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人民渠德阳建设者口述史》幸福之水“天”上来

[1] 口述：陈大贵　整理：彭忠富陈大贵，男，1933年7月16日出生，四川省绵竹市什地镇红社村人，小学文化。1955年11月在孝德乡（今孝德镇）茶店子村参加人民渠建设。1956年2月参军，1960年5月入党。从1963年退伍回乡到1985年，先后担任什地公社（1960年成立什地人民公社，1984年复名为什地乡，1993年12月撤乡建镇）红社大队民兵连长、贫协主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大队（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曾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多次出席绵阳地区、绵竹县的先进代表大会。在孝德乡茶店子村挖人民渠人民渠原名官渠堰，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四川省水利厅主持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水源属都江堰。1950年到1954年兴建一、二、三期干渠工程 [2] ，由谭家场经彭县（今彭州市）、什邡到石亭江。1955年跨越石亭江到绵竹县（今绵竹市）境内，经县境内新市、清道、孝德、齐天、什地到绵远河右岸，为第四期新建工程。一、二、三期工程，我都没有参加。我所在的什地乡红社村参加的是第四期新建工程。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公社化，一家一户实行单干。红社村召集各家各户开会，据村领导介绍，1955年8月，四川省水利厅在绵竹县新市场镇成立了“官渠堰第四期工程委员会”，绵阳专区设立了联合指挥部。绵竹县组成了“官渠堰第四期工程绵竹指挥部”，指挥部驻地在清道场。全县动员了十九个乡的民工参加建设，什地乡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村干部在动员会上说，修建官渠堰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因此而受益。这话不假，什地乡红社村的确是官渠堰的受益单位，现在也有一些村民小组，仍然在使用官渠堰的水。不过，村干部也在动员会上说了，挖官渠堰属于义务工，没有工资。那时候，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纷纷表示，没有工资也要去啊。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我们分配了土地，让大家吃上了饱饭。现在国家需要我们出力，我们怎么能拖后腿呢？更何况，将来我们还要用官渠堰的堰水灌田、种水稻呢！那时候，我们红社村挖官渠堰的具体地段位于现在孝德镇茶店子村的陈家坟园（小地名）。按照上级安排，我们红社村所分配的工程段大致为一百多米长。你不要小看，似乎才这点长。如果按照现在的建筑办法，采用挖掘机，当然很快当，用不了多少时间。但在当时全靠人力，几乎看不到机械化的东西。土方量太大了，当时出门前简直想也不敢想。我们红社村出动了一百多个壮劳力。红社村八个队，大的队出动二十多人，小的队也就十多人，没办法做到平均的。一般说来，一个家庭出一个劳力。如果一个家庭有三四个劳力，就会出动两个劳力。实在没有劳力的，就在家里种田。挖官渠堰属于高强度的劳动，民工都是男劳力。民工的年龄普遍在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五十岁以上的很少。挖官渠堰的工具比较原始，就是农村常见的山锄、片锄、啄子（一种形状似镐的农具）、洋铲。挑土所用的工具则是箢篼（一种竹器，类似撮箕）。除此之外，自己还要携带被盖、席子和洗漱用品。孝德茶店子与什地乡红社村之间的距离很远，我们每天无法回家，就按照工地负责人的统一安排，分别在工地附近一百多米远租赁的民房内休息。一户人家，也就腾一两间房屋出来。这些民房都是土墙根、草房子，只有少量瓦房。工地负责人叫啥名字，我现在也记不住了。当年和我同去挖官渠堰的人，除了我之外，都离开人世了。晚上在民房内休息，都是在地上打地铺。一间房子内要安置三十多个人。地上铺着厚厚的谷草，上面再铺上草席子。谷草是孝德乡集中提供的，需要花钱购买。不愿意买谷草的，就自己从家里带来。大家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睡觉，工程结束时，谷草都睡成草渣渣了。我们分散住在三个地方，但每天吃饭都在一起。一个村一个食堂，有专人负责采买和做饭。伙食团的生活开得好，每顿都是大米饭，肉菜随便吃。中午都是在工地上吃饭，用木桶一挑一挑地送到工地上来，愿意吃好多，就吃好多，没有人干涉你。晚上吃饭，如果想喝酒的，可以自己花钱去商店购买。官渠堰渠道是个梯形，上大下小，从渠底到地面，有七八米深。修渠所用材料主要是水泥、木材和石灰。茶店子村一带，地下水位很高，朝下挖到一定程度就会大量出水。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在没有水泵抽水的前提下，只有依靠水车把地下水及时排走，不然就会影响工程进度。水车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据说在孝德水街和遵道棚花村，还有作为装饰品的水车。水车由木料做成，上面安装着车瓦子（半圆状的竹筒），把水不断地带起来，然后通过半圆形大斑竹筒做成的简易水槽排到渠道外去。