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文集.第九卷，日记：全2册（上）》1938年

[1] 12月19日早饭后有飞机声。立刻跑进东门城边的防空洞里。已有人在，还继续来了不少：男女老百姓、兵士。两三名战士蹲在洞门口张望。飞机声消失了。“飞机一共五架，”一名战士望洞内报道，“是从保德来的。”同时认为敌机还会转来；不久，飞机声果然又响起来了。紧接着是炸弹的轰鸣。头脑里似乎只有炸弹爆炸的声音。大家都指望战士们和自己一样胆小，劝告他们不要在洞门口张望了。而且有人向一个在洞口张望的老百姓喝道：“进来！你，你是汉奸吗？”又是一连串数不清数目的爆炸声。一名战士进洞来告诉大家：“福音堂被炸了。” 警报解除后回到“家”里，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大门给锁住了，打从门缝里一看，正屋的窗子已被震坏。不久，因为又看见有人奔跑，于是我们也依旧回转防空洞去。其间，在南门城边还躲过一次，但全是自我恐吓造成的谣风。一刻钟后，就连虚惊也消失了，房东也已敞开大门。回到室内抽了一斗旱烟，就又上街去了解敌机造成的破坏。福音堂的确是被炸了，围墙全部被毁，已经变成一大堆泥土。挪威国旗坠落在旗杆台上；而据说，附近钟楼上的号目却一直在尽着职责，未曾离开。我们问那个相当衰老、手执半节鱼烛，黑毛线手套上渍着蜡油的挪威女传教士：“日本人怎样？” “当兵的总是危害生命。” 听了她的回答，只好苦笑而去。大南街一家院子里躺着一位老乡，被炸断了两腿。他伏在地上，用手拐支撑着身体，还在奋力向前爬动。光头，年纪不大，脸上有一层厚厚的尘土。只有棉裤保持住上身和下肢的联系，他怎么爬得动呢！他呻吟着，而在他对面的泥土和破碎木料堆上，躺着一条肚子还在动颤的黑色毛猪，还有些散落的破碎羊皮。两三个老乡正在反复查看。下午，我又去看那位被炸断了两腿的老乡，早已经断气了。盖上一张包单。看的人比上午多，全都是老百姓。他们在推测、议论，说是只要再离房檐五六步远，他就不会被炸。没有人哭。但在另一个巷子里，却有一个五十上下的人，站在塌下来的瓦砾堆边暗自哭泣。他面前摊开一堆衣服，那被炸死的是他母亲。他为我们移动了一下衣服，但依旧看不见人，给泥土埋深了。照例有人显得恶心地吐着白沫。在南街上另一条深巷里，被炸毁的屋子更多。巷口有一只死乌鸦，无伤，只是尾巴断了。第一家院子门口躺着一条黑狗，背上有机枪子弹穿过的窟窿。它看来很长，已经变了形了。三四个老乡闷坐在巷道里，满脸尘土，神情呆木，为着家室被毁感到忧伤。巷子上首的大街上死了一母一子，尸体已经搬去掩埋了。纯阳庙门前躺着一匹骡子，只有肋骨是完整的，两只同样完整的腿，离开上身都相当远。此外便是一堆血肉模糊的泥浆。庙前街上有一段脚胫，一个像馒头一样的蹄掌。一只狗在墙边津津有味地啃骨头。满街的土堆、细碎屋料，沉闷的人和笑嘻嘻的人。那些笑脸似乎在说：今天幸好是躲脱了！热闹的沉静。有的已经开始整理震坏了的屋子。商店和税局进行得最起劲。全城买不到烧饼、零食，生活秩序被搅乱了；但也显然正在恢复常态。北门城门洞被炸毁了。是两个汉奸指出目标才被炸的，已经被抓住了。一个是梁王沟村人，揎下巴，两眼直视，有人看见他向敌机挥了挥帽子。另一个叫王同洲，一九三五年就请了长假的山西部队的连长，但他依旧佩戴臂章，身上戴有一只日本黄呢手套。他向敌机挥着的不是帽子，是条毛巾。