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个历史趣味常识》文化悬案
1. 舞蹈纹彩陶盆寓意何在？
1963年，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了一个精美的舞蹈纹彩陶盆。这个彩陶盆以细泥红陶制成，口沿和外壁装饰以简单的条形花纹，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盆内壁上绘有的15人分3组手拉着手起舞的形象。
这是远古人类舞蹈的再现，是古人生活一部分的生动体现。可盆中的古人为何而起舞呢？
由于舞蹈、彩舞蹈纹彩陶盆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杰作，在那个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集体的力量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出现了捕猎时围猎野兽，吃饭时围火而坐，睡觉时环火而居的场景。这种生活方式反映在舞蹈形式中，便自然会出现集体圆圈舞了。
通常在原始社会，氏族会为庆祝某件喜庆的事而举行活动。那时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差，获得的食物来源很有限，主要还是靠天吃饭。当粮食大丰收或者狩猎收获颇丰的时候，人们便会选择一个节日，用跳集体舞的形式来进行庆祝。此外，如果抵挡了一次外氏族人的侵犯或是和解了与外氏族的大矛盾，人们也会载歌载舞来纪念。
陶盆的时代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上面的说法也仅仅是种猜测。与此相适应的，还有各种种富有想象力的解释。会不会是远古的祖先利用集体舞来用来发展男女感情，从而为婚配奠定基础？这个舞蹈会不会古人正在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以期待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会不会是他们正在进行早期的体育活动，希冀增强体质以便日后获得更多的食物？
经过了数千年历史长河的洗刷，留下的仅仅是真实历史的只言片语了，而现今能够看到又只是留下之中的冰山一角，几千年前的祖先到底想通过舞蹈表达什么寓意，或许再也无法得知确切的答案了。
舞蹈彩陶盆内的雕绘
舞蹈纹彩陶盆内壁雕绘的舞者头上的发辫状饰物和身下飘动的裙摆也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使得起舞的形象充满了动感。他们一致的动作和飘起的饰物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远古人类围成一圈，伴随着某种节奏欢快起舞的景象。尤其是每当盆中盛水，舞者与池中倒影相互交映，更添美感。
2.《山海经》是外国人写的，这可能吗？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汇集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的大型地理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完整总括。其风格独特，包罗万象，是研究我国上古时期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山海经》也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鲁迅先生称之为“古之巫书”。
就是这么人尽皆知的著作，关于它的作者是谁的这个问题，却成了学术界中千年未解的悬案之一。
早在西汉，著名史学家刘歆就提出了《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他在《山海经表》中说道，“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意思就是大禹和伯益创作了《山海经》这本书。
到了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在《论衡》里提到，“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连司马迁也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从此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说法都被认为是正确无疑的。
这就奇怪了，大禹和伯益，这两位是距今4000余年，即公元前21世纪的人物。《山海经》中记载的内容有发生在春秋，战国的，也就是说是书中记录有发生在大禹和伯益以后的史实，这又怎么可能呢？
宋代著名大儒朱熹看到了矛盾指出，为了解决上面这个疑问，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看法。他认为，《山海经》是根据屈原的《天问》而作，因为中国古代的神话主要就集中于《楚辞》的《天问》一篇。这个观点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佐证并不断发展，学界最终认定了《山海经》作于战国，成于西汉，经过几代人的创作和修改，是一部集体合作的著作。
关于这个问题，要是就此打住，那还多少有些靠谱，但近年来，但随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入，印度人、古巴比伦人，甚至是美洲人和希腊人都成为《山海经》作者的可能人选。如此“百家争鸣”的情景不禁让人哑然失笑，同时另一方面毫不夸张的说明了《山海经》这本神奇的读物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和它的重要地位。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
3. 孟姜女真的哭倒了长城？
相传，秦始皇统治时期，范喜良与孟姜女这一对新婚夫妇结婚刚三天，范喜良就被强征去修筑长城，半年里音信全无。孟姜女惦念丈夫，便历尽艰辛寻夫到长城，却得知丈夫已经累死。孟姜女失声痛哭，竟将城墙哭倒，露出了丈夫的尸骨。
故事流传至今已有2000多年，大家都相信了历史上真的有过这个哭倒了长城的神奇女子，更有甚者把山海关指定为“孟姜女哭长城”之地，在那里盖起了“孟姜女庙”，成为了当今著名的旅游景点。
一个纤纤弱女子，仅凭哭声就哭塌了长城，若非这里提到的长城是豆腐渣工程的及至，要不然任谁根据常识都可以判断，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当然，山海关也绝对不会是孟姜女哭长城的地点，理由很简单，因为山海关留存的长城是秦朝以后才筑起的，而秦始皇所筑长城距山海关有数百里。由此可见，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然唯美感人，但却含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只能是个传说，而非真人真事。
既然认定了这是个传说，那传说的原型又是什么呢？最新研究表明孟姜女哭长城极有可能是由杞梁之妻哭城演变而来的。这是《左传》中的一个故事。春秋初期齐庄公时，齐国人杞梁在一次战役中阵亡。杞梁没有儿子，他的妻子无依无靠，扑在杞梁的尸体上，在城下痛哭，哭了七天七夜，把城墙也哭得崩塌了。
后人在此基础上，对这个故事的不断解读和情节添加，到北宋年间，孟姜女的故事最终形成并广泛的流传。她的故事被编成评词话本，谱成歌曲杂弹；“孟姜女庙”里四时香火不断，前来立碑献匾、拜庙赋诗的上自皇帝，下至仕宦；孟姜女随之成为贞洁烈女的代表，被列入“二十四孝”的第十一孝，神化成“七仙女下凡”。到了明代中叶，各地更是盛行为孟姜女立庙的风气。
孟姜女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孟姜女哭长城”虽然只是个传说，其内容是根据历代时势和风俗的不断变化而变更的。但这个故事中蕴含着忠孝节义等极其深刻的成分。2000多年来，一代代人在讲述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在传递着中华文化中的忠贞、守节等等文化传统。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修筑长城一直是历代都要考虑的一项大工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烽火台，用城墙连接起来，形成最早的长城。秦始皇时修筑成了西起临洮，东止辽东的万里长城；汉朝修筑起西起今新疆，东止辽东的内外长城和烽燧亭障，全长1万多公里；到了明朝，修筑的长度更甚，最终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畔的宏伟景象，全长达到8851.8公里。而我们现在所说的长城，多指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这一段。
4. 国宝九鼎被熔化了，这是真的吗？
我国古代夏朝的启统治期间，朝廷将天下划分为九州，每州设置州牧进行管理。政府令各州贡献青铜，铸成九鼎。在史书的记载中，九只大鼎镂刻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反映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昌盛。无论是从工艺美学还是从文化考古的角度看都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因此这九只鼎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传世之国宝，九州也因此成为中国的代称。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九鼎的资料虽然不绝于历代史册，但在2000年前，它就已经不知隐身何处了。
