看书的人，一般都爱惜书，想要藏好书。我也不例外。”李致说，他看书与藏书嗜好自小养成，“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早在1949年前，我就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之后，工作涉及出版，跟作家打交道很多，更让他与书结下深厚的渊源。李致的藏书，以文学、历史、政治类居多。“巴老曾经给我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文学能使人清除灵魂的尘埃。所以，我爱看文学书。喜欢历史和政治类，则是因为我这一生所走过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很多事情都值得思考，我希望能从书本中找到一些答案。” 李致的藏书，有不少都是名家签名版，比如巴金、茅盾、叶圣陶、曹禺、夏衍、艾青、沙汀、艾芜、刘绍棠等，简直是现代文学名家的“签名版全集”了。站在书架前，李致回想起很多让人感怀的往事：“五本《沈从文选集》是沈先生半瘫痪后，他夫人张兆和把他扶起来签的字；曹禺的十几本剧本，是他1985年春在金牛宾馆跪在地毯上签的名。他们的友情令我刻骨铭心。” 对话李致：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出版有怎样的幕后故事？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我翻开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词典中还有“业余华侨”（打扮得漂亮一点、头发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又面临市场。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益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巴金不愿以他名义设文学奖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觉得巴老“说真话”这个倡议，在现代有得到充分理解和继承吗？ 李致：他讲真话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正是由于此，人们称巴金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巴金，但是巴金本身是个朴实的人，我个人认为，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在巴金1200多万字的创作中，除了“激流三部曲”的《家》，还应该读的就是《随想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曾经有人提到，应该设立巴金文学奖。据您所知，巴老生前对此是什么态度？ 李致：他也不赞成以他的名义设立文学奖。我在出版社工作时，编辑出版了他很多书，他也不要稿费。出版社曾建议成立“巴金编辑奖”，他也反对。国外有一个人曾经联系我，说愿意出资设立巴金文学奖。我想到巴老一贯的作风，主动替他拒绝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 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故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关于巴老在成都的故居重不重修的问题，多次被提及、讨论过，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的故居，您能理解他的这种苦心吗？ 李致：我记得四川省作协曾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觉得应该恢复巴金故居，还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当时因为是在宣传部管文艺，所以也被编进筹备小组。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当时故居那块地上已经有其他单位，所以得重新找块地。但没有修成的根本原因，还是巴老自己不赞成。我20世纪50年代到过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去过日本和美国考察，我发现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作品的大师，都有很多故居。而且很多人希望能在成都看到巴金故居，所以我曾经也处于矛盾的心态。但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巴老的想法和决定。巴老非常低调、无私，从小就忧国忧民，他的信念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当时他写信给我明确说：“我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来修我的故居。”“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要有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存在，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熄灭。” 巴老说，最高写作技巧是无技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现在再回到巴金故居所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致：我1929年诞生以前，我们那个大家庭就崩溃了。而我的小家里，只有大姐在那里住过，二姐虽然生在那里，可对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印象。我去巴老上海的住所很多次，感受则很多。我以前出差到上海也会住在他家。他的寝室旁边有一个大书房，书房平时很乱，若是有人去拍电视电影，需要收拾一下，整理过后，结果第二天巴老就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书房里给我弄一个行军床，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二点。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有写作的爱好、兴趣，巴老曾经给过您一些建议或指导吗？ 李致：我年轻时候写的那些文章他完全没看见。后来我写的，他看了，是认可的。当时巴老给我一条建议：60岁以后再写。说我现在公务在身，不便畅所欲言。有一次我们谈到，等我退休下来以后做什么。他听了很奇怪，觉得正是工作的好时候，怎么就退休了。因为作家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巴老跟我提到过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的理解——用他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流沙河：流沙似金，河水如玉 |名家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17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种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流沙河 李丹摄影 任职《星星》诗刊，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收录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地区诗人介绍至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祖国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省文联的一个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扬扬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扬扬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汉字如同一条线，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持续了九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根据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章，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因为是同一姓氏，其结合不被双方家人允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 爱成都，我本旧时成都少年郎 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他也自称“货真价实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12月随同学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流沙河爱成都，爱得深。1956年，时年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很自然，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乡。成都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种种有趣而难忘的记忆，流沙河神情充满幸福：“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生难忘。而且，成都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由。” 在流沙河看来：“对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强烈的特殊感情，是会转换、体现在人舌尖上的味觉等身体上的舒服感觉的。比如说，我对成都的美食，就有舌尖上的天然热爱。成都有很多很多外地吃不着的美食。比如泡豇豆，冬天的烧菜，春天吃的枸杞芽儿，配粉条，那可真是好吃得很哦！还有泡青菜，好好吃哦，全国也只有成都才有。而且我喜欢成都的气候，温和宜人。”流沙河很感慨地说：“能让一个人真心留在一个城市过一辈子，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两者都不可缺少。”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都少年郎已成为一位头发灰白的耄耋老人。这种心情，也被流沙河写进他的《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后蜀国王孟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一转眼就到85岁了。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所以，我把这本写我的老成都的书，副题命名为‘芙蓉秋梦’。” 写作、读书之余，热爱成都的流沙河还身体力行、主动行动，为老成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历史考古工作。早在十几年前，流沙河通过多日实地勘察，把成都东门、南门城墙转弯的残址找到了。“那个残址只剩很矮一截了，搭的是明代的砖，都被街道遮了，我去把它找到了。” 后来，锦江区政府找到流沙河，流沙河就写了一个碑文，以“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的名义，上写“此地是老成都的东门城墙和南门城墙转弯的拐角残址”。他说：“后代的人，一定要体谅前代人建设这些不容易，要好生爱护它。” 还有一件有意义的老成都考古事迹，被流沙河先生记录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通过自己大量的文献查阅、对比，并与实地对照，他把成都市区经于唐代而在清代消失的一条河的具体流向给考证出来了—— “这条河在唐代很有名，叫解玉溪。为什么叫解玉溪？这条河里面出有一种最优质的金刚砂，金刚砂可以解玉。我从成都的街名来推导，成都有老玉沙街、新玉沙街。玉沙街一过来桂王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小溪，桂王桥一转弯有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再一过来的街叫梓潼桥西街和梓潼桥街，显然解玉溪就是这么顺着流下来的。然后我再去查唐代的大慈寺，两千和尚，光是一天用水就要用好多，怎样来？解玉溪！唐代的史书记载，解玉溪有一段流经大慈寺外面，由庙子专门挖了一条沟，把解玉溪引到里面去。 “我怎么晓得它被引到里面去呢？大慈寺有九十多个院落，有一个院落叫玉溪院。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把全国的文化人召到那儿开座谈会，就在玉溪院，这个是历史书上记载了的。解玉溪再往南经过城守街，然后穿到东大街，拐弯那个地方地势特别低，我去调查过。我还调查了一个在成都拉车的，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所见，修梓潼桥街挖开路面时，底下两边是砖砌的河堤。这样，我就把这条河整个来龙去脉都找到了。” “若有‘时光隧道’可通古代成都，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钟磐悠悠。若招迷魂归去，我愿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文字，历史，时间，人的思维能不能翻越重重阻隔回到以前？ 关于老成都，流沙河了解的历史、地理、掌故、街道往事，数量之大，细节之密，令人着迷，也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并不是专职做考古研究的作家、诗人，流沙河对成都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如此有成效的考证。流沙河说，自己做此事的动力，完全是出于对成都的热爱，和纯粹智识上的好奇。“我想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古老面貌，在书上查不到，我就自己去考证。做这些，我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快乐。”在文章中，流沙河深情地写道：“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所以，结合着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以及我自身，写了这本‘老成都’。”流沙河说，爱一个老城市就是爱“父母之邦”，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王火：名字是火，气质如水 |名家档案| 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南通如东。1924年7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后，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任编审干事。1950年，王火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被调往山东支援老区，做过十几年中学校长等工作。曾任山东省作协常务理事。1983年到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为第一任书记兼总编。王火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霹雳三年》《外国八路》《东方阴影》《禅悟》《流萤传奇》《雪祭》《王冠之谜》。电影文学剧本《平鹰坟》等。1995年，其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3年，王火被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授予“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2014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了“王火文库”。王火 朱建国摄影 王火曾说：“岁月像流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但是流水不会停止，它会另外找一条道路，继续前行。而且，遇到阻力的水流，往往会迸溅出美丽的水花，具有平常所没有的动人之致。” 人对时间是敏感的，担心时光匆匆，容颜易老。但人对时间又是势利的，迟钝的。对于一个老人，人们总不太真的相信，他也曾经是对世界好奇的儿童，是风华正茂的少年。 作家王火，原名王洪溥，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是上海滩最早一批大名鼎鼎的律师之一。他从小住在上海小东门裕福里，邻居都是上海滩的名人，比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后来父母离异，6岁的王火随父亲从上海搬到南京生活，幸运的是，后母对他的教育很看重。这段心路历程也被王火写进童年自传《金陵童话》。 当记者时写出大量抗日报道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轰炸南京，正在读初一的王火，随家人躲避战火辗转安徽、湖北最终到香港。1942年，怀着满腔抗日热情，18岁的王火冲破封锁，从上海只身前往西南求学。一路颠沛流离，他先坐火车到南京、合肥，之后因战火阻隔，翻山越岭绕道，拉纤乘船渡水，经河南、陕西到达重庆江津。之后他考上当时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就读于新闻系。出于“为人民发声”“为公平正义鼓与呼”的理想，王火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重庆、南京等地写出大量抗日的新闻报道，曾在《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产生较大影响的新闻通讯。 1949年后，王火进入上海总工会工作，在当时新成立的劳动出版社当上了副总编辑。1953年，王火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后参与筹办《中国工人》杂志。王火的职务是出版社主编助理兼编委，很得重用，“我可以常到中南海组稿”。 1961年，王火又被调到山东临沂从事教育工作，在当地一所重点中学担任校长多年。1983年，王火又经友人邀请，来到四川成都从事出版工作，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之后参与筹办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任总编辑。 过往经历都成创作素材 “凡珍珠必产蚌腹，映月成胎，经年最久，乃为至宝。”沙粒刺入蚌腹，蚌忍受痛苦，经年累月将之淬炼成“至宝”珍珠。王火的一生，多处辗转，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王火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是肯定写不出这些作品的。” 的确，过往的见闻、经历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他把和妻子凌起凤的爱情故事艺术加工为电影剧本《明月天涯》；从苦难中升华出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希望”的《九十回眸》；把自己“亲见、亲闻或亲历”的人和事汇聚成封笔之作《东方阴影》。他的文学作品，多反映人物在巨大历史变动中的命运沉浮和心灵轨迹，留下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满腔热忱和对历史曲折的严峻审视。 虽然已是94岁高龄，但王火皮肤白净，身板挺拔。再加上气质温和，处事低调，如果不是深入了解，很难猜到，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已经年过九旬。回望自己的一生，王火很豁达：“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的一生确实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另一方面，大时代走向与个人际遇共同推动的丰富经历，也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让我深刻感受社会、思考生活。” 报道南京大屠杀案轰动一时 在王火珍藏的剪报册中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用“王火”“王洪溥”“王公亮”等多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过众多精彩的新闻特稿。王火这个笔名，是他自己起的，源自高尔基的“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个‘火’字又简单又是红颜色的，红颜色的火又可以烧毁旧世界。就取名为王火。我觉得这个笔名好。” 1944年，王火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复旦读书期间，著名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王火的老师。 提到萧乾，王火的语气充满崇敬：“萧乾先生教了我两年，他讲授英文新闻写作。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萧乾曾说，一般的新闻，生命力总是很短暂，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我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1946年，还在读大三的王火作为特派记者，同时为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等报刊写稿。《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通讯、特写不断见诸报端。“当时还有读者写信到复旦大学，称我为‘教授’，其实当时我大学还未毕业。” 值得一提的是，王火还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当时，他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 1946年2月，王火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王火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作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随后，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了李秀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轰动一时。 几十年后，王火在四川听说李秀英仍健在，还托自己在南京工作的侄儿去医院探望，引来南京媒体的关注。正是因为有这些亲身经历，王火才写出了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这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创作的抗战三部曲中，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里塑造的，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庄嫂，其原型就是李秀英。 时隔多年，提到李秀英这个人物，王火依然充满敬佩：“她是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当时我是第一个采访报道她的。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脸就像《夜半歌声》里的那张脸。日本人要侮辱她，她同日本人搏斗，被刺了37刀，脸上拿刀削的，她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她的父亲会武术，她也会武术，她还夺日本人的刀，宁可死也不被侮辱。” 1948年，王火从复旦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1949年，王火获得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深造的全额奖学金，但他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当时我觉得，世界从此进入和平时期，不会出现大的战争，成为战地记者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即将成立，我想要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见证、一起建设新中国，我不愿错过这么一个机会。” 55岁时重写《战争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王火开始构思写《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战争和人》的前身），打算用100多万字，用三句古诗作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在上海工作的王火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进展较慢，但雄心勃勃。1953年春天，王火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任《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三年“困难时期”，他经常饿着肚子奋笔疾书，总算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然而，这时的王火接到通知，《中国工人》停刊，由他率队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走之前，王火将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非常年代，这部书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王火心灰意冷，他在门口把这部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书稿烧掉了。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给王火来信，询问这部稿件情况，鼓励他重新写出来。王火早就熟悉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的故事。谈迁花了二十多年完成的《国榷》被小偷窃去，在55岁时重写《国榷》。受此激励，55岁的王火决定重写《战争和人》。在山东临沂工作时，他完成了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 1983年秋，复旦大学的同学马骏邀请王火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王火带着已完成的第一部手稿前往成都。然而就在王火刚动笔进行第二部的创作时，出现了一次大的意外。在一个大雨天的工地上，他只身营救一个掉进深沟里的小女孩，自己的头部不小心碰到钢管，导致颅内出血，变得不会说话。而且开颅手术出了意外，导致他左眼视网膜受损。左眼失明，并开始影响右眼。后转院到上海华山医院全力抢救，得以保住右眼，但视力只剩下了0.8。 仅用右眼完成百万字长篇巨作 历经磨难的王火，最终还是恢复了记忆力，心中的激情重新点燃，在要把浪费了的光阴夺回来的心愿驱使下，全力以赴，靠一只右眼完成了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凭借一只眼睛写作，困难可想而知。写稿的时候，他需要戴400度的老花镜再用放大镜。一只手拿笔，另外一只手拿着放大镜，用手压住纸写。 这部共167万字，浸透了王火半生心血的重磅长篇巨作终于完成。1993年，该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反响极大，被誉为反映抗战的雄伟史诗，获奖无数——将郭沫若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要奖项一一收入囊中，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中国新文学大系”。1997年12月，《战争和人》三部曲以全票获得最高荣誉的长篇小说文学大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战争和人》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过程中的行踪为线索，表现了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人物行踪遍布大半个中国，具有突出的史诗结构和鲜明的史诗风格。记者问到这部作品是否具自传性质时，王火想了想说：“小说不同于报告文学，艺术渲染和加工是必要的。不过，小说中确有很多我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我是肯定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妻子假装自杀跨越海峡与他相聚 1997年，王火凭借作品《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战争和人》的扉页，印着他与爱人凌起凤的合影。王火写道：“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王火著述逾600万字，他说：“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妻子的名字。” 王火的爱人凌起凤原名凌庶华，1924年出生，其父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凌铁庵。1942年，两人相识，坠入爱河，1948年订婚。1949年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两人分别四年，一直靠书信往来。1952年，凌起凤为了与王火团聚，告别台湾的家人，先在香港制造了自杀假象，改名字后回到上海，与王火结婚。回忆起这段往事，王火说：“那件事不光是风险极大，而且她当时在台湾拥有很好的生活，她都毅然放弃。此后几十年，她都不能与家人联系。”王火为此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就是以妻子凌起凤的故事为原型。 王火说，凌起凤有学问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然而她为了全身心地协助我，放弃了很多，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是我的‘大后方’。而且，我写一部作品，她是我第一个读者，给我提了很好的建议。可以说，她为我付出很多。” 2011年7月2日，凌起凤因病去世，王火悲痛万分。当年10月，《华西都市报》记者曾到王火家中采访，刚刚失去老伴的王火神情憔悴，沉浸在悲痛之中。当时，他的书房里到处都放满了还未开封的书籍包裹，连摊开的诸多杂志，都不曾动过。提及当时的场景，王火说：“她住院，我也陪住，基本三年都在医院里生活，很少回家，所以书桌什么的，都几乎没怎么动过。而且，我闭门谢客，推掉了所有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全身心地陪她走完最后一程。”1953年冬，王火与妻子在北京香山留影 受访者供图 与马识途、李致的君子之交 自1983年定居成都至今，王火对这里的人和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与百岁文学家马识途，巴金的侄儿、作家李致交情深笃，一些重大节日，三人都会聚在一起。1983年王火到成都认识马老，一见如故，“我们谈人生、文学，非常投契，大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 2017年8月4日上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0卷12册680万字《王火文集》，在成都举行首发仪式。93岁的王火出席活动现场，讲述了他创作获茅奖作品《战争和人》与四川的关系，他当年从山东来到四川，从事出版、写作的心路历程。102岁马识途和88岁李致冒着酷暑，亲临发布会现场，庆祝《王火文集》出版。三位好友见面握手、拥抱，现场情景令人感动。马识途与王火 张杰摄影 首发仪式上，当时102岁的马老上台发言，讲述了他与王火夫妇的深厚友情：“王火同志及他爱人同我相交了几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王火同志常常关心我的健康，常来家里看望我，我们说话很少但是情真意切。我是深有感受的。我和王火同志的感情心心相印，是知心朋友。王火同志对我的创作一直比较关心。王火曾说，90岁以上的作家还在创作的，在文学界实属罕见。所以我这些年仍然在从事创作，这正是朋友们给我激励的信心。近年我又提起纸笔，写了几本书来。”马老还朗诵了一首自己此前写给王火夫妇的七律诗，用李白和汪伦之间的感情来表达他和王火之间的情感：“淡水之交几十春，潭深千尺比汪伦。同舟共度风雷夜，相见无言胜无声。” 王火感慨地说：“我比马老小十岁，我与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半年都见不到一次，但是一见，谈起往事就非常亲。我也不怎么打电话给他，怕打扰到他，虽然是‘淡水之交’，马老却认为我们的友情深厚如李白和汪伦。”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白航：诗意洒人生，掌舵《星星》诗刊 |名家档案| 白航，本名刘新民，1926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路台营村。11岁去北平、天津读书。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进入解放区，做过地下工作。