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自序

李劼人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化存在。他不仅是最早的白话文作家，而且是20世纪30年代长篇小说五大家之一；同时，他是早期的法国文学翻译家，译过九部长篇、一部中篇，以及一批短篇小说、戏剧及民歌。此外，他还是现代作家中罕见的实业家，担任过民生机器厂厂长，又亲手创建了嘉乐纸厂并长期担任董事长，以经营实业践行了青年时期立下的宏愿，即：做西南新文化运动的坚实基础。他还是四川早期的媒体人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五四”时期，他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用自己主办的报刊，竭力倡导新思想，宣传新文化，直接促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广泛传播。一　从《李劼人全集》看其文化遗产李劼人终究是以文学作品闻名于世的。从1912年到1962年，他的文学活动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五十余年中，他究竟留下了多少文字，如今已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由于原始材料的缺失，加之他一生使用过的笔名多达三十几个，而目前研究者掌握的笔名不过八九个，因此不少文章散佚或失考。尤其在20世纪初叶，地方军阀统治时期，他用笔名发过的大量文章，恐怕只能永远封存在故纸堆中了。即使如此，今天人们能够读到的文字，业已是他留下的一笔丰厚文化遗产。 2011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劼人全集》，收录了当年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文章，共十七卷二十册，总计约六百万字，包括了他创作的小说、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戏剧剧本、文学理论、书信、旧体诗、调查报告和翻译作品等各种文体，可以说重要的作品都收进去了。煌煌六百万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思想丰富、文采斐然的文化大师的多个侧面。随着人们对李劼人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将来或许还有新的作品会被打捞出来。寄希望于未来研究者的进一步发现。李劼人的文学生涯是从写小说开始的，后来他从事媒体工作，写作的文体种类逐渐增多，除了文学作品之外，还有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非虚构的纪实类作品，并且相当一部分发表在成都地方报纸上。由于年代久远，图书馆、档案馆也收藏不全，最遗憾的是李劼人的处女作、也是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游园会》，因为当年报纸缺失，至今未被找到。另一部分被出版部门遗失的作品，也很有遗珠之憾。长篇散文《成嘉来回记》，据作者称有近万字，内容是写20世纪30年代中，作者因嘉乐纸厂事来往于成都和嘉定（乐山）之间的见闻，此文应该很有价值，所以上海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半月刊提前一个月就刊登了预告。几乎所有的研究资料都记载该作品发表于1936年8月号的《新中华》上。但事实上，该刊8月号并没有发表这篇作品，不仅如此，以后也未刊登。2010年因编辑《李劼人全集》之故，笔者在南京图书馆查阅了《新中华》从1933年创刊到1949年闭刊的每一期刊物，均未发现该文；并且还查阅了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中华〉总目》单行本，除了广告之外，亦不见踪影。由是可断定，这篇作品已经遗失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是李劼人晚年的一部重要书稿，作者说约有十六七万字（实际上可能不止），但现在读者看到的也只是残稿，仅仅是其中的“食”这一部分，全书并未出版，原稿想必也遗失了。李劼人的日记毁于“文革”，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据李眉讲，她父亲的日记从1911年记到1962年去世前，一直没有间断。这些日记最大的特点是记载日常生活，事无巨细，哪怕是买几根葱葱蒜苗，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包括价格，卖主的长相、言谈举止等。李劼人记载这些日常琐事，是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则是研究他的作品和历史的可贵的资料。可惜，这些都在“文革”中烧毁了。此外，还有大量的书信散落于民间。李劼人从青年时代就爱写信，在法国期间，每周都要写一至两封信给家人或朋友，谈重要事情，也谈生活琐事。爱写信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老年。但这些信件一部分已烧毁，另一部分则在民间收藏者手上。《李劼人全集》收录的书信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多亏了当年有人检查这些书信时拍照存档才得以保存，最后又流落至文物市场被研究者购买。六百余万字的存世作品，虽然不是作家一生写作的全部，但一代文化大师的风采已尽在其中！二　李劼人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李劼人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很乐意讨论的话题。