国宝九鼎去向在哪？面对这个历史谜团，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提出疑问。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中最早出现对九鼎去向的记叙，但两次记叙却有所出入。在本纪中司马迁记载道，“周赧王死，秦从雒邑掠九鼎入秦。”但有意思的是，在《封禅书》中却有“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这样的一句，让我们看出连司马迁本人对九鼎的去向也是没有十足证据的。到了班固著《汉书》的时候，不仅沿袭了司马迁的两条记录，又添加了一条新的叙述，说是周显王时期，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泅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但毕竟是江水滔滔，九鼎已然无从寻觅了。
到了清朝，流传起周王室销毁九鼎铸造铜钱的说法，这个说法是由王先谦提出的。他认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对象征权力的九鼎虎视眈眈，而周王室已经实力衰微，因此便销毁了九鼎，对外则宣称不知去向，免却了麻烦。这个理论虽然听着合理，但却没有历史依据前来佐证，只能是学者本人的随意揣测。
国宝九鼎的下落在后人的苦苦探寻下始终不肯揭开神秘的面纱，研究结果要么模棱两可，要么缺乏依据，要么前后矛盾。国宝九鼎最终去了哪里？它们现在还存在吗？这些问题，我们只能等待未来告诉我们答案。
九鼎：九鼎意义深刻，它象征着九州，反映着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九州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定鼎”一词也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指。到了公元前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厉行改革，国富兵强的形势之下，兴兵攻击陆浑之戎，逼近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此时向周定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从此，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
5. 老子出关去向何方？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开创了道家学派，留下了一部5000余言的《道德经》。老子出关，在中国思想界是一件大事，据《史记》记载，老子在关令尹喜得相伴之下，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之后“莫知其所终”。那么，老子出关以后去了哪里呢？
西出函谷关后，老子要么一路继续往西，要么折向西北或者西南.函谷关西北尽是草木不生，了无生命的荒野戈壁，老子断不会往此处去.如果折向西南，那最有可能到达的就是四川了。《蜀中广记》是四川地区地方志，当中有老子出关时对关令尹喜说“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等到尹喜按日期前往，果然看找到了老子的记载。而清乾隆年间的《雅州府志》也有多处记载老子在四川的生活，描述老子坐化在四川瓦屋山的鸳鸯地上，没有再骑牛出山。
如若老子出关后继续往西，限于当时的交通路况，既有可能就落脚在甘肃，停留隐居在甘肃临洮，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台“飞升”。至今临洮县岳麓山还有“超然台”、“说经台”、“飞升崖”、“文锋塔”等与老子有关的遗迹。有学者经过大量史料的梳理研究和实地走访，竟然探寻出老子在甘肃的大体行程线路：即老子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入甘肃，经游天水、陇西、临洮、兰州、酒泉等地后，又回到陇西邑，落户临洮，最终在临洮东山“飞升”（去世）。当然，老子一路向西，到了帕米尔高原，甚或是地中海地区，也都是不无可能的。
老子骑牛出关寻求自身的解脱之道，却留给后人这样一个历史谜团苦苦追寻。
老子出关除了留下去向何方这个谜团外，他出关的原因也备受争议，学术界将其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周室衰微，老子明白周朝的衰微是历史规律，要做到挽狂澜于既倒，只有向西寻求更高的理论。二是政治牵连，相传老子在周敬王时期的王室内乱中蒙受失职之责，受牵连而辞职，于是离宫隐退。三是追寻道法，老子毕生“唯道是从”，他将出关寻道看做毕生的任务。四是避让孔子儒学，不与其争高下，鲁迅和章太炎等人都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
6. 孔子是否删改过《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提到孔子删改《诗经》，保留了其中的300多篇编订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历史上所说的“诗三百”。由于司马迁以及他的《史记》在史学界具有的重要地位，“孔子删诗说”曾一度被人们相信。
《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也就是说，孔子将原本的3000多篇诗句去掉重复和不合礼义的，择取了其中的三百零五篇编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
但这是真的吗？要从3000多篇中择取305篇，这是何其浩大繁复的工程，为何从来没有被孔子的弟子提起过？那些被删掉的那上千篇诗句又在哪里呢？按理说，被孔子删去的那些周代诗歌应当有大量散佚在民间；但事实是，现有文献中引用的周朝诗歌大部分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难道这两三千篇诗歌无故失踪了吗？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孔子没有删诗，或者仅仅删去了一小部分。
其实早在唐代，就有学者（孔颖达）也对“孔子删诗说”提出了怀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那孔子究竟有没有删改过《诗经》呢？或许，《史记》记载并没有错误，而是后人因为离司马迁那个年代太久远了，在理解《史记》中产生了误解。“三千余篇”是指最初也就是周朝时期的古诗数量，到了孔子的时代，过去已有数百年，社会上留存的诗歌已远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孔子能够看到的也不可能是最初的“三千余篇”了，他再按照一定的原则删改了其中的一部分，最终形成了《诗经》。
《诗经》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
“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7.《庄子》是不是庄周一人所写？
《庄子》一书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它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就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和高深的水平。《庄子》在唐代正式成为道家的经典之一，和《周易》、《老子》一起并称“三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孟子》是孟子的作品，《韩非子》韩非所写，如此比照，能否认定《庄子》这本著作就是庄子写的呢？
如今看到的《庄子》一书，是经由晋朝人郭象重新整理编定过的，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在唐代以前，关于《庄子》的作者到底是谁的疑问并没有人提出，人们都相信它是由庄子著成。到了唐代有人发现，《盗趾》、《说剑》这两篇与庄子的风格有很大出入，从而开始怀疑此书非庄子所作。到了宋代更多的篇目受到质疑，多集中在外篇和杂篇。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或许可以认为《庄子》的内篇是由庄子写成，尤其是内篇中的《逍遥游》、《齐物论》最能体现庄子哲学；外篇和杂篇则是由他人所作，可能是他的弟子或者是该学派的后来学者著成的。像《盗趾》、《说剑》这两篇则肯定不是庄子学派的思想。
当然，没有其他新证据的情况下，这也很难断定《庄子》的作者不是庄周。完全有可能《庄子》全篇都是庄子本人所作，只不过外篇、杂篇是其早期作品，而内篇是其晚期作品。毕竟，风格的不同其实并不能说明这些作品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思想家们往往有着不同的观点，这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庄子》一书年代久远，史料残缺，要明确地辨别出哪篇是庄子本人所作真的十分困难。虽说考证出《庄子》的作者固然十分重要，倒不如将《庄子》作为庄子学派思想的系统著作来研究，这样或许更有意义。
《庄子》一书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庄周在其中阐述了自己的多个核心思想。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包括“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并且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这个则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
庄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随遇而安，逍遥自得，这样的理论带有相对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
