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文论丛（第12辑）》东野圭吾《白夜行》的内视角叙事

[1] 穆骞宇 1 　寇淑婷 2 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2.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摘要：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在世界享有盛誉。运用叙事学理论聚焦《白夜行》的内视角叙事，可以发现该小说在故事情节、结构布局及人物形象塑造等各方面都具有独特之处。该推理小说通过固定式、变换式和多重式内视角叙事的交叉使用，有效提升了其叙事魅力，这也成为该小说深受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 关键词： 东野圭吾；《白夜行》；内视角叙事 一、引言 日本杰出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ひがしの けいご，1958—　）不仅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自2008年起，东野圭吾的作品不断翻译到中国。截至2014年，他的64部作品已在中国累计销量超过600万册，其中，《白夜行》（びゃくやこう）备受中国学者的关注。 国内学者对《白夜行》的研究以牛丽于2010年发表的《从〈白夜行〉看东野圭吾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人性》为先声，主要集中于探讨该部作品的主题特色、人物形象及叙事艺术等。比如，应璐宁2018年发表《论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白夜行〉的主题特色》，探讨了“人性”这一主题，将社会弊病视为导致人性扭曲和变形的根源，将科技的滥用、法律的弊端、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视为导致主人公丧失人性的罪魁；王心悦于2019年发表《在白夜里走路的人生——浅析〈白夜行〉中桐原亮司的人物形象》，分析了主角桐原亮司以善恶交织为特点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年，常征发表《从空间叙事学解读〈白夜行〉》，从空间叙事学的角度，以故事空间、文本空间、心理空间为切口对小说进行解读，揭示了空间叙事对于人物形象塑造及主题呈现的意义。 目前为止，学界对《白夜行》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叙述视角方面的研究还有丰富和完善的空间，本文以《白夜行》的内视角叙事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运用经典叙事学的理论知识，分析不同类型的内视角叙事在故事情节、小说结构、形象塑造等各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所谓‘内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 [2] 。对于同一事件，故事内的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即内视角不同，其呈现的故事效果也不同。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通过反复利用不同类型的内视角叙事给予读者丰富多样的阅读体验，这是其独特创作技巧的重要体现。因此，从内视角叙事分析该小说，对发掘叙述视角的功能和展现东野圭吾的叙事魅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固定式内视角的叙事效果 固定式内视角是一种主要的内视角模式，也被称作“固定式内聚焦”或“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该视角是指“从始至终由固定的一个人物的有限视角出发来叙述事件” [3] 。从该视角出发的叙述能提供最为集中和丰富的信息，是作者用来架构主线情节的重要技巧之一。此外，作者还通过利用这一视角人物的有限性创造了大量情节留白，从而设置了开放性结局。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固定地借用警察笹垣润三的视角引导读者侦破了“当铺案”和“西本案”，并完成了围绕桐原亮司和西本雪穗的开放性结局的设置。 （一）架构主线情节 小说以发生于1973年的“当铺案”和“西本案”为主线，这两起案件的死者桐原洋介和西本文代分别为男女主人公桐原亮司和西本雪穗的父亲与母亲。虽然案件与两位主人公联系紧密，但东野圭吾并没有从他们的视角出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展开叙述，因为“如果一开始作者就选择主人公作为视角人物，那么势必会揭破两人的直接联系，从而破坏故事的张力” [4] 。