1948年入华北联大文学系，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八兵团文工团创作组任创作员。转战太原、西安，后入川。曾任川北文联创作出版社主任，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组长，《四川文艺》编辑。1957年主力参与创办《星星》诗刊，任出版部主任。1978年后续编《星星》十年。诗作优美流畅有幽默感，著有专论《简论李白和杜甫》等。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在中国新诗发展走过的百年历程版图中，四川是一座重镇。这里滋养、诞生了一大批诗人，发生过很多影响深远的诗歌事件。这些诗人、诗事，与一本重要的纯文学刊物分不开：《星星》诗刊。高缨（左一）、白航（左二）、流沙河 受访者供图 1957年1月1日创刊的《星星》是新中国诗歌史上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六十多年来，参与《星星》诗刊的编辑家、诗人者众。但诗歌圈公认的“星星”诗刊元老级人物，则当数“两白、两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 身为“两白、两河”之一“白”的白航，参与《星星》诗刊的创办，掌舵过《星星》诗刊的发展。从燕赵大地到巴山蜀水，从战地文工团的话剧创作员到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长，从军人到诗人，从农家少年到耄耋老人，白航的一生，是随着时代的潮流沉浮的一生，也是丰富的一生。 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25年农历腊月，白航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叫路台营的村庄。父亲当时是一名教师，家里虽不富有，但温饱有余。 白航自幼勤奋踏实，是家里的小小顶梁柱。在小诗《当家人》中，白航写了“我是娘的一只手/姐姐是娘的一只纺车/终日呜啊呜的响得很动听/十岁便干大人的活了/骄傲又威风/婶子大娘们/指指点点地说：看，刘家小做活的/过来了/这时//我肩头的担子/突然轻了许多/脚步也更来劲了/从此我成了当家人”。 随着父亲到北平一家小学出任会计工作，11岁的白航去了北平读高小。 “七七事变”后，白航又随父亲就读于天津新开河畔的天津市立师范（北洋大学校址的一部分），1945年6月毕业。“当时，日本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了，大家都不愿当亡国奴。我有一个同学，家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介绍我去解放区。我当时连天津市立师范文凭都没顾得上拿，就出发了。” 白航在冀中军区敌工部当上了一名工作人员，经过训练，被派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被日本占领的区域，搜集情报。回忆那段日子，白航坦言非常危险，“一旦被抓住，就很可能没命了”。 1946年秋，白航考取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受教于丁玲、艾青等文坛大家。在诗作《华北联合大学——散在冀中几个小村里》中，白航写道：“小村里/走出一所/大学校/当年谁也不知道/自己后来的结局/说话南腔北调/人人的脚印都连着//一串浪漫的故事……过节时/围成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如花朵般快乐地/咀嚼粉条和包子/直到把喉咙塞满/清早跑步唱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太原前线，“尸埋大漠，侠骨也香” 1948年，白航入伍从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白航曾坐车穿过娘子关到太原前线，体验战斗生活，搜集创作题材。 白航对此记忆依然生动清晰：“当时前线正在围攻太原，形势十分紧张，过路的一些地方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路段。敌人封锁是子弹一梭子一梭子地打，打完了又换一梭子，要想过去就得等换梭子的间隙。” 在太原前线，白航第一次闻到硝烟的呛鼻味和危险味，炮弹咝咝地从头上飞过，很骇人。“太原战役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战，阎锡山在西山修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碉堡，什么子母碉、梅花碉、铁门大碉，碉碉相通，连队每打下一个碉堡，常常百多号战士只剩下一二十个。”这段经历，也被白航写到诗歌里：“车过娘子关/依稀的梦提醒我/男子汉终于/走出了家门/前去开拓大荒/脚步来去匆匆/车轮咣当咣当/一名军人/去赴战场/纵然尸埋大漠/侠骨也香/烽火崎岖路/男儿向八方/雾时聚时散/路短短长长/阳泉到了/炮声隐隐来前方”。 战斗过程中，炊事员们很辛苦。“炊事员要负责把热饭热菜送去给战士们吃，我们个人可以很快地钻过封锁区，但对于炊事员来说钻过去比我们要危险得多。当我们要占领一个地方，要冲锋的时候，一些地方的炊事员还要把热饺子和热菜送给战士们吃。他们虽没打仗，但也经过了枪林弹雨，还有被打死的危险。”目睹了这样的情况，白航有了写诗的冲动，于是他在前线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我是炊事员》，歌颂战场上英勇的炊事员。 太原胜利解放后，白航又跟着部队去解放大西北，从太原向前进军，过风陵渡到潼关，入西安，下宝鸡，长途跋涉，行军艰苦。至今，白航都很爱走路，“这都要感谢那时的锻炼”。《星星》诗刊 创办《星星》诗刊，掀起诗歌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白航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激情。他与同事们谈到四川文艺的未来发展。“四川的诗人比较多，诗歌创作是一个优势。写诗的人虽然多，但苦于没有足够的发表空间。”白航与同事们就想：不如办一个诗歌刊物吧！大家热情高涨地商议后，集体决定让白航写一份报告，上交给省委宣传部。几个月后报告获得批准。白航与同事们立即搭起编辑班子，征稿和征集刊名的工作立即展开。 白航回忆，一开始大家认可一个字“星”，作为这本诗歌刊物的名字，后来有人发现苏联有本杂志就叫作《星》，于是就改为《星星》。“星星每天在天上闪光，很多人都看它，它最明亮，指引着人们的方向，又有诗意，最后诗刊就定名为《星星》了。” 1957年1月1日，《星星》首期出版，影响甚大。 挤破文化宫礼堂，只因诗人开讲座 “新中国刚成立，大家都心情愉快，来稿非常踊跃。”回忆起《星星》创刊时的场景，白航的记忆是愉快的。大家都志同道合，工作和私下都很投缘。一开始，白航就与同事们讨论过编辑发稿方针： 一、诗歌应该来源于生活，从生活中感受思想，有感而发。 二、看诗不看人，诗歌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诗人有名与否。 为了做到这两条，在特殊时期，他们付出了代价，但白航并不后悔，“吸取生活养料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好的作品终究会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的”。 20世纪80年代，阅读、思考成为青年们的灵魂解渴剂，全国各地出现多个流派的诗人、诗社。1986年，《星星》诗刊发起了“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评选活动。全国各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激动不已，纷纷给自己心中喜爱的诗人投上了庄严的一票。评选结束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最终当选。 当年12月，为庆祝《星星》创刊三十周年，《星星》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除杨牧、杨炼、江河三人因故未到，其余七人都应邀到了成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 白航回忆，邀请每位诗人开讲座，门票五元一张，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但依然没有挡住大家对诗歌的热情。“买不到票的青年人，甚至把讲座所在地的文化宫礼堂的门都挤破了，我们还为此赔了钱。” 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万千读者的朦胧诗代表，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舒婷、顾城等人的朦胧诗当时能在国内得到如此高的关注，跟支持他们的一批刊物及编辑分不开，其中就包括《星星》诗刊。 “舒婷当时还是一个普通女工，业余写诗。最早发现她的是蔡其矫先生，蔡其矫是我当年在华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他把舒婷的诗歌推荐给我看。我一看觉得非常好，她的诗歌不光有艺术性，在强调女性独立自主精神、思想性和主题性方面，都非常突出。所以，我是坚定支持她的。另外，还有当时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顾城，也占据过《星星》诗刊的重要位置。” 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激发了读者的空前热爱，引发了诗歌的创作热情。《星星》在支持这些新颖的诗歌流派上，站在了前列，陆续重磅推出舒婷、傅天琳等朦胧派诗人的力作，无疑助推了朦胧诗潮流的发展。 曾求学华北联大，师从丁玲艾青 1946年秋，白航考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他就读时学校在冀中束鹿县的贾庄和杜科。除了校长成仿吾，“老师还有陈企霞（系主任）、厂民（严辰）、箫殷、何洛、蔡其矫等，文艺学院还有丁玲、朱子奇。艾青是文艺学院的副院长，他教过我大课。抗日战争期间，艾青写了很多抗日战争的诗，很有影响。我们都很崇拜他”。 在华北联大读书期间，白航还与著名作家丁玲有过一段不浅的师生之谊。“她是作家，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系当时承包了一块地，地附近有条河，名字叫桑干河，河水经常泛滥。丁玲那部著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就是那条河。我们系里有七八名学生，还帮她誊写过一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就有我。” 回忆往事，白航很感慨：“那个年代条件非常艰苦，华北联大还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办公室，教员、学生都是住在当地老乡家里。誊稿子都是分散在老乡家里。后来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大教堂，成了我们的校址，才算稳定下来。” 在华北联大学习期间，白航主编了生平第一个“刊物”——墙报。“五一节的时候，我们文艺学院出了一个墙报。当时办墙报很困难，没有现在的印刷条件，我们就拿白纸写稿子，在外面墙上挂一张布，把稿件都钉在布上，就算是刊物了。”艾青负责指导学生们办墙报，于是白航就去找艾青请教，“艾青说，可以，不过有些文章不新颖。比如，歌颂不能光用‘红色’，艺术手段要丰富、生动、多样化，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要好。他的评价，我一直记在心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在北京的文艺聚会上，艾青还赠给白航一句诗：“白航不白航，只要有方向，一定能到达彼岸。” “青春、爱情、诗歌引导着我” “辛苦一辈子/所以才生得总是那么/又黄又瘦”。这是白航的诗作《蜜蜂》。精简、有味。一位有眼光有思想的资深诗歌编辑，往往本身也是一名对诗歌深有感悟的诗人。白航正是如此。 白航的诗心，萌发自少年时代。读小学时，学校墙上贴了很多古诗词，苏轼、杜甫的诗，他心里很喜欢。课堂上也有新派的老师教新诗，比如胡适的诗。最早《新青年》上的几首，到现在他还记得：“霜风呼呼的吹着，月亮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大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开始读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懂。句子中的节奏，让白航觉得“很美妙”。 战争年代，从军的白航生活不固定，爱上了写诗，“相比写小说来说，写诗比较方便。我喜欢诗的简略、语言精致、方便，感受忽然来了就写出来了”。他的诗歌创作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比如有深刻自传色彩的《长城外》《入川记》《嘉陵江》，回忆自己早年学习及战斗经历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太原前线》《剑门关之夜》《车过娘子关》等。 这些诗的风格雄健大气，清新质朴，别有一番独特的气质。比如他在《长城外》中这样写道：“大雁，流水，秋风，脚步匆匆，太行山前少人行；荞麦绿，僧塔白，山花红，沸腾热血青春梦。有夕阳送我过长城，听山歌/两三声，人无影，事无踪，十八盘下流水情，土炕暖/夜灯明。” 白航的诗，都很短。白航有自己的琢磨：“用的词句越少越短，表达意象会更有意味和难度。我的想法是，尽量写短诗，诗意更浓，更有味道，读者也愿意看。” 写新诗，编新诗，但白航对旧体诗的美深有感悟：“我们的诗歌有几千年的传统，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很多，影响至今。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应该多读我们的古诗。古诗是越读越觉得好。尤其是杜甫的诗，更应该多读。既有实际的现实生活，眼光也开阔。我们写新诗，也可以在继承古诗的优点基础上来发展。新诗如何与古诗结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除了书面精英系统的文学，白航还善于从普通百姓的艺术中汲取营养。 20世纪50年代，白航在川北文联工作。他下乡开展工作，访贫问苦，他发现当地的民歌非常好。“歌词的内容，既可以了解民间情况，其音乐性又是很珍贵的艺术资源。”那些民歌都是口口相传。一般说，男人很少唱民歌，民歌一般是妇女创作的，特别是青年妇女。“南充地区我基本上都跑遍了，常去老乡家里。其实他们本身的语言是很生动的，城里的诗人也该学习。我在川北待了三年，做工时妇女唱起民歌来，一天一夜都唱不完。” 2013年1月，白航收集的几百首民歌，被出版社结集成书《川北民歌》出版。 《沧浪诗话》有言：“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说明写诗的神秘性。 白航也认为，诗歌的灵感很多都是一瞬间，很难刻意去寻找。但是诗人也要先有足够的人文素养积累，底子厚，灵感才更容易出现。“诗人应当关心这个世界。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要有兴趣。对待灵感这位先生，绝不能‘守株待兔’，要时时事事迎上前去，和它握手言欢，揪着不放。”白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今他已经92岁了，写字很慢，握笔的手会抖。但他每天还会在笔记本上写日记。字不多，但都很有趣。 比如2016年8月31日，他这样记道：“秋高气爽人通泰。人性：一半是善（偏少），一半是恶（偏多）。多在生活中提炼善，甩掉恶。” 2017年12月1日，白航与流沙河、高缨老友相聚，白航这么记：“三个老头摆龙门，大海越摆越深沉。” 跟诗歌打交道几十年，白航很信任诗歌。他说，创作、写诗是不分年龄的。诗歌属于妙龄少女、伟岸壮男，也属于痴情老叟，长发婆姨。但不得不说：“诗歌更容易与年轻、青春、理想联系得更密切。在我的一生中，有三颗星深深引导过我，青春、爱情、诗歌。” 白航说，诗歌应该和足球一样倡导快乐，像米卢所说的快乐足球。“诗歌的主要目的还是应该以感到共鸣为主，读者喜欢看并且从中得到乐趣。现在的先锋诗除了作者本人，恐怕再难找到其他更多的看得懂的人。”在他看来，写诗终归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管是忧伤还是喜乐，只要用诗句表达出来，内心就会感到愉快。把对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写下来，写到诗里。哪怕是不开心的事，写出来也就开心了。” 对话白航：如果太热闹就没有诗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诗人总是与众不同，甚至有点“怪”。您当了那么多年诗歌编辑，与很多诗人打交道。您怎么看待这个“怪”？ 白航：人有个性，往往写出的诗也有个性。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怪”，其实是他们的个性。对于这种“怪”，不用过于苛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中国新诗走过一百年，新诗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经常被讨论。您是怎样的观点？ 白航：一百年的时间当然不短。但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往往一瞬间就过去了。我认为，新诗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宽阔的。会比现在更好。新诗虽然不讲究押韵，但却有内在的韵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怎么看待诗坛的热闹与寂寞？ 白航：20世纪80年代，读诗的人是特别多，诗坛显得很繁荣很热闹。现在，读诗的人很少，诗坛显得寂寞。但仔细想想，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状况，并不是自然的常态。因为跟当时特殊的时代有关。比如说，当时娱乐形式很少，诗歌成为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现在娱乐方式各种各样。其实，诗歌原本就与寂寞有缘。如果太热闹，就没诗了。我就是一个甘愿寂寞的诗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喜欢读外国诗吗？ 白航：我个人受中国古诗影响比较大，像是白居易、李白等的诗。外国诗人里我喜欢一些，比如泰戈尔的诗，他的诗更具人性，和中国诗歌比较接近，长短都差不多。我写短诗也提倡短诗，诗歌如果太长就容易流水化，意向等方面都变差了许多，像艾略特的《荒原》、帕斯的《太阳石》我不太喜欢。同时读了后让我感到比较茫然。而且我觉得诗歌要读原著，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中国古诗很多经典翻译后往往不知所云，而外国诗歌翻译过来也如此，翻译难免加入译者再创作，没有再创作的译者肯定没有。译者自身的知识、思想、信仰等，对诗歌个性化的理解，相对原著来说都有或多或少的某些变化，所以还是原汁原味好。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诗歌的魅力何在？ 白航：诗赞扬美，促发思考。我感谢诗歌给我带来了愉快，快乐。很感谢我的工作就是诗歌，和我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我没有写传世之作的想法。不是说写一首诗，一定要流传万世才算成功。有一些读者、知音，自己快乐就行，在诗歌中有所获得，就很好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就您的经验而言，诗歌创作有哪些心得？ 白航：不管是诗歌，还是别的什么艺术门类，创作就是要新颖，不能走老一套。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的语言、句子不是新的，那就干脆不要写。我很喜欢艾青的诗，是因为，他的诗句除了流畅，语言往往别出心裁，“不规范”，很有流动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跟白峡、石天河、流沙河等同时在《星星》诗刊一起工作，感觉如何？现在还有来往吗？ 白航：当时《星星》诗刊还没有设主编，只有出版部主任，我当时就是这个主任。我们很和气，互相配合工作，私下是很好的朋友。前几天还见到流沙河，我们会一起聊天。我很佩服流沙河，他以前写诗出名，后来转行当学者，深入研究文字去了，出了很多书，很了不起。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2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李致：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后，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在散文系列“往事随笔”总序中，李致开篇写到。 在李致的少年时代，巴金因为发表“激流三部曲”成为大作家。当时整个时代的气氛，对李致不能不造成影响。跟当时很多青少年受鲁迅、巴金影响，崇尚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样，李致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时，就从老师那里接触到思想的火苗。多年后，他依然记得，有一次他和同学到国文老师杨邦杰老师的寝室玩，杨老师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给他们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并做讲解。听完杨老师的讲解，李致激动得发抖，心里像点燃了火：“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鲁迅先生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李致 张杰摄影 热衷新文学，尤其喜欢《阿Q正传》 后来，另一位老师出了一个“一年容易又秋风”的作文题。李致设想了一个日本妇女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为她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给他这篇作文做了这样的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给李致很大的鼓舞。他开始读家中藏书，尤其是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等小说，特别喜欢《阿Q正传》”。直到今天，在李致的家中书房，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仍然是鲁迅的作品。“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文笔锋利、幽默，对人性的剖析和反讽，犀利深刻，我极为佩服！” 就这样，受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作品启发，李致开始提笔写作，并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致已经写了近百篇习作，有小说、诗歌、散文。之后就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李致和同学陈先泽办壁报《破晓》，被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发现。在卢剑波的鼓励下，李致在《今日青年》发表了多篇散文。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的运动后，李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办铅印《破晓半月刊》，李致发表了散文和小小说。1948年到重庆以后，李致又开始在《大公报》和《新民报》上发表评论和散文。 除了阅读文学作品，青年时代的李致尤其喜欢话剧。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李致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他经常买最后一排价格最低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 李致喜欢曹禺的戏，痴迷到可以背诵大段台词的程度。“我背书并不在行，但《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台词，都能大段大段地背。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在出版界工作，到北京向曹禺约稿，在曹禺面前我还能背起《日出》里的台词，让曹禺感到非常吃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配工作，李致的入党介绍人和川康特委的委员，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李致的回答是：愿意当话剧演员。为此，李致还受到了一点很温和的批评，“他们说正是最缺干部的时候，你当什么演员”。最终李致被分配到青年团任职。他当过重庆市的少年儿童部长，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之后在共青团中央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 然而，李致并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文学梦。20世纪90年代初，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李致，重新拿起笔，创作出以“往事随笔”系列为主的一批随笔散文佳作。2014年，李致“往事随笔”系列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包括《铭记在心》《昔日足迹》《四爸巴金》。 李致写到他个人在大时代里寻求真理和光明的人生道路，写到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有领导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李致说：“回想自己人生过往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此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或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这里面有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困惑、我的期待，这套书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也是我本人八十多年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2013年，李致获“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写道：李致继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如今，李致年近90，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很质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和写书人。种种‘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打破“三化”，“川版书”声名鹊起 改革开放后，李致担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李致在图书出版领域非常在行，他率领的四川出版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全国处于佼佼者的位置。他目光敏锐，敢做敢当，主力推动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他秉持“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的理念，注重图书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应，不提倡将图书单纯当作商品，受到良好的反馈。 20世纪80年代，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横空出世，震动了思想界、读书界。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一共出书74种。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钱三强等人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南方周末》经过征求意见，几十位学者推荐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名单，思想类图书中，“走向未来”丛书名列前茅。而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 20世纪70年代末，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过混乱年代的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那时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 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在当时，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出版‘三化’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像《清江壮歌》《红岩》这么有名的书，四川都不能出。”从北京回到家乡，李致感到要突破现状，“从我个人角度，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培养了很多作家，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都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我不受地方‘三化’方针的约束。” 在李致的掌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李致回忆：“这在当时争论很大，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但我们成功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接下来，李致掌舵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1949年后一直没有再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了张黎群的建议。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的展现。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叔侄情深，巴金告诫讲真话 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觉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觉新的原型人物，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1929年，李尧枚的小儿子李致出生。一年多之后，李尧枚自杀。巴金与大哥感情尤为深厚，精神上志同道合。巴金视侄子李致为己出，李致喊巴金“四爸”。叔侄关系亲密，心意相通。对于巴金这位大作家，李致也写过多篇文章给予描述、回忆，多被收录进《四爸巴金》一书中。李致与巴金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李致家中，客厅最显眼的部分，放置着一个巴老的头部铜像作品。这个雕塑显得并不完整，但很有艺术性。据李致讲，这原本是一个石膏像。后来交由上海的一位雕塑师把它转刻成铜像。制作过程中，不小心打坏了，就顺势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显得很特别。巴老非常喜欢这个铜像作品，做了好几个。“巴老家中的那个和我这个，是一样的。”巴老还在的时候，李致多次与巴老在书房聊天，一聊就是半夜十二点。如今，李致每次看到这个铜像，经常会回想起和巴老聊天时的情景。 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他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道：“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父亲李尧枚去世后，家人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5个子女，在成都北门租房子居住。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四爸有一些了解。晚上，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李致，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李致看到，只有四爸巴金一个人鞠躬。这也影响到李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像四爸那样的“新派”。 1942年的巴金，已经发表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名震文坛的大作家。回到成都，经常会有青年学生来请他在“纪念册”上题词签名。李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认真用毛笔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他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1964年，李致被调到北京工作，巴金常会去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李致也经常出差到上海，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叔侄俩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灵魂交流。