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了我的国:趣味历史》偷渡取经的的唐僧
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出生在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没有步入佛门之前名叫“陈祎”,“玄奘”是他的法号,后被尊称为“三藏法师”。玄奘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解决了国内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作为一名伟大的佛经翻译家,他与弟子共译出佛经74部,其数量居整个唐朝的一半以上,其质量也远超其他人。其中最伟大的成就是他对佛学典籍“截续真,开兹后学”的翻译。
玄奘12岁随兄长陈素寺出家,从此开始潜心修炼佛法,在此期间,他发现佛教内部派系林立,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解释各有各的见解,并且为此争论不休。为解决这个难题,他游历大唐的佛家名山,求教学识渊博的高僧,但收效甚微。于是,他决定奔赴佛教发祥地——天竺(印度),去寻找佛教经典。
名著《西游记》中,角色唐僧就是以玄奘为原型创作的。不过小说与现实中的人物往往有很大差异。玄奘此次西行没有唐太宗的通关文书,而是以一个偷渡者的身份出国的。当时李世民刚刚当上皇帝,内部统治不稳,外又有突厥犯境,所以就只能以守为攻。为此严厉限制与西域各国的交流。因此玄奘第一次申请出境,遭到官府拒绝,之后的申请也屡屡碰壁。
玄奘并没有因眼前的困难而退缩,他选择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偷渡,此后,他一直等待偷渡时机。皇天不负有心人,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河南、甘肃一带发生严重的饥荒,许多地方因自然灾害颗粒无收。灾民纷纷涌进首都长安和不少城镇。朝廷允许灾民易地就食,玄奘就趁此机会偷偷离开长安。
一路西上,玄奘自己挑着担,没人给牵马,困难重重倒是不假。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大唐下达了追捕令。此时的玄奘已经是个明星人物了,朝廷很快获悉玄奘企图偷越国境的消息。他刚刚到达京州(甘肃武威),一道紧急公文就由长安发到凉州,命令凉州都督李大亮扣留玄奘,并将他遣送回长安。但是消息被人泄露,玄奘在当地一个热心的僧人协助下,日夜不停地逃出凉州关口,走向瓜州。
瓜州刺史独孤达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仅热情款待玄奘,还主动帮他打听去天竺的路线。就在这时,追捕玄奘的公文到达瓜州,独孤达不敢挽留玄奘。玄奘焦虑万分,西域向导石盘陀表示愿意护送他到边界,于是二人连夜出发了。但是石盘陀说话不算数,中途脚底抹油溜了。要渡过疏勒河和玉门关,沿途有5座烽火台,守卫的唐军对出入边境的人检查严格,玄奘想连闯5座烽火台难如登天。成就大事的人少了运气是不行的,守卫烽火台的武官也是佛教徒,对玄奘好生款待,并关照各烽火台为他放行。由此玄奘顺利越过大唐边境。
艰苦仍旧继续,偷渡成功之后,孤身一人的玄奘进入了渺无人烟的莫贺延碛——甘肃安西与新疆哈密之间广达800里的戈壁滩,这是比沙漠还要荒凉的石质戈壁滩。夜晚的戈壁滩,更是恐怖,磷火四处游动,忽明忽灭,如同游走的幽灵。而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可是他当初立过誓言:宁可西进而死,决不东归而生!