他自称是来谋事的，于是审问者反问道：“谋什么事？” “也不外救亡工作。” 看的人全笑了。他自己好像也想笑，但是只有一串意义含糊的声响：哼哼哼……这是个中年人，眼睛的形状和蝌蚪一样，闪射着狡诈的光芒。他把脸孔板起，装作得很正经，显然是“老手”了。但是他的供词漏洞也多。刚才说：“你看见我站在那里的。”接着便又改成：“大家看见我在那里躺着。”他用一种像对待老朋友那样亲热的态度分辩了好久，一直都想滑脱。 “这是懂得点防空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他最后争辩道，“湿毛巾可以防避毒气，所以……”但给审问者喝住了。我没有继续旁听审问。进行审问的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 12月20日昨晚彻夜未眠。刚一迷糊，就看见血肉模糊的尸体，很快又惊醒了。两点左右才勉强睡去，但是三点一过小鬼就端了洗脸水来，说是洗过脸就吃饭，好去城外躲避空袭。他也显然没有睡好，就一直呆坐在炕沿，等我们起来洗脸、吃饭，然后到城外去。忽然听见狗嗥，他赶忙站起来了。接着打开房门，两眼发愣。 “怎么，你怕吗？”我好奇地问。 “我怕是飞机来了。”昨天的空袭，对于他无疑也算是第一次。六点过，就吃完早饭，到灯草沟去了。出城躲避飞机的老百姓也不少，而最打眼的是，年轻女人骑着驴子，后面跟着老大的丈夫，简直不像是两夫妇。过了一个无聊的上午。下午回城，房主人还没有回来，于是又出东门，在体育场的亭子上待了一个多钟头。其芳看稿子，找漏洞，抄录纪念碑的序文。我呢，独自在一旁哼唱京戏消遣。晚间缝补被盖、背包，用针十分吃力。但总算把任务完成了，于是喝了五分钱酒慰劳自己。随后又给同乡刘拖到一家小馆里喝了一台，还吃了油炸里脊。连喝了两台酒，感觉到醉意了。想念阿礼、玉颀 [2] 。取出他们的照片来看了一会。 12月21日彻夜不眠。徘徊在去留之间，因为贺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谈他的经历，担心将来的写作计划不能实现，也怕一时不能返延；但不随军前去冀中，又觉得太可惜。唤醒其芳诉说我的衷曲和处境，他赞成我留下来，继续收集晋西北的材料。天明即被小鬼叫醒。躲了半天飞机。因为得到正式通知，部队将前去华北敌后。午饭后去见贺，找他的人很多。但也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同他谈起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才提了个头，他便放声大笑，把我的话头给切断了。 “同志！你不要慌，准备住十月八月吧！” 因为他认为继续谈他的经历完全可能，我无话可说了。街上多是寄信的和买东西的。我也忙乱了一下午，算是准备出征：烧掉废纸，清理日常用品；但重要的是给皮大衣做了两条带子，预备当披衫用。杂粮口袋也做成功了。这一次也许会破坏我的原定计划，但在这大时代中，个人的计划又算得什么呢？！其芳也说，生活每每并不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 12月22日晚上睡得很好。东屋里新来了一位武装同志，坐在炕上喝酒，吃炒胡豆，颇有过屠门而大嚼的意味。我进去坐了一会。午前四点钟即起床整理行装。大雪。等了两个多钟头才出发。