其中一次是1973年春，李致从“五七”干校去北京探亲。这期间他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四爸的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到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李致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萧珊妈妈的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这样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头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向萧珊妈妈告别。” 叔侄俩彻夜交谈，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李致要离开上海回到“五七”干校了。那天李致记得清楚，是一个下雨的早晨。“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我双手提着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李致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望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说，自己受巴老的影响很大，但他从没有打四爸的旗号去占便宜。 钟爱藏书：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爱书之甚，在圈中出了名的。马识途曾在一首贺李致85岁生日的诗中赞许道：“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家中，目之所及尽是书，无论玄关、卧室、客厅，更不用提书房……凡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了。这还不是全部，他在单位的宿舍里还有很多藏书。总共有多少藏书，可有统计？“具体数量我已经说不清了。我只能说，这种两扇门八层高大书柜，总共30多个，都装满了。” 李致还提到一个小细节，有一次他把定制的18个书柜搬来的时候，“打书柜的老板还以为是哪个单位集体做的，没想到就我一家。” 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房屋装修，李致并不在意这些，他最关心的还是书怎么安置：“我把我的书收拾好了，就是最好的风景。家有藏书不算穷嘛！我现在每次到书房去，看到满柜的书，我都觉得自己很‘富有’。” “喜欢看书的人，一般都爱惜书，想要藏好书。我也不例外。”李致说，他看书与藏书嗜好自小养成，“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早在1949年前，我就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之后，工作涉及出版，跟作家打交道很多，更让他与书结下深厚的渊源。李致的藏书，以文学、历史、政治类居多。“巴老曾经给我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文学能使人清除灵魂的尘埃。所以，我爱看文学书。喜欢历史和政治类，则是因为我这一生所走过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很多事情都值得思考，我希望能从书本中找到一些答案。” 李致的藏书，有不少都是名家签名版，比如巴金、茅盾、叶圣陶、曹禺、夏衍、艾青、沙汀、艾芜、刘绍棠等，简直是现代文学名家的“签名版全集”了。站在书架前，李致回想起很多让人感怀的往事：“五本《沈从文选集》是沈先生半瘫痪后，他夫人张兆和把他扶起来签的字；曹禺的十几本剧本，是他1985年春在金牛宾馆跪在地毯上签的名。他们的友情令我刻骨铭心。” 对话李致：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出版有怎样的幕后故事？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我翻开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词典中还有“业余华侨”（打扮得漂亮一点、头发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又面临市场。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益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巴金不愿以他名义设文学奖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觉得巴老“说真话”这个倡议，在现代有得到充分理解和继承吗？ 李致：他讲真话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正是由于此，人们称巴金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巴金，但是巴金本身是个朴实的人，我个人认为，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在巴金1200多万字的创作中，除了“激流三部曲”的《家》，还应该读的就是《随想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曾经有人提到，应该设立巴金文学奖。据您所知，巴老生前对此是什么态度？ 李致：他也不赞成以他的名义设立文学奖。我在出版社工作时，编辑出版了他很多书，他也不要稿费。出版社曾建议成立“巴金编辑奖”，他也反对。国外有一个人曾经联系我，说愿意出资设立巴金文学奖。我想到巴老一贯的作风，主动替他拒绝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 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故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关于巴老在成都的故居重不重修的问题，多次被提及、讨论过，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的故居，您能理解他的这种苦心吗？ 李致：我记得四川省作协曾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觉得应该恢复巴金故居，还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当时因为是在宣传部管文艺，所以也被编进筹备小组。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当时故居那块地上已经有其他单位，所以得重新找块地。但没有修成的根本原因，还是巴老自己不赞成。我20世纪50年代到过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去过日本和美国考察，我发现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作品的大师，都有很多故居。而且很多人希望能在成都看到巴金故居，所以我曾经也处于矛盾的心态。但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巴老的想法和决定。巴老非常低调、无私，从小就忧国忧民，他的信念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当时他写信给我明确说：“我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来修我的故居。”“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要有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存在，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熄灭。” 巴老说，最高写作技巧是无技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现在再回到巴金故居所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致：我1929年诞生以前，我们那个大家庭就崩溃了。而我的小家里，只有大姐在那里住过，二姐虽然生在那里，可对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印象。我去巴老上海的住所很多次，感受则很多。我以前出差到上海也会住在他家。他的寝室旁边有一个大书房，书房平时很乱，若是有人去拍电视电影，需要收拾一下，整理过后，结果第二天巴老就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书房里给我弄一个行军床，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二点。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有写作的爱好、兴趣，巴老曾经给过您一些建议或指导吗？ 李致：我年轻时候写的那些文章他完全没看见。后来我写的，他看了，是认可的。当时巴老给我一条建议：60岁以后再写。说我现在公务在身，不便畅所欲言。有一次我们谈到，等我退休下来以后做什么。他听了很奇怪，觉得正是工作的好时候，怎么就退休了。因为作家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巴老跟我提到过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的理解——用他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流沙河：流沙似金，河水如玉 |名家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17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种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流沙河 李丹摄影 任职《星星》诗刊，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收录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地区诗人介绍至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祖国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省文联的一个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扬扬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扬扬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汉字如同一条线，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持续了九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根据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章，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因为是同一姓氏，其结合不被双方家人允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 爱成都，我本旧时成都少年郎 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他也自称“货真价实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12月随同学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流沙河爱成都，爱得深。1956年，时年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很自然，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乡。成都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种种有趣而难忘的记忆，流沙河神情充满幸福：“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生难忘。而且，成都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由。” 在流沙河看来：“对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强烈的特殊感情，是会转换、体现在人舌尖上的味觉等身体上的舒服感觉的。比如说，我对成都的美食，就有舌尖上的天然热爱。成都有很多很多外地吃不着的美食。比如泡豇豆，冬天的烧菜，春天吃的枸杞芽儿，配粉条，那可真是好吃得很哦！还有泡青菜，好好吃哦，全国也只有成都才有。而且我喜欢成都的气候，温和宜人。”流沙河很感慨地说：“能让一个人真心留在一个城市过一辈子，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两者都不可缺少。”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都少年郎已成为一位头发灰白的耄耋老人。这种心情，也被流沙河写进他的《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后蜀国王孟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一转眼就到85岁了。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所以，我把这本写我的老成都的书，副题命名为‘芙蓉秋梦’。” 写作、读书之余，热爱成都的流沙河还身体力行、主动行动，为老成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历史考古工作。早在十几年前，流沙河通过多日实地勘察，把成都东门、南门城墙转弯的残址找到了。“那个残址只剩很矮一截了，搭的是明代的砖，都被街道遮了，我去把它找到了。” 后来，锦江区政府找到流沙河，流沙河就写了一个碑文，以“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的名义，上写“此地是老成都的东门城墙和南门城墙转弯的拐角残址”。他说：“后代的人，一定要体谅前代人建设这些不容易，要好生爱护它。” 还有一件有意义的老成都考古事迹，被流沙河先生记录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通过自己大量的文献查阅、对比，并与实地对照，他把成都市区经于唐代而在清代消失的一条河的具体流向给考证出来了—— “这条河在唐代很有名，叫解玉溪。为什么叫解玉溪？这条河里面出有一种最优质的金刚砂，金刚砂可以解玉。我从成都的街名来推导，成都有老玉沙街、新玉沙街。玉沙街一过来桂王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小溪，桂王桥一转弯有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再一过来的街叫梓潼桥西街和梓潼桥街，显然解玉溪就是这么顺着流下来的。然后我再去查唐代的大慈寺，两千和尚，光是一天用水就要用好多，怎样来？解玉溪！唐代的史书记载，解玉溪有一段流经大慈寺外面，由庙子专门挖了一条沟，把解玉溪引到里面去。 “我怎么晓得它被引到里面去呢？大慈寺有九十多个院落，有一个院落叫玉溪院。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把全国的文化人召到那儿开座谈会，就在玉溪院，这个是历史书上记载了的。解玉溪再往南经过城守街，然后穿到东大街，拐弯那个地方地势特别低，我去调查过。我还调查了一个在成都拉车的，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所见，修梓潼桥街挖开路面时，底下两边是砖砌的河堤。这样，我就把这条河整个来龙去脉都找到了。” “若有‘时光隧道’可通古代成都，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钟磐悠悠。若招迷魂归去，我愿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文字，历史，时间，人的思维能不能翻越重重阻隔回到以前？ 关于老成都，流沙河了解的历史、地理、掌故、街道往事，数量之大，细节之密，令人着迷，也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并不是专职做考古研究的作家、诗人，流沙河对成都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如此有成效的考证。流沙河说，自己做此事的动力，完全是出于对成都的热爱，和纯粹智识上的好奇。“我想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古老面貌，在书上查不到，我就自己去考证。做这些，我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快乐。”在文章中，流沙河深情地写道：“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所以，结合着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以及我自身，写了这本‘老成都’。”流沙河说，爱一个老城市就是爱“父母之邦”，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白航：诗意洒人生，掌舵《星星》诗刊 |名家档案| 白航，本名刘新民，1926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路台营村。11岁去北平、天津读书。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进入解放区，做过地下工作。1948年入华北联大文学系，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八兵团文工团创作组任创作员。转战太原、西安，后入川。曾任川北文联创作出版社主任，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组长，《四川文艺》编辑。1957年主力参与创办《星星》诗刊，任出版部主任。1978年后续编《星星》十年。诗作优美流畅有幽默感，著有专论《简论李白和杜甫》等。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在中国新诗发展走过的百年历程版图中，四川是一座重镇。这里滋养、诞生了一大批诗人，发生过很多影响深远的诗歌事件。这些诗人、诗事，与一本重要的纯文学刊物分不开：《星星》诗刊。高缨（左一）、白航（左二）、流沙河 受访者供图 1957年1月1日创刊的《星星》是新中国诗歌史上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六十多年来，参与《星星》诗刊的编辑家、诗人者众。但诗歌圈公认的“星星”诗刊元老级人物，则当数“两白、两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 身为“两白、两河”之一“白”的白航，参与《星星》诗刊的创办，掌舵过《星星》诗刊的发展。从燕赵大地到巴山蜀水，从战地文工团的话剧创作员到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长，从军人到诗人，从农家少年到耄耋老人，白航的一生，是随着时代的潮流沉浮的一生，也是丰富的一生。 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25年农历腊月，白航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叫路台营的村庄。父亲当时是一名教师，家里虽不富有，但温饱有余。 白航自幼勤奋踏实，是家里的小小顶梁柱。在小诗《当家人》中，白航写了“我是娘的一只手/姐姐是娘的一只纺车/终日呜啊呜的响得很动听/十岁便干大人的活了/骄傲又威风/婶子大娘们/指指点点地说：看，刘家小做活的/过来了/这时//我肩头的担子/突然轻了许多/脚步也更来劲了/从此我成了当家人”。 随着父亲到北平一家小学出任会计工作，11岁的白航去了北平读高小。 “七七事变”后，白航又随父亲就读于天津新开河畔的天津市立师范（北洋大学校址的一部分），1945年6月毕业。“当时，日本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了，大家都不愿当亡国奴。我有一个同学，家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介绍我去解放区。我当时连天津市立师范文凭都没顾得上拿，就出发了。” 白航在冀中军区敌工部当上了一名工作人员，经过训练，被派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被日本占领的区域，搜集情报。回忆那段日子，白航坦言非常危险，“一旦被抓住，就很可能没命了”。 1946年秋，白航考取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受教于丁玲、艾青等文坛大家。在诗作《华北联合大学——散在冀中几个小村里》中，白航写道：“小村里/走出一所/大学校/当年谁也不知道/自己后来的结局/说话南腔北调/人人的脚印都连着//一串浪漫的故事……过节时/围成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如花朵般快乐地/咀嚼粉条和包子/直到把喉咙塞满/清早跑步唱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太原前线，“尸埋大漠，侠骨也香” 1948年，白航入伍从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白航曾坐车穿过娘子关到太原前线，体验战斗生活，搜集创作题材。 白航对此记忆依然生动清晰：“当时前线正在围攻太原，形势十分紧张，过路的一些地方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路段。敌人封锁是子弹一梭子一梭子地打，打完了又换一梭子，要想过去就得等换梭子的间隙。” 在太原前线，白航第一次闻到硝烟的呛鼻味和危险味，炮弹咝咝地从头上飞过，很骇人。“太原战役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战，阎锡山在西山修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碉堡，什么子母碉、梅花碉、铁门大碉，碉碉相通，连队每打下一个碉堡，常常百多号战士只剩下一二十个。”这段经历，也被白航写到诗歌里：“车过娘子关/依稀的梦提醒我/男子汉终于/走出了家门/前去开拓大荒/脚步来去匆匆/车轮咣当咣当/一名军人/去赴战场/纵然尸埋大漠/侠骨也香/烽火崎岖路/男儿向八方/雾时聚时散/路短短长长/阳泉到了/炮声隐隐来前方”。 战斗过程中，炊事员们很辛苦。“炊事员要负责把热饭热菜送去给战士们吃，我们个人可以很快地钻过封锁区，但对于炊事员来说钻过去比我们要危险得多。当我们要占领一个地方，要冲锋的时候，一些地方的炊事员还要把热饺子和热菜送给战士们吃。他们虽没打仗，但也经过了枪林弹雨，还有被打死的危险。”目睹了这样的情况，白航有了写诗的冲动，于是他在前线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我是炊事员》，歌颂战场上英勇的炊事员。 太原胜利解放后，白航又跟着部队去解放大西北，从太原向前进军，过风陵渡到潼关，入西安，下宝鸡，长途跋涉，行军艰苦。至今，白航都很爱走路，“这都要感谢那时的锻炼”。《星星》诗刊 创办《星星》诗刊，掀起诗歌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白航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激情。他与同事们谈到四川文艺的未来发展。“四川的诗人比较多，诗歌创作是一个优势。写诗的人虽然多，但苦于没有足够的发表空间。”白航与同事们就想：不如办一个诗歌刊物吧！大家热情高涨地商议后，集体决定让白航写一份报告，上交给省委宣传部。几个月后报告获得批准。白航与同事们立即搭起编辑班子，征稿和征集刊名的工作立即展开。 白航回忆，一开始大家认可一个字“星”，作为这本诗歌刊物的名字，后来有人发现苏联有本杂志就叫作《星》，于是就改为《星星》。“星星每天在天上闪光，很多人都看它，它最明亮，指引着人们的方向，又有诗意，最后诗刊就定名为《星星》了。” 1957年1月1日，《星星》首期出版，影响甚大。 挤破文化宫礼堂，只因诗人开讲座 “新中国刚成立，大家都心情愉快，来稿非常踊跃。”回忆起《星星》创刊时的场景，白航的记忆是愉快的。大家都志同道合，工作和私下都很投缘。一开始，白航就与同事们讨论过编辑发稿方针： 一、诗歌应该来源于生活，从生活中感受思想，有感而发。 二、看诗不看人，诗歌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诗人有名与否。 为了做到这两条，在特殊时期，他们付出了代价，但白航并不后悔，“吸取生活养料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好的作品终究会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的”。 20世纪80年代，阅读、思考成为青年们的灵魂解渴剂，全国各地出现多个流派的诗人、诗社。1986年，《星星》诗刊发起了“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评选活动。全国各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激动不已，纷纷给自己心中喜爱的诗人投上了庄严的一票。评选结束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最终当选。 当年12月，为庆祝《星星》创刊三十周年，《星星》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我最喜爱的十位当代中青年诗人”除杨牧、杨炼、江河三人因故未到，其余七人都应邀到了成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 白航回忆，邀请每位诗人开讲座，门票五元一张，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但依然没有挡住大家对诗歌的热情。“买不到票的青年人，甚至把讲座所在地的文化宫礼堂的门都挤破了，我们还为此赔了钱。” 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万千读者的朦胧诗代表，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舒婷、顾城等人的朦胧诗当时能在国内得到如此高的关注，跟支持他们的一批刊物及编辑分不开，其中就包括《星星》诗刊。 “舒婷当时还是一个普通女工，业余写诗。最早发现她的是蔡其矫先生，蔡其矫是我当年在华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他把舒婷的诗歌推荐给我看。我一看觉得非常好，她的诗歌不光有艺术性，在强调女性独立自主精神、思想性和主题性方面，都非常突出。所以，我是坚定支持她的。另外，还有当时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顾城，也占据过《星星》诗刊的重要位置。” 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激发了读者的空前热爱，引发了诗歌的创作热情。《星星》在支持这些新颖的诗歌流派上，站在了前列，陆续重磅推出舒婷、傅天琳等朦胧派诗人的力作，无疑助推了朦胧诗潮流的发展。 曾求学华北联大，师从丁玲艾青 1946年秋，白航考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他就读时学校在冀中束鹿县的贾庄和杜科。除了校长成仿吾，“老师还有陈企霞（系主任）、厂民（严辰）、箫殷、何洛、蔡其矫等，文艺学院还有丁玲、朱子奇。艾青是文艺学院的副院长，他教过我大课。抗日战争期间，艾青写了很多抗日战争的诗，很有影响。我们都很崇拜他”。 在华北联大读书期间，白航还与著名作家丁玲有过一段不浅的师生之谊。“她是作家，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系当时承包了一块地，地附近有条河，名字叫桑干河，河水经常泛滥。丁玲那部著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就是那条河。我们系里有七八名学生，还帮她誊写过一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就有我。” 回忆往事，白航很感慨：“那个年代条件非常艰苦，华北联大还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办公室，教员、学生都是住在当地老乡家里。誊稿子都是分散在老乡家里。后来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大教堂，成了我们的校址，才算稳定下来。” 在华北联大学习期间，白航主编了生平第一个“刊物”——墙报。“五一节的时候，我们文艺学院出了一个墙报。当时办墙报很困难，没有现在的印刷条件，我们就拿白纸写稿子，在外面墙上挂一张布，把稿件都钉在布上，就算是刊物了。”艾青负责指导学生们办墙报，于是白航就去找艾青请教，“艾青说，可以，不过有些文章不新颖。比如，歌颂不能光用‘红色’，艺术手段要丰富、生动、多样化，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要好。他的评价，我一直记在心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在北京的文艺聚会上，艾青还赠给白航一句诗：“白航不白航，只要有方向，一定能到达彼岸。” “青春、爱情、诗歌引导着我” “辛苦一辈子/所以才生得总是那么/又黄又瘦”。这是白航的诗作《蜜蜂》。精简、有味。一位有眼光有思想的资深诗歌编辑，往往本身也是一名对诗歌深有感悟的诗人。白航正是如此。 白航的诗心，萌发自少年时代。读小学时，学校墙上贴了很多古诗词，苏轼、杜甫的诗，他心里很喜欢。课堂上也有新派的老师教新诗，比如胡适的诗。最早《新青年》上的几首，到现在他还记得：“霜风呼呼的吹着，月亮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大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开始读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懂。句子中的节奏，让白航觉得“很美妙”。 战争年代，从军的白航生活不固定，爱上了写诗，“相比写小说来说，写诗比较方便。我喜欢诗的简略、语言精致、方便，感受忽然来了就写出来了”。他的诗歌创作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比如有深刻自传色彩的《长城外》《入川记》《嘉陵江》，回忆自己早年学习及战斗经历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太原前线》《剑门关之夜》《车过娘子关》等。 这些诗的风格雄健大气，清新质朴，别有一番独特的气质。比如他在《长城外》中这样写道：“大雁，流水，秋风，脚步匆匆，太行山前少人行；荞麦绿，僧塔白，山花红，沸腾热血青春梦。有夕阳送我过长城，听山歌/两三声，人无影，事无踪，十八盘下流水情，土炕暖/夜灯明。” 白航的诗，都很短。白航有自己的琢磨：“用的词句越少越短，表达意象会更有意味和难度。我的想法是，尽量写短诗，诗意更浓，更有味道，读者也愿意看。” 写新诗，编新诗，但白航对旧体诗的美深有感悟：“我们的诗歌有几千年的传统，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很多，影响至今。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应该多读我们的古诗。古诗是越读越觉得好。尤其是杜甫的诗，更应该多读。既有实际的现实生活，眼光也开阔。我们写新诗，也可以在继承古诗的优点基础上来发展。新诗如何与古诗结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除了书面精英系统的文学，白航还善于从普通百姓的艺术中汲取营养。 20世纪50年代，白航在川北文联工作。他下乡开展工作，访贫问苦，他发现当地的民歌非常好。“歌词的内容，既可以了解民间情况，其音乐性又是很珍贵的艺术资源。”那些民歌都是口口相传。一般说，男人很少唱民歌，民歌一般是妇女创作的，特别是青年妇女。“南充地区我基本上都跑遍了，常去老乡家里。其实他们本身的语言是很生动的，城里的诗人也该学习。我在川北待了三年，做工时妇女唱起民歌来，一天一夜都唱不完。” 2013年1月，白航收集的几百首民歌，被出版社结集成书《川北民歌》出版。 《沧浪诗话》有言：“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说明写诗的神秘性。 白航也认为，诗歌的灵感很多都是一瞬间，很难刻意去寻找。但是诗人也要先有足够的人文素养积累，底子厚，灵感才更容易出现。“诗人应当关心这个世界。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要有兴趣。对待灵感这位先生，绝不能‘守株待兔’，要时时事事迎上前去，和它握手言欢，揪着不放。”白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今他已经92岁了，写字很慢，握笔的手会抖。但他每天还会在笔记本上写日记。字不多，但都很有趣。 比如2016年8月31日，他这样记道：“秋高气爽人通泰。人性：一半是善（偏少），一半是恶（偏多）。多在生活中提炼善，甩掉恶。” 2017年12月1日，白航与流沙河、高缨老友相聚，白航这么记：“三个老头摆龙门，大海越摆越深沉。” 跟诗歌打交道几十年，白航很信任诗歌。他说，创作、写诗是不分年龄的。诗歌属于妙龄少女、伟岸壮男，也属于痴情老叟，长发婆姨。但不得不说：“诗歌更容易与年轻、青春、理想联系得更密切。在我的一生中，有三颗星深深引导过我，青春、爱情、诗歌。” 白航说，诗歌应该和足球一样倡导快乐，像米卢所说的快乐足球。“诗歌的主要目的还是应该以感到共鸣为主，读者喜欢看并且从中得到乐趣。现在的先锋诗除了作者本人，恐怕再难找到其他更多的看得懂的人。”在他看来，写诗终归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管是忧伤还是喜乐，只要用诗句表达出来，内心就会感到愉快。把对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写下来，写到诗里。哪怕是不开心的事，写出来也就开心了。” 