但离开主人公叙述主线情节难免会使其连续性受到支线情节的影响，因此，东野圭吾在开头和结尾章节中固定地借用了次要人物警察笹垣的视角，通过同一视角首尾呼应的叙述使主线情节的构架连续且完整，同时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也成功保留了故事的张力。 在小说开头，作者首先将案件的基本信息汇聚在固定式内视角的范围内，使读者跟随笹垣的视角对案件全貌有初步的把握。笹垣的视角先是引导读者进入案发现场的情境中，即大阪的一幢废旧大楼内，然后使读者获知被害人的身份，即当铺老板洋介，继而引导读者结合法医松野教授的鉴定对案发时间及死亡原因做出推测，即死者于案发前一天的下午六点到七点之间因心脏处的刀伤而丧命。固定式内视角集中叙述基本信息的方式缩短了读者自主搜集信息的时间，使其能迅速地把握此案的性质，即故意杀人案，从而顺利地沉浸在作者创造的推理情境中。接下来，笹垣的视角引导读者对案件细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挖掘出了破解该案的三条关键线索：第一是杀人凶手，笹垣观察到“死者衣着整齐，没有分线、全部向后梳拢的头发也几乎没有紊乱变形” [5] ，并且致命伤位于正胸口，说明死者与凶手之间并没有发生搏斗或反击，因此凶手也许是死者熟悉的人；第二是犯案动机，笹垣发现死者的钱包、高级登喜路打火机及当日提取的一百万日元都消失了，由此推测出杀人动机可能是谋财害命；第三是作案凶器，笹垣与松野教授的对话表明作案凶器是一种锐利并且细窄的刀具。这三条线索为读者揭示案件真相指明了方向。最后，作者充分利用固定式内视角的叙述往往伴随叙述者的主观情感的特点，赋予受述者以不同的感情色彩：其一，笹垣到访当铺时见到了“当铺案”死者年仅11岁的儿子桐原亮司，当时他“心头一震，并不是因为没有听到男孩下楼的声音，而是在眼神交会的一刹那，为男孩眼里蕴含的阴沉黑暗所冲击” [6] 。从笹垣对少年亮司阴郁灰暗的形象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叙述者怜悯、讶异以及担心等复杂的感情，正是这些感情触发了读者对亮司的怜惜。其二，“西本案”死者的女儿西本雪穗原本隐瞒了桐原洋介曾来过家中的事实，但在笹垣发现其家中有洋介当天买来的“和音”蛋糕后，她便先一步拆穿了其母亲编织的谎言，其超越一般孩童的成熟与聪颖获得了笹垣的欣赏，读者也由此对乖巧懂事的雪穗产生了喜爱之情。其三，“当铺案”死者的情人西本文代虽然拥有近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但其畏畏缩缩的态度以及明显有所隐瞒的说话方式令笹垣心生怀疑，自此，读者对西本文代的怀疑也愈演愈烈。随着故事的进一步推演，当读者的视点完全离开亮司和雪穗而对文代的怀疑情绪到达最高值时，作者用“西本文代离奇死亡”这一情节的突转为开头作结，为两起案件营造出疑点重重、离奇蹊跷的氛围。经过固定式内视角的引导，读者把握了主线案件的细节并产生了积极主动的推理兴趣，这是作者完整地架构主线情节的前提。 在结尾章节，作者利用固定式内视角的叙述来回顾和补充主线情节，引导读者自主对两起案件进行再度观察和重新推理。笹垣与古贺重新回顾了“西本案”，笹垣告知古贺两件事：一是他早已对雪穗产生了怀疑，“桐原洋介被杀的第二年，西本文代也死了。从那件案子后，我对那女孩的看法就变了” [7] 。二是他怀疑雪穗的原因在于雪穗为打消警察对文代在案发当天“喝了平常不喝的酒，又吃了五倍于一般用量的感冒药” [8] 这一反常之处的顾虑而提供了伪证。首尾章节之间构成了互文关系，固定式内视角的叙述补充了更多的案件细节，引导读者对“雪穗”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再度观察，从而颠覆了读者之前对雪穗的感情态度，由此锁定了其为“西本案”新的嫌疑人。与此同时，固定式内视角也引导读者对“当铺案”进行了重新推理，将案件凶手指向了亮司。在末章，笹垣对该案再次进行了三番推理：推理一，笹垣告诉一成“当铺案”现场的门因被门内的砖块阻挡而完全没办法打开，并且现场的窗户也全部紧锁，因此凶手应当是能从通风管道爬出的小孩子并且有一个同伴——凶手为了先让同伴逃离才把门从内堵住了；推理二，笹垣从弥生子口中得知桐原洋介有“恋童癖”且曾向弥生子提议领养小孩，因此洋介与文代便不再构成情人关系而实则为买卖儿童的交易双方；推理三，笹垣发现亮司的不在场证明是伪造的，且其心爱的剪刀与凶器相吻合。 固定式内视角的叙述已引导读者将怀疑的目光紧紧聚焦在雪穗和亮司身上，此时离作者完成主线情节的架构只差最后一步，即牵出两起案件之间的联结——笹垣发现“雪穗和亮司常在图书馆碰面，命案发生时，他们便已认识” [9] 。随着男女主人公之间直接联结的显现，“当铺案”和“西本案”的真相浮出了水面：1973年，“当铺案”当天，桐原洋介与西本雪穗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场面被从家里偷跑出来的亮司撞见，愤怒的他用剪刀刺死了父亲并协助雪穗逃离，随后拿走了一百万日元、钱包和打火机，将谋杀案伪装成了抢劫案。约一年后的“西本案”当天，因财主死亡而万念俱灰的西本文代在家中吞药自杀，雪穗为顺利被唐泽礼子收养将其伪装成了煤气中毒导致的意外死亡。 