戴了伪装的战士。牲口也都披着用麻绳或高粱秆制备的伪装。东门外体育场密密麻麻等候出发的列子中不断发出歌声。骑兵牵上马兜着圈子。以为会有热情的讲话和欢呼，结果没有。甘泗淇同志在东张西望，找寻着自己的马匹，态度十分严肃。有的单位早出发了，我们可几次没有走成；结果是跟副官处一道走。已经爬上一匹山了，偶一回头，沿着人的黑色行列望去，体育场还聚集有很多人。在白茫茫的大地上，人显得太小了。很静。遇到经过冰冻的山坡，不管是上是下，前后便传来一阵“得儿……”或“啊……啊”的吆喝；人在帮助牲口克服困难。因为雪光太耀眼了，时间稍久，便觉昏昏欲睡。出发时有点失悔自己没做伪装，幸而过了安全的半日。沿途不断发现被人遗弃的伪装。人就是这样：时而认真，时而满不在乎。午刻，雪停了，还出了点太阳。快到静乐时，因为起了大风，积雪飞扬，以为又下起雪来了。雪的烟尘跟浓雾一样。几次牵着马匹，从冰封的河流上渡过。看见了汾水。河面很宽，全都被冰封了。间或有一两处冰层破了，可以看见流动的河水，在说明着它自己的存在。河对面是一片白杨树丛。透过树丛和白雪，南面山坡上有几堵红墙。更向上面望去，郁郁葱葱，可能是苍松翠柏，叫人联想起家乡山区的自然景色。进城以后，老找不到房子，于是甘引我们去八路军的兵站休息。我们都没有吃到饭，而他自己却哼着笑着，最后，盖上了皮大衣假寐了。见到贺后，我们依旧到副官处。因为已经给我们号就屋子了，只是并没有住进去。房间不大，充满了大蒜气味。屋主人自称已有六十七岁，但显然是撒谎，实际不过四十带点，微麻，稀稀几根胡子，瘦长长的。他对我们的解说和道歉毫不张理，只管一个劲嚷叫下去。他拒绝接纳我们，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房子他是出钱租下来的，而且他还有个六十岁的老婆！最后，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了，神经质地嚷着：“想跟我一炕睡——那你们才好干呀！” 闭门羹虽然并不好受，随后我们总算每人吃到了三个烧饼。当然也很快另外找到了住处。卖烧饼的穿着整齐，帮他做饼的三个兄弟在炕上做水饺，说是预备明天过冬至节吃。他自称两年前做过大买卖，现在做小生意了。和他同院住的还有一个算命先生，据说十五年前也做过不少大事：书记官、公安局长等等。因为长期便血，早退休了，顺便在家乡靠测字算命谋生。有风，冷冻得可以。白天，其芳一面看《解放》，一面用折断的高粱秆策着马匹前进，自然是骑在马上看的，这想起来很有趣。但是冷炕、破旧的纸窗、风声，却太叫人扫兴了。 12月23日虽然是很冷，夜里却睡得不错。糊糊涂涂地吃了一茶盅小米饭，就到北门外操场上集合。觉得比岚县冷多了。风很刺人。走向操场对面杨树林子边暖脚、避风。“抗大”的学生在教新歌。只听得这里那里都在高声叫嚷：“预备，——起！……” 有太阳，南方白晃晃的，天很青，对照起来真美。两次下马步行暖脚。最后一次，一位熟人满头大汗走过来了，于是把马让给他骑。可是，像打瓜精似的，尽力赶向前面去了。走出一身大汗才追上他。重新上马，一气赶上了宣传部的行列，并受到一位同志的款待。烧饼很好吃，似乎现在才知道的一样。三时到宿营地，睡了一个多钟头，吃了两盆面条。那吃的神情，我想一定是可怕、可笑，——太馋了。饭后和萧克同志谈话。是个很理智、很精细的人。谈到严重问题时，照例想一句说一句，有时还停顿很久，自己默念一遍，这才出口。他纠正了三次上学的年龄的错误。