8.杨朱和庄周是同一个人，你相信吗？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个学派纷纷涌起。在众多的思想家中，杨朱是比较神秘又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同时他也是当时思想界极其重要的人物，孟子所说的“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正说明了杨朱及其所属的学派在当时的思想界可谓占下了半壁江山。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核心人物，在《史记》中记载战国诸家的篇目中，却未提及他半个字，难道司马迁把他忘了？再如《庄子·太史公自序》引，也没有对杨朱学派进行任何评价，怎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现象呢？
20世纪初，蔡元培和日本久保天随等学者提供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研究结果令人震惊：杨朱其实就是庄周。
分析杨朱与庄周是同一人，不外乎从名字的音韵、存在的年代、主要的学说三个方面来看。在中国古代，读音相近的字是可以通用的，而杨和庄、朱和周的读音都很相近，是不是也通用了呢？《列子·杨朱》篇说：“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这里的梁王是指梁惠王，可见杨朱与梁惠王是同一时期的人；《庄子》书中屡称庄子与惠施友善，而惠施曾为梁惠王相。杨朱与孟子都与梁惠王有所交集，必然地，他们也是相同时期的人了。
最重要的是，两人的学说是否一样呢？《孟子》里曾提到，杨朱提倡“为我”，即使是“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他也不会做，其他的记载中也提及了他所创立的“轻物重生”、“全性保真”等理论。再看庄子，《庄子·养生主》篇大谈“保身”、“全生”、“尽年”，提倡人们“养其身，终其天年”，不要去做劳形疲神的事。他们的理论这样看又是多么相像啊！
如果没有下面的疑问，那几乎就可以百分百肯定杨朱与庄周就是同一人了。《庄子》书中屡次批评杨朱，《徐无鬼》这一篇记载庄子对惠施曰：“儒、墨、杨、秉（公孙龙字）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耶？”如果这里的“杨”就是庄周，那么他怎么怀疑自己呢？另有《胠箧》一篇更主张要“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庄子可能钳自己的口吗？这其中的真真假假，真的把我们弄糊涂了。
说杨朱与庄周是同一人，学术界有充足的证据和坚定的支持者；说他们不是一个人，又似乎有合理的凭借。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呢？看来这个谜团要继续保留下去了。
杨朱是何许人也？他是杨学的创始人，但籍贯与生卒年份已经无从求解，经考证大概与庄子同时，比孟子略早。有关杨朱的著述，后世没有流传下来，仅只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列子》、《淮南子》及汉代刘向《说苑》等书中保留一些记载。因此鲁迅曾经评价杨朱时说道：“杨朱无书”。虽然如此，杨子仍不失为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而其思想影响所及，历2000余载至今。
9.华佗能借助麻醉术进行外科手术，这可能吗？
神医华佗在民间传诵已逾千年，他高超的医术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最为神奇的医术莫过于借助于麻醉术进行腹腔手术。相传东汉末年三国期间（公元二、三世纪），连年的战祸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除瘟疫流行外，还带来了外伤疾，由于缺乏麻醉药，外伤手术很难进行。华佗根据《神农本草经》的记载，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发明了“麻沸散”极大程度的减轻了外伤病人在手术过程中的痛苦。而直到19世纪40年代，西方医学家才开始使用乙醚或笑气进行全身麻醉，比中国迟了1600多年。为此，华佗也一直被后人尊称为“外科鼻祖”。
中华医学博大精深，固然是我们后人值得骄傲的。但若说近2000年前，华佗已经能够借助麻醉术进行肿瘤切除，肠胃吻合等大手术，你相信吗？
“麻沸散”是华佗用以麻醉病人的一种药品，在史书记载中仅有其名而无具体成分，后人推断可能是曼陀罗花，但此物麻醉程度低，完全不能用作开腹这样的外科手术。当然，“麻沸散”的成分或许另有他物，但是根据现代医学观点，全身麻醉手术都必须用吸入或静脉注射麻醉药，是万万不能吞服的。再者，麻醉只是进行外科手术的一个前提条件，要想手术成功，同时还要求进行手术的医生需要有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对疾病有准确的诊断，还要知道如何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如何在手术中止血等。就是在今天，这些复杂的一系列问题也令医生感到头疼，那个时代的华佗真的能够轻松解决？
华佗是当时的名医，技术超群，妙手回春，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他能够进行一些小的外科手术，这应该也没有问题，但若说他能借助麻醉术进行肿瘤切除等大手术，或许就真的有些夸张了。
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在研究中严肃地指出，华佗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个神话故事，故事原型取自于印度的佛教传说，破腹断肠的记载也为抄袭印度神话之作。华佗（字元化，真名为敷）这个人的原型，可能曾在中国存在，也可能真是沛国谯县一带之人（即陈寅恪云，“盖元化固华氏子，其本名为敷而非佗”），甚至也有可能“通晓”一些养生之术。但此人后来变成了“华佗”则完全是将印度之“佗”（药王神）强加给了这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从此走上了幸运大道，基本上成为了神医的典型，受万世之敬仰。
10.历史上为何会有两个神医扁鹊？
扁鹊，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医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他医术高明，为民排伤解痛，素有“神医”之美名。
然而这里说的扁鹊，并非历史上扁鹊本人，此人名叫秦越人，是战国时期的医学家。真正的扁鹊则是指一个黄帝时代的传说人物，相传他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名医。那么，历史上为何会出现两个扁鹊？人们为什么要把战国时期的秦越人叫做扁鹊呢？这点还要从秦越人的个人贡献说起。
秦越人是战国时期齐国渤海莫州（今河北任丘）人。相传秦越人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他看病行医还有个“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尤其是第六条原则，反对巫术，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十分先进的思想了。此外，秦越人创立望闻问切的四诊法，还写成《内经》、《外经》两本著作。
秦越人为中国医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亲民爱民，品德高尚，受到了各地人民的广泛爱戴。于是，赵国的劳动人民送给他“扁鹊”的称号。
说到这里，应该明白了吧？其实，后人熟悉的扁鹊并不是真的那个“扁鹊”，他的真名是秦越人，因为人们觉得他医术高超，才给了他上古的这个扁鹊之称，让他带着这个“光荣称号”，造福人民，并载入史册。
四诊法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根据民间流传的经验和他自己多年的医疗实践，总结出来的诊断疾病的四种基本方法，即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总称“四诊”，现在仍然是中医诊病的基本方法。
望诊，是用肉眼观察病人外部的神、色、形、态，以及各种排泄物。
闻诊，是通过医生的听觉和嗅觉，收集病人说话的声音和呼吸咳嗽散发出来的气味等材料作为参考。
问诊，是医生通过跟病人或知情人，了解病人的主观症状、疾病发生及演变过程、治疗经历等情况。
切诊，主要是切脉，也包括对病人体表一定部位的触诊。
千年以前的“四诊法”完全符合现代科学中的整体方法、系统方法、辩证方法等理论，这点不能不令人敬佩。
11.悬棺是怎么跑到那么高的？
在川、黔、滇、湘、桂、粤、浙、赣、闽、皖等南方省份的一些有悬崖的地区，常常可以看到高高悬挂的悬棺，有些放置在人工开凿或自然形成的洞穴里，有的则用木桩托举在悬崖上。经过专家们多年以来的研究发现，悬棺是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有的丧葬方式，采用悬棺的死者多为贵族阶级。采用悬棺的年代各不相同，最早到春秋战国时期，晚到元明时期，都用过悬棺的丧葬方法。
悬棺的主人和年代这些问题是解决了，新问题也随之出现：沉重的木棺是怎样被放置在高高的悬崖上的呢？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整个悬棺谜案的核心。自从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各种说法层出不穷：堆土法、涨水法、绞车法，甚至还有地质变迁说。但真相却迟迟没有现身。
把各种说法进行分类发现，悬棺的放置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上往下吊，一种是下往上放置。唐张鷟《朝野佥载》中，便曾经记载着古人在临江高山半山腰间开凿石穴安葬死者的情形，办法是从山顶上放绳索把棺木吊下来；1978年，江西省龙虎山崖墓悬棺考古工作队也尽量逼真地模拟出了从山顶向下放置悬棺的场景，使用了绞车和定滑轮等装备。也就是说，采用一定的装置将棺木从山顶放下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与将棺木从上往下吊相反，还有人认为可能是古人利用水位抬高，以船载棺，将之运进预先看好的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成的崖窦里，等水位降低后，便有了石壁悬棺下临绝壑的奇特景观。考察福建武夷山的九曲溪、江西贵溪县仙岩的信江支流上清河等的两岸石壁，在两三千年内都经历了河水对河床的冲刷侵蚀，在长期自然力的作用下，河流水位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事。这么说，先人也可能是利用水的涨落安置逝者，让他们在崖壁之中得到安息。