对话白航：如果太热闹就没有诗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诗人总是与众不同，甚至有点“怪”。您当了那么多年诗歌编辑，与很多诗人打交道。您怎么看待这个“怪”？ 白航：人有个性，往往写出的诗也有个性。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怪”，其实是他们的个性。对于这种“怪”，不用过于苛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中国新诗走过一百年，新诗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经常被讨论。您是怎样的观点？ 白航：一百年的时间当然不短。但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往往一瞬间就过去了。我认为，新诗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宽阔的。会比现在更好。新诗虽然不讲究押韵，但却有内在的韵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怎么看待诗坛的热闹与寂寞？ 白航：20世纪80年代，读诗的人是特别多，诗坛显得很繁荣很热闹。现在，读诗的人很少，诗坛显得寂寞。但仔细想想，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状况，并不是自然的常态。因为跟当时特殊的时代有关。比如说，当时娱乐形式很少，诗歌成为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现在娱乐方式各种各样。其实，诗歌原本就与寂寞有缘。如果太热闹，就没诗了。我就是一个甘愿寂寞的诗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喜欢读外国诗吗？ 白航：我个人受中国古诗影响比较大，像是白居易、李白等的诗。外国诗人里我喜欢一些，比如泰戈尔的诗，他的诗更具人性，和中国诗歌比较接近，长短都差不多。我写短诗也提倡短诗，诗歌如果太长就容易流水化，意向等方面都变差了许多，像艾略特的《荒原》、帕斯的《太阳石》我不太喜欢。同时读了后让我感到比较茫然。而且我觉得诗歌要读原著，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中国古诗很多经典翻译后往往不知所云，而外国诗歌翻译过来也如此，翻译难免加入译者再创作，没有再创作的译者肯定没有。译者自身的知识、思想、信仰等，对诗歌个性化的理解，相对原著来说都有或多或少的某些变化，所以还是原汁原味好。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诗歌的魅力何在？ 白航：诗赞扬美，促发思考。我感谢诗歌给我带来了愉快，快乐。很感谢我的工作就是诗歌，和我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我没有写传世之作的想法。不是说写一首诗，一定要流传万世才算成功。有一些读者、知音，自己快乐就行，在诗歌中有所获得，就很好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就您的经验而言，诗歌创作有哪些心得？ 白航：不管是诗歌，还是别的什么艺术门类，创作就是要新颖，不能走老一套。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的语言、句子不是新的，那就干脆不要写。我很喜欢艾青的诗，是因为，他的诗句除了流畅，语言往往别出心裁，“不规范”，很有流动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跟白峡、石天河、流沙河等同时在《星星》诗刊一起工作，感觉如何？现在还有来往吗？ 白航：当时《星星》诗刊还没有设主编，只有出版部主任，我当时就是这个主任。我们很和气，互相配合工作，私下是很好的朋友。前几天还见到流沙河，我们会一起聊天。我很佩服流沙河，他以前写诗出名，后来转行当学者，深入研究文字去了，出了很多书，很了不起。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2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李致：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后，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在散文系列“往事随笔”总序中，李致开篇写到。 在李致的少年时代，巴金因为发表“激流三部曲”成为大作家。当时整个时代的气氛，对李致不能不造成影响。跟当时很多青少年受鲁迅、巴金影响，崇尚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样，李致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时，就从老师那里接触到思想的火苗。多年后，他依然记得，有一次他和同学到国文老师杨邦杰老师的寝室玩，杨老师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给他们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并做讲解。听完杨老师的讲解，李致激动得发抖，心里像点燃了火：“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鲁迅先生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李致 张杰摄影 热衷新文学，尤其喜欢《阿Q正传》 后来，另一位老师出了一个“一年容易又秋风”的作文题。李致设想了一个日本妇女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为她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给他这篇作文做了这样的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给李致很大的鼓舞。他开始读家中藏书，尤其是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等小说，特别喜欢《阿Q正传》”。直到今天，在李致的家中书房，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仍然是鲁迅的作品。“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文笔锋利、幽默，对人性的剖析和反讽，犀利深刻，我极为佩服！” 就这样，受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作品启发，李致开始提笔写作，并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致已经写了近百篇习作，有小说、诗歌、散文。之后就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李致和同学陈先泽办壁报《破晓》，被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发现。在卢剑波的鼓励下，李致在《今日青年》发表了多篇散文。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的运动后，李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办铅印《破晓半月刊》，李致发表了散文和小小说。1948年到重庆以后，李致又开始在《大公报》和《新民报》上发表评论和散文。 除了阅读文学作品，青年时代的李致尤其喜欢话剧。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李致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他经常买最后一排价格最低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 李致喜欢曹禺的戏，痴迷到可以背诵大段台词的程度。“我背书并不在行，但《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台词，都能大段大段地背。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在出版界工作，到北京向曹禺约稿，在曹禺面前我还能背起《日出》里的台词，让曹禺感到非常吃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配工作，李致的入党介绍人和川康特委的委员，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李致的回答是：愿意当话剧演员。为此，李致还受到了一点很温和的批评，“他们说正是最缺干部的时候，你当什么演员”。最终李致被分配到青年团任职。他当过重庆市的少年儿童部长，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之后在共青团中央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 然而，李致并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文学梦。20世纪90年代初，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李致，重新拿起笔，创作出以“往事随笔”系列为主的一批随笔散文佳作。2014年，李致“往事随笔”系列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包括《铭记在心》《昔日足迹》《四爸巴金》。 李致写到他个人在大时代里寻求真理和光明的人生道路，写到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有领导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李致说：“回想自己人生过往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此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或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这里面有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困惑、我的期待，这套书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也是我本人八十多年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2013年，李致获“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写道：李致继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如今，李致年近90，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很质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和写书人。种种‘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打破“三化”，“川版书”声名鹊起 改革开放后，李致担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李致在图书出版领域非常在行，他率领的四川出版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全国处于佼佼者的位置。他目光敏锐，敢做敢当，主力推动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他秉持“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的理念，注重图书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应，不提倡将图书单纯当作商品，受到良好的反馈。 20世纪80年代，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横空出世，震动了思想界、读书界。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一共出书74种。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钱三强等人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南方周末》经过征求意见，几十位学者推荐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名单，思想类图书中，“走向未来”丛书名列前茅。而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 20世纪70年代末，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过混乱年代的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那时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 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在当时，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出版‘三化’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像《清江壮歌》《红岩》这么有名的书，四川都不能出。”从北京回到家乡，李致感到要突破现状，“从我个人角度，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培养了很多作家，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都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我不受地方‘三化’方针的约束。” 在李致的掌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李致回忆：“这在当时争论很大，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但我们成功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接下来，李致掌舵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1949年后一直没有再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了张黎群的建议。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的展现。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叔侄情深，巴金告诫讲真话 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觉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觉新的原型人物，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1929年，李尧枚的小儿子李致出生。一年多之后，李尧枚自杀。巴金与大哥感情尤为深厚，精神上志同道合。巴金视侄子李致为己出，李致喊巴金“四爸”。叔侄关系亲密，心意相通。对于巴金这位大作家，李致也写过多篇文章给予描述、回忆，多被收录进《四爸巴金》一书中。李致与巴金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李致家中，客厅最显眼的部分，放置着一个巴老的头部铜像作品。这个雕塑显得并不完整，但很有艺术性。据李致讲，这原本是一个石膏像。后来交由上海的一位雕塑师把它转刻成铜像。制作过程中，不小心打坏了，就顺势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显得很特别。巴老非常喜欢这个铜像作品，做了好几个。“巴老家中的那个和我这个，是一样的。”巴老还在的时候，李致多次与巴老在书房聊天，一聊就是半夜十二点。如今，李致每次看到这个铜像，经常会回想起和巴老聊天时的情景。 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他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道：“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父亲李尧枚去世后，家人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5个子女，在成都北门租房子居住。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四爸有一些了解。晚上，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李致，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李致看到，只有四爸巴金一个人鞠躬。这也影响到李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像四爸那样的“新派”。 1942年的巴金，已经发表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名震文坛的大作家。回到成都，经常会有青年学生来请他在“纪念册”上题词签名。李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认真用毛笔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他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1964年，李致被调到北京工作，巴金常会去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李致也经常出差到上海，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叔侄俩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灵魂交流。其中一次是1973年春，李致从“五七”干校去北京探亲。这期间他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四爸的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到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李致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萧珊妈妈的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这样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头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向萧珊妈妈告别。” 叔侄俩彻夜交谈，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李致要离开上海回到“五七”干校了。那天李致记得清楚，是一个下雨的早晨。“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我双手提着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李致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望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说，自己受巴老的影响很大，但他从没有打四爸的旗号去占便宜。 钟爱藏书：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爱书之甚，在圈中出了名的。马识途曾在一首贺李致85岁生日的诗中赞许道：“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家中，目之所及尽是书，无论玄关、卧室、客厅，更不用提书房……凡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了。这还不是全部，他在单位的宿舍里还有很多藏书。总共有多少藏书，可有统计？“具体数量我已经说不清了。我只能说，这种两扇门八层高大书柜，总共30多个，都装满了。” 李致还提到一个小细节，有一次他把定制的18个书柜搬来的时候，“打书柜的老板还以为是哪个单位集体做的，没想到就我一家。” 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房屋装修，李致并不在意这些，他最关心的还是书怎么安置：“我把我的书收拾好了，就是最好的风景。家有藏书不算穷嘛！我现在每次到书房去，看到满柜的书，我都觉得自己很‘富有’。” “喜欢看书的人，一般都爱惜书，想要藏好书。我也不例外。”李致说，他看书与藏书嗜好自小养成，“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早在1949年前，我就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之后，工作涉及出版，跟作家打交道很多，更让他与书结下深厚的渊源。李致的藏书，以文学、历史、政治类居多。“巴老曾经给我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文学能使人清除灵魂的尘埃。所以，我爱看文学书。喜欢历史和政治类，则是因为我这一生所走过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很多事情都值得思考，我希望能从书本中找到一些答案。” 李致的藏书，有不少都是名家签名版，比如巴金、茅盾、叶圣陶、曹禺、夏衍、艾青、沙汀、艾芜、刘绍棠等，简直是现代文学名家的“签名版全集”了。站在书架前，李致回想起很多让人感怀的往事：“五本《沈从文选集》是沈先生半瘫痪后，他夫人张兆和把他扶起来签的字；曹禺的十几本剧本，是他1985年春在金牛宾馆跪在地毯上签的名。他们的友情令我刻骨铭心。” 对话李致：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出版有怎样的幕后故事？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我翻开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词典中还有“业余华侨”（打扮得漂亮一点、头发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又面临市场。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益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巴金不愿以他名义设文学奖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觉得巴老“说真话”这个倡议，在现代有得到充分理解和继承吗？ 李致：他讲真话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正是由于此，人们称巴金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巴金，但是巴金本身是个朴实的人，我个人认为，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在巴金1200多万字的创作中，除了“激流三部曲”的《家》，还应该读的就是《随想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曾经有人提到，应该设立巴金文学奖。据您所知，巴老生前对此是什么态度？ 李致：他也不赞成以他的名义设立文学奖。我在出版社工作时，编辑出版了他很多书，他也不要稿费。出版社曾建议成立“巴金编辑奖”，他也反对。国外有一个人曾经联系我，说愿意出资设立巴金文学奖。我想到巴老一贯的作风，主动替他拒绝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 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故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关于巴老在成都的故居重不重修的问题，多次被提及、讨论过，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的故居，您能理解他的这种苦心吗？ 李致：我记得四川省作协曾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觉得应该恢复巴金故居，还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当时因为是在宣传部管文艺，所以也被编进筹备小组。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当时故居那块地上已经有其他单位，所以得重新找块地。但没有修成的根本原因，还是巴老自己不赞成。我20世纪50年代到过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去过日本和美国考察，我发现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作品的大师，都有很多故居。而且很多人希望能在成都看到巴金故居，所以我曾经也处于矛盾的心态。但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巴老的想法和决定。巴老非常低调、无私，从小就忧国忧民，他的信念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当时他写信给我明确说：“我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来修我的故居。”“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要有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存在，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熄灭。” 巴老说，最高写作技巧是无技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现在再回到巴金故居所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致：我1929年诞生以前，我们那个大家庭就崩溃了。而我的小家里，只有大姐在那里住过，二姐虽然生在那里，可对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印象。我去巴老上海的住所很多次，感受则很多。我以前出差到上海也会住在他家。他的寝室旁边有一个大书房，书房平时很乱，若是有人去拍电视电影，需要收拾一下，整理过后，结果第二天巴老就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书房里给我弄一个行军床，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二点。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有写作的爱好、兴趣，巴老曾经给过您一些建议或指导吗？ 李致：我年轻时候写的那些文章他完全没看见。后来我写的，他看了，是认可的。当时巴老给我一条建议：60岁以后再写。说我现在公务在身，不便畅所欲言。有一次我们谈到，等我退休下来以后做什么。他听了很奇怪，觉得正是工作的好时候，怎么就退休了。因为作家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巴老跟我提到过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的理解——用他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流沙河：流沙似金，河水如玉 |名家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17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种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流沙河 李丹摄影 任职《星星》诗刊，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收录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地区诗人介绍至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祖国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省文联的一个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扬扬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扬扬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汉字如同一条线，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持续了九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根据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章，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因为是同一姓氏，其结合不被双方家人允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 爱成都，我本旧时成都少年郎 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他也自称“货真价实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12月随同学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流沙河爱成都，爱得深。1956年，时年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很自然，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乡。成都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种种有趣而难忘的记忆，流沙河神情充满幸福：“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生难忘。而且，成都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由。” 在流沙河看来：“对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强烈的特殊感情，是会转换、体现在人舌尖上的味觉等身体上的舒服感觉的。比如说，我对成都的美食，就有舌尖上的天然热爱。成都有很多很多外地吃不着的美食。比如泡豇豆，冬天的烧菜，春天吃的枸杞芽儿，配粉条，那可真是好吃得很哦！还有泡青菜，好好吃哦，全国也只有成都才有。而且我喜欢成都的气候，温和宜人。”流沙河很感慨地说：“能让一个人真心留在一个城市过一辈子，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两者都不可缺少。”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都少年郎已成为一位头发灰白的耄耋老人。这种心情，也被流沙河写进他的《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后蜀国王孟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一转眼就到85岁了。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所以，我把这本写我的老成都的书，副题命名为‘芙蓉秋梦’。” 写作、读书之余，热爱成都的流沙河还身体力行、主动行动，为老成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历史考古工作。早在十几年前，流沙河通过多日实地勘察，把成都东门、南门城墙转弯的残址找到了。“那个残址只剩很矮一截了，搭的是明代的砖，都被街道遮了，我去把它找到了。” 后来，锦江区政府找到流沙河，流沙河就写了一个碑文，以“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的名义，上写“此地是老成都的东门城墙和南门城墙转弯的拐角残址”。他说：“后代的人，一定要体谅前代人建设这些不容易，要好生爱护它。” 还有一件有意义的老成都考古事迹，被流沙河先生记录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通过自己大量的文献查阅、对比，并与实地对照，他把成都市区经于唐代而在清代消失的一条河的具体流向给考证出来了—— “这条河在唐代很有名，叫解玉溪。为什么叫解玉溪？这条河里面出有一种最优质的金刚砂，金刚砂可以解玉。我从成都的街名来推导，成都有老玉沙街、新玉沙街。玉沙街一过来桂王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小溪，桂王桥一转弯有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再一过来的街叫梓潼桥西街和梓潼桥街，显然解玉溪就是这么顺着流下来的。然后我再去查唐代的大慈寺，两千和尚，光是一天用水就要用好多，怎样来？解玉溪！唐代的史书记载，解玉溪有一段流经大慈寺外面，由庙子专门挖了一条沟，把解玉溪引到里面去。 “我怎么晓得它被引到里面去呢？大慈寺有九十多个院落，有一个院落叫玉溪院。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把全国的文化人召到那儿开座谈会，就在玉溪院，这个是历史书上记载了的。解玉溪再往南经过城守街，然后穿到东大街，拐弯那个地方地势特别低，我去调查过。我还调查了一个在成都拉车的，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所见，修梓潼桥街挖开路面时，底下两边是砖砌的河堤。