对自己家庭的成分也特别说得把细。他原是喝酒的。十六七时常常“喝得颠颠倒倒”，但在一次疟疾当中，医生劝他戒酒，于是，“说不喝就不喝了”。眉毛很粗很黑，大眼睛，轮廓显著的倔强的嘴唇。在说到对某一重大事件的感想时，他断然说道：“我想一定硬得过的。”这给人印象很深，还有他那健康的体魄。这里的老百姓很好，很客气。乡下人原比城里人好客。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自由推开门进来玩。一个十七岁的男孩竟然不知道汉奸是什么东西。房主人有四十多岁，老羊皮褂，到过忻县等敌占区，他说日本人和咱们一样，就是听不懂话。在阎老西 [3] 直接统治地区，群众的落后完全可以理解。晚上，据卫生部部长说，在静乐宿营那天夜里，他照旧在那个自称已经六十七岁的老头子家里住下去了，是个独身光棍，并没有什么老婆！ 12月24日黎明，冒了寒风从郭台坪出发。卫生部长的马有了麻绳编制的伪装，原来昨天曾有飞机两度在前方预定的宿营地搜寻过。有些失悔自己没有关照马夫，而且深感自己在这队伍中是陌生的，消息太不灵通，失掉眼睛和耳朵了。一个马兵从一匹青马上取下一件伪装。因为发觉上面还有多余的，我也去要，但得到的回答是：“哪里有多余的！”被笑着拒绝了。沿途担心敌机，不断审视天空和途中的地形；而我忽然脸发烧了，想道：“那些武装同志决不会像我这样！” 有太阳。往东面对着太阳望去，天色和山色白晃晃一片；略一回头，则青苍的天宇笼罩着黄白相间的大地。所有河流都结冰了，带点青色，人和马匹就从上面走过，发出空洞的响声。马蹄打在石头上的声音比平日清脆，石头似乎也已经给冻透了。过香开岭，算是正在穿越云中山脉。岩石巍峨，有五里路高。风很大，简直可以把人吹倒。脚冻得快失去知觉了。下马徒步登山。剧团的小鬼们吆喝着，于是我也跟他们走上小路，似乎即使招引来敌机也在所不惜。后来小鬼们还打算唱起歌来娱乐自己，但刚才唱开头，就被战士们制止住了。清晨，过康家涯时，政治部一位同志连声叫道：“抓住他！——不要让他跑掉！”随即笔直望我们奔来一个青年，山西骑一军打扮，不像是庄稼人。后来我才知道，其人来历非常可疑：参军后假装积极，一到提升为一二〇师警卫连的排长，就暗中组织战士逃跑，因而被罚苦役；不久又独自逃走了。街道上挤满剧团的同志，但是没有谁抓住他，那家伙一个劲跑过去了。恰像吓慌了的兔子一样。而我们还未走出镇口，便听见连续响了两发手枪。我赶快策马前进，一面担心掉在后面的其芳。他应该恰从那里经过，很可能大吃一惊。后来问起，才知道当时他被小鬼们挤掉队了。在村口我碰见那位追逐破坏分子的干部，他愤激地答复一个小鬼的追问，道： “没打死他，就只叫他在面前流了一大摊血！” 在我想来，这样处理是应该的。但当我碰见萧和朱明同志停留在路边谈话的时候，刚一提起，萧却不由得摇头叹息。 “唉，今天这件事搞坏了！……” 萧的话我开始有点不解，后来算想通了：他担心这件事影响到八路军同山西部队的关系。夜宿北龙泉。因为是一二〇师三支队的游击区，老百姓对我们很好。一个马兵同志却不完全同意我们的看法，说：“有个家伙故意把新炕都毁了！……” 我们的屋主人是自耕农，人很老实，一妻一女。我们问他去过太原没有，他回答道： “没敢出门一步。” “是怕日本兵吧？他们是随便打骂中国人的。” “打都不要紧，怕丧命；他们又不懂咱的话。” “那么日本兵来过没有呢？” “他们不敢来。他们不敢上山，有游击队，又摸不清地势。