在这里我们虽然只具体讲解了悬棺放置的两种方法，但事实上，人们对于悬棺的放置提供了很多猜想。或许，真实的历史就隐藏在这些看似荒谬的猜想之中。
西藏地区的天葬
其实除了我国南方一些地区有奇怪的悬棺葬俗，西藏地区也有着该地区独有的天葬。天葬，又称鸟葬，是用于一般的农牧民和普通人的葬俗。所谓天葬就是将死者的尸体喂食鹫鹰。鹫鹰食后飞上天空，这时藏民就认为死者顺利升天。藏族佛教信徒们认为，天葬寄托着一种升上“天堂”的愿望。在西藏地区的每个地方都有执行天葬的场地，即天葬场，还有专人（天葬师）从事此业。
12.《神农本草经》的作者真的是神农吗？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为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这本书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的精髓。
顾名思义，那么《神农本草经》的作者就是神农了，真的是这样吗？要解决这个疑问，那就让我们先来看看神农是谁吧。神农是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遍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会人们用草药医治疾病，是一位对中华民族贡献颇丰的传奇人物。但最重要的是，他生活的年代是远古时期，那时还没有文字，哪来的《神农本草经》呢？如此说来，神农氏编著《神农本草经》的可能性应当是零了。
那么，一定是写书的人为了提高该书的地位，增强人们的信任感，便借用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物这一妇孺皆知的传说，将神农冠于书名之首，定名为《神农本草经》。俨然《内经》冠以黄帝一样，都是出于托名古代圣贤的意图了。陶弘景认为书中记载的药物产地，多为东汉时所设，据此推断此书成于东汉，并进一步推断作者可能是当时名医张仲景或华佗。他还依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
随着人们对这个问题不懈探索，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神农本草经》一书，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直到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的。甚至有人指出，是梁代陶弘景使之最后成书，因为此书的书名是由陶弘景确立，而且此书内容也是由他选定了别有含义的“三百六十五”这个数字安排药物记录，才得以固定下此书的内容。
看来，不管这本书完成于汉代还是汉代之后，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神农本草经》的作者不是神农，而是那些充满智慧的医学家托古之名，将造福百姓的医药知识记录并流传下来。
《神农本草经》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今医生的一本“圣经”。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神农本草经》都是医生和药师学习中药学的教科书，或者是作为必读书，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书中对于药物性质的定位和对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准确，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到今天，也仍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于现代的中医临床，《神农本草经》的论述仍旧具有十分稳固的权威性，因此，它也成为了现在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继续造福后人。
13.盗墓者为何远离金缕玉衣？
在汉代墓穴的出土文物中，最有名气的要数金缕玉衣了。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
但是，用金缕玉衣作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侯贵族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王帝陵往往因此多次被盗。后来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不过有意思的是，盗墓者们受金缕玉衣的吸引而来，却没有盗走金缕玉衣，仅仅抽走了连接玉片的金线，这又是为何呢？且让我们从古代的玉文化谈起。
中国玉器至今已有7000年辉煌的历史，形成了一种专属于中华民族的奇妙文化。玉自古便是美德、吉祥的象征，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玉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慢慢成为君子气质和富贵、权力的象征；玉的拥有者也逐渐集中于统治阶级，被达官贵人们欣赏和把玩。各朝君主更是乐意将玉佩带在身上，标榜自己的君子德行。相传中国古代最大的玉器占有者是商纣王，他一生收集的玉器更是数不胜数，到武王伐纣时就有焚玉4000件的记载。
既然玉已经成为古代上层社会的专属器物，那么统治阶级又怎么可能允许下层百姓再拥有玉器呢？于是，一种说法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起来：玉器只有皇室的人才有资格佩戴使用，百姓如果拥有了玉器，定会招来杀身之祸。
就因为这样，在盗墓者接近金缕玉衣的时候，才会只取金缕而保留玉衣。金缕玉衣被盗时的奇怪现象，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不公平的等级制度。身着金缕玉衣下葬的先人一定不会想到，标榜着君子之风的玉衣，也会泄露他们统治的不公。
我国目前已经出土玉衣的西汉墓葬共有18座，而金缕玉衣墓只有8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它用1000多克金丝连缀起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由上百个工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整件玉衣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时，轰动了国内外的考古界。
14.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吗？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武帝时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所著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世学者们对司马迁其人以及《史记》的研究历代以来从未间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司马迁的死因至今也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
难道司马迁真的是死得不明不白？
汉武帝晚年时候曾发生了一桩巫蛊案，该案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太子相互斗争激烈，后来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根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便没有记事了，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如果是这样，那么司马迁当是死在了汉武帝之前，下面的这条记载又该怎么解释呢？
《史记》多篇涉及汉世宗的谥号“武帝”。要知道，“武帝”可是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的，如果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又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改整理，这时涉及到武帝的地方必称谥号，那么也就不足为奇了。照这个说法，司马迁应当是一直活到汉武帝辞世，在编定完《史记》后寿终正寝的。
那么，司马迁是被“巫蛊案”所累及而死呢，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这个问题还要学者们通过充足的史料和严谨的求证来获得合理的答案。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陕西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司马迁祠墓的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顺阶而上。登上顶端，东面的滔滔黄河，西处的巍巍梁山，南向的古魏长城，北侧的芝水长流皆可一览无遗。壮观的自然景色和秀丽的风光，充分地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祠墓建筑群中设有多处牌坊，都是元明清等朝代重建的。其中一个牌坊上书“高山仰止”四字，来比喻司马迁德高如山，备受世人景仰。
15.匈牙利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吗？
要讲到中国历史我们不得不关注这样一个英勇彪悍的民族——匈奴。而这个神秘的民族在历史上不仅族属让人无从得知，最终的去向归属也成为历史悬案。