这样，我就把这条河整个来龙去脉都找到了。” “若有‘时光隧道’可通古代成都，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钟磐悠悠。若招迷魂归去，我愿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文字，历史，时间，人的思维能不能翻越重重阻隔回到以前？ 关于老成都，流沙河了解的历史、地理、掌故、街道往事，数量之大，细节之密，令人着迷，也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并不是专职做考古研究的作家、诗人，流沙河对成都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如此有成效的考证。流沙河说，自己做此事的动力，完全是出于对成都的热爱，和纯粹智识上的好奇。“我想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古老面貌，在书上查不到，我就自己去考证。做这些，我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快乐。”在文章中，流沙河深情地写道：“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所以，结合着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以及我自身，写了这本‘老成都’。”流沙河说，爱一个老城市就是爱“父母之邦”，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对话白航：如果太热闹就没有诗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诗人总是与众不同，甚至有点“怪”。您当了那么多年诗歌编辑，与很多诗人打交道。您怎么看待这个“怪”？ 白航：人有个性，往往写出的诗也有个性。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怪”，其实是他们的个性。对于这种“怪”，不用过于苛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中国新诗走过一百年，新诗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经常被讨论。您是怎样的观点？ 白航：一百年的时间当然不短。但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往往一瞬间就过去了。我认为，新诗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宽阔的。会比现在更好。新诗虽然不讲究押韵，但却有内在的韵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怎么看待诗坛的热闹与寂寞？ 白航：20世纪80年代，读诗的人是特别多，诗坛显得很繁荣很热闹。现在，读诗的人很少，诗坛显得寂寞。但仔细想想，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状况，并不是自然的常态。因为跟当时特殊的时代有关。比如说，当时娱乐形式很少，诗歌成为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现在娱乐方式各种各样。其实，诗歌原本就与寂寞有缘。如果太热闹，就没诗了。我就是一个甘愿寂寞的诗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喜欢读外国诗吗？ 白航：我个人受中国古诗影响比较大，像是白居易、李白等的诗。外国诗人里我喜欢一些，比如泰戈尔的诗，他的诗更具人性，和中国诗歌比较接近，长短都差不多。我写短诗也提倡短诗，诗歌如果太长就容易流水化，意向等方面都变差了许多，像艾略特的《荒原》、帕斯的《太阳石》我不太喜欢。同时读了后让我感到比较茫然。而且我觉得诗歌要读原著，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中国古诗很多经典翻译后往往不知所云，而外国诗歌翻译过来也如此，翻译难免加入译者再创作，没有再创作的译者肯定没有。译者自身的知识、思想、信仰等，对诗歌个性化的理解，相对原著来说都有或多或少的某些变化，所以还是原汁原味好。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诗歌的魅力何在？ 白航：诗赞扬美，促发思考。我感谢诗歌给我带来了愉快，快乐。很感谢我的工作就是诗歌，和我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我没有写传世之作的想法。不是说写一首诗，一定要流传万世才算成功。有一些读者、知音，自己快乐就行，在诗歌中有所获得，就很好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就您的经验而言，诗歌创作有哪些心得？ 白航：不管是诗歌，还是别的什么艺术门类，创作就是要新颖，不能走老一套。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的语言、句子不是新的，那就干脆不要写。我很喜欢艾青的诗，是因为，他的诗句除了流畅，语言往往别出心裁，“不规范”，很有流动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跟白峡、石天河、流沙河等同时在《星星》诗刊一起工作，感觉如何？现在还有来往吗？ 白航：当时《星星》诗刊还没有设主编，只有出版部主任，我当时就是这个主任。我们很和气，互相配合工作，私下是很好的朋友。前几天还见到流沙河，我们会一起聊天。我很佩服流沙河，他以前写诗出名，后来转行当学者，深入研究文字去了，出了很多书，很了不起。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2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李致：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后，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在散文系列“往事随笔”总序中，李致开篇写到。 在李致的少年时代，巴金因为发表“激流三部曲”成为大作家。当时整个时代的气氛，对李致不能不造成影响。跟当时很多青少年受鲁迅、巴金影响，崇尚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样，李致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时，就从老师那里接触到思想的火苗。多年后，他依然记得，有一次他和同学到国文老师杨邦杰老师的寝室玩，杨老师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给他们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并做讲解。听完杨老师的讲解，李致激动得发抖，心里像点燃了火：“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鲁迅先生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李致 张杰摄影 热衷新文学，尤其喜欢《阿Q正传》 后来，另一位老师出了一个“一年容易又秋风”的作文题。李致设想了一个日本妇女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为她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给他这篇作文做了这样的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给李致很大的鼓舞。他开始读家中藏书，尤其是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等小说，特别喜欢《阿Q正传》”。直到今天，在李致的家中书房，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仍然是鲁迅的作品。“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文笔锋利、幽默，对人性的剖析和反讽，犀利深刻，我极为佩服！” 就这样，受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作品启发，李致开始提笔写作，并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致已经写了近百篇习作，有小说、诗歌、散文。之后就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李致和同学陈先泽办壁报《破晓》，被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发现。在卢剑波的鼓励下，李致在《今日青年》发表了多篇散文。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的运动后，李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办铅印《破晓半月刊》，李致发表了散文和小小说。1948年到重庆以后，李致又开始在《大公报》和《新民报》上发表评论和散文。 除了阅读文学作品，青年时代的李致尤其喜欢话剧。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李致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他经常买最后一排价格最低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 李致喜欢曹禺的戏，痴迷到可以背诵大段台词的程度。“我背书并不在行，但《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台词，都能大段大段地背。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在出版界工作，到北京向曹禺约稿，在曹禺面前我还能背起《日出》里的台词，让曹禺感到非常吃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配工作，李致的入党介绍人和川康特委的委员，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李致的回答是：愿意当话剧演员。为此，李致还受到了一点很温和的批评，“他们说正是最缺干部的时候，你当什么演员”。最终李致被分配到青年团任职。他当过重庆市的少年儿童部长，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之后在共青团中央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 然而，李致并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文学梦。20世纪90年代初，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李致，重新拿起笔，创作出以“往事随笔”系列为主的一批随笔散文佳作。2014年，李致“往事随笔”系列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包括《铭记在心》《昔日足迹》《四爸巴金》。 李致写到他个人在大时代里寻求真理和光明的人生道路，写到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有领导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李致说：“回想自己人生过往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此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或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这里面有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困惑、我的期待，这套书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也是我本人八十多年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2013年，李致获“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写道：李致继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如今，李致年近90，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很质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和写书人。种种‘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打破“三化”，“川版书”声名鹊起 改革开放后，李致担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李致在图书出版领域非常在行，他率领的四川出版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全国处于佼佼者的位置。他目光敏锐，敢做敢当，主力推动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他秉持“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的理念，注重图书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应，不提倡将图书单纯当作商品，受到良好的反馈。 20世纪80年代，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横空出世，震动了思想界、读书界。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一共出书74种。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钱三强等人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南方周末》经过征求意见，几十位学者推荐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名单，思想类图书中，“走向未来”丛书名列前茅。而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 20世纪70年代末，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过混乱年代的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那时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 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在当时，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出版‘三化’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像《清江壮歌》《红岩》这么有名的书，四川都不能出。”从北京回到家乡，李致感到要突破现状，“从我个人角度，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培养了很多作家，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都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我不受地方‘三化’方针的约束。” 在李致的掌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李致回忆：“这在当时争论很大，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但我们成功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接下来，李致掌舵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1949年后一直没有再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了张黎群的建议。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的展现。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叔侄情深，巴金告诫讲真话 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觉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觉新的原型人物，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1929年，李尧枚的小儿子李致出生。一年多之后，李尧枚自杀。巴金与大哥感情尤为深厚，精神上志同道合。巴金视侄子李致为己出，李致喊巴金“四爸”。叔侄关系亲密，心意相通。对于巴金这位大作家，李致也写过多篇文章给予描述、回忆，多被收录进《四爸巴金》一书中。李致与巴金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李致家中，客厅最显眼的部分，放置着一个巴老的头部铜像作品。这个雕塑显得并不完整，但很有艺术性。据李致讲，这原本是一个石膏像。后来交由上海的一位雕塑师把它转刻成铜像。制作过程中，不小心打坏了，就顺势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显得很特别。巴老非常喜欢这个铜像作品，做了好几个。“巴老家中的那个和我这个，是一样的。”巴老还在的时候，李致多次与巴老在书房聊天，一聊就是半夜十二点。如今，李致每次看到这个铜像，经常会回想起和巴老聊天时的情景。 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他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道：“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父亲李尧枚去世后，家人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5个子女，在成都北门租房子居住。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四爸有一些了解。晚上，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李致，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李致看到，只有四爸巴金一个人鞠躬。这也影响到李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像四爸那样的“新派”。 1942年的巴金，已经发表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名震文坛的大作家。回到成都，经常会有青年学生来请他在“纪念册”上题词签名。李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认真用毛笔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他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1964年，李致被调到北京工作，巴金常会去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李致也经常出差到上海，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叔侄俩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灵魂交流。其中一次是1973年春，李致从“五七”干校去北京探亲。这期间他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四爸的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到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李致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萧珊妈妈的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这样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头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向萧珊妈妈告别。” 叔侄俩彻夜交谈，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李致要离开上海回到“五七”干校了。那天李致记得清楚，是一个下雨的早晨。“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我双手提着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李致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望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说，自己受巴老的影响很大，但他从没有打四爸的旗号去占便宜。 钟爱藏书：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爱书之甚，在圈中出了名的。马识途曾在一首贺李致85岁生日的诗中赞许道：“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家中，目之所及尽是书，无论玄关、卧室、客厅，更不用提书房……凡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了。这还不是全部，他在单位的宿舍里还有很多藏书。总共有多少藏书，可有统计？“具体数量我已经说不清了。我只能说，这种两扇门八层高大书柜，总共30多个，都装满了。” 李致还提到一个小细节，有一次他把定制的18个书柜搬来的时候，“打书柜的老板还以为是哪个单位集体做的，没想到就我一家。” 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房屋装修，李致并不在意这些，他最关心的还是书怎么安置：“我把我的书收拾好了，就是最好的风景。家有藏书不算穷嘛！我现在每次到书房去，看到满柜的书，我都觉得自己很‘富有’。” “喜欢看书的人，一般都爱惜书，想要藏好书。我也不例外。”李致说，他看书与藏书嗜好自小养成，“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早在1949年前，我就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之后，工作涉及出版，跟作家打交道很多，更让他与书结下深厚的渊源。李致的藏书，以文学、历史、政治类居多。“巴老曾经给我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文学能使人清除灵魂的尘埃。所以，我爱看文学书。喜欢历史和政治类，则是因为我这一生所走过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很多事情都值得思考，我希望能从书本中找到一些答案。” 李致的藏书，有不少都是名家签名版，比如巴金、茅盾、叶圣陶、曹禺、夏衍、艾青、沙汀、艾芜、刘绍棠等，简直是现代文学名家的“签名版全集”了。站在书架前，李致回想起很多让人感怀的往事：“五本《沈从文选集》是沈先生半瘫痪后，他夫人张兆和把他扶起来签的字；曹禺的十几本剧本，是他1985年春在金牛宾馆跪在地毯上签的名。他们的友情令我刻骨铭心。” 对话李致：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出版有怎样的幕后故事？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我翻开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词典中还有“业余华侨”（打扮得漂亮一点、头发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又面临市场。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益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巴金不愿以他名义设文学奖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觉得巴老“说真话”这个倡议，在现代有得到充分理解和继承吗？ 李致：他讲真话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正是由于此，人们称巴金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巴金，但是巴金本身是个朴实的人，我个人认为，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在巴金1200多万字的创作中，除了“激流三部曲”的《家》，还应该读的就是《随想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曾经有人提到，应该设立巴金文学奖。据您所知，巴老生前对此是什么态度？ 李致：他也不赞成以他的名义设立文学奖。我在出版社工作时，编辑出版了他很多书，他也不要稿费。出版社曾建议成立“巴金编辑奖”，他也反对。国外有一个人曾经联系我，说愿意出资设立巴金文学奖。我想到巴老一贯的作风，主动替他拒绝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 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故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关于巴老在成都的故居重不重修的问题，多次被提及、讨论过，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的故居，您能理解他的这种苦心吗？ 李致：我记得四川省作协曾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觉得应该恢复巴金故居，还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当时因为是在宣传部管文艺，所以也被编进筹备小组。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当时故居那块地上已经有其他单位，所以得重新找块地。但没有修成的根本原因，还是巴老自己不赞成。我20世纪50年代到过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去过日本和美国考察，我发现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作品的大师，都有很多故居。而且很多人希望能在成都看到巴金故居，所以我曾经也处于矛盾的心态。但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巴老的想法和决定。巴老非常低调、无私，从小就忧国忧民，他的信念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当时他写信给我明确说：“我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来修我的故居。”“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要有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存在，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熄灭。” 巴老说，最高写作技巧是无技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现在再回到巴金故居所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致：我1929年诞生以前，我们那个大家庭就崩溃了。而我的小家里，只有大姐在那里住过，二姐虽然生在那里，可对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印象。我去巴老上海的住所很多次，感受则很多。我以前出差到上海也会住在他家。他的寝室旁边有一个大书房，书房平时很乱，若是有人去拍电视电影，需要收拾一下，整理过后，结果第二天巴老就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书房里给我弄一个行军床，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二点。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有写作的爱好、兴趣，巴老曾经给过您一些建议或指导吗？ 李致：我年轻时候写的那些文章他完全没看见。后来我写的，他看了，是认可的。当时巴老给我一条建议：60岁以后再写。说我现在公务在身，不便畅所欲言。有一次我们谈到，等我退休下来以后做什么。他听了很奇怪，觉得正是工作的好时候，怎么就退休了。因为作家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巴老跟我提到过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的理解——用他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流沙河：流沙似金，河水如玉 |名家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17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种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流沙河 李丹摄影 任职《星星》诗刊，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收录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地区诗人介绍至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祖国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省文联的一个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扬扬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扬扬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汉字如同一条线，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持续了九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根据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章，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因为是同一姓氏，其结合不被双方家人允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 爱成都，我本旧时成都少年郎 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他也自称“货真价实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12月随同学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流沙河爱成都，爱得深。1956年，时年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很自然，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乡。成都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种种有趣而难忘的记忆，流沙河神情充满幸福：“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生难忘。而且，成都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由。” 在流沙河看来：“对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强烈的特殊感情，是会转换、体现在人舌尖上的味觉等身体上的舒服感觉的。比如说，我对成都的美食，就有舌尖上的天然热爱。成都有很多很多外地吃不着的美食。比如泡豇豆，冬天的烧菜，春天吃的枸杞芽儿，配粉条，那可真是好吃得很哦！还有泡青菜，好好吃哦，全国也只有成都才有。而且我喜欢成都的气候，温和宜人。”流沙河很感慨地说：“能让一个人真心留在一个城市过一辈子，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两者都不可缺少。”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都少年郎已成为一位头发灰白的耄耋老人。这种心情，也被流沙河写进他的《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后蜀国王孟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一转眼就到85岁了。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所以，我把这本写我的老成都的书，副题命名为‘芙蓉秋梦’。” 写作、读书之余，热爱成都的流沙河还身体力行、主动行动，为老成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历史考古工作。早在十几年前，流沙河通过多日实地勘察，把成都东门、南门城墙转弯的残址找到了。“那个残址只剩很矮一截了，搭的是明代的砖，都被街道遮了，我去把它找到了。” 后来，锦江区政府找到流沙河，流沙河就写了一个碑文，以“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的名义，上写“此地是老成都的东门城墙和南门城墙转弯的拐角残址”。他说：“后代的人，一定要体谅前代人建设这些不容易，要好生爱护它。” 