东野圭吾将笹垣润三作为文本的可靠叙述者，即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克莱森·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1921—2005）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所谓“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 [10] ，并固定地借用他的视角使这一人物缜密的思维能力和对案情完整的把握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有利于读者随之牢牢攥住小说的主线案件。推理小说的主线情节的架构不仅来自作者创设的案件，也依赖于读者自发的推理，固定式内视角的叙述将二者紧密结合，使主线情节完整、连续又富有多变性。 （二）设置三重开放性结局 胡亚敏在《叙事学》中写道：“内聚焦又是一种具有严格视野限制的视角类型。” [11] 在《白夜行》中，东野圭吾利用固定式内视角的有限性为故事的结尾设置了三重开放性结局。至末章，作者已堆砌了围绕亮司和雪穗的数桩悬案，读者对小说结局的关注由此紧紧聚焦于二人最终的命运，而其开放性恰恰在于读者可以对亮司跳楼自杀的原因做出三种不同的推测，且它们又能进行重重叠加。 因固定式内视角的有限性，读者只能从笹垣的角度对亮司和雪穗进行外部观察而无法窥探到他们的内心活动，即对其行为动机的判断只能依赖于人物对其神情、动作与言语的叙述。其中，读者可依据亮司惊讶的神情和决绝的行动推测其自杀是情急之下的自我牺牲。亮司面对笹垣时所表露的惊讶证明其并未料到会在此时与警察产生正面交锋，毫无准备的他只得选择仓皇而逃，“眼前站着一个男子，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对方似乎也因为突然有人出现而吃惊” [12] 。随着警察越逼越紧，他预判到自己已无路可退。为护雪穗周全，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亮司“并没有跑上扶梯，而是在那之前停下脚步，毫不迟疑地翻身跳往一楼” [13] 。读者也可依据雪穗的行为和言语做出另一种判断，即亮司落入了雪穗的陷阱。首先，雪穗明知亮司必然会出现在自己新店的开业典礼上，却邀请了一直追踪他们的笹垣，“目送着雪穗的背影，笹垣猜想，这女人可能记得我” [14] 。读者可据此推测出她刻意为警察提供抓捕亮司的机会。其次，雪穗授意女佣引导笹垣发现亮司就是杀害松浦的凶手：女佣的第一次喊叫让笹垣得知打碎的仙人掌是从位于大阪的唐泽礼子家中运来的，第二次喊叫则让笹垣发现了埋藏的太阳镜碎片即失踪的松浦的所有物，最终引导笹垣找到了松浦的尸体并从中发现了亮司的毛发。另外，雪穗平静、冷漠的言行是她早已预见亮司会死的表现。“‘这个人……是谁？’笹垣看着她的眼睛。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答道：‘我不知道。雇用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 [15] “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她的背影犹如白色的影子。她一次都没有回头。” [16] 读者依靠固定式内视角的叙述出现了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推测。 此外，固定式内视角发出的隐喻也引导读者推测出第三种结果，即二人合谋了亮司的死亡。小说中，笹垣共有三次用“枪虾和虾虎鱼”对雪穗和亮司的关系做出隐喻：第一次，他向私人侦探今枝解释了“枪虾和虾虎鱼”这个猜想；第二次，古贺问他是否还在追查其他案件时，他回答：“‘我在追查的，’笹垣露出自得的笑容，‘是枪虾和虾虎鱼。’” [17] ；第三次，是发现松浦的尸体后，笹垣提议对雪穗展开监视，因为“虾虎鱼就在枪虾身边。他至今仍如此坚信” [18] 。“枪虾和虾虎鱼”就是作者利用固定式内视角来道明的男女主人公之间深深的羁绊：亮司如“虾虎鱼”一样为雪穗这个“枪虾”排查危险，他们合作无间、互利共生在一起，而二人合谋了“藤村强暴案”就是这层关系的佐证。因此，读者也可根据此被反复提及的隐喻推测出二人共同商议用亮司的死来换取雪穗的生。 另外，这三种推测又是可以层层叠加的。换言之，雪穗和亮司早已商量过，若遇到突发情况，亮司作为“虾虎鱼”的角色要保护雪穗的安全，即必要时以自己的死来换取雪穗的生，只是亮司没有想到这一突发情况是由雪穗刻意制造，因此他的确是落入了雪穗的陷阱，进而在情急之下选择了自我牺牲。 总之，桐原亮司死了，却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唐泽雪穗。读者既可以从三个角度分别看待小说的结局，又可以将其看作是东野圭吾对传统结尾写法合并为一的创新。由于固定式内视角的有限性，每一处情节的留白、人物的每一处神态动作或只言片语都能触发读者的联想，促使读者构想出不同的结局。固定式内视角的叙述使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到小说创作中，完成了三重开放性结局的设置。这是东野圭吾驾驭推理题材和叙事结构特有才能的体现。 三、变换式内视角的叙事效果 变换式内视角也被称作“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或“不定式内聚焦”，该视角是指整篇叙事文本采用几个人物的视角来观察不同的事件。