经过数日的绝处逢生,他来到了高昌国附近,高昌国王是虔诚的佛教徒,送给他大批的出行用具以及护送人员,还给玄奘即将经过的24个国家的国王一一写信,请他们给玄奘提供方便。于是玄奘一行人踏过火焰山绝尘而去。
在漫长的旅途中,玄奘经过了有丰美水草的阿耆尼国的绿洲,地形崎岖的穆素尔岭的冰峰,绵延四百里山色的大清池塘,接着到了素叶城(即碎叶城)。一路之上尝尽酸甜苦辣,人员死伤一半有余。众人历经一年之久,终于到达了天竺。
到了天竺以后,玄奘在那烂陀寺潜心学习佛法,之后又游历了附近十多个小国,去了当地的各大佛教名寺学习佛法。经过了十几年的游学,他对于大乘佛法的理解已经非常透彻,在著名的那烂陀寺中,僧人与他辩论佛法,无人辩得过玄奘。玄奘学成之后准备回到大唐,天竺国王诚心诚意挽留玄奘,但玄奘去意已决。公元641年回国时,他已经是全天竺学问最高的佛学高僧。
回国之后,唐朝王室对他表示欢迎,唐太宗亲自接见了他,劝他还俗,并且许诺他高官厚禄。玄奘却不为所动,此次回国他带回大量佛经,执意要做翻译工作,唐太宗拿他没办法,便把他安置在大慈恩寺担任寺院住持,与此同时负责翻译经书。为了帮助玄奘,唐太宗下诏书,调集全国著名的僧人协助玄奘译经,玄奘一边翻译经书一边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对西域的风土人情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至今仍是我们研究西域文化的重要文献。
关于玄奘出家的原因,现存文献语焉不详。在《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将玄奘出家的动机解释为对佛法的崇信。道宣在《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中的记载则颇为微妙,其中讲到“少罹穷酷”四个字,似乎暗示玄奘少年时期生活拮据,其兄由此才携其住于佛寺。也就是说,玄奘出家有两种原因:一是少年困苦,二是从小就信仰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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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了幅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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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一直认为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是情人节,其实并非如此。古代七夕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情人幽会或定情的情人节,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西方那种所谓的一支玫瑰情人节难以比拟的。
在我国古代,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每年在这一天晚上,女子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活动,同时礼拜七姐,祈求赐给美满姻缘。
其实,“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古代中国,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远不止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他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其中以北斗七星最亮,可供夜间辨别方向。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中状元叫“大魁天下士”,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
“七夕”也来源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与“期”同音,月和日均是“七”,给人以时间感。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七数在民间表现在时间上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完满。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好似连写的“七十七”,所以把七十七岁又称“喜寿”。
“七夕”又是一种数字崇拜现象,古代民间把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再加上预示成双的二月二和三的倍数六月六这“七重”均列为吉庆日。“七”又是算盘每列的珠数,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