公元前1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北匈奴主力后来不知去向。从此，北匈奴在中国的历史上消失了。而在公元374年，一支号称匈人的强大骑兵队伍突然出现在欧洲东部，他们勇猛善战、所向披靡，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席卷了欧洲大部，并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根据上述这些已然十分确定的历史资料，自然而然地就可将匈奴这没落的神秘力量与这支席卷欧洲的骑兵队伍联系到了一起。匈牙利（Hungary）这一欧洲唯一不属于印欧民族的群体的溯源也与匈人（Hun）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曾指出：“今天的匈牙利就是我国古时的匈奴。已经考证出匈奴在东汉后期西迁后有一支到了大秦，到大秦的就是现在的匈牙利。”
匈牙利人果真是匈奴人的后裔吗？著名匈牙利裔历史学家DenisSimor教授在他的《剑桥早期亚洲内陆史》中对这一点反复强调欧洲匈人即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是一个始终没有确证的假设。而且“匈人就是匈奴”这一假设基本上完全建立在语音的近似上，并无其他任何历史和考古证据。其中的主要困难是因为从北匈奴在中国历史上消失到匈人在欧洲的出现之间有几个世纪的空白，再加上巨大的地理间隔，如果没有直接间接的历史记载或考古实物发现，哪怕是挖掘出一个古时“匈人”的头骨也好，光凭语音上相近很难使人信服！
此外，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似乎不能证明匈牙利人与匈人有直接关系。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Magyar）人。当他们在9世纪下半出现于欧洲时，真正可考的匈人已经在历史舞台消失差不多400年之久。这中间又是数个世纪的时序空档，若没有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若研究没有获得新的突破，光凭语音相似断定匈牙利人是古匈奴人的后裔多少有些过于牵强了。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何震亚从语言、历史、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对匈牙利人和匈奴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确实存在某种关系。第一，在语言方面，他认为匈牙利的“匈”是种族名，而“牙利”是地名，“匈牙利”的意思实际上是“匈人居住的地方”。第二，在风俗方面，据历史记载，“匈奴首领单于”每天朝拜太阳、夜祭月亮；而匈牙利皇帝也有祭拜日月的习俗。此外，匈牙利人是欧洲唯一一个姓在前，名在后的国家，他们赶车也喊“驾”，他们的一些歌曲的曲调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歌极其相似。这些方方面面的相近之处都仿佛泄露出匈牙利与匈奴的某种联系。
16.伊斯兰教到底何时传入中国？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是我国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克、柯尔克孜、回族等少数民族主要信奉的宗教，对中国的民族关系与社会心理均产生过重要影响。不过，这个重要的宗教传入中国的最初时间，却是众多学者争论多年的难解之谜。
纵观各家之言，“隋开皇说”是这个初始时间最早的一个说法。在《明史·西域传》和《一统志》当中，曾有过明确的记载：“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始传其教入中国。”也就是，伊斯兰教在隋文帝的开皇年间（公元587到600年）由阿拉伯传播至中原。但是，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生于570年，历史记载他在40岁时创立伊斯兰教，那么伊斯兰教产生的时间最早也应该是610年，怎么会在产生之前十年就传播到中国呢？这样明显的时间颠倒告诉我们“隋开皇说”缺乏基本的说服力，也许只是前人的以讹传讹吧。
20世纪2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北大演讲时提出了他首创的“永徽二年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他指出，《旧唐书·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埠倬来贡。”即中国与阿拉伯正式通使，是从唐永徽二年开始。其通使情况是公元651年，奉穆罕默德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之命，前来中国的第一个阿拉伯使者到达长安，朝见唐高宗，介绍了大食帝国的情况和伊斯兰教的教义。所以，伊斯兰教正式由此时传入了中国。从这之后，学者们一般都把永徽二年阿拉伯遣使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异国思想，它进入中国一定有着漫长而渐进的渗透过程。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人开始了解伊斯兰教是从初唐开始，而这一宗教在华真正意义上的流传，却要推迟到中唐了。
不管学者们将具体的哪一个年份当做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标志时间，这个悠久的宗教在唐初就为中国人所知晓的事实却是不存异议的。
伊斯兰传入的“唐贞观说”
马子实在《中国回教概观》中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徒中有关该问题的一种普遍说法，即唐太宗曾夜梦一猛兽来扑，正在不得脱险的时候，忽见一人身着绿袍，头缠白布，手持素珠，急驱猛兽，这才使得太宗脱险。第二天，唐王召集群臣，诉说梦境，请求解释。有一人说：“猛兽乃乱臣贼子之象征，将谋叛国；异人乃天方圣人也。此梦之意，天国舍此圣人之恩泽，将不得长治久安。”于是唐王遣使臣至天方国，请至圣穆罕默德派人到中国去传教。至圣同意后便派了三位大弟子与使臣同行，不幸因风尘劳苦，途中死去了两人，第三位幸存者见了唐太宗后，颇受尊敬和优待。唐太宗还特地为他在京城修建了清真寺以宣扬伊斯兰教。这就是“唐贞观说”。对于这个故事，历史学家们大多不以为然。
17.黄鹤楼“黄鹤”二字从何而来？
巍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景”之称，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传说是孙权为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筑城为守，建楼以瞭望。到了唐朝，其军事性质减弱，该楼逐渐演变为著名的名胜景点，历代文人墨客到此游览做诗。唐代诗人崔颢一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以及李白的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使崔颢的这首诗成为千古绝唱，更使黄鹤楼名声大噪。
那么，这些名人口中称呼的“黄鹤”二字又是从何得来呢？
有一本叫做《极恩录》的书中曾经记载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黄鹤楼原为辛氏开设的酒店，一位道士常来店里喝酒，但经常拖欠酒钱，辛氏倒不因为他不付钱就有任何怠慢，依然每天提供给他酒喝。为了感谢她的千杯之恩，道士有一次在临行前在壁上画了一只鹤，并且说它能够下来为来客起舞助兴。从此这家酒店宾客盈门，生意兴隆，辛氏也因此攒下了一大笔财富。过了10年，道士复来，取笛吹奏，跨上黄鹤直上云天。辛氏后来在这块地上盖起楼宇，起初叫“辛氏楼”，后来为了纪念这位道士以及他的仙鹤，将其改名为“黄鹤楼”。另外一本《报应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当然知道这只是个美丽的神话传说，虽然“黄鹤”二字的真实来由仍没有真正的考证结果，但这样的一个故事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辛氏为人正直，没有嫌贫爱富，最终得到仙人帮助，收获了一笔财富。
简短的三个字和简单的一个神话故事，却映照出中华古代文化中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如今黄鹤楼迎接着一批批前来参观的游客，似乎在诉说着好人有好报的佳话。
黄鹤楼的原址在武昌蛇山黄鹤楼矶头，相传始建于公元223年。历史上黄鹤楼屡建屡毁，其最后的一次被毁是1884年。1957年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1981年重建黄鹤楼时，选址在距旧址约1000米的蛇山峰岭上。武汉是“百湖之市”，在壮阔的水面上，有一条中脊显得格外突出。从西向东，依次分布着梅子山、龟山、蛇山、洪山、珞珈山、磨山、喻家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这是武汉的地理龙脉，黄鹤楼恰好位于巨龙的腰上。骑龙在天，乘势而为，选址在此，暗露玄机。
18.《洛神赋》中的洛神到底指谁？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如此优美的句子出自三国时期才子曹植的名篇《洛神赋》当中，曹植用极其浪漫主义色彩的语句，勾勒出一幅梦幻的画面，描写了男主人公与洛神宓妃之间的真挚爱情，以及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的分离。
《洛神赋》原名《感鄄赋》，是曹植在被封为鄄城王的第二年所作。这本没有什么令人遐想的。但是在古代“甄”与“鄄”两字互通，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将这篇赋与曹植本人的经历联系起来，而这些经历，都与魏文帝曹丕的妃子甄氏有关。