“不定式内聚焦的效果，有点像复调音乐，它由许多独立对等的旋律构成，但最终又在多声部、多层次的变化中，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强度和气氛，共同营造出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 [19] 。尽管观察的事物有所不同，但是不同视角之间的转换能够帮助作者较为清晰地向读者展现这些事件所围绕的中心。然而，该视角同样具有有限性，具体表现为人物的感知会完全代替全知叙述者的感知，所以这些带有强烈主观性的感知也会为读者制造阅读障碍。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通过变换式内视角的变换性和有限性来刻画亮司和雪穗的人物形象，为读者设置阅读障碍，达到了其不同的写作目的。 （一）刻画亮司和雪穗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共有十四起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案件，这些案件均以男女主人公为中心，但也各自牵扯了不同的次要人物。作者通过这些次要人物之间的视角变换，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刻画出了雪穗和亮司的形象。 第一阶段是“当铺案”和“西本案”发生时，笹垣和田川视角下年仅11岁的亮司和雪穗。笹垣在调查亮司家时，发现“书架上没有漫画，只有百科全书、《汽车的构造》、《电视的构造》等儿童科普书籍” [20] ，“挂在墙上的画框，里面是剪成帆船形状的白纸，连细绳都一根根精巧细致地表现出来” [21] 。作者通过笹垣的观察来表现亮司的性格与好恶，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亮司对机械电器有着浓厚的兴趣，做事极为耐心细致，且比尚还沉迷于游戏、漫画中的同龄人早熟。而作者通过田川表现的则是雪穗让人只见一眼便难以忘怀的美貌，她的“一双大眼睛令人联想到名贵的猫咪……” [22] 。亮司的“早熟”与雪穗的“美貌”都是死亡案件的阴郁气息所笼罩下残存的光明，这是作者利用变换式内视角在读者心中为男女主人公建立的第一印象。 第二阶段是“藤村强暴案”发生时，江利子和秋吉视角下身为初中生的雪穗和亮司。作者通过江利子的视角勾勒出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少女形象——雪穗举止优雅、言谈得体、温柔体贴，童年的噩梦仿佛从未在她身上留下一点阴影，而另一边的亮司却截然相反。在秋吉视角下的他是“阴沉的家伙” [23] ，有一种“冰冷的、观察事物般的眼神，霎时让雄一周身掠过一阵寒意” [24] 。这一阶段的亮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郁少年形象。在这一阶段，人物视角的变换加上人物形象间的强烈对比反映出二人的外在形象已经分别朝着极端的明与暗倾斜。 第三阶段是友彦和正晴视角下高中和大学时代的亮司和雪穗。“花冈夕子猝死案”和“盗版游戏案”发生后，这二人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通过犯罪来攫取经济利益的道路。此时，亮司的“阴郁”已经可怖到了极致，而雪穗的“完美”终于出现了瑕疵。当友彦发现是亮司杀了奈美江之后，他“伸手掩住嘴，他有点想吐。分明是盛夏，他却觉得脊背发凉” [25] 。友彦因自身的道德感而感到恐惧、恶心，作者通过他的情绪变化反衬出亮司人性的至暗——此时的亮司已经不会因制造伪证和欺瞒警察而胆怯，伦理道德也不再是约束他的准则，利益至上已成为他的人生信条。彼时，中道正晴视角下雪穗的虚伪、狡猾也渐显端倪，她已经不能再用楚楚可怜的姿态彻底打消人们的疑虑了，即便正晴对她有着强烈的好感，也无法说服自己为她可疑的行径辩护。该阶段，男女主人公皆成了为谋取金钱而不择手段的黑暗形象。 第四阶段，亮司和雪穗在计算机、股票、服装等行业已大获成功，他们不再需要用贩卖自己和伤害他人的方式维系生存，人性的光芒得到了复归，却难以留存。作者借园村友彦的视角诉说了亮司的心愿——“在白天走路” [26] 。他的心愿就是在太阳照耀着的真正的白天与雪穗一起走路，就如同剪纸里那两个手牵手的男孩女孩一样。夏美视角下的雪穗也说过，“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 [27] 。虽然她认为有人照耀着自己已经足够，但她同样渴望着真正的太阳。这一阶段的他们是身处黑暗的深渊却仰望着光明的人，但却失去了救赎自己的机会。 作者通过变换式内视角使亮司和雪穗的形象出现明暗交替的四个阶段的变化，每个阶段都以不同的犯罪事件为背景，由不同的次要人物来叙述，“将人物放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之中，来加强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28] 。该视角的运用让读者见证了人物形象变化的过程，加深了读者对人物形象的理解，从而在读者心中塑造出更为饱满的人物形象。 （二）制造阅读障碍 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借用变换式内视角制造了三处阅读障碍。所谓阅读障碍，就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遭遇的阻碍。