如果在七夕的夜晚,秋高气爽,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象一座天桥横贯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因而七夕的夜晚坐看天上牵牛织女星,也是民间的习俗。
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曾在一首题为《七夕》的七绝中描写古代少女坐看天上牛郎织女星的情景: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而并非人们所说的那种情人幽会或定情的情人节。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西方那种所谓的一支玫瑰情人节难以望尘莫及。
中国古代最早的七夕乞巧方式,始于汉代,流于后世。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南朝梁宗谋《荆楚岁时记》也说:“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外,或以金银愉石为针。”《舆地志》还说:“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五代王仁裕也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说:“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土民之家皆效之。”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说:“九引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
古代七夕活动除了穿针乞巧,还有一种喜蛛应巧的方式,这种乞巧方式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说,“七月七日,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侯。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说,七月七夕“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同时代的周密在《乾淳岁时记》中说;“以小蜘蛛贮合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久。”明代田汝成《熙朝乐事》也说,七夕“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巧多寡。”由此可见,历代验巧之法不同,南北朝视蛛网之有无、唐视蛛网之稀密,宋视蛛网之圆正,而后世多遵唐俗。
七夕投针验巧也是古代一种活动方式,它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的盛行的七夕节俗。据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直隶志书》也说,良乡县,即今日北京西南“七月七日,妇女乞巧,投针于水,借日影以验工拙,至夜仍乞巧于织女。”清代于敏中的《日下旧闻考》引《宛署杂记》说,“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租如锥,因以卜女之巧。”
在古代七夕风俗史料中,记载的还有诸如男人们“拜魁星”、女子们“拜织女”以及“种生求子”、“晒书晒衣”等活动,但很少看的到有七夕之时少男少女幽会、情人们定情等有关情人的记载,最多会在名人的诗词中出现七夕之时两地相思之类的诗文词句,这大约是因为感慨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缘故。如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七夕》:
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
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再如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又如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行香子·七夕》: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提到这三首七夕时节两地相思的诗词,倒想起了描写古代元夕时节的三首诗词。一首是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的《十五夜观灯》:
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