水车全靠人力转动轮子，带动水斗。每次需要三个人车水，轮流排班，人歇，水车不歇。第四期工程我们参加的这一段1955年11月动工，等到工程结束，我们从工地上回家，已经是1957年1月26日（腊月二十六）。1月31日（正月初一），官渠堰就试通水了。我们这些参与修建的，都跑到堰埂上去看。大家都很激动，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水，这下子再也不用为打田缺水而发愁了。2月7日正式通水。虽然挖了很长时间，一分钱都没有挣到，但是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也为国家做贡献了。官渠堰红社村段，原来是从如今的红社村村部大院通过的。中间的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官渠堰在1958年冬天，又从齐天乡（今齐天集镇社区）六大队付家高桥处改道，就改成现在这样子了。如今，大家从什地场镇到柏隆场镇，会经过官渠堰上面的桥。桥梁修得很平顺，你坐车通过，根本感觉不到颠簸。原来的官渠堰要窄一些，有十多米宽，后来扩宽到三十多米。挖官渠堰的时候，我22岁多一点，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整个工地上黑压压的一片，到处都是干活的人。工地上也没有什么搞宣传的，那时候连高音喇叭都没有，因为没有电。红社村也有施工员，他们按照设计图在地上用石灰粉画线，有时候还要插标杆。我们按照要求，该挖多宽就多宽，该挖多深就多深，不能乱来。据说外县有个高级施工员，擅自修改设计图纸，给国家造成人力和物力上的损失，后来还判了刑。官渠堰修好之后，对什地乡红社村肯定是有好处的。修渠之前，我们要想种水稻，只能从井里面车点水起来，主要依靠水车。那时候，有筒车、有脚车。9个人车水一天，只能打一亩田（指泡田，为插秧做准备）。红社村全是旱地，水田少得可怜。旱地嘛，大春主要种玉米、黄豆、高粱，小春还是种小麦、油菜。此外，红社村也有冬水田（指拦截天然降雨，蓄水越冬的稻田），不过它只能种一季水稻，而且收成不好。比如红社村八队，有几十亩冬水田。什地乡协合村有个泉堰，从上游泉脑壳淌到红社村来，一天打不到一亩田，根本满足不了需要。解放初期，德阳县柏社乡（今属柏隆镇）在红社村挖了个双龙泉，但红社村无法用双龙泉的水，人家只解决人家的问题，也就是满足他们部分田地的灌溉。人民渠竣工之后直到现在，红社村也只有部分田地能够用上人民渠水，其他几个队都用不到水。其中，三队、四队、五队全放，二队能放部分田。其他的生产队，全靠机沉井抽水。但是，修了人民渠，总比没有修好。我举个例子，二队有三百亩田，可以解决两百亩放水问题，这已经很不错了。这几年管理得要松懈一些了，二队就直接放了几台水泵在人民渠里抽水。以前管理严格的时候，是不能这样做的。什地乡同协村不用在沉井抽水，他们全放人民渠的水，比我们好过。现在的红社村，就是以前的红社村和同协村合并的。红社村参与修建红岩渠工程 1963年，我从部队复员返乡。由于是退伍军人，又是党员，在部队上学了文化，什地公社比较重视，就安排我担任红社大队民兵连连长。后来，又担任贫协主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在我当书记期间，绵竹县又开始修建红岩渠。红社大队由大队队长、民兵连连长带队，完成相应的修建任务。我留在家里，负责管理红社大队的粮食生产。1967年，绵竹县开始修建红岩渠第一期工程。据我所知，比较重要的工程有丁家山大挖方、石亭江过河涵洞、马尾河钢筋混凝土薄壳渡槽、德天铁路桥涵。其中的马尾河钢筋混凝土薄壳渡槽有40米长，横跨马尾河，是绵竹修建红岩渠付家河薄壳渡槽后的又一重点工程。施工时气温已经降到0摄氏度以下，若待春暖施工，就会推迟工期，影响大春农田灌水。此时，担负修建任务的干部、群众采用人工升温的办法。他们在渡槽上搭棚加盖，棚里用废铁皮撮箕烧木炭火升温，将温度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最终保证了工程质量和正常施工。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红岩渠工程的修建，但是作为红社大队的“一把手”，村民在工地上干活那么辛苦，我得带着慰问品到工地上去慰问大家。主要是给红社大队工地伙食团送去猪肉、小菜、大米等物资，帮助大家改善生活。同时，晚上在跟大家聚餐期间，讲一讲修建红岩渠的意义，让大家在工地上放心干活，家里的老人孩子，大队、生产队的同志都会妥善照顾。关于红岩渠，红社大队受益不多，也就是七队、八队放了点“野马水”（红岩渠水淌到最后了，捡得到就捡点，捡不到就算了），还得派几个人去守闸门，不然连这点水也放不到。整个什地公社都属于红岩渠尾水地段，特别是红社大队，已经属于最后了。红岩渠在五福公社有一个管理点，我曾经在有天下午跑到那里去找有关人员，希望能调剂一些水下来打田，结果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水量不够，全县需要灌溉的田太多了。尽管没有享受多少人民渠、红岩渠的水，但红社大队照样要交水利费，每年要交三万多块钱。先把这两项费用上交之后，才能说全大队的分配问题。幸福不是敲锣打鼓喊出来的幸福不是敲锣打鼓喊出来的，是靠智慧勤劳和坚守执着创造出来的。我从1964年开始在红社大队当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当了二十多年。