一般人们都注意到了法兰西文学对他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不断重申他作为中国的左拉、东方的福楼拜的成就，却很少有人留意到他对于外国文学吸取的动态变化过程。纵观李劼人的文学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是短篇小说探索与成熟时期；第二个是20世纪30年代，是长篇小说《大波》涌动时期；第三个是20世纪50年代重写《大波》时期。仔细阅读这几个时期的作品就会发现，不同时代，外国文学给他留下的影响，或者说他对外国文学的取舍是有差异的。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时期以留法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五四”新文化时代，后一个阶段是“五四”退潮之后。前一个时期是李劼人文学创作的探索期，题材明显受到清末以来黑幕小说和谴责小说的熏陶，内容以暴露黑暗为主；而叙事方式则多学习林（林纾）译英美小说，尤其英国狄更斯、美国华盛顿·欧文等人的作品。他这时的短篇虽然写人物，但并不注重展示性格，而是竭力夸张、丑化，语言多以讽刺为主，以人物的滑稽表演达到幽默的效果。在艺术结构上，短篇与中长篇的界线还比较模糊，分不清它们的区别，因此短篇有中长篇压缩的嫌疑。这是时代的局限。不过，李劼人终究是现代小说意识觉醒比较早的作家，特别是留法归来后，短篇小说有了明显变化，无论内容、形式，还是叙事技巧，都与前一阶段有明显的不同，此时的作品已是标准的现代短篇小说，其标志是截取生活的某个横断面，并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内容上尽管也是揭露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却并无黑幕小说的特征，而更注意写人物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幽默风格依旧得到保持，但又并非像以前那样的漫画化，而是以人物自身可笑的行动举止来制造幽默效果。这时的短篇小说，显然是学习法国文学的结果，其中莫泊桑、都德等短篇小说大师的创作对李劼人短篇小说的成熟起到了催化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是李劼人“大波涌动”时期，也是他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著名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相继问世。“大河小说”仅仅从规模上看，就显然受到法国文学的启示，李劼人有意要效仿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法。而在人物塑造上，福楼拜则给了李劼人很好的借鉴，《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就能看到《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影子。法国文学中的其他作家，擅长女性心理描写的，如普鲁斯特，擅长地方风光描写的，如龚古尔，以及莫泊桑、都德等，都给过他巨大的启迪。但是，李劼人并没有生搬硬套这些大师的方法，他不过是用他们的现代小说模式，来构建自己的历史叙事，可谓是用西方文学的新瓶来装中国文学的传统佳酿。宏观上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当代”，微观上我们读到的则是中国的“传统”。《金瓶梅》《红楼梦》的世情书写在“大河小说”中得以传承。中国的乡土芬芳、地方风俗，在重建的历史空间背景下，被移情到现代小说的艺术框架中，从而完成了东西方文学艺术的一次完美的融合。 20世纪30年代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既不同于中国的史传小说，也有异于西方历史传奇，而是崭新视野下中国历史小说叙事的一次大突破，进而开辟了中国文学的一条新路径。 20世纪50年代是李劼人重写《大波》的时期，也是他文学之路上辉煌的夕阳阶段。这时期，李劼人的写作兴趣已从虚构的文学世界转到了真实的历史场景中。重写《大波》，一切以“真”作为标准，文学的想象和精细的生活尽管还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已经退居到了历史的背后。因此，在叙事结构上不再倾向于普通人的世情生活，而更注重时代的宏大叙事。由于李劼人有意建构一部气势宏大而庞杂的史诗文学，这时他借鉴的外国小说不仅有法国小说，而且更注意到了苏联文学和美国文学。他读了包括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费定等苏俄作家在内的许多作品，尤其是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让他大受启发；美国现代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也使他获益匪浅。他在给儿子李远岑和朋友的信中，不止一次谈到这点。于是才有了重写本《大波》直追《战争与和平》的宏阔气魄。但李劼人毕竟是受法国文学浸润很深的作家，早年所受熏陶已经深入骨髓，其中自然主义的文学理念无不时时左右着他。过去评论家们谈及李劼人与自然主义的关系，总是集中在情欲描写方面，其实，那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自然主义对李劼人影响至深的地方是，文学要保持对待生活的绝对客观性，尤其在对待历史的态度和观念上，文学作品应该遵循自然的原则。1865年，龚古尔兄弟在相继出版了他们作为自然主义经典的《热曼妮·拉曼顿》《夏尔·德玛依》《费罗曼娜修女》等作品之后，曾经明确地指出，小说要依据自然口述和笔录所构成，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的资料性和文献性。李劼人重写《大波》时，把这一理念贯彻到了始终，连文中涉及的一份文告，也要找到当年的原文。重写本《大波》具有的文献性和资料性，被作家视为对于历史本真的追求。