还有一件有意义的老成都考古事迹，被流沙河先生记录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通过自己大量的文献查阅、对比，并与实地对照，他把成都市区经于唐代而在清代消失的一条河的具体流向给考证出来了—— “这条河在唐代很有名，叫解玉溪。为什么叫解玉溪？这条河里面出有一种最优质的金刚砂，金刚砂可以解玉。我从成都的街名来推导，成都有老玉沙街、新玉沙街。玉沙街一过来桂王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小溪，桂王桥一转弯有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再一过来的街叫梓潼桥西街和梓潼桥街，显然解玉溪就是这么顺着流下来的。然后我再去查唐代的大慈寺，两千和尚，光是一天用水就要用好多，怎样来？解玉溪！唐代的史书记载，解玉溪有一段流经大慈寺外面，由庙子专门挖了一条沟，把解玉溪引到里面去。 “我怎么晓得它被引到里面去呢？大慈寺有九十多个院落，有一个院落叫玉溪院。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把全国的文化人召到那儿开座谈会，就在玉溪院，这个是历史书上记载了的。解玉溪再往南经过城守街，然后穿到东大街，拐弯那个地方地势特别低，我去调查过。我还调查了一个在成都拉车的，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所见，修梓潼桥街挖开路面时，底下两边是砖砌的河堤。这样，我就把这条河整个来龙去脉都找到了。” “若有‘时光隧道’可通古代成都，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钟磐悠悠。若招迷魂归去，我愿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文字，历史，时间，人的思维能不能翻越重重阻隔回到以前？ 关于老成都，流沙河了解的历史、地理、掌故、街道往事，数量之大，细节之密，令人着迷，也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并不是专职做考古研究的作家、诗人，流沙河对成都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如此有成效的考证。流沙河说，自己做此事的动力，完全是出于对成都的热爱，和纯粹智识上的好奇。“我想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古老面貌，在书上查不到，我就自己去考证。做这些，我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快乐。”在文章中，流沙河深情地写道：“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所以，结合着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以及我自身，写了这本‘老成都’。”流沙河说，爱一个老城市就是爱“父母之邦”，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李致：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后，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在散文系列“往事随笔”总序中，李致开篇写到。 在李致的少年时代，巴金因为发表“激流三部曲”成为大作家。当时整个时代的气氛，对李致不能不造成影响。跟当时很多青少年受鲁迅、巴金影响，崇尚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样，李致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时，就从老师那里接触到思想的火苗。多年后，他依然记得，有一次他和同学到国文老师杨邦杰老师的寝室玩，杨老师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给他们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并做讲解。听完杨老师的讲解，李致激动得发抖，心里像点燃了火：“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鲁迅先生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李致 张杰摄影 热衷新文学，尤其喜欢《阿Q正传》 后来，另一位老师出了一个“一年容易又秋风”的作文题。李致设想了一个日本妇女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为她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给他这篇作文做了这样的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给李致很大的鼓舞。他开始读家中藏书，尤其是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等小说，特别喜欢《阿Q正传》”。直到今天，在李致的家中书房，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仍然是鲁迅的作品。“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文笔锋利、幽默，对人性的剖析和反讽，犀利深刻，我极为佩服！” 就这样，受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作品启发，李致开始提笔写作，并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致已经写了近百篇习作，有小说、诗歌、散文。之后就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李致和同学陈先泽办壁报《破晓》，被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发现。在卢剑波的鼓励下，李致在《今日青年》发表了多篇散文。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的运动后，李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办铅印《破晓半月刊》，李致发表了散文和小小说。1948年到重庆以后，李致又开始在《大公报》和《新民报》上发表评论和散文。 除了阅读文学作品，青年时代的李致尤其喜欢话剧。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李致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他经常买最后一排价格最低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 李致喜欢曹禺的戏，痴迷到可以背诵大段台词的程度。“我背书并不在行，但《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台词，都能大段大段地背。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在出版界工作，到北京向曹禺约稿，在曹禺面前我还能背起《日出》里的台词，让曹禺感到非常吃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配工作，李致的入党介绍人和川康特委的委员，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李致的回答是：愿意当话剧演员。为此，李致还受到了一点很温和的批评，“他们说正是最缺干部的时候，你当什么演员”。最终李致被分配到青年团任职。他当过重庆市的少年儿童部长，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之后在共青团中央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 然而，李致并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文学梦。20世纪90年代初，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李致，重新拿起笔，创作出以“往事随笔”系列为主的一批随笔散文佳作。2014年，李致“往事随笔”系列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包括《铭记在心》《昔日足迹》《四爸巴金》。 李致写到他个人在大时代里寻求真理和光明的人生道路，写到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有领导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李致说：“回想自己人生过往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此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或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这里面有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困惑、我的期待，这套书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也是我本人八十多年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2013年，李致获“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写道：李致继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如今，李致年近90，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很质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和写书人。种种‘官衔’之外，实则一介书生。” 打破“三化”，“川版书”声名鹊起 改革开放后，李致担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李致在图书出版领域非常在行，他率领的四川出版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全国处于佼佼者的位置。他目光敏锐，敢做敢当，主力推动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他秉持“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的理念，注重图书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应，不提倡将图书单纯当作商品，受到良好的反馈。 20世纪80年代，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横空出世，震动了思想界、读书界。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一共出书74种。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钱三强等人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南方周末》经过征求意见，几十位学者推荐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名单，思想类图书中，“走向未来”丛书名列前茅。而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 20世纪70年代末，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过混乱年代的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那时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 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在当时，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出版‘三化’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像《清江壮歌》《红岩》这么有名的书，四川都不能出。”从北京回到家乡，李致感到要突破现状，“从我个人角度，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培养了很多作家，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都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我不受地方‘三化’方针的约束。” 在李致的掌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李致回忆：“这在当时争论很大，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但我们成功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接下来，李致掌舵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1949年后一直没有再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了张黎群的建议。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的展现。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叔侄情深，巴金告诫讲真话 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觉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觉新的原型人物，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1929年，李尧枚的小儿子李致出生。一年多之后，李尧枚自杀。巴金与大哥感情尤为深厚，精神上志同道合。巴金视侄子李致为己出，李致喊巴金“四爸”。叔侄关系亲密，心意相通。对于巴金这位大作家，李致也写过多篇文章给予描述、回忆，多被收录进《四爸巴金》一书中。李致与巴金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李致家中，客厅最显眼的部分，放置着一个巴老的头部铜像作品。这个雕塑显得并不完整，但很有艺术性。据李致讲，这原本是一个石膏像。后来交由上海的一位雕塑师把它转刻成铜像。制作过程中，不小心打坏了，就顺势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显得很特别。巴老非常喜欢这个铜像作品，做了好几个。“巴老家中的那个和我这个，是一样的。”巴老还在的时候，李致多次与巴老在书房聊天，一聊就是半夜十二点。如今，李致每次看到这个铜像，经常会回想起和巴老聊天时的情景。 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他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道：“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父亲李尧枚去世后，家人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5个子女，在成都北门租房子居住。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四爸有一些了解。晚上，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李致，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李致看到，只有四爸巴金一个人鞠躬。这也影响到李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像四爸那样的“新派”。 1942年的巴金，已经发表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名震文坛的大作家。回到成都，经常会有青年学生来请他在“纪念册”上题词签名。李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认真用毛笔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他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1964年，李致被调到北京工作，巴金常会去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李致也经常出差到上海，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叔侄俩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灵魂交流。其中一次是1973年春，李致从“五七”干校去北京探亲。这期间他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四爸的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到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李致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萧珊妈妈的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这样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头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向萧珊妈妈告别。” 叔侄俩彻夜交谈，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李致要离开上海回到“五七”干校了。那天李致记得清楚，是一个下雨的早晨。“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我双手提着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李致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望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说，自己受巴老的影响很大，但他从没有打四爸的旗号去占便宜。 钟爱藏书：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爱书之甚，在圈中出了名的。马识途曾在一首贺李致85岁生日的诗中赞许道：“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 李致家中，目之所及尽是书，无论玄关、卧室、客厅，更不用提书房……凡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了。这还不是全部，他在单位的宿舍里还有很多藏书。总共有多少藏书，可有统计？“具体数量我已经说不清了。我只能说，这种两扇门八层高大书柜，总共30多个，都装满了。” 李致还提到一个小细节，有一次他把定制的18个书柜搬来的时候，“打书柜的老板还以为是哪个单位集体做的，没想到就我一家。” 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房屋装修，李致并不在意这些，他最关心的还是书怎么安置：“我把我的书收拾好了，就是最好的风景。家有藏书不算穷嘛！我现在每次到书房去，看到满柜的书，我都觉得自己很‘富有’。” “喜欢看书的人，一般都爱惜书，想要藏好书。我也不例外。”李致说，他看书与藏书嗜好自小养成，“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早在1949年前，我就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之后，工作涉及出版，跟作家打交道很多，更让他与书结下深厚的渊源。李致的藏书，以文学、历史、政治类居多。“巴老曾经给我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文学能使人清除灵魂的尘埃。所以，我爱看文学书。喜欢历史和政治类，则是因为我这一生所走过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很多事情都值得思考，我希望能从书本中找到一些答案。” 李致的藏书，有不少都是名家签名版，比如巴金、茅盾、叶圣陶、曹禺、夏衍、艾青、沙汀、艾芜、刘绍棠等，简直是现代文学名家的“签名版全集”了。站在书架前，李致回想起很多让人感怀的往事：“五本《沈从文选集》是沈先生半瘫痪后，他夫人张兆和把他扶起来签的字；曹禺的十几本剧本，是他1985年春在金牛宾馆跪在地毯上签的名。他们的友情令我刻骨铭心。” 对话李致：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出版有怎样的幕后故事？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我翻开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词典中还有“业余华侨”（打扮得漂亮一点、头发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又面临市场。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益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巴金不愿以他名义设文学奖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觉得巴老“说真话”这个倡议，在现代有得到充分理解和继承吗？ 李致：他讲真话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正是由于此，人们称巴金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巴金，但是巴金本身是个朴实的人，我个人认为，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在巴金1200多万字的创作中，除了“激流三部曲”的《家》，还应该读的就是《随想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曾经有人提到，应该设立巴金文学奖。据您所知，巴老生前对此是什么态度？ 李致：他也不赞成以他的名义设立文学奖。我在出版社工作时，编辑出版了他很多书，他也不要稿费。出版社曾建议成立“巴金编辑奖”，他也反对。国外有一个人曾经联系我，说愿意出资设立巴金文学奖。我想到巴老一贯的作风，主动替他拒绝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 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故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关于巴老在成都的故居重不重修的问题，多次被提及、讨论过，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的故居，您能理解他的这种苦心吗？ 李致：我记得四川省作协曾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觉得应该恢复巴金故居，还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当时因为是在宣传部管文艺，所以也被编进筹备小组。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当时故居那块地上已经有其他单位，所以得重新找块地。但没有修成的根本原因，还是巴老自己不赞成。我20世纪50年代到过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去过日本和美国考察，我发现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作品的大师，都有很多故居。而且很多人希望能在成都看到巴金故居，所以我曾经也处于矛盾的心态。但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巴老的想法和决定。巴老非常低调、无私，从小就忧国忧民，他的信念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当时他写信给我明确说：“我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来修我的故居。”“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要有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存在，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熄灭。” 巴老说，最高写作技巧是无技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现在再回到巴金故居所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致：我1929年诞生以前，我们那个大家庭就崩溃了。而我的小家里，只有大姐在那里住过，二姐虽然生在那里，可对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印象。我去巴老上海的住所很多次，感受则很多。我以前出差到上海也会住在他家。他的寝室旁边有一个大书房，书房平时很乱，若是有人去拍电视电影，需要收拾一下，整理过后，结果第二天巴老就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书房里给我弄一个行军床，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二点。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有写作的爱好、兴趣，巴老曾经给过您一些建议或指导吗？ 李致：我年轻时候写的那些文章他完全没看见。后来我写的，他看了，是认可的。当时巴老给我一条建议：60岁以后再写。说我现在公务在身，不便畅所欲言。有一次我们谈到，等我退休下来以后做什么。他听了很奇怪，觉得正是工作的好时候，怎么就退休了。因为作家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巴老跟我提到过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的理解——用他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流沙河：流沙似金，河水如玉 |名家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17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种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流沙河 李丹摄影 任职《星星》诗刊，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收录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地区诗人介绍至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祖国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省文联的一个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扬扬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扬扬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汉字如同一条线，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持续了九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根据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章，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因为是同一姓氏，其结合不被双方家人允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 爱成都，我本旧时成都少年郎 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他也自称“货真价实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12月随同学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流沙河爱成都，爱得深。1956年，时年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很自然，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乡。成都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种种有趣而难忘的记忆，流沙河神情充满幸福：“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生难忘。而且，成都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由。” 在流沙河看来：“对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强烈的特殊感情，是会转换、体现在人舌尖上的味觉等身体上的舒服感觉的。比如说，我对成都的美食，就有舌尖上的天然热爱。成都有很多很多外地吃不着的美食。比如泡豇豆，冬天的烧菜，春天吃的枸杞芽儿，配粉条，那可真是好吃得很哦！还有泡青菜，好好吃哦，全国也只有成都才有。而且我喜欢成都的气候，温和宜人。”流沙河很感慨地说：“能让一个人真心留在一个城市过一辈子，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两者都不可缺少。”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都少年郎已成为一位头发灰白的耄耋老人。这种心情，也被流沙河写进他的《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后蜀国王孟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一转眼就到85岁了。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所以，我把这本写我的老成都的书，副题命名为‘芙蓉秋梦’。” 写作、读书之余，热爱成都的流沙河还身体力行、主动行动，为老成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历史考古工作。早在十几年前，流沙河通过多日实地勘察，把成都东门、南门城墙转弯的残址找到了。“那个残址只剩很矮一截了，搭的是明代的砖，都被街道遮了，我去把它找到了。” 后来，锦江区政府找到流沙河，流沙河就写了一个碑文，以“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的名义，上写“此地是老成都的东门城墙和南门城墙转弯的拐角残址”。他说：“后代的人，一定要体谅前代人建设这些不容易，要好生爱护它。” 还有一件有意义的老成都考古事迹，被流沙河先生记录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通过自己大量的文献查阅、对比，并与实地对照，他把成都市区经于唐代而在清代消失的一条河的具体流向给考证出来了—— “这条河在唐代很有名，叫解玉溪。为什么叫解玉溪？这条河里面出有一种最优质的金刚砂，金刚砂可以解玉。我从成都的街名来推导，成都有老玉沙街、新玉沙街。玉沙街一过来桂王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小溪，桂王桥一转弯有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再一过来的街叫梓潼桥西街和梓潼桥街，显然解玉溪就是这么顺着流下来的。然后我再去查唐代的大慈寺，两千和尚，光是一天用水就要用好多，怎样来？解玉溪！唐代的史书记载，解玉溪有一段流经大慈寺外面，由庙子专门挖了一条沟，把解玉溪引到里面去。 “我怎么晓得它被引到里面去呢？大慈寺有九十多个院落，有一个院落叫玉溪院。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把全国的文化人召到那儿开座谈会，就在玉溪院，这个是历史书上记载了的。解玉溪再往南经过城守街，然后穿到东大街，拐弯那个地方地势特别低，我去调查过。我还调查了一个在成都拉车的，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所见，修梓潼桥街挖开路面时，底下两边是砖砌的河堤。这样，我就把这条河整个来龙去脉都找到了。” “若有‘时光隧道’可通古代成都，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钟磐悠悠。若招迷魂归去，我愿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文字，历史，时间，人的思维能不能翻越重重阻隔回到以前？ 关于老成都，流沙河了解的历史、地理、掌故、街道往事，数量之大，细节之密，令人着迷，也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并不是专职做考古研究的作家、诗人，流沙河对成都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如此有成效的考证。流沙河说，自己做此事的动力，完全是出于对成都的热爱，和纯粹智识上的好奇。“我想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古老面貌，在书上查不到，我就自己去考证。做这些，我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快乐。”