当地村民对我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吼得起，舍得累，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实际情况。在我的带动下，其他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也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自然红社大队的工作也就搞起来了。那个年代，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粮食生产。针对红社大队缺水，以及地处人民渠、红岩渠尾水地段的现状，我在红社大队组织社员挖了8口大井（漏斗状，类似铁锅），有十多米深，把地下水和雨水蓄起来。当时没有抽水机，只有采取最原始的办法，利用水车把井水车进渠道，用于泡田插秧。下面是脚车，上面是筒车。大井旁边还有一个水塘，大井矮，水塘高。先用脚车把井水车进水塘，再用筒车把水车入沟渠。也就是说，一排水车不管用，得用高低不等的两排水车接力，才能把井水最终车到沟渠里。车水是个繁重的体力活，直到后来通电了，有了抽水机，才解决了大问题。挖大井，上级没有补助一分钱，都是靠红社大队集体出钱，老百姓出力。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由于解决了用水的问题，红社大队的粮食生产一下子就搞起来了，积累了几十万斤的储备粮。红社大队和同协大队完成的上交公粮任务，几乎占到什地公社的一半多。有些大队，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当时，富新公社、兴隆一大队，包括什地公社合结大队缺粮，还跑到红社大队来借粮。由于红社大队粮食生产搞得好，成了什地公社乃至绵竹县的标兵。当时，红社大队有2400多人，2400亩土地。每个社员年度分配粮食达到630斤，其他大队社员年度分配粮食才三四百斤。下半年，要给社员兑现现金，每个社员可以分到五六百块。红社大队一个劳动日价值一块多，其他大队才三四角钱。一个劳动日价值出现三四倍的差距，红社大队的社员走在哪里都是扬眉吐气的。当然，红社大队有八个生产队，每个队的贡献也不一样。在年终分配的时候，也会相应拉开差距，按照劳动日价值来计算，大致是一块四角、一块二角和一块钱三个级别。其中，搞得最好的就是三队，他们的土质好，不缺水，也不需要车水，因为全放人民渠的水。那时候，我跟人民渠管水的关系处得可以。那个老哥喜欢喝点酒，还有酒瘾。我就给他在供销社买点白酒送过去。那时候，白酒好俏哦，一个月才配一斤酒，都是凭票供应。那些酒量大的根本过不到酒瘾。我就跟他说，你把闸门钥匙给我，你喝了酒放心大胆地睡瞌睡。我就把红社大队这一段人民渠的闸门全部打开。第二天一看，田里都有水了，拖拉机可以打田了，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双抢”时节，找水是天大的事。最终，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国家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得以超额完成，这就是我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的原因。 1983年，绵竹县大力推行以户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田地包产到户。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积极性高涨，大队、生产队干部肩上的担子大为减轻了。1984年，什地人民公社复名为什地乡人民政府，红社大队复名为红社村。 1985年，我52岁，已经在红社村当了21年的一把手。由于村主任比较有主见，经常和我意见不统一。为了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团结，我经过慎重考虑，就主动向什地乡党委提出，辞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得到了批准。从此，我成为红社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但我仍然时刻关注着红社村的发展和未来。采访手记：陈大贵在担任绵竹县什地乡红社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响应地方党委号召，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抓手，大搞粮食生产，年年获得大丰收，最后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其贡献仍然值得后人铭记。其身先士卒、勤于思考、以民为本的工作思路值得借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从大局出发，急流勇退，在1985年主动辞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避免因为村两委内耗而耽误工作，也是高风亮节之举。 [1] 为保留口述史语言的原汁原味，在不影响理解文意的情况下，本书一般不修改口述中的语法错误。 [2] 此处时间错误，是由于口述者口误或为记忆偏差造成。本书为口述史，口述者此种类型的时间误差难以避免，以下不再专门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