这是以往的史传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一类的作品都难以做到的。李劼人对于历史真相的痴迷，正是自然主义对他潜意识作用的结果。历史在重写《大波》中不是虚构，而仅仅是重构。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文学文本，也提供了历史文本。三　有关李劼人研究的几个阶段从“大河小说”问世以来，有关李劼人作品的评论与研究也历经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这是新文学史上优秀长篇小说不断出现的时代，李劼人在此获得了一席之地，自然就引起了评论家的重视，其中最有名且至今常被研究者引用的便是郭沫若的《中国左拉之待望》。郭沫若赞扬李劼人“有大家风度”，“是可以称为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说他的作品是“小说的近代史，至少说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不仅评价甚高，而且以左拉的名字来指代李劼人。从此，“中国左拉”的称谓被传开去。郭沫若定义的“中国左拉”，让李劼人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大河三部曲”被一下提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度，但同时也为1949年以后李劼人作品遭受冷遇埋下了伏笔。左拉是19世纪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与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影响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中国左拉”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三十年时间里，李劼人的作品除了重写本《大波》偶尔在报刊上有零星的简介评述外，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高等院校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教材都没有李劼人的位置。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林志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把李劼人和他的大河小说“遗忘”了。其实不是文学史家们遗忘了，而是不能写李劼人。因为李劼人的作品没有明确的阶级划分。刘绶松就明确地表示：“必须在新文学史研究中，划清敌我，分清主从。”原来当年的文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阶级斗争史啊！李劼人的作品敌我不分，谁还敢去研究呢？直到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才在该书第十章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中，用六百余字介绍李劼人和《死水微澜》与《大波》。与国内寂寞的状况相反，李劼人和他的小说在海外却很热闹。在日本，自1955年桑原武夫访问菱窠归国后，发表了《四川纪行》，向日本读者首次介绍了李劼人的生平和文学作品，“大河小说”成为日本汉学家学习汉语的语言教科书。1960年，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发表了《被埋没的作家》，为李劼人鸣不平；同时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翻译成日文出版。之后，森时彦来到成都搜集研究资料，准备翻译长篇小说《大波》。另一位学者海谷宽，不仅翻译了《大波》，而且撰文盛赞李劼人。在《关于李劼人的文学》一文中，海谷宽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与日本现代小说相比，称它们“稳重，无懈可击”，犹如长江一样波澜壮阔；又将李劼人与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德田秋声、田山花袋相比较，认为李劼人没有日本自然主义作家那种软绵绵的悲哀的可怜相。而评论家花田清辉更是将“大河小说”与岛崎藤村的《黎明之前》相提并论，岛崎的作品在日本是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的十二大本“现代中国文学”丛书，其中只有鲁迅、李劼人、郭沫若、茅盾、赵树理、曲波六人独立成集，其余六本都是多人合集，由是可知李劼人作品在日本读者眼中的分量。李劼人的作品也被介绍到法国。法籍华裔学者温晋仪女士用十年时间将《死水微澜》译成法文，并于1981年出版。“被遗忘的李劼人”和“中国的包法利夫人”，都上了巴黎的报纸，一时成为法国读者的热门话题。在我国港台地区，李劼人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作家。李璜等当年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台北时有回忆文章谈及李劼人和他的作品。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中，首次将李劼人列为20世纪30年代中长篇小说的七大家之一。而曹聚仁是李劼人作品最忠实的读者和推荐者，他不仅对旧版《大波》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当代没有比李劼人更成功的作家，而且对于重写本《大波》也大为赞赏，称其有直逼福楼拜、托尔斯泰的气派，并且给予了李劼人“东方福楼拜”的称谓。这时期唯一遗憾的是，夏志清在美国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没有写到李劼人。