因为“采用内视角叙事的小说，只能根据视角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不可能深入别人的内心世界，了解别人不为人知的秘密” [29] ，所以读者对小说支线情节的理解很大程度依赖于作者的引导。当作者有意通过人物视角的交替使支线情节架构得更为复杂时，读者便会遭受阅读障碍，其积极之处在于，读者阅读欣赏的过程也会随之延长，从而获得更好的审美体验。 阅读障碍一是笹垣视角下寺崎忠夫与西本文代的真正关系。作者先是借笹垣的视角将其关系定义为恋人关系，“笹垣问道，‘可以理解成男女关系？’‘我们是认真交往的。’寺崎的声音有点尖锐” [30] 。读者受该内视角的限制无法寻找确凿的证据来辅以论证，所以只能选择相信这一信息，这就导致其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依赖于思维定式而将此关系也代入桐原洋介与西本文代之间，从而错误性地得出了寺崎忠夫因嫉妒杀死了桐原洋介并且偷走了死者的一百万用来还债的推理结果。 阅读障碍二是秋吉雄一视角下“藤村强暴案”的真凶。作者先借由秋吉的观察让读者的目光牢牢锁定在亮司身上，亮司反复出现“狠狠瞪他一眼” [31] 的动作及“锐利的目光” [32] ，显示出其暴戾与行事异常的气质，这样的气质使他成了读者心中猥亵案的最大嫌疑人，然而，作者在此章结尾处安排的指向嫌疑人的关键证据却被秋吉证明来自一个完全没有作案动机的次要人物——菊池文彦，“塑料袋里装的东西似乎是钥匙圈的吊饰，小小的不倒翁上系着链子” [33] 。由此，读者不得不又转移了对亮司的怀疑。 阅读障碍三是栗原典子视角下“秋吉雄一”的身份。作者在书中一反常态，只字不提亮司，而是利用典子的视角将其作陌生化的处理，让他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秋吉雄一”，叙述了他以氰化钾为工具杀害今枝直巳的过程。所谓陌生化，就是“把人们本来所熟悉的司空见惯的东西置入一种新的、陌生的环境中考察，进而使人们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新的感受” [34] 。读者熟知的秋吉雄一是亮司的高中同学，有着怯懦、狡猾但善良的性格特点，而读者在此章认识的“秋吉雄一”却是典子阴郁、暴戾且残忍的男友。同一个人物形象在小说前后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且都能与亮司这个人物形象建立联系。作者正是利用陌生化的方式让读者对该形象产生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使其能在遭遇阅读障碍的同时对亮司的人物形象有全新的认识。 “从修辞角度说，作者操纵着叙述视角，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转换总是为了追求更佳的表达效果。叙述视角其实也是写作的基本技巧，但也是难度极大的技巧” [35] 。利用变换式内视角来设置阅读障碍的方式体现了东野圭吾超强的叙事能力。在作者的引导之下，读者每在遭遇阻碍时放缓阅读欣赏的节奏，都能从中获得更高的推理趣味性，也同时获得了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四、多重式内视角的叙事效果 多重式内视角指叙事文本中采用几个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反复观察同一事件。“当作者发现一个视角无法完善地表现观察对象时，可以选择两个、三个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事件进程” [36] 。 东野圭吾运用该视角的意图与其叙事时间策略有着紧密联系。“东野圭吾的叙事在时间的谋划上呈现出‘鱼骨架’的逻辑形式。一根主骨两侧有若干小刺接入，从鱼尾开始，各条时间之线共同指向鱼头的位置。作者的处理方式不是从主骨中长出小刺，而是相反，从每一根小刺的末端入手开始叙述，经由一段时间之后再接入主骨” [37] 。在这样的叙事时间策略下，《白夜行》一书中的十二起支线案件就像是十二根“小刺”，读者在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清理这些“小刺”时必然会丧失对“主骨”的持续关注。因此，作者利用了多重式内视角的叙述，通过不同视角对同一事件的反复观察，如同鱼的“肌理”一般将“小刺”与“主骨”紧密相连，建立起一个紧凑严整的文本结构，使读者对每起案件都具有清晰的推理逻辑。 田川、正晴和雪穗视角下的同一把钥匙有着在场与不在场的两种情况。案发当时，吉田公寓的不动产管理员田川敏夫在案发当天帮助忘带钥匙的雪穗开门，当时有两处奇特的声响引起了他的注意，“每动一下，她身上便传出叮当作响的铃声” [38] ，“她轻轻点头，身上又传出了叮当的铃声” [39] 。数年后，唐泽雪穗向家庭教师中道正晴还原了案发时的情形时，再一次提到自己当天没有带钥匙，还特意将钥匙拿出来给正晴看：当她把钥匙放回口袋时，正晴听到“钥匙圈上的小铃铛发出了叮当的声响” [40] 。田川、江利子和雪穗三人视角下，文代的真正死因出现了疑点。案发当时，田川一进门便闻到了煤气泄漏的味道，他立即冲上去关上开关，当时他看见“煤气炉上放着锅，开关开着，炉上却没有火” [41] 。而西本文代躺在和室里已经没有了气息。