相传甄氏乃中山无极人，自幼貌美聪慧，建安年间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后来曹军出兵攻打袁军，甄氏成为曹军的俘虏，被曹丕纳为妃子。此时十多岁的曹植不像父亲、兄长那样喜好征战，于是得以与甄后朝夕相处，并生出一段情意。时光流逝，甄后由于色衰失宠，加上郭后的挑拨，最终惨死。据说死时以糠塞口，以发遮面，十分凄惨。甄后死的那年，曹植进洛阳朝见哥哥，并与甄后的儿子太子曹叡一起吃饭，心中无比酸楚。饭后，曹丕将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睹物思人，仿佛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虽然这只是南柯一梦，曹植依然心潮翻涌，遂创作出这一篇旷世奇文。
看到这，没有人不被曹植对其嫂的真挚感情所打动。不过转念一想，曹植与曹丕的兄弟关系原本就因为政治斗争而剑拔弩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写作《感甄赋》，曹植岂不是色胆包天，不要脑袋了吗？何况，在当时社会，图谋兄妻被认为是“禽兽之恶行”，向来“遵纪守法”的曹植又怎么可能逾越这道鸿沟呢？
或许，曹植作《洛神赋》本无他意，但人们感动于他和甄氏的爱情悲剧，于是口口相传，将洛神赋中的女神宓妃套用在了甄氏的身上。
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汉唐时期赋与诗常常并举连称，在一些时期，人们对赋的推崇甚于诗。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赋这种文体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一是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是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是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其中，骈偶和藻饰更是汉赋的重要特征。汉代的司马相如写著的《子虚赋》、《上林赋》更是赋中的代表佳作。
19.诸葛亮八阵图暗藏玄机？
爱看武侠作品的朋友一定对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十分熟悉，书中讲述的太湖山庄庄主澹台仲元化用八卦阵，攻敌来去自如，并用此阵法困住大内八大身怀绝技高手的情节更是让人喟然称叹。这里说到的八卦阵就是三国时诸葛亮创制的一大高超阵法。
《三国演义》中将诸葛亮的八卦阵描述得可谓神通广大，屡试不爽。说诸葛孔明御敌时以乱石堆成石阵，按遁甲分成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变化万端，可挡十万精兵。不过《三国演义》毕竟只是一部演义小说，八卦阵真的存在吗？如果真的存在，又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无所不能吗？
诸葛亮崇尚法家和黄老思想，同时精通易学和卦象占筮，他的“先知先觉”与其精通《周易》是分不开的。《周易》的精髓是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把不同质、不同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以探讨其运行的规律，因此诸葛亮治国、用兵时也十分注重天、地、人的综合考察，而八阵图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命名，加上中军共是九个大阵，其中中军由十六个小阵组成，周围八阵则各以六个小阵组成，共计六十四个小阵，这样的周密安排不是刚好体现出整体与联系的核心思想吗？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虽然诸葛亮的智慧结晶——八阵图的图形如今难以寻见，但求证心切的人们找到了诸葛亮练兵遗址的所谓“八阵图垒”。按照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中的介绍，这种“图垒”皆垒细石为之。“八卦图垒”现存三处，最著名的要数重庆奉节的这一处了，诸葛亮据传就在这里的永安宫南江滩上设置了此垒。
有实地为证，八卦阵中体现的思想也与诸葛亮的一贯观点相吻合，看来传说中的八卦图真的存在，而且的确是诸葛亮的功劳了。
诸葛亮的八卦阵与《周易》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八阵图的特点，正如李靖《问对》所指出的，是“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内圆外方”；而其构想，则与《周易》是分不开的。八阵的排列，实际是一幅“文王八卦方位图”（即“后天八卦图”）。八阵中的每一阵都由六小阵组成，取《周易》六爻之意。八阵加中军的总共64个小阵，与《周易》别卦的64卦相合。至于八阵图的奇正之法，即杜牧之《孙子注》所说的“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彼此相穷，循环无穷”，则更是《易》理在布阵中的具体应用。
20.十二生肖真的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吗？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从我们出生之日起就一直与我们相伴，属相也仿佛成为了我们身上的一个符号。但是，对于十二生肖的发源，你又有所了解吗？
《诗经》是现存最早的涉及到十二生肖的文献资料，显示出在春秋前后，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对应关系就已经确立并得以流传。湖北云梦出土的春秋前后时期竹简《日书》中在描写盗者时说：“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这也印证出十二生肖早在春秋时就出现了。
有趣的是，在我们的邻国印度，也存在着与中国十分类似的十二生肖制度。印度的十二生肖来源于12位神将座下的12种神兽，佛经中也有与生肖相关的传说。这两种十二生肖谁先产生的呢？难道我国的十二生肖来源于印度吗？
中国的十二生肖与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天干地支密不可分，生肖是继“干支纪年法”创立后才出现的，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一一对应，以动物作地支标志，用于纪年；至于选取这12种动物，则是出于中华民族早期的动物崇拜。干支纪年由中华民族独创，受干支理论强烈影响的十二生肖又怎么可能是外来的呢？况且，印度佛教等思想在汉代才传入中原，这时十二生肖制度早就在中华的土地上广泛认同并使用了，这样的时间颠倒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倒是印度佛经中采取中国十二生肖的例子有多处可寻，可见十二生肖的混淆问题出在了印度佛经的汉译过程中，也许，翻译的人为了使佛理更好地在中原普及，于是借用了中国的十二生肖来解释印度的相关制度。一次次的考究都告诉我们，十二生肖的确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并在其推演过程中影响着周边的民族习俗发展。
著名学者郭沫若专门写作考古学论著《释支干》首先提出了中国与印度在十二生肖制度上的联系以及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关于十二生肖，郭沫若总结自己的见解，认为：“此有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即干支纪年虽为中华创制，但十二生肖却有可能是后来输入的。不过，郭沫若在论证时用了“殆”、“疑”等不确定口气的词语，说明他自己对这一论断也是没有十足把握的。
21.《兰亭集序》是不是由后人伪造的？
相传东晋“书圣”王羲之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挥毫泼墨写成《兰亭集序》，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不少书法家争相临摹效仿的对象，《兰亭集序》中使用的行书更是被赞“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酷爱该帖，生前命人拓印数份，死时也叮嘱要携帖而去。现今流传下来的便是《兰亭集序》的多个拓本。
在《兰亭集序》传世的1000多年中，虽然有人针对该帖提出过个别的问题，但却很少有人质疑王羲之是这篇杰作的作者。不过，以郭沫若先生的《以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三大真伪》为导火索，学术界为了争论《兰亭集序》的真伪又再一次热闹起来，《兰亭集序》乃后人伪作的说法也浮出水面。
通过对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琨墓志》的研究，这些墓志上使用的字体还是隶书。王羲之与王兴之、谢琨都是同时期的人，而这篇帖作于王兴之夫妇去世5年以后，为何字体突然变成了唐代常用的楷书了呢？不光字体上有巨大的疑问，在文章内容上，前半段表达了王羲之与侄同游的兴高采烈，开朗豁达的气氛跃然纸上，但同时间写作的后半段却突现悲观情绪，“临文嗟悼”、“悲夫”等词汇也与前文和王羲之本人的性格有太大的出入。
看到这里，也许你也一样充满许多疑问，要证实王羲之的作者身份，我们要考虑的还有更多。首先，《兰亭集序》历经千年，受到了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如此众多的名家推崇，他们难道看不出其中的疑点吗？看来《兰亭集序》还是经受住了名家犀利目光的考验的。再者，《兰亭集序》是明显的东晋之风的体现，那时的读书人许多无法进入官僚阶级，只好三五成群找个风景秀丽之处，纵酒写作罢了。如此具有时代特征背景的作品又怎可能是后世伪作呢？
看来，想要攻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者的身份，还需要更多的有力证据。