咱们是熟的，他们是生的，摸不清。” “你为什么不当游击队呢？” “没人要，老了，四十多岁了。四十过了就不要当。” 窑顶上堆着小米秸，有的把油麦秸堆在坝子里的木架上。绵羊在院坝里吃草，咩咩咩地叫着。麻油灯的亮光使室内显得昏沉沉的。一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清冷得比南方的三家店还不如。风声霍霍，有如波涛，也许夹杂有松涛声。到静乐后，松树就相当多了。 12月25日六时由北龙泉出发。出发前有一位同志讲话，指责大家对于马匹的伪装做得太马虎了。我们赶急叫马兵找了油麦秸来，又麻麻地密插在原有的伪装上。沿途耳目并用，随时警惕着敌机蓦地出现…… 十一时至岔山宿营。此地是我曾支队的游击区，离太原仅九十里。有三十户人家，村口广场上有戏台一座，小学一所则已破败不堪。有些人家的房门紧闭，还上了锁，住户可能逃亡外乡去了。因为八月间这里遭过一次轰炸。贺的屋子不错，是一座大院子，有楼，中梁、檐柱绘有彩色花纹。我们的房东是个老人，在太原当过很长时期的瓦匠，因为手臂受伤，已回来二十多年了。村长穿着老羊皮短褂，商人模样打扮，长条条的，很瘦。他说本村参加游击队的有百余人，其余的充当服务队。太阳一阴，村街便像给西北风扫光了，空空荡荡…… 睡了三次觉，安安静静过了半天。 12月26日起来得很晏。因为防空，村子里很清静。去宣传部洗脸，听一位负责人说要夜行军，于是回寓所休息。原想找曾支队长谈话，结果也打消了。心情紧张，等待着出发。十一时，副官处一位同志来告诉我们出发须知事项。随后又叫我们去吃面条，各自吃了满满两碗。关于菜的事情使人感觉不大愉快，发了一通牢骚。事后想来，艰苦生活把自己的弱点全暴露出来了。出发前各部分都有负责同志谈话，告诉大家怎样认识路标：白色的是小路，以及其他等等。最后，负责同志问道：“办不办得到？”于是齐声回答：“办得到！”静寂、紧张，队伍中没一点谈话声音。一个紧跟着一个，谁都担心掉队。二十里一小休息，四十里一大休息。所谓休息，一般是各就原位站立在田野里面。走出山沟的一次休息，时间最久，可也给冷够了。马喷着鼻息，人在撒尿、咳嗽。有人晃了一下电筒，立刻被切齿的呵责声制止住了。人们自觉地相互维持秩序，传递着临时下达的指示。在一处村子里，我忽然发觉有人伏在墙头上看“过兵”。狗在嗥叫，夜却更静寂了。一到山阴的洼地，便感觉特别冷。积雪惨白无光。月亮银盘一样悬挂在最高的山顶上。天很小，星星离人很近。正在平地上行进，一瞬目，深不可测的峡谷又摊在眼前了。一夜之间，这样的情景，反复出现过三次。忽然发现随处都有哨岗，原来是掩护我们的游击队员。在五六里路之间通过两条公路和同蒲铁路，各距敌人的据点只有五里。几乎是奔跑着跨过同蒲铁路的，远远有大炮声传来。横过铁路不久，一个小鬼在大路边哭号着。他的腿折断了，要求收容；立刻有人跑过去对他进行救护。此后便一直没有停下来休息过。依然沿途都有哨岗。在一座村庄前面，有好几位身穿光皮大衣的骑兵担任警戒。走上一个宽大河床，逆风而行，鼻子嘴唇似乎快冻掉了。戴上皮手套的手一从大衣岔包里伸出来就立刻失掉作用。幸而队伍不怎么紧张了。在通过长长的河道的时候，尽管又冷又饿，人却很想睡觉。间或有人躺在地上，或者坐在路边歇气。有叹息声和叽叽哝哝声，更有很响很响的呵欠声。我有时顶上大衣行走。两次睡了过去，但却依旧走着，正跟梦游病患者一样。一次走入了雪地，一次碰在一位穿雨衣的同志身上，于是被那种从错觉发出的大炮声惊醒了。