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
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
再一首是《生查子·元夕》,作者是北宋著名诗人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还有一首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七夕诗词写的是两地相思,而元夕诗词写的是情人约会,对比七夕和元夕的前后三首著名诗词,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不是七夕,而是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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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出题要“锁院”
剧情
主角
从唐朝开始,便建立了“锁院”制度。朝廷规定考官入贡院之后,直至考试结束、定出名次以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五十多天。
但官民勾结泄露考题的事情还是发生过。明代弘治年间就发生过一件事,还牵扯到江南才子唐伯虎。1498年,唐伯虎在南京参加乡试,考取第一名。一年后,他与同乡好友徐经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徐经花重金买通副主考官程敏政,得到了考试题目。徐经文才不行,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而唐伯虎事先并不知情。两人酒后兴致上来,还拿手里的题目考问他人。会试进行以后,有人发现所出题目与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将此事告发。程敏政被关进了监狱,唐伯虎和徐经等被剥夺了举人的名分。这件考题泄露案坊间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唐伯虎只是跟着徐经去程家串门,并没有贿赂考官之举,是被人打了小报告而受到冤枉。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徐雁平老师说,到清代时,为防止各个考官在考前与人串通,朝廷会按各省省会离北京的远近及其所需日期,于考前不同时间派出考官。
“尽管制度严密,但总有漏洞,有些考生可以根据考官的来源猜测考题。”徐雁平说,各地考官来自哪里是不对外公布的,但仍有上层人士能够打探到消息。如果考生知道本次的考官是谁,便可以进一步探知他为人做学问的专长兴趣,然后再琢磨考官以往所出试题。徐雁平举例,清代文人汪大燮致族弟汪康年的信中记载了揣摩考题的秘密:“倘主试为师门中人,恐李木斋到浙,大约必有此题……”他还提醒弟弟要携带《元秘史》。
有人专吃“考试饭”
剧情
主角
徐雁平告诉记者,不少史料中都记载,在科考前,各地的书商便闻风而动,编写考试用书。比如,明清时从“四书五经”中取题考八股文,编书的内容就是早些年的八股文,还有删节版的四书五经、往年的考题,等等。在科考之前,书商赶到省会城市去卖,甚至有江南的书卖到了山西去,大约一两银子一本,“在今天看来,那都是畅销书。”
徐雁平说,编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赚钱,有些确实由作者本人编写,有些人还盗用专家的名;还有人出版这样的书是为了出名,像有些富商,附庸风雅,请来两个穷书生编写,再署上自己的名字,个人的名气便随着考题大热了。
在明清小说中,对此也有着墨。南京大学研究明清小说的苗怀明老师说,《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出了《历科墨卷持运》。这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作文选”,不仅有历年的作文选编,而且还有点评。马二先生虽然科场不利,但靠着这份事业衣食无忧。
也因为有“作文选”,便出现了“背范文”的现象。记者查阅《清代江西乡试研究》,上面记载乾隆五十四年,江西乡试副考官翁方纲向皇帝禀报,坊间常有编辑《经书拟题》、《套语策略》等类书籍,于临场时刊刻发卖,皇帝下令禁止,在《钦定科场条例》中规定,坊间刊卖经书,必须是“全经”,不能是删节版的“删本刻版”,因为坊刻的泛滥已经为考场夹带和背诵旧文提供了可能。
徐雁平说,清代文人吴光槐就是因为背范文遭殃的。他在乾隆三十年参加乡试,荣摘桂冠,但是发榜后不久就被人揭发是抄袭。根据他的口供,他第一场考试的第一篇八股文,因为读过江南举人夏秉衡的考卷而抄袭。虽然第二、三篇文章及第二、三场考试都是他亲自写的,但最终还是被革去举人。
墨卷升级朱卷
剧情
主角
“打通关节”是在宋代开始出现的,因为唐代就开始实行“弥封制”,即糊名制,隐去考生信息。宋代又继续“升级”,开始实行“誊录”,就是让专人用红墨水再誊抄一个副本,给考官批阅,称为“朱卷”,考生的原始考卷则称为“墨卷”。这样一来,阅卷考官便无法知道考卷是谁的,所以以暗号为关节的方法便“应运而生”。