最早怀疑《兰亭集序》真伪的是晚清光绪年间的广东顺德人李文田。他在为汪中旧藏的《定武兰亭》所写跋文中提出了三大可疑：一疑，所传《兰亭集序》之书法与晋碑“笔意”有异。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集序》并非梁以前之《兰亭集序》；二疑，据《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是仿照石季伦《金谷序》创作《兰亭集序》与《世说新语》所载的王羲之《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唐后相传的《兰亭集序》则多了自“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下一百多字，必隋唐问人和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三疑，如果说《世说新语》注所引或经删节比王羲之原文要简略些，但今看到的《兰亭集序》却比原文多许多字，注释者有删节前人文章之权，却绝无增添原文之理，其文不可信，其字则更难信。
22.济公的原型是谁？
电视剧《济公》将一位传奇的人物带到我们眼前，济公虽然衣衫褴褛、言语疯癫，但却常常扶危济困、除暴安良，深受百姓的爱戴。电视剧中济公戏弄奸相秦桧的镜头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以至许多人都认为济公是南宋人。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能够在南宋找到这个角色的原型吗？
清末文人蒋瑞藻先生在《小说考证》中告诉了我们答案，“实则南宋初无是人，乃因六朝宋释宝志而伪传者也。”也就是说，济公不是南宋人，而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高僧。看来把济公当做南宋人是人们的误解了。
大名鼎鼎的济公即道济和尚，其原型为金陵高僧宝志，也有人将其称作宝公、志公。他是南北朝时期的建康（即今南京）人。他7岁出家于钟山道林寺，终年78岁。关于他的事迹，大多散见于《南史》中，在众多的记载中，他常被说成是神乎其神的人物。其中一个故事格外让人感叹于“济公”的灵异。
相传梁武帝在位时，宝志曾作诗道：“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38岁即位，83岁舍身出家的同泰寺遭受火灾，火起之日刚好是4月14日。如此巧合，更让人们相信宝志有某种“先知先觉”的神奇能力了。天监十二年的一天，宝志将寺内的金刚像搬出并自言自语道“菩萨将去”，次日宝志无疾而终。
宝志圆寂后，被厚葬在南京紫京山的独龙阜，墓前有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绘的志公肖像、大诗人李白作的诗赞、大书法家颜真卿抄的楷书。这三者合一的墓碑，人称“三绝碑”。宝志其人在当时的名气之大单凭这点就能有所窥见了。
高僧宝志生前死后都充满了神奇的气息，吸引了众多名家前来研究。也正因此，宝志的故事得以代代相传，出现一些偏误也是难免的。
济公出生地向来也有所争议，除了南京人的说法，还有一说法认为济公是浙江天台人。作为民间口头文学的济公传说，更是在浙江省以天台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分布，并由此辐射全国，影响世界。据调查，现存于天台民间的济公传说有数百种，与济公相关的民俗风物传说也十分丰富。2006年，浙江省天台市向国家申请济公传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获得通过。
23.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历史上存在吗？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我们一定都不陌生，但我们了解这个故事大多是通过小说、电视剧演绎的形式，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又上演过怎样感人的故事呢？
要想知道真实的故事，一定要考察现存的物证。在今天的山东济宁微山县马坡乡有一个梁祝祠，这里出土的一块墓碑记载着发生在梁祝二人身上的故事。碑上写道，祝员外因无子外出读书，整日哀叹，女儿祝英台“为解父忧，冒为子弟”，与邹邑（今山东邹城）西居的梁山伯同在邹城峄山学习了三年。后梁山伯“疾终于家”，祝英台“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至今，马坡乡的祝、梁、马三家互不通婚，也不唱梁祝戏，不看梁祝影片。在这里的梁祝故事中，虽然没有墓裂、入坟、化蝶等神话色彩的情节，但或许就是这种质朴，展现了梁祝二人之间的真实感情历程。
其实，远在浙江宁波的百姓们也在将梁祝的故事代代相传，在这里甚至有一座以梁祝爱情故事为主题的梁祝文化公园，吸引着各地游人前来。与此同时，江苏宜兴等地也有“梁祝”的身影。
看来，梁祝的故事不仅是真实可考的，甚至还有好几个地方能够提供梁祝故事发源地的证据呢。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考证总结出了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间、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蒲州、江苏苏州这十处可能的发源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梁祝故事的传播之广，着实令人惊叹。有关梁祝的古迹，目前已发现17处，包括读书处6个，坟墓10处，庙1座。这些实物虽然可以为我们考证故事源头提供辅助，但由于不少处所是受原故事影响才建造的，其实并没有十足的说服力。
梁祝的美丽故事已经传诵千年，他们的形象早已扎根在我们心中，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去苦苦追寻梁祝的发源呢？
中国古代四大传说
《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最具辐射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在民间流传已有1460多年，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有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
24.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
在中国大众的眼里，观音菩萨始终是一位美丽端庄，大慈大悲，以广大神通普救一切众生的佛教女神。在电视剧《西游记》当中，观音脚踏仰莲花座，左手拿着净瓶，右手持柳枝，面露微笑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我们原来都以为观音是位女性，殊不知，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观音的形象却是位有些威猛的男神，他往往是上身裸露，手执莲花，半透明的袈裟自腰间下垂，覆盖臀部和大腿，头戴冠冕，颈挂项圈，手套臂环、镯子等饰物。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观音在“移民”中国的过程中变性了呢？
其实，佛教最初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男相，在河北平泉出土的北魏太和年间的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形象粗犷威武，衣饰朴素，显然是一位男性。然而时代发展到南北朝，以及到后来的唐朝，观世音的形象竟越发阴柔了，最初的“威猛丈夫”的形象早已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一位慈悲祥和、面带母性般微笑的女菩萨。
要追究其中的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种：一是相传唐太宗即位后，认为真龙天子只能有一个，于是暗示创作者将菩萨的男相改为女相；为避唐太宗名字中的“世”字，观世音也被更名为观音了。另外唐代女性地位明显提升（尤其是在武则天掌权的时期），艺术家把对女性的爱恋之情移植到观音雕像上也不足为奇，于是，观音像从此固定为体态婀娜、神态妩媚、服饰华丽、富有风韵的女相形象了。
如此说来，一位印度来的威猛菩萨变成了一位中国化的女性菩萨，既由于观音信仰的普遍流行，又由于观音自身内在的特点，更不乏中国民众的现实需要的心理、中土的文化传统以及唐时政治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法华经》的相关记载
实际上，《法华经》中已为观音伏下了许多潜在的女性因素。经中记载道，观音拥有三十三种化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将军身、毗沙门身、小王身、长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罗门身、比丘身、比丘尼身、优婆塞身、长者妇女身、居士妇女身、宰官妇女身、婆罗门妇女身、童男身、童女身、天身、龙身、夜叉身、乾闼婆身、阿修罗身、迎楼罗身、紧那罗身、摩睺罗迦身、执金刚身。在这三十三种化身中，至少有比丘尼、优婆夷、长者妇女、居士妇女、宰官妇女、婆罗门妇女、童女这7种化身包含有明显的女性形象。
25.舍利真的是修行的结晶？
舍利是指佛祖释迦牟尼圆寂火化后留下的遗骨和珠状宝石样生成物。舍利二字是由印度语翻译而来，原意是遗留物或遗骨。佛教认为，舍利是一个人透过戒、定、慧的修持，再加上自身极大的愿力所得来的，十分的难得和宝贵，许多修行有果的高僧在火化后都会出现舍利。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十分迫切地想知道舍利到底为何物，难道舍利真的是修行修出来的结晶吗？这些各异的珠状遗骨要怎么科学地解释呢？
有些舍利从外形上看很类似人体内的结石，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些舍利就是结石呢？结石主要成分是钙质或金属盐沉积，形态和水垢相似，也很易碎，这些东西在高温下都会变成粉末状的氧化物；但神奇的是舍利硬度却极高，有一些用铁锤敲打都岿然不动。况且，结石病人数以千万，但真正得到舍利的却是那些少数的修行者。再者，结石在人体内的数量应是很少的，否则生命就会有所威胁；但是修行的人有时得到舍利的数量多得惊人，且颜色形状各异。起码这三点就证明，把舍利归为人体的结石太过轻率了。