后来，江利子从雪穗处得知，后者的母亲是煤气中毒导致的意外死亡。但在数年后，田川对案发的场景进行了再度回忆，补充了煤气中毒的重要细节——虽然是因大酱汤冒出来后浇灭了火而导致的煤气泄漏，但锅边却非常干净，且主人明明在做饭，却在没有排气扇的屋子里把窗户关得死死的。在不同视角叙述的对比下，雪穗所隐藏的负面形象显现，其反复撒谎的行为为之后的盗窃行为做了铺垫，“西本案”和“盗窃游戏案”相连。 松浦和弥生子在叙述彼此的关系时都有着犹豫的动作和心虚的态度。园村友彦当着松浦勇的面质问他和弥生子到底什么关系时，松浦“似乎有点犹豫地摸摸下巴”，然后才予以了否认；弥生子一直未正面回答笹垣的疑问，“你要这么想就随你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对比这两个人物视角的叙述，他们的情人关系昭然若揭。松浦和弥生子对亮司的不在场证明都表现出刻意隐瞒的态度。松浦勇告诉友彦：“我们说他跟我和他妈妈在一起。” [42] 他特意强调“我们说”是内心不认可但必须将行为合理化的反应；弥生子回忆起案发当天她与松浦发现亮司从二楼偷偷溜出去后串通起来向警方提供伪证的场景，但始终没有告知笹垣。由此，他们之前的证词都失去了效力，亮司拥有犯罪前科的可能性大大提升。笹垣告诉一成，强暴案的发生是因为亮司和雪穗相信这种方式能够轻易夺走人的灵魂，并且杀害桐原洋介的动机就隐藏在其中；筱冢美佳遭到亮司强暴后也有这样一句描写，“她的灵魂并不在身体里” [43] ；雪穗亲口告诉美佳，自己小时候曾不止一次和她有一样的经历。笹垣和雪穗的视角指明强暴是夺取一个人灵魂最可怕的手段且案件与亮司和雪穗关系密切，“当铺案”由此与三起强暴案相连。 “叙述者在变化，叙述视角也在变化，而每个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是一致的……组合倾听他们的故事，积极参与到人物刻画和事件发展的建构中，自觉对人物和事情做出判断，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44] 。在多重式内视角的叙述内容和方式的变化下，支线案件与主线案件有条不紊地串联起来，读者也做出了符合作者意图的推理判断。 五、结语 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依据不同的创作意图、文本内容以及故事节奏选择不同类型的内视角，充分展现了其叙事魅力。“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递情节给读者的附属品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 [45] 。东野圭吾通过内视角的交叉运用提高了推理的趣味性和游戏性，积极地调动了读者情绪和感觉，使其从中获得了丰富的审美体验，也触发了其对亲情、爱情及人性等主题的深入思考。 [1] 收稿日期：2022年3月18日基金项目：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日郑成功题材叙事文学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2BWW017）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穆骞宇（1998—　），女，四川康定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21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寇淑婷（1980—　），女，黑龙江望奎人，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东方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2]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85页。 [3] 潘馨：《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叙事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第16页。 [4] 金涛：《斑驳的留白——浅析〈白夜行〉的叙事方式及其对角色塑造的作用》，《剑南文学》2012年第2期，第37—38页。 [5]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4页。 [6]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15页。 [7]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13页。 [8]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13页。 [9]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39页。 [10] [美国]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223页。 [11] 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8页。 [12]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88页。 [13]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89页。 [14]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64页。 [15]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89页。 [16]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90页。 [17]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17页。 [18]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82页。 [19] 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79页。 [20]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41页。 [21]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41页。 [22]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70页。 [23]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64页。 [24]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91页。 [25]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142页。 [26]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305页。 [27]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71页。 [28] 张雨歆：《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非传统叙事研究》，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第18页。 [29] 林明玉：《浅论小说叙事视角的双重功能》，《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55—59页。 [30]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46页。 [31]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70页。 [32]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70页。 [33]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79页。 [34] 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第4页。 [35] 董海梅：《小说叙述视角论》，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第34页。 [36] 王健红：《小说叙述视角浅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60—65页。 [37] 侯立兵：《东野圭吾小说叙事的时间策略——基于〈白夜行〉与〈解忧杂货店〉的分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92页。 [38]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4页。 [39]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5页。 [40]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175页。 [41]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5页。 [42]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303页。 [43] [日本]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第561页。 [44] 夏宗凤：《复调叙事的后殖民因素——以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爱药〉为例》，《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215—218页。 [45] [美国]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