听见轻微的笑声。但这笑声没有嘲讽味道。河床的两边和前方有浅浅的山。月亮离前方的山顶不过一二尺远。走出河床有一座城墙围绕的大村。另一个村子燃着熊熊的大火。望着火光，人真高兴极了。村口有一座方方正正的大院子，用高墙分隔成几家，每家的门扇都相当大。先头部队在院坝里烤火。叫人感觉奇怪的是，当时我认为是座寺庙，似乎还有和尚，甚至误以为我们到了五台山了。当到达第一个宿营地时，这才知道我们还得走二十里。时已天明。我坐在街沿边的小鬼当中，顶着大衣，抽了一通旱烟，接着又走。到达杨福镇时，天已经大亮了。镇内房舍整齐，镇外是一片白杨树丛，树枝上积满了雪。精神骤然振作起来，骑上马继续前进。远处的山坡被朝阳渲染成枣红色；由南向西望去，则又逐渐变成褐色。间有紫红色的彩霞。沿途有战士们坐在路边休息，有抽烟的，大多数则吞咽着油麦粉。油麦粉沾满了一嘴。几个农夫赶了骡子走过，胡子白朴朴的，原来是霜。不久，我发觉自己的短髭上也早结了霜了。 12月27日老没有找好住处。坐在市街中一处荒场上胡乱吃了些麻糖花生。老百姓聚集在一处庙门口看热闹。后来被派住在姓曹的村长家里。村长的父母，都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了，蛮有趣。村长本人当过小学教师，商人打扮。喝过开水就睡，一直睡到吃午饭。吃了午饭又睡。天黑醒来，以为应该吃晚饭了，可什么也没有。希望领点米自己煮粥，不成。拜托村长代买现成吃食，也失败了。后来，小鬼给我们各人送来一张烙饼。接着，村长又请我们吃了点窝窝头，总算让肠胃安静下来了。这里叫鄱都村，离五台九十里、忻县六十里、太原四十里。 12月28日昨晚，还没睡下，便已看出村长对我们殷勤的原因了。他拿了副官处抽派毛驴的条子，要我们想办法减轻任务。因为如果按照指定的数目分派，全村六十多匹轮流应差毛驴的任务，就会落在他的头上。事后想来，我觉得自己看人并不特别苛刻。村长陆续带了几个应征毛驴的主人进来烤火，一进一出的，一早就被人闹醒了。夜里，我们叫小鬼和我们一道困觉，各人分给他一样东西当被盖用。小家伙实在太老实，太可怜了。父亲原有点地，但种不起，于是只好运煤谋生。他几次发愁地问我们：“不知道还走不走夜路？” 从炕上起来后，他给我们弄了大米饭来；胡乱吃了两碗，就牵起给我新换的一匹白马出发。因为记起村长说过，前天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卫生部丢了几匹马、几箱药，但是，一连问了两个同志，全都搞不清楚。直到下午，才从一个勤务员口中探听到比较详细的经过。所有的传说都是实在的，此外还有几个小鬼跟同征用的驴子一道失踪。据说，那个在岚县应征的毛驴主人，大约就有汉奸嫌疑。而在刚过铁道的时候，因为失掉联络，他们便请一个老百姓引路，于是便被引向敌人的据点去了。由这传说者的口气猜测，沿铁路汉奸相当的多，少数人穿了军服经过会被出卖。决定找机会把问题搞清楚。今天意外地在中途休息了好一会。只是地点太差：是个干涸的河床，风大，反不如不休息暖和。碰见一位“鲁艺”同学，他说，前天夜里有拖着马尾巴一边走一边瞌睡的人。路上有三四个卖东西的。下马买了一毛钱饼；可惜沙子太多。下午三时到瑶子坪宿营，属孟县管，离城有九十里。去村内走了一转，没有发现什么特殊事物。只是在那位引我们去买花生的老乡家里，忽然进来一位中年妇女，一双脚小得来真是叫人吃惊！