据记载,北宋真宗时,朝廷刚刚制定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舞弊的措施后,通关节的事情就发生了。被曝光的是翰林学士杨亿。省试开考前,同乡中打算应科试的一些人来拜访他,希望能接受一些“考前辅导”。杨亿一听,顿时大怒,一边说“丕休哉”,一边往屋里走。“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有的人听出来话外之音,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语的,都录取了。
关于行贿考官,坊间还有一个著名事件流传着,主角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南京大学的鲁迅研究者吴俊老师告诉记者,光绪十九年八月浙江乡试,周福清得知副考官是他的同年进士,就想为儿子走个后门。那时主考官走水路到绍兴来,周福清暗派家里一个长工去船上送信,信内写明请关照他的儿子和其他5个本家子弟,写明了试卷的“暗号”,另写明劳务费“银一万两”。没想到,这个长工很不会办事,他将信送到副考官手中时,还嚷嚷着让大老爷给他写个收到钱的回执。这下事情败露,信内被提及的考生统统被取消考试资格。周福清被判了“斩监候”,周家人年年行贿,才保住了周福清的命,最终他坐了八年大牢,但周家从此衰败。吴俊表示,长工的细节虽然有演绎的成分,但事情是真实的。
专业枪手替考忙
剧情
主角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周福清行贿考官事发之后,周家又发生了一件跟舞弊有关的事:替考。
这一次的始作俑者变成了鲁迅的母亲。吴俊说,鲁迅于1898年参加了县考(童试),按照科举规定,过了县考,才有资格参加府考,从而继续参加乡试。鲁迅过了门槛,但名次不高,而且鲁迅已经到了南京,无法参加府考了。鲁迅的母亲为了给儿子留一条科举的后路,就雇了两个枪手,替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参加考试,结果还考上了。不过那时鲁迅已在南京接触了新思想,没有继续科考,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清末,但替考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古代最牛的“枪手”当属与李商隐齐名的唐朝诗人温庭筠。温庭筠多次为他人做枪手代拟策赋,据《唐书》记载,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那场科考,考官安排他坐在帘前考试,由考官直接监视。考试中,只见温庭筠奋笔疾书,不一会儿就交卷出场了。考官事后才知道,“私占授者已八人”,温庭筠在他的眼皮底下已经顺利帮八个人完成了试卷。“枪替”技艺可谓出神入化,但他也因为替考再次名落孙山。
尽管各个朝代都在严打替考,但“枪替”之风并没有减少多少,甚至围绕替考,还出现了中介人。《江西省历代文武科鼎甲考表》写道:“有专以双方作介绍为业者,则曰枪架。”
在《中国考试管理制度》一书中也看到了这样的话——清代时由于替考普遍存在,各地相继出现一些专门从事替考的枪手。广东替考有所谓“一条葱”之说,从县试到府试再到院试,一包到底,顺天府还出现了专门联系替考机构的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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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率军大破匈奴,河西走廊一带尽为汉朝所得。史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匈奴歌谣并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之词。从那以后,强盛的匈奴走了下坡路,与汉朝的战争败多胜少,屡次求和不成功,内部纷争不断,结果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退缩天山一带。公元73年至155年,匈奴连遭东汉与鲜卑的重大打击,直至最后的居住地被鲜卑夺去,无奈之下,北匈奴开始整族西迁。整整两百年的时间里,他们仿佛从历史长河中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走过大半个亚洲的。史家推测他们在西迁途中曾和一些西伯利亚部族混居杂婚,而和后来成为芬兰人的祖先的芬-乌戈尔部落(当时居住在乌拉尔山区以东)“混种的程度大概更深”〔1〕。幸而亚洲草原的尽头是丰饶的俄罗斯南方草原,匈奴人最终跨过伏尔加河进入俄罗斯。历史记载下这一重要时刻——公元374年。
两百年的“休养生息”使匈奴人恢复了元气,他们最希望在俄罗斯南方草原定居,但这必须克服当地居民阿兰人的反抗。如果他们还想继续挺进欧洲,还必须冲破顿河以西的东哥特人以及多瑙河北面的西哥特人的阻挠。
阿兰人是哈萨克人的远缘祖先,素来勇敢善战。哥特人属于日耳曼民族,同样强悍勇猛,电影《角斗士》曾形象地表现罗马时期日耳曼“蛮族”与罗马军队战斗的酷烈场面。