2004年，他在接受中国大陆学者季进专访时，曾不无遗憾地表示没有讲到李劼人和萧红。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引发了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概念，冲破了现代文学僵硬的研究思路。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李劼人等一批“被遗忘”的作家被纳入文学史家视野。《新文学史料》最早刊登了一批有关李劼人的史料，高校学报，如四川大学学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高校文学史教材也开始出现专节甚至专章介绍李劼人的生平和作品，如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编》，西南十四院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不仅如此，一些学者对李劼人的评价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曾有评论家说：“在三四十年代有三位十分努力而且政治色彩较淡的作家——李劼人、沈从文、张爱玲，本来应是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因为阴差阳错，未能顺应人愿。”“在国内重写文学史的议论中，我曾说过，倘若让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一章。” 与此同时，在国外，李劼人的作品在继续进一步传播。1988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主编的《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第一卷便有李劼人及其作品的介绍。马悦然对李劼人评价之高出乎预料：“对能够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的人而言，鲁迅、李劼人、沈从文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显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坛的。” [1] 他把李劼人排在鲁迅之后。美国学者司昆仑教授曾经在四川大学留学，她回国后也把李劼人研究带到了美国，她在完成《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一书后，目前正在准备撰写出版一本从李劼人作品视角出发的成都社会研究的专著。李劼人和他的作品已经走向了世界。海外学者对李劼人的研究已经到了新的高度。香港城市大学的吴国坤副教授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导师李欧梵给他指定的专攻方向就是研究李劼人。吴国坤的博士论文《小说的丰碑：李劼人的地缘诗学与20世纪中国历史想象》获得了较高评价，后来吴国坤曾两次到成都考察并搜集资料，写成了《李劼人：1930年代“大河小说”中的成都记忆与想象》。李欧梵之所以如此看重李劼人，是因为他认为李劼人“绝对是一流的文学大师，他深受法国文学影响，是一种严肃的写实主义，展示宏大历史的细部结构。他是非常独特的历史小说家，《死水微澜》《大波》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 。从马悦然到李欧梵，在他们看来，李劼人无疑已经具有世界意义。 2011年《李劼人全集》出版后，国内学人对李劼人的关注热情空前高涨。如今在各类学刊上，每年都能看到不少研究论文，尤其是高校师生，运用各种理论来阐释李劼人作品，这说明李劼人不仅回归了文学史，也获得了相应的历史地位。然而也无须讳言，相当一部分论文充满了相似性，还有一些所谓的研究是在玩学术技巧，堆砌一些新概念、新名词，貌似高深。这可能是某些学术论文的通病。而对李劼人研究工作来说，最需要的是新突破，需要切实的学理分析和对基础的材料发掘整理。有关李劼人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误区和盲区。误区是不少研究者常常将两个版本《大波》混为一谈。旧版《大波》（又称中华版）是一个纯文学文本，历史只是背景，重写本则是历史与文学兼得的文本，而且历史是重头戏。两个版本结构不同，人物数量不同，规模也大大不同，如果不加区别地笼统评价，很难准确考辨两个版本的真正价值。盲区之一，长篇小说《天魔舞》被忽略了。其实这是一部与“大河小说”不同风格，但仍很有价值的作品，足可与巴金最好的作品《寒夜》相提并论，所以我将这两部作品视为抗战大后方的双城记，现代文学作品的双璧。盲区之二，李劼人作为新闻人的身份被忽略了。李劼人是从报纸进入文学的，他一生都与新闻媒体有密切的关系，很值得研究。盲区之三，李劼人作为实业家被忽略了。李劼人当过民生机器厂厂长，更长的时间是在经营嘉乐纸厂，他既有先进的经营理念，又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课题。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副教授付金艳2016年出版了一本《实业家李劼人档案揭秘》，是一部很实在的学术著作，可以说开了这个课题研究的先河，很有意义。多重身份的李劼人是一座文化富矿，阅读者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进入，都会发现历史的一片新天地。以上是我阅读李劼人作品及诸多研究文章后想到的几点拙见，谨以此为序。 [1] 马悦然：《答〈南方周末〉记者问》，《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2] 蒋蓝：《李欧梵：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漫游》，《成都日报》2011年10月10日“天下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