戏文上常有“三寸金莲”的说法，她那双脚可比“金莲”还小。而她一进门便连鞋也不脱就上了炕，自然，灵便得同样叫人吃惊！…… 随后又去看了看观音阁和大王庙。其芳不厌其详地挑剔了一通一位童生撰写的序文。大王庙的内殿供奉着关云长，四壁描绘着关云长的故事，是根据《三国演义》画的。天井中有好几株古松，听了听松涛声。 12月29日由鄱都起，沿途就有不少的黑枣树。到牛郎院，渡过滹沱河后，黑枣树就更多了。此外是花椒和核桃树。河的两岸都是大山，为火成岩。河宽水紧，中流不冻，时有冰块顺流而下。太阳映照着滚滚的河水，看了令人心胸开阔。自从到陕北后，就没有见过这样生动的景色了。沿山用石条砌成阶梯，培上土，边沿再镶上大鹅卵石，就像四川的梯田那样；只是种的是黑枣树、花椒和核桃。将到牛郎院前，那个国民党联络参谋陈某的勤务员，连同马匹，从高岩上跌死了。看了仰卧在河滩上的尸首，横摊着的马匹，自己不觉吓怕起来。陈某垂头丧气地站在尸首旁边，带点茫然若失的神气。尸身旁边还有两个老百姓，一位副官同志正在请托他们再找两三个老乡来，好把尸首抬去掩埋。道路很窄，不时还得穿过耕地，或俯首，或侧身地躲避着低矮多刺的花椒树丛。沿途几个村落的屋宇都相当好。大半都是瓦屋。地基和村街通是用卵石砌成的，很坚实。前一段路上，我又和萧谈过次话。他今年才三十岁。父亲曾经被捕，因为是书香人家，又无任何证据，很快就由亲友保释，早已经谢世了。这是他去年才知道的。大哥是在北伐前因率领群众抗捐牺牲掉的。二哥曾做党的地方工作，并在国民党谢彬师做过军运。后来在红二师做文化教育工作，不久又做参谋，也已经不在世了。我们边走边谈，我不住喘着气。有时传来一阵马蹄的声响，冰块随着滹沱河不断向前奔流。这次谈话的内容相当广泛，从他个人的经历，进一步谈论到中国的革命，以及来自各阶层的成员的变化发展，一直扯到苏联作品《铁流》。他的知识之广博真使我这个号称文化人的人感到吃惊。夜宿庄里村。相当大，有平行的三四条石砌小街。老百姓比晋西北的开朗得多，也很整洁。因为自信可以向周仝借一些钱，我们很大胆地赊了一毛钱的核桃吃。并且吃了黑枣。深紫色，形体有点像葡萄干，味道和柿饼相近。一角钱一斤，太便宜了。此地属晋察冀边区，有自卫队、儿童团。曾和儿童团的几个孩子谈话。他们正在操场上训练：卧下、放枪。大都懂得自己工作的意义：查汉奸、防日本。而另一个纠正说，他们只能防汉奸。街上有一处是牛郎院儿童团宿舍，可惜未及访问。我的马兵不怎么老实，有点贪图小利，早晨动身时原已相当晚了；因为偶然发现了一只破袜子，他便不管你怎样催促，一直找到另一只后这才欣然动身。而且，因为阻止他骑马的缘故，每逢我急着要上马，或者被什么人埋怨马走得太慢的时候，他总懒妥妥的，甚至暗自讪笑。有时叫人感到头痛…… 然而，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并不那么容易！今天，正当我饿得发慌的时候，我的马兵却给了我炒豆吃。后来我自己又要过一次。他很慷慨，似乎是他占了上风，或者以为他的豆子果然太好吃了。仔细想来，我和他同样是可笑的，都有些不良习性。 12月30日疲乏，饥饿，可又不想吃饭，很快便在堆存黑枣的冷炕上睡去了。屋子大而空洞，置身其中，感觉自己恰如囚犯一样。我曾向其芳笑道：“我们是一二〇师喂的两匹牲口！”因为我们既没有具体工作，也不了解敌我情况，每天就杂乱无章地吃、喝、睡眠和行军…… 周仝来，其芳把我叫醒，随意乱扯了一通，心情逐渐好转。随即一道买了饼子来吃。