匈奴人向前挺进了。不论是勇敢的阿兰人还是勇猛的哥特人,在匈奴人排山倒海的进攻面前都是一触即溃。阿兰人与东、西哥特人纷纷向西逃亡。难民们涌到罗马边境要求入境,经过朝议反复讨论后,罗马皇帝瓦伦斯批准难民入境,数十万难民如潮水般涌入罗马境内。
允许难民入境后来被证明是罗马政府缺乏远见的决策。其后的事态演变无法控制:先是哥特难民与罗马士兵发生冲突而发生暴动,接着罗马政府调军队镇压,哥特人组建军队抗击罗马人。紧接着阿德里亚堡一战(378年)哥特重装骑兵全歼了精锐的罗马方阵步兵,罗马皇帝瓦伦斯与四万禁卫军全部战死。其后罗马人重新组建军队与哥特人交战,双方苦战不休陷入僵局。382年,罗马政府被迫与哥特人签订和约,和约允许哥特人和阿兰人在罗马境内建立自治区。见到哥特人可以在罗马境内建立自治区,罗马境外的其他日耳曼部落全涌动起来,纷纷要求入境。迫于形势,罗马人于395年将帝国一分为二:西罗马帝国定都罗马城,管辖西欧、北非;东罗马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管辖东欧、西亚。
匈奴人占据俄罗斯南方草原后不介入罗马与日耳曼人之间的纠纷,安居静养二十五年,史家称这段时间“匈奴人口大量增加”,不过这主要是匈奴又有后续部落到达的缘故。公元400年匈奴人开始动手,向东罗马帝国发动了进攻,多瑙河流域连片土地被匈奴人攻占,盘踞该地区的日耳曼部落又开始逃亡。匈奴人占领领土后以匈牙利(当时称潘诺尼亚)为中心建立了匈奴帝国。东罗马既无力抗击匈奴,只能以每年输送若干黄金(后期年贡额达到二千一百镑)来苟延残喘,就像中国北宋对辽、金的政策。
匈奴对东罗马的战争继续把各个日耳曼部落往西驱赶,西罗马帝国很快被他们蹂躏得国不成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先后有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日耳曼人分支)在西罗马行省高卢、西班牙、英伦三岛、北非各挖一块建国。汪达尔人还占领了西西里岛、撒丁岛,西哥特人并于410年攻入罗马城大肆劫掠。此刻西罗马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可能垮掉,不过匈奴人的入侵倒让它意外延长了寿命。
由于东罗马帝国被匈奴搜刮得差不多了,新继位的匈奴首领阿提拉将注意力转向西方。经多年准备后,阿提拉于451年亲率大军(罗马史记载达五十万)进攻西罗马帝国。战争由进攻高卢开始,匈奴军队势如破竹,高卢城市一座接一座陷落,最后只剩军事重镇奥尔良还在坚守。由于意识到唇亡齿寒,各日耳曼国家(包括阿兰人国家)纷纷派出军队援救西罗马。日耳曼军队与西罗马帝国军队迅速会师后组成联军(一说达四十万)向奥尔良开拔,在马恩河畔沙隆镇联军与匈奴主力相遇,双方在此展开了决战。
沙隆会战的惨烈程度连匈奴人也震惊不已,开战五个小时双方就战死十六万五千人(一说达三十万人),鏖战至天黑才分出胜负,联军竟然小胜。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过想想也符合逻辑,匈奴人入欧以来战无不胜已经滋生了轻敌思想,而这一战对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关系到存亡,哀兵对骄兵常常能够意外地获胜。
沙隆会战使欧洲逃脱了整个被匈奴占领的命运。452年阿提拉重新率领大军进攻西罗马帝国。运气再一次背离了匈奴人,正当战况对匈奴人有利时,意大利境内突然流行瘟疫,瘟疫迫使阿提拉与西罗马议和。不过议和只是阿提拉的权宜之计,他还在计划明年集中更大兵力进攻西罗马,但453年夏天阿提拉暴病而亡使这场进攻化为泡影。接下来阿提拉的几个儿子争夺王位打起了内战,匈奴帝国四分五裂,曾经臣服匈奴人的东哥特人、吉皮特人(日耳曼人一支)趁机起义。454年东哥特、吉皮特联军与匈奴军队在匈牙利境内激战,匈奴人大败,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被杀。美国汉学家麦高文在《中亚古国史》一书说:“这一战的结果,匈奴人的威力便确定地破裂了。小队而分散的匈奴人,固然仍由他们自己的小领袖统率着,而继续留居于匈牙利境内;但是匈奴人的主体,却被迫退回喀尔巴阡山以东,避居于过去七十余年皆以南俄草原为居留地的匈奴同族人之中。”〔2〕461年和468年,阿提拉的另一个儿子邓直昔克企图重建匈奴人的霸权,两次率兵进攻匈牙利和巴尔干,但兵败被杀。468年邓直昔克进攻巴尔干是匈奴人的最后一仗。此后史书中就不见匈奴人的消息,他们再一次从历史长河中消失了。
如果将468年定为欧洲匈奴人的“终结日”,西罗马帝国不过比匈奴多存在了八年。
由于匈奴人的威胁消除了,日尔曼人和西罗马的矛盾又尖锐起来。455年汪达尔人再次攻陷罗马,罗马城在汪达尔人手里变成一片废墟,此后西罗马又奄奄一息存在了十余年。476年日尔曼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西罗马帝国就此灭亡。
欧洲的纷乱没有因为匈奴和西罗马的灭亡而停止,但两大帝国一起灰飞烟灭,历史毕竟翻到了新的一页。
匈奴人又留给世人一个历史之谜。匈奴全盛时期统治范围东起里海,西至莱茵河,南达阿尔卑斯山,北达北海及波罗的海,连俄罗斯北部森林地带的斯拉夫人和芬兰人也受其统治。匈奴亡国后,这么多的匈奴人哪里去了?