在文章中，流沙河深情地写道：“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所以，结合着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以及我自身，写了这本‘老成都’。”流沙河说，爱一个老城市就是爱“父母之邦”，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对话李致：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出版有怎样的幕后故事？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我翻开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词典中还有“业余华侨”（打扮得漂亮一点、头发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又面临市场。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益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巴金不愿以他名义设文学奖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觉得巴老“说真话”这个倡议，在现代有得到充分理解和继承吗？ 李致：他讲真话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正是由于此，人们称巴金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巴金，但是巴金本身是个朴实的人，我个人认为，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在巴金1200多万字的创作中，除了“激流三部曲”的《家》，还应该读的就是《随想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曾经有人提到，应该设立巴金文学奖。据您所知，巴老生前对此是什么态度？ 李致：他也不赞成以他的名义设立文学奖。我在出版社工作时，编辑出版了他很多书，他也不要稿费。出版社曾建议成立“巴金编辑奖”，他也反对。国外有一个人曾经联系我，说愿意出资设立巴金文学奖。我想到巴老一贯的作风，主动替他拒绝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 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故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关于巴老在成都的故居重不重修的问题，多次被提及、讨论过，巴老不同意重修成都的故居，您能理解他的这种苦心吗？ 李致：我记得四川省作协曾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觉得应该恢复巴金故居，还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当时因为是在宣传部管文艺，所以也被编进筹备小组。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当时故居那块地上已经有其他单位，所以得重新找块地。但没有修成的根本原因，还是巴老自己不赞成。我20世纪50年代到过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去过日本和美国考察，我发现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作品的大师，都有很多故居。而且很多人希望能在成都看到巴金故居，所以我曾经也处于矛盾的心态。但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巴老的想法和决定。巴老非常低调、无私，从小就忧国忧民，他的信念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当时他写信给我明确说：“我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来修我的故居。”“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要有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存在，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熄灭。” 巴老说，最高写作技巧是无技巧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现在再回到巴金故居所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致：我1929年诞生以前，我们那个大家庭就崩溃了。而我的小家里，只有大姐在那里住过，二姐虽然生在那里，可对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印象。我去巴老上海的住所很多次，感受则很多。我以前出差到上海也会住在他家。他的寝室旁边有一个大书房，书房平时很乱，若是有人去拍电视电影，需要收拾一下，整理过后，结果第二天巴老就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书房里给我弄一个行军床，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二点。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有写作的爱好、兴趣，巴老曾经给过您一些建议或指导吗？ 李致：我年轻时候写的那些文章他完全没看见。后来我写的，他看了，是认可的。当时巴老给我一条建议：60岁以后再写。说我现在公务在身，不便畅所欲言。有一次我们谈到，等我退休下来以后做什么。他听了很奇怪，觉得正是工作的好时候，怎么就退休了。因为作家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巴老跟我提到过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的理解——用他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本文原载于2018年8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流沙河：流沙似金，河水如玉 |名家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17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种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流沙河 李丹摄影 任职《星星》诗刊，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收录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地区诗人介绍至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祖国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省文联的一个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扬扬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扬扬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汉字如同一条线，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持续了九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根据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章，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因为是同一姓氏，其结合不被双方家人允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 爱成都，我本旧时成都少年郎 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他也自称“货真价实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12月随同学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流沙河爱成都，爱得深。1956年，时年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很自然，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乡。成都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种种有趣而难忘的记忆，流沙河神情充满幸福：“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生难忘。而且，成都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由。” 在流沙河看来：“对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强烈的特殊感情，是会转换、体现在人舌尖上的味觉等身体上的舒服感觉的。比如说，我对成都的美食，就有舌尖上的天然热爱。成都有很多很多外地吃不着的美食。比如泡豇豆，冬天的烧菜，春天吃的枸杞芽儿，配粉条，那可真是好吃得很哦！还有泡青菜，好好吃哦，全国也只有成都才有。而且我喜欢成都的气候，温和宜人。”流沙河很感慨地说：“能让一个人真心留在一个城市过一辈子，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两者都不可缺少。”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都少年郎已成为一位头发灰白的耄耋老人。这种心情，也被流沙河写进他的《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后蜀国王孟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一转眼就到85岁了。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所以，我把这本写我的老成都的书，副题命名为‘芙蓉秋梦’。” 写作、读书之余，热爱成都的流沙河还身体力行、主动行动，为老成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历史考古工作。早在十几年前，流沙河通过多日实地勘察，把成都东门、南门城墙转弯的残址找到了。“那个残址只剩很矮一截了，搭的是明代的砖，都被街道遮了，我去把它找到了。” 后来，锦江区政府找到流沙河，流沙河就写了一个碑文，以“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的名义，上写“此地是老成都的东门城墙和南门城墙转弯的拐角残址”。他说：“后代的人，一定要体谅前代人建设这些不容易，要好生爱护它。” 还有一件有意义的老成都考古事迹，被流沙河先生记录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通过自己大量的文献查阅、对比，并与实地对照，他把成都市区经于唐代而在清代消失的一条河的具体流向给考证出来了—— “这条河在唐代很有名，叫解玉溪。为什么叫解玉溪？这条河里面出有一种最优质的金刚砂，金刚砂可以解玉。我从成都的街名来推导，成都有老玉沙街、新玉沙街。玉沙街一过来桂王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小溪，桂王桥一转弯有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再一过来的街叫梓潼桥西街和梓潼桥街，显然解玉溪就是这么顺着流下来的。然后我再去查唐代的大慈寺，两千和尚，光是一天用水就要用好多，怎样来？解玉溪！唐代的史书记载，解玉溪有一段流经大慈寺外面，由庙子专门挖了一条沟，把解玉溪引到里面去。 “我怎么晓得它被引到里面去呢？大慈寺有九十多个院落，有一个院落叫玉溪院。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把全国的文化人召到那儿开座谈会，就在玉溪院，这个是历史书上记载了的。解玉溪再往南经过城守街，然后穿到东大街，拐弯那个地方地势特别低，我去调查过。我还调查了一个在成都拉车的，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所见，修梓潼桥街挖开路面时，底下两边是砖砌的河堤。这样，我就把这条河整个来龙去脉都找到了。” “若有‘时光隧道’可通古代成都，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钟磐悠悠。若招迷魂归去，我愿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文字，历史，时间，人的思维能不能翻越重重阻隔回到以前？ 关于老成都，流沙河了解的历史、地理、掌故、街道往事，数量之大，细节之密，令人着迷，也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并不是专职做考古研究的作家、诗人，流沙河对成都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如此有成效的考证。流沙河说，自己做此事的动力，完全是出于对成都的热爱，和纯粹智识上的好奇。“我想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古老面貌，在书上查不到，我就自己去考证。做这些，我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快乐。”在文章中，流沙河深情地写道：“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所以，结合着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以及我自身，写了这本‘老成都’。”流沙河说，爱一个老城市就是爱“父母之邦”，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流沙河：流沙似金，河水如玉 |名家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17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种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流沙河 李丹摄影 任职《星星》诗刊，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收录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地区诗人介绍至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祖国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省文联的一个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扬扬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扬扬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汉字如同一条线，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持续了九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根据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章，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因为是同一姓氏，其结合不被双方家人允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 爱成都，我本旧时成都少年郎 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他也自称“货真价实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12月随同学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流沙河爱成都，爱得深。1956年，时年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很自然，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乡。成都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种种有趣而难忘的记忆，流沙河神情充满幸福：“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生难忘。而且，成都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由。” 在流沙河看来：“对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强烈的特殊感情，是会转换、体现在人舌尖上的味觉等身体上的舒服感觉的。比如说，我对成都的美食，就有舌尖上的天然热爱。成都有很多很多外地吃不着的美食。比如泡豇豆，冬天的烧菜，春天吃的枸杞芽儿，配粉条，那可真是好吃得很哦！还有泡青菜，好好吃哦，全国也只有成都才有。而且我喜欢成都的气候，温和宜人。”流沙河很感慨地说：“能让一个人真心留在一个城市过一辈子，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两者都不可缺少。”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都少年郎已成为一位头发灰白的耄耋老人。这种心情，也被流沙河写进他的《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后蜀国王孟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一转眼就到85岁了。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所以，我把这本写我的老成都的书，副题命名为‘芙蓉秋梦’。” 写作、读书之余，热爱成都的流沙河还身体力行、主动行动，为老成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历史考古工作。早在十几年前，流沙河通过多日实地勘察，把成都东门、南门城墙转弯的残址找到了。“那个残址只剩很矮一截了，搭的是明代的砖，都被街道遮了，我去把它找到了。” 后来，锦江区政府找到流沙河，流沙河就写了一个碑文，以“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的名义，上写“此地是老成都的东门城墙和南门城墙转弯的拐角残址”。他说：“后代的人，一定要体谅前代人建设这些不容易，要好生爱护它。” 还有一件有意义的老成都考古事迹，被流沙河先生记录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通过自己大量的文献查阅、对比，并与实地对照，他把成都市区经于唐代而在清代消失的一条河的具体流向给考证出来了—— “这条河在唐代很有名，叫解玉溪。为什么叫解玉溪？这条河里面出有一种最优质的金刚砂，金刚砂可以解玉。我从成都的街名来推导，成都有老玉沙街、新玉沙街。玉沙街一过来桂王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小溪，桂王桥一转弯有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再一过来的街叫梓潼桥西街和梓潼桥街，显然解玉溪就是这么顺着流下来的。然后我再去查唐代的大慈寺，两千和尚，光是一天用水就要用好多，怎样来？解玉溪！唐代的史书记载，解玉溪有一段流经大慈寺外面，由庙子专门挖了一条沟，把解玉溪引到里面去。 “我怎么晓得它被引到里面去呢？大慈寺有九十多个院落，有一个院落叫玉溪院。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把全国的文化人召到那儿开座谈会，就在玉溪院，这个是历史书上记载了的。解玉溪再往南经过城守街，然后穿到东大街，拐弯那个地方地势特别低，我去调查过。我还调查了一个在成都拉车的，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所见，修梓潼桥街挖开路面时，底下两边是砖砌的河堤。这样，我就把这条河整个来龙去脉都找到了。” “若有‘时光隧道’可通古代成都，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钟磐悠悠。若招迷魂归去，我愿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文字，历史，时间，人的思维能不能翻越重重阻隔回到以前？ 关于老成都，流沙河了解的历史、地理、掌故、街道往事，数量之大，细节之密，令人着迷，也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并不是专职做考古研究的作家、诗人，流沙河对成都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如此有成效的考证。流沙河说，自己做此事的动力，完全是出于对成都的热爱，和纯粹智识上的好奇。“我想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古老面貌，在书上查不到，我就自己去考证。做这些，我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快乐。”在文章中，流沙河深情地写道：“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所以，结合着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以及我自身，写了这本‘老成都’。”流沙河说，爱一个老城市就是爱“父母之邦”，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对话流沙河：学习古文能让人内在气质改变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点亮很多人的心。《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影响甚广。他是诗人，是作家，更是一位为大众解读经典的学者，一位几十年浸润钻研传统文化的文人。近二十年，他专心研究汉字、诠释人文经典。投入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就是流沙河。对当下的语言、文字生态，有着怎样的看法？他又在钻研哪本经典古籍，又有哪些心得？他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沙河老师，前不久上海某出版社把一本教材里一篇文章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很大的关注和争议。您怎么看？ 流沙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没有必要。生活中，对外祖母的称呼，是叫姥姥还是外婆，不必大家都统一。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或者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习惯，叫外婆还是姥姥，都是自然而然沿袭下来的。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叫法，带着历史信息的积淀，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强行给予更改，就会造成不自然的断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从时间纵深来看，“姥姥”和“外婆”到底哪一个称呼更古老一些？ 流沙河：恐怕是外婆要更久一些。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外家”“外戚”。但书面上的“姥姥”，较晚才出现。古代的“姥”，不读lǎo，而是读mǔ。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山的姥，就读mǔ。在《红楼梦》里贾母喊刘姥姥，应该读mǔ。那是贾母按照乡下人称呼老年妇女的叫法，不是血缘关系的姥姥。在我们四川，普遍称外祖母为外婆。这个“外”曾经读为wèi，后来才念wài。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一些新语言，有些人担心会有损汉语言的纯粹，但也有人觉得不必担心，因为生动的、好的语言经过时间沉淀会保留下来。您怎么看？ 流沙河：世界永远都在变动之中，而且这种变动是无穷无竭的。语言也是如此，不可能要求语言固定下来。一种说法，时间长了，有的没有生命力，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比如说铺子打开，叫开张，但也有人说，铺子关门，也叫关张。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说法非常普遍，那么你就还得用。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会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汉语教学包括中学语文教材中，引入了大量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如语法规则等，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一种伤害。怎么看待？ 流沙河：我认为，在语法、语词的研究上，参考、学习拉丁文字系统（如英文、德文、法文）是有好处的。它们在语法上对造句一般格式的总结，还有分句和复句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造长句来完成准确与复杂的表达，汉语在这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应该向它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曾在全国大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我认真学习了，对我帮助很大。欧美现代语言学可参照，宜活学。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提倡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您怎么看，有怎样的具体建议？ 流沙河：我觉得小学语文以白话文为主，要精练有趣，再加些韵文，利于娃娃诵唱，那就更好。但也要接触文言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要有几首浅显的唐诗宋词，几篇古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师说》《原道》《卖柑者言》《大铁椎传》这类浅显的篇章。小学生熟读，背诵，熟悉诗律文法，培养文言语感，能挂上口。进入初中，就可以系统地进入国文经典。我以前读初中，老师自选范文自编教材，从《古文观止》上面选了许多文章，印象深刻的有来自《左传》和《国语》，我们背诵下来，终身受益。“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身受益。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讲解起古文字知识，也可以很有趣。 流沙河：是的。小学阶段就可以加一些古文字学知识，用它来解释一些常用的、浅显的汉字。如鸟、象、马这样的整体象形字，和牛、羊这样的局部象形字，还有大、中、小、高、进这样的象意字，都是可以讲得很有趣的。比如这个“进”，正体字是“進”，是“从辵、从隹”，从辵表示它与行走有关，从隹也是从鸟。这个“進”绝好地说明了先民造字的智慧。世间一切动物，只有鸟飞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其他走兽游鱼昆虫的行走，都是可进可退，所以就用鸟飞表示“前进”。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新泉：从铁匠到鲁奖诗人 |名家档案| 张新泉，1941年出生。初中辍学。做过苦力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 在四川诗歌圈，张新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很受诗人们的尊重，口碑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不论年龄大小，官方还是民间，有名还是无名，是男是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欣赏他。还有人直接跟他当面“表白”：“张老师，我严重地喜欢你。”如此受欢迎，跟张新泉诗歌写得好自然有关系。但肯定不只是因为诗。诗写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张新泉的特别在于，有非一般的好人品：为人处世特别真诚、十分谦虚、罕见低调。张新泉 雪夫摄影 最近几年，诗歌回暖，四川诗歌圈也不例外。新鲜诗集纷纷出炉，很多诗人专场朗诵会纷纷举行。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四川首位获得鲁奖的诗人，张新泉宝刀未老，创作力旺盛，常有新诗好诗公开发表，被同行称赞。数量之多，编5本诗集的量都够了，但他不愿意收集起来出一本诗集。事实上，从2001年从《星星》诗刊编审的位置上退休，至今15年，“没有去张罗出一本诗集”。 周围喜欢他的诗的人，都劝他出一本诗集。但张新泉的态度一直都这样：“算了吧。诗集不好卖，我不想给出版社添麻烦。非要出一本书，不好卖，在那堆起，问人要地址，寄过去，没意思。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如果想要寻找知音，写了新诗发表在微信、微博上，给诗友们看看，即可。” 作为资历资格深厚、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力旺盛的好诗人，不出诗集，开一场诗歌朗诵会，总可以吧？2016年10月29日下午，由成都市文联等单位主办，《草堂》诗刊社等单位承办的“张新泉诗歌朗诵会”，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朗诵会上，张新泉诚惶诚恐，羞涩腼腆，唯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像一个刚出道的少年。他在台上憨厚地说：“我一辈子也没开过个人研讨会、朗诵会。听到主持人对我的评价，左一个经典作，右一个代表作，真是心惊肉跳。我清醒白醒地知道，我的诗歌不好。在座的人，有的我读过你们的诗。别看我70多岁了，我现在还爱诗歌，不晓得不爱诗歌我咋个过。我想，爱诗是悄悄地爱，（为啥）非要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梁平透露，在这场朗诵会举办前，“新泉大哥拒绝了3次提议。最后一次，我说，大哥，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他终于才答应，几乎算是‘绑架’他。新泉老师今年已经75岁了，他一直很低调。他编诗，写诗，与诗歌相伴几十年，不管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乃至退休后，这些年来，他从未开过一次新书发布会或朗诵会。他从来不提这个事。而他诗歌的光芒，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由此可见，他做人是多么谦逊和厚道”。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张新泉曾选编《中国新诗选》《台岛现代乡愁诗选》，执编《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创作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3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看看张新泉的工作履历，第一感受是：信息量丰富。从苦力纤夫、抡大锤的铁匠到剧团乐手，这是怎样地跨越？中间发生了什么？从文工团创作员到黄金时代的《星星》常务副主编、编审，又有怎样的故事？这让人很好奇。 川大教授、诗人向以鲜，曾对张新泉其人其诗发表这样的评论：“当我去了解一个诗人时，我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我会特别注意那个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在我看来，生活与文本应该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如果我在诗歌中看不到他现实生活的痕迹，那就难称得上优秀的诗人。在张新泉老师的诗歌中，我看到了这种‘互文’。”向以鲜还特别注意到，张新泉曾经当过铁匠这个事实。“其实，写诗跟打铁的道理是相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力集中打向同一个点，凝练出好的东西来。我认为张新泉老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铁匠。” 他的诗“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诗人不是一个专有职业，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写出好诗，谁就是诗人。被叫诗人或者自称的诗人，数量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叫诗人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好诗。张新泉是属于写得出一首好诗的好诗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张新泉的诗歌语言是清新的、质朴的、简单的、干净的。 在《在昆明翠湖看海鸥》中，张新泉这样写道：“在昆明，十二月的阳光下/那么多善良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干净/每个人的笑容/都真实动人。”