别无想念，只记挂着明天的年节食物。因为有人传说“边区”政府送来几十条猪慰劳我们。大家谈到岁数，才知道我的生日已经过了。周仝走后，我又上街买了些饼来吃。并且碰见一位四川梓潼的同乡，姓魏，在做机要工作。经他指点，还买到些胡桃仁。是一家豆腐店卖的，炕上堆着南瓜，磨具，小孩，女人，同一个眼眶深得出奇，满脸煤烟的母亲。老太婆衰弱得像在大病之中，也许明天就会死掉，但却还用一双锋利的眼睛监视着我们挑选桃仁。最后又莫名其妙地呻唤一声，仿佛我们尽把好的桃仁挑选走了。顶大不过三岁的孩子不断哭嚷，女的则一直满面春风；虽然一样的衰老。丈夫则像一个道地的商人一样，很沉着，也很会做生意，他劝我不必再要找头了，全部用掉好些…… 一面吃着饼和桃仁，一面同房东聊天。这里的小米一亩地只能收八斗，不够吃。代州一路的商人运了米子来，一斗换六七斗黑枣。苇子很高很多，滹沱沿岸都是，夏天成长，秋季收割，可作编席子的材料。沙湖滩属孟县管，县城已经被敌人侵占了，县府现在四十里外的地方办公。合理负担较平时纳粮重，但他没有表示不满。我们问他县长怎样，他回答道：“现在肯抗日总是好的！……” 12月31日吃过早饭，随周仝一道去梁家寨，可是没有买到纸烟！虽然我们逢人便问，整个村子都跑遍了。失望之余，前去访问村长。是个老头子，挤了一屋子人。其中一个是当地小学教员：短衣，商人模样，八十元钱一年，伙食在内。今年没有开成学，他现在帮助村长办些事务。我问他这里的妇女较以前开通些么？他答道：“山沟地方总是那样，说不上什么开通不开通……” 但也有妇女会，二十多人，工作是做鞋子和衣服。旧历八月初五敌人来过一次，烧掉几十间屋子，其余一些房子的门窗家具，通通烧掉了，还在小米上拉屎撒尿，有的则泼了煤油。人呢，仅仅一个囚首垢面的癫子招致杀害，其余的老百姓，因为一早得到县府电话通知，女的被送上山，男的临时也逃光了。几个孩子在墙角抛掷铜钱玩乐。我走过去，问他们可是儿童团的？有的说是，有的说才成立不久，其中一个孩子，叫住打从街边走过的一位头缠毛巾的十三四岁的小青年，要他回答我的问询；因为他是青年救国会的会员。但他没有停留下来，显得害臊似的走了。访问了特务营营长。这里的群众组织较晋西北的健全，是在平型关战斗后发动组织的。没有动员会，最近曾向阎锡山要求成立，扑了个空。去驻扎御枣沟的卫生部吃了得自敌人的罐头牛乳、饼和回锅肉。部长姓曾，二十带点，长征干部。他给我们零零碎碎谈了些先前打土豪的情形。在打到一家钟表店的时候，战士们都选大的钟拿，因为从农民看来，手表太小，堆头没有钟大。有时他们又宁肯丢了绸缎，去拿突然发现的锄头钉耙之类的农具，因为这于他们切实合用得多。他还为我们讲述了一批到战地服务的文艺工作者行军中掉队的情形。因为感觉他们实在掉队得太厉害了，于是跟在后边的卫生部的同志便绕过他们，一直向前走去。而个别团员便责问他们道：“懂不懂得军风纪哇？” “不知道懂不懂得。”卫生部的行列中有人懒声懒气回答。 “你们是八路军么？” “不知道是不是八路军。” “像你们么，应该送到延安学习两年！” “好，学习两年怎样掉队……” 夜里和其芳长谈了一阵彼此的性格、思想和家境。 [1] 1938年12月—1939年3月日记原名“敌后七十五天”，载于《收获》1981年第2期。 [2] 阿礼，作者的儿子杨礼；玉颀：作者的爱人黄玉颀。 [3] 阎老西：指阎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