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笼统的答案是匈奴人融合到欧洲各个民族中去了,一个流行甚广的说法是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后裔。但这个说法不准确,匈牙利人确实拥有匈奴血统,但拥有不是很多,可能还没有俄罗斯人多。匈奴灭国后最大一支匈奴人不是留在匈牙利而是退居俄罗斯,以后这支匈奴人除一小部被阿瓦尔人收编外大部分融入了斯拉夫族。另有小部的匈奴人则遁入高加索山区自成民族(一说车臣人是匈奴后裔〔3〕)。与大多数欧洲民族不同,俄罗斯人相貌的亚洲人特征十分明显,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斯拉夫族在繁衍起步的阶段与匈奴人发生了融合。
尽管匈牙利人身上拥有的匈奴血统不多,但匈牙利人拥有其他亚洲民族的血统却不少。
六世纪中叶,一支称作“阿瓦尔”的亚洲游牧民族进入欧洲,欧洲国家接二连三被阿瓦尔攻占,或是遭洗劫。强盛时期阿瓦尔统治范围从伏尔加河一直延伸到奥地利。有学者列出历史上“西方文明面临覆灭”的几次“最危险时刻”,626年阿瓦尔人与波斯人对拜占庭帝国的联合进攻算一次,当时阿瓦尔人几乎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阿瓦尔人像匈奴人一样选择以匈牙利为中心建国,一直到865年阿瓦尔汗国才被日耳曼查理帝国所灭。灭国后阿瓦尔人仍然留居匈牙利,不像匈奴人灭国后退回到俄罗斯。今天匈牙利人身上的亚洲民族血统“阿瓦尔”应该要多于“匈奴”。
九世纪末,一支叫“马扎尔”的亚洲游牧民族再次进入欧洲攻城略地。马扎尔人占领匈牙利后以它为根据地,不断发动入侵西欧的战役,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的许多地区都被马扎尔人的铁蹄践踏,所到之处,尽成焦土。欧洲人大为惊恐,以为历史上的匈奴又回来了。由于恐慌及误传,马扎尔人在欧洲的居住地(潘诺尼亚)被欧洲人称作“匈奴之地”。“匈牙利”(意思是匈奴之地)的地名就是这样来的,此后马扎尔人就被称作“匈牙利人”。马扎尔人在欧洲的进攻狂潮直到955年莱希费尔德战役时日尔曼联军将其打败才受到抑制。此战后马扎尔人渐渐消除了侵略性,他们“从此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了基督教,从而在文化和意识上转化为欧洲居民的一部分”〔4〕。马扎尔人将896年作为纪念,那是他们首次进入匈牙利的年份。1896年,布达佩斯曾经举行过一次马扎尔人穿越喀尔巴阡山而“征服家园”的一千周年纪念活动。今天匈牙利人认为马扎尔人是自己的祖先,但是严格说起来匈牙利人是融合民族。马扎尔血统拥有得多,阿瓦尔血统也不少,匈奴血统次于阿瓦尔血统,此外还拥有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的血统。
什么是阿瓦尔人?什么是马扎尔人?
这个问题与我国南北朝以及唐朝的两次战乱有关。
公元四世纪初,从中国北方民族拓跋鲜卑〔5〕中分离出去一个叫“柔然”的民族。柔然最初居住在陕西河套及内蒙阴山一带——这个地方原是匈奴的发源地,以后柔然辗转迁徙到蒙古高原。402年柔然通过征伐统一了整个漠北高原。若以地理位置划分,当时中国有三大割据政权:东晋在南,北魏居北,柔然更北。柔然强盛时期领土东起“朝鲜故地以西”,西逾阿尔泰山,南达内蒙,北到贝加尔湖一带。柔然建国后与北魏频繁征战长达一个多世纪,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就发生在北魏征兵抗击柔然的这段时间。在与北魏“百年战争”的时间里,柔然不断派使者与南朝的各个政权(宋、齐、梁)联络,希望建立友好同盟关系,共同对北魏采取军事行动。为劝说南朝统治者,柔然君臣写了一封封国书,其中有一些今天看了仍使人感动,如481年柔然致南齐皇帝萧道成的信这样写着:“虽吴(指长江以南)、汉(为获南方友谊,柔然也自称”汉“)异域,义同唇齿……光复中华……岂不盛哉!”〔6〕公元552年柔然因属下突厥部落起义而灭国。在最后民族相杀的悲剧中,柔然的一支部落挣脱而出向西方迁徙。由于柔然是突然灭国,不像匈奴那样是逐渐衰亡,部落仍然拥有大量的马匹,他们迁徙的速度要比当年匈奴的勒勒车快得多,552年启程,568年就进入了东欧。在那里,柔然成了让欧洲人恐慌的“阿瓦尔人”。
马扎尔人的来源则要神秘得多,若凭史料,九世纪末前马扎尔人的历史是一片空白,对匈牙利古墓的挖掘及骨骼分析可以确定马扎尔人是亚洲民族,西方及苏联学术界都认为“匈牙利人(马扎尔人)和芬兰人是源自于苏联境内的乌拉尔山区”〔7〕,芬兰人则有“二千年前和匈牙利人是兄弟关系”的说法。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确定的信息。