在《好刀》中，他这样写：“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不发一言/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他还写道：“在远方咳一声嗽/世界就安静下来/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都朝向你……”在《为亲切书香》中，诗句是这样的：“我将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趁着这个世界还未/完全变硬……” 除了语言风格，一个写诗的人关注什么，这很重要。张新泉的诗里多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喟，对弱小贫穷的同情，对圆满破损的扼腕，对美好失落的凭吊，对寒窗昏晓的叹息，对浮华庸俗的憎怒。常见不鲜的事物，被他赋予扣人心弦的诗意，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 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字里行间有一种对普通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巨大敬意和豁达态度，智慧洞见火花频现。悲苦的经历，没有沤坏他对人间美好的胃口，他为人处世，写诗，都是格外充满阳光和生气，用艺术升华了他的沉郁与孤寂。 川大教授张放在评论张新泉诗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律动尽管不平衡，甚至有那么多忧伤、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而且还有着那么多‘好天气’。更重要的是，人间友谊之可倚重，理想闪光之可诱人，爱情芳馨不失，书卷味永常新。新泉的笔正如春风，荒芜甫过，鲜盈即至，又正同文火临风，动荡起伏益显美丽与刚强。” 张新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干净。在他身上，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觉：既有类似农民的质朴憨厚，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张新泉很少接受采访，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不值得接受采访，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别人夸奖他，他会特别特别不好意思，面色通红，连连摆手：“过奖了，过奖了！我非常平凡。”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童年就开始的过于坎坷的现实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儒雅风度，养成于家庭的文化积淀。他将底层与深邃打通，吸纳了平民的地气，又保持了血液里的知识的尊贵。 对自己的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张新泉回忆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诗歌生活还要读诗、赏诗、谈诗、抄诗 在张新泉的家中，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张新泉手抄的其他人的诗。“这样的笔记本有10多本。”张新泉说着，翻看他抄的好诗，忍不住读出来。有一首是诗人娜夜的《日记》：“去了孤儿院/月亮是中秋的/月饼是今年的/诗是李白的/孩子们的小衣服是鲜艳的/小手在欢迎/一切 都是适合拍摄播放的……哦 孤儿院的歌声如此嘹亮/我的心却无比凄凉……回到家 我认真地叫了一声：妈”。 “这诗写得多好啊。我遇到好的诗，都忍不住抄下来。我当了几十年的诗歌编辑，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诗歌，总觉得好像人家在向我投稿，就忍不住要多注意一下。我忍不住要赶紧抄下来。这是我的财富。出远门的时候，我会带一本，慢慢读，好好欣赏。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读，很愉快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写诗歌，享受诗意。诗歌生活可不仅仅是写诗，还包括读诗、赏诗、跟朋友谈诗，遇到特别好的诗歌，还要抄诗。”张新泉说。 对于别人的好诗，张新泉是真心欣赏：“那些贴心贴肺的灵光句子，说出了我感受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多好啊！好的诗歌与平庸的诗歌，区别很大。我看一篇诗好不好，在最前十行之内，有没有灵动的句子、贴心贴肺的句子。有时候看到好诗，我内心特别快乐！我甚至想到：如果写这诗歌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要忍不住亲他一下。”张新泉今年75岁了。“人啊，最不好应对的就是老年。青年时代，什么都好说，遇到事儿也可以扛着，因为身体好。人老了，会有很多疾病的困扰。子女再孝顺，再有钱，身体这台机器旧了，你得独自承受。” 说这话的张新泉，显露出少有的感慨。时间是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但好在，人还有精神世界，心态非常重要。张新泉年轻的时候自学吹笛子，吹得很不错。在10月底举行的张新泉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自告奋勇地吹了一曲，引发现场诗人们的欢呼。 他还想继续提高技艺，交钱找老师教他吹笛子。“现在很多活动邀请我，我都不太愿意去了。除非有那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真性情的人在。现在有很多人不好玩儿了，我就跟自己玩儿。” 凡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生在世，有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纯粹正直的人，往往比不上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新泉年少时因家庭出身遭到巨大不公，身心受到重创，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努力从书本上、艺术上、平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让自己向光生长，而不是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取得不俗成就后的张新泉，非常低调谦虚。他是四川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人，却从来不提及。采访他几次，他都说自己只是瞎聊，说得不好。其实他说得极好。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低调，他说：“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真心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在空气里呼吸。我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生何其短，文学何其大，即便大家、大师，终其一生的努力，所触及的文学疆域也只能以方寸计，遑论区区我者。瑕疵不少的我，唯独没有妒忌。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寄望和敬畏的作品、作家呼吸在同一时代，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 “我的文学上游，是母亲和幼时的家中藏书” 对于一个孩子，母亲的影响力量很关键。张新泉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活到了90多岁。“年龄大了以后，她的皮肤依然光洁，几乎没有皱纹。头发纹丝不乱，保持着一个人年老后的尊严。但是60岁以后，她就不再拍任何照了，也很少出门。” 我们常常说富贵，其实富不一定贵。张新泉的母亲，无疑是贵气的。这种贵气不是能用钱一下子买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知识储备、基因性格，成为传统积淀下来的。 回溯自己对文字敏感的源头，张新泉首先想到母亲。“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的文学上游，除了我幼时我家的书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文学，我的艺术之梦，源头就在那。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正式上过学，就上过几天私塾。她会背很多首唐诗宋词，肚子里装得可多了。她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闭着眼，一个人读那些诗词。我听她读的这些诗词很有味，觉得诗词真好，可以唱，可以吟，可以戛然而止。有不少句子被我听到，虽然不懂，但等我长大了，我会顺着记忆去寻找，原来那个诗句一直在滋养我的艺术感觉。这就是我的艺术源头。” 张新泉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大地主，在川南有‘张百万’之称。家里有很多店铺、很多丫鬟。”张新泉回忆说，“我们家里对丫鬟们都很好，不是属于黄世仁那种地主，而是很仁爱。”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张新泉还有印象：“我们家房子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现有一间大屋子里，是满墙满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排一排的，像图书馆一样。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的书，是很多人写出来的啊！那该多有学问啊！夕阳从窗子射进来，我站在书架前，总感觉，书里会有人走出来，跟我聊天。就站在那儿浮想联翩。于是我经常一个人悄悄进去，有点害怕，又止不住好奇。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份遇见书的生命早期经验，也让我对书本、知识有不一般的感觉。”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对话张新泉：对待生活应该豁达一点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上午，在位于成都市区一座普通楼房的家中，张新泉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谈诗意时刻的降临，谈自己委屈而自强的青少年时代，年老的经验。真诚的讲述，有见有识，散发出一种质朴的人生智慧气质。一个上午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从他的居所阳台往外望去，可以看到行道树，绿叶凌冬不凋，郁郁葱葱。一阵风吹过，呈现出大海的波澜起伏之势，蔚为壮观。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能看得出，您对人生很多问题，思考得很透，这也是您性情豁达的原因。 张新泉：有人问我，张新泉你为什么天天这么高兴？我就会很纳闷，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写了很多跟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早在我30多岁时，我就想到，人都会死的。想得多了，就会对很多事情豁达：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不用太计较。读书应该认真，思考应该认真，做人应该认真，但对名利不要较真。年轻人追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年岁增长，就不要对名利太执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很容易脆弱，时常传来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张新泉：我们这个社会，处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不彷徨的人很少了。人都在比较，互相比较。人对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上很彷徨，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年轻人能多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力量，豁达一点对待生活。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今年75岁了，还一直创作出不少新作，这是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作家，过了中年，就很难再写出不错的东西了。 张新泉：在我人生处于最底层的时候，是诗歌和文学救了我。诗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让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沉沦，让我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忍辱负重地在那个年代活了下来。在我心里，最大的神明，就是真正的艺术。所以，诗歌、艺术、文学在我心中，是纯粹的、高尚的、圣洁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不管什么人玩文学、亵渎文学，我不与之为伍。我还爱着真正的诗歌本身。我之所以现在还能写诗，我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听了您的人生故事，让人很感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巨大不公正，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但您没有将这种创伤变成毒药，侵蚀自己的心。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新泉：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报复，杀人放火，出一口气。有一闪念，气得狠的时候，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受冤枉的。但很快，这一闪念就消失了。我还是选择忍耐。我当时想，我年龄还小，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么不公正。知识才是力量，当时有个刊物就叫《知识就是力量》。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于是，我选择读书。而且，做那种报复的沉沦的事情，不符合我的家庭给我的教养和熏陶。跟我所受的家庭教养不配，不漂亮的行为我不会做。我的家庭，我的祖辈，隐隐约约有一种叫自尊和高贵的血液特质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沉沦，激励我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回顾走过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有遗憾吗？ 张新泉：我这一生用很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分为两段：一是在社会底层流浪二十多年，二是当编辑二十多年（同时被人叫着诗人）。客观来说，我的确是一个好编辑。我编了很多好书，包括王蒙、舒婷、吉狄马加的好书，我都编辑过，也扶持了不少年轻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没有读过大学。第一，这让我没法读西方诗歌的原文，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我认为，诗在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第二，我缺乏对文学史的全貌了解。我常常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的内心会更强大一些，虽然现在我的内心已经够强大了。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文学艺术就让我这么着迷。我就想，如果我的学识更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阿来：“乡村之子”攀登文学高峰 |名家档案|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18年9月20日，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两个奖项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年，阿来一直默默行走着、阅读着、思考着、写作着，从一位农家子弟，走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型作家。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阿来 阿来工作室供图 写作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的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励志电影的剧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鲁奖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对阿来而言，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在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捍卫者：“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子”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6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传说》之名再版。虽然离6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行走者：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10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CD，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2000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对丽江的水系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上，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阅读者：“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当下的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了非常生动的刻画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让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随着信息载体革命的深入，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广义的阅读载体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对阅读、信息载体的革命，阿来抱有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盛行，只要利用得当，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我，经常出差，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读书，最近读到《元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背身上，不太现实。但是，手机网络一打开，就能查看。而且电子查阅很智能，一个人的名字在一部书里出现了多少次，可以快速统计显示出来。”阿来感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就像我们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传统文化的某种撕裂，其实，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阿来从一座城市里的花草，链接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当时读关于成都的诗歌，就对成都的花草进行了‘链接’。最早我在读杜甫诗歌，知道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读着读着我便想，当时杜甫的居所位于成都郊外，那么，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我便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又查到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原来，海棠与梅花都曾在成都恣意开放。我认为寻找成都的记忆，用‘链接’式阅读方法将关于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 2017年1月，阿来出了一本名为《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的文学演讲集，这本书收入了10篇他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做的文学演讲。阿来谈写作，谈文学。涉及关于文学的意义、价值，文学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等，见识独到，观点新颖，表现出强大扎实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深度。值得一提的是，阿来也深入系统地谈了他对于阅读的思考，其中所展现出来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深、眼光之敏，令人敬佩。 细读《当我们谈写作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的文章，能窥视出阿来的阅读世界。一篇谈非虚构文学的文章就涉及众多种类的书，让读者跟着长见识。比如《美国梦寻》《二战回忆录》《大河湾》《江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现李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马帮旅行》《被遗忘的王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最近几年，关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书，有很多，成为著述、出版的一个热点。对人文地理史志有深切趣味的阿来，更早、更深地涉及这一领域，收获颇丰。比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出名，但阿来说，斯诺还曾写过《马帮旅行》，1931年，斯诺由越南的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进行了探访旅行。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阿来的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阿来家中客厅最显眼位置，是一台唱机。旁边是两列排列整齐的古典音乐唱片，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等。看书的时候，室内正流淌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阿来说，除了在表达情感，乐曲同时也在书写一个世界——阿尔卑斯山中湍急的溪流以及溪流中的鳟鱼。“你听，像不像山间泉水互相追逐。”阿来有点手舞足蹈了。身处家中却能感受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微风和水声，音乐带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从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流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体验是有益于写作的。阿来又抽出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正是这首乐曲，给阿来在汶川地震后救灾现场的深夜里深深的安慰，甚至陪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思考者：读书要动脑子，不要厚古薄今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 “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读就读经典的”。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不值得信任。阿来对此并不认同：“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 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阿来承认：“长篇可能确实差点。”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我写的《空山》，就值得看嘛。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 作为文学读者，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时代发展这么快，社会如此复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或者一部重磅作品，将之给予充分呈现。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对社会很隔膜，写得又不出彩。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而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 “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你去看文学史，那么多人写作，留下来的也都很有限。经常一两百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你不能说，那些时间里，没有人写作啊。李白杜甫那个时代，写诗的人多得很嘛，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都在写诗。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甚至，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没有草，哪能有树啊？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渴望大师，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阿来说。 谈到此，阿来也提醒一点：“我们总在议论别人，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这些议论别人的人，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还不如从自己做起。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这个不行，那个很差，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解读经典，是一个风潮。但如何辨别经典，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阿来警惕，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被封为经典的，就一定好。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也不敢提异议。毕竟大家都说好嘛。其实，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不要迷信定论。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四大名著，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 提到中国传统文学，阿来提到，如果是读诗歌、散文，读古典作品，他没意见，“但如果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阿来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这部脱胎于《三国志》的古典小说，在阿来看来：“观念很狭隘。比如说三国时代里最有作为的人物，就是曹操。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比蜀国、吴国都要好，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再者，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你读曹操的诗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他的诗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他是有反思的。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他也是有反思的。比如说他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很难找吧。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你想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但这个时候，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三国演义》小说的立场，就非常顽固地认为，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对话阿来：成功的作家，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原因，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对于阅读和写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您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我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比如马尔克斯？ 阿来：没有。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很难说，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反思印度的历史、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批判，他是有爱的，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不是普通的游记。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离太远了，又会被认为太冷漠，对社会不关心。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现在有多少人在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 阿来：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你可以改变，空气问题可以改变，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儿车？你有钱了，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环保，你说算了，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可以的。植树节的时候，我真的去种一棵树，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有钱，你要显示你有钱，就非要买个大排量的汽车？你就在城里上班，有地铁，有这么多交通工具，而且能走路。我基本是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就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据我观察，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不敢说世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本文原载于2018年9月21日、2019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