美籍华裔学者朱学渊近年来在马扎尔族源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朱学渊将匈牙利语(马扎尔语)与东西方各种语言作比较,发现匈牙利语从音韵到用法跟古满族(女真)语极其相似。如“客人”,女真语叫“按答海”,匈牙利语叫“vendeg”;“穷人”,女真语叫“什古乃”,匈牙利语叫“szegeny”,此类例子俯拾皆是。朱学渊还将金朝女真姓氏系统与现代匈牙利人的姓氏系统进行对比,还对比了文化、民族习俗,发现其中的一些关联性不用民族同源很难解释。据此,朱学渊作出一个惊人的推论:马扎尔人是从中国东北出走的女真族(满族)。
可是为什么匈牙利族名的发音与“女真”、“满”、“金”相差很大,偏偏叫“马扎尔”呢?原因很简单,马扎尔人是九世纪末到达欧洲的,那段时间是唐朝的末年。推算起来,马扎尔人离开中国的时间大概是唐朝初期或中期。唐朝时期满族的族称是“靺鞨”。“女真”、“金”、“满”、“清”这些称呼都是后世才有的。“靺鞨”今天读作“莫赫”,但在古语中的读音是“莫羯”或“莫吉”。满族在唐朝时期还没有文字,他们定居匈牙利后借鉴欧洲字母创造文字,“靺鞨”的族名经字母转接后就成了“马扎尔”(magyar)。
靺鞨西迁据朱学渊推测源于唐朝与高句丽的惨烈战争。
唐朝建国后不断陷入与高句丽的战争。645年唐太宗率大军征讨高句丽,在即将获胜时刻,由于东北靺鞨派出十五万军队救援高句丽,致使战局逆转。唐太宗从战场归来后情绪极为沮丧,四年后郁郁而终。唐朝统治者从此与靺鞨结了仇。668年唐朝大举进攻高句丽终于将高句丽灭国。与此同时,另一支唐朝军队攻入靺鞨领地,由于害怕遭唐军屠杀,靺鞨七个部落有五个逃亡,从此无影无踪。朱学渊推论两百年后出现在欧洲的马扎尔人是这些靺鞨部落的后裔,他们进入欧洲前,曾经在乌拉尔山区生活,并且与芬兰先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朱学渊将此观点写成《magyar人的远东祖源》,论文发表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999年,由芬兰、土耳其、韩国学者主编的《国际中亚研究》用相当大的篇幅全文发表了它的英文稿。2001年,朱学渊在布达佩斯的演讲更引起了匈牙利学界的高度重视,匈牙利学术专刊将它译成匈牙利语全文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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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年前,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居住着塞种人。塞种人活动区域为帕米尔、天山及新疆北部大部分地区,他们“随畜逐水草”,兼冶炼和加工铁器。公元前3世纪末,塞种人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政权,“塞王”是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曾统治西北100多年,约在纪元初衰落。塞种人入居西域后,曾在新疆历史舞台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汉书》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塞人”,说乌孙国东边与匈奴相连,西北是康居,西邻大宛,南面是居住在城郭内的国家。这地方原本有塞人居住。大月氏向西方迁移时,打败了塞王。塞王向南过悬度,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大月氏便占领了原塞王的辖地。后来乌孙王昆莫占有了大月氏的领地。大月氏被匈奴打败后,向西征服大夏,而塞王则向南迁移,分散为许多小国。从疏勒起,西北的休循国、捐毒国等都是塞人国家。《汉书》所记载的匈奴、大月氏、塞族之间类似多米诺式的迁徙运动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书中提到的塞地大致在今天的伊犁河、楚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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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贵族原田氏至今保存着代代相传的族谱,注明自己是刘邦的后裔,而且按照传统的礼节到太公庙对刘邦等刘姓远祖进行定期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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