从科学的角度看，舍利的形成和做善事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长期使用某一种食物，比如长期素食和饮用山泉水，其中的某些元素在体内出现沉积，火化的时候受热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结晶，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遗体火化，不仅是个燃烧的过程，其实也是个熔炼的过程。
可是各样的舍利是身体中的哪些成分熔铸而成的？我们普通人，死后火化时有些人是否也能生成舍利子呢？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究下去。
据传，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槃，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时从灰烬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真身舍利子。佛祖的这些遗留物被信众视为圣物，争相供奉。在历史烟云的变幻中，绝大多数舍利被散失、湮没、毁坏。不幸中的万幸是，1987年在法门寺的地宫中发现的许多唐代古物里，世界上唯一的这节佛指舍利即在其中。
26.骆宾王最终去向如何？
在初唐四杰当中，骆宾王算是才气与名气兼备的一位，他创作的《咏鹅》也算是我们较早学到的唐诗。不过，我们对他的生平又有多少了解呢？尤其是对他的最终去向更是知之甚少。
骆宾王虽然才华横溢，但对自己仕途的经营却很不顺利，据说到了30多岁还只是个白丁。骆宾王向众多官员推荐自己，希望能够得到伯乐的赏识，甚至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却还是收效甚微。不过，这种窘迫的状态竟在他晚年被改变了，骆宾王投奔了徐敬业，加入到反对武则天的队伍中并受到重用，他尽心尽力地写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对鼓舞士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纵然骆宾王才高八斗，无奈徐敬业领导无方，起义仅经历3个月就惨遭失败，徐敬业的部下王那相叛变，不仅杀掉了徐敬业，还向朝廷上交了另外的24颗人头，而骆宾王的尸首，相传就在其中。
如果骆宾王真的在这场混战中被诛杀了，那么《新唐书》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句：“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这使骆宾王本来已经确凿的去向，又瞬间变得扑朔迷离了。徐敬业的队伍与朝廷军队混战的时候，不少人投水求生，《资治通鉴》中这样写道：“伪将王那相斩之（指徐敬业）来降，余党赴水死”，说明当时在慌乱的场景中，的确有很多人选择了跳水逃生，骆宾王在这个群体当中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选择投水，骆宾王便有两种去向：一种是溺水而死，另一种则是成功求生。他到底活下来了没有，这个问题历来争论不清。试想，即使骆宾王在混乱中幸运地存活，他的余生也一定是隐居或出家，清心寡欲地度过，这也刚好印证了民间流传的关于他出家为僧的故事。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是骆宾王在自己失意时的感叹，而现在的我们反复吟诵着“昔时人已没”的旧句，缅怀着这位才子的消逝，也会再一次揣摩起他的最终去向。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四人，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他们对诗歌发展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连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都对“四杰”十分敬佩。
27.李白是醉酒而死还是溺水而死？
盛世大唐，诗人层出不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个性才子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面露华浓”是他对杨贵妃的盛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他表达满心的抱负，“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则是他饮酒作乐的真实感受。正如他的一生华丽绚烂，他的死也被笼罩上一层浪漫和神秘的色彩。
民间对于他的死都是这样流传的，北宋时有一首诗中写道，“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宫锦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说的既是李白在采石江中乘舟饮酒，喝醉酒后看见江中的月影，于是起身捞月，不料溺水而死。李白的这个死法非常符合其生前的性格，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而又不失一丝悲凉。虽然这样的说法很浪漫、很写意，但毕竟是出自民间私作，能否值得相信呢？
《旧唐书》中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正史中的观点似乎更为可信。众所周知，李白一生嗜酒如命，甚至被人称作“醉仙”，连他的篇篇诗句中都充满着浓浓的酒味。《将进酒》中发出“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言壮语，《月下独酌》里也满含“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的感慨。不能不说，李白的一生与酒紧紧相连，他的死，因醉酒致命，升天还带着一股醉意。而且，正史中记载的死于宣城，也有据可考：李白一生对宣城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多次提及此地。而他对宣城的偏爱，正是因为他仰慕有加的谢眺曾在此为官。因此，不管是从死因还是从死亡地点上，正史都给出了较为准确可信的一种说法。
其实，还有人说李白既不是醉死也不是淹死，而是病死的。记载中说，李白在李光弼东镇临淮时，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但是，如果李白真有“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情操，为何正史中不予记载呢？
因此，纵然关于李白死因的说法林林总总，正史中的醉酒而死之说似乎更具有说服力，也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城。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其诗风格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韩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唐文宗时，他御封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
28.《霓裳羽衣曲》真的是由唐明皇所作？
白居易的作品《长恨歌》讲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句最为令人动心：“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相传杨贵妃擅长歌舞，唐明皇便作《霓裳羽衣曲》，由杨贵妃来演绎。
唐明皇多才多情，且深谙乐舞之道，不过，如此一部具有西域风情的乐曲真的是由唐明皇自己创作的吗？
玄宗时期，西凉节度使杨敬述向朝廷进献具有西凉特色的《婆罗门》音乐作品，后世的记载中却多说杨敬述进献的是《霓裳羽衣曲》，那么，《婆罗门》会不会就是《霓裳羽衣曲》呢？
仍旧是白居易的作品《霓裳羽衣歌》中道出了些许奥秘，“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说明这部乐曲来自于杨敬述，而唐明皇也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创作，对原来的乐曲进行了一些润色，正如张德瀛的《词徵》一书中所说的“曲则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造，玄宗从而润色之”。
如此说来，《霓裳羽衣曲》应是开元年间由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的《婆罗门》曲更名而来，虽然不是由玄宗创作，但玄宗参与了其中的一些修改，连“霓裳羽衣”这旖旎动人的曲名也很可能是这位多才多艺的风流皇帝所赋予的。
作为唐代乐舞曲的代表作，无论是在宫廷还是民间，无论是在唐代还是后世，《霓裳羽衣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它在民间传诵中所承载的那一段爱情故事，更是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说到《霓裳羽衣曲》，我们还要谈到一个专用名词即燕乐。燕乐在形式结构上的最高发展是唐代燕乐大曲。所谓“大曲”，往往是歌、乐、舞三位一体，是歌唱、器乐、舞蹈连缀融合的综合艺术。《霓裳羽衣曲》便是一部大曲，是梨园法部最具代表性的曲目，也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代表作，其系列包含有霓裳羽衣歌、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
29.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前就双目失明了吗？
唐代天宝十二年，唐王朝派遣的鉴真和尚在经历五次渡海失败的艰辛后终于踏上了日本国的土地，开始了他赴日传法的事业。鉴真在日本停留了10年，他不仅把佛教戒律和唐人文化的精华带到日本，也为发展中日人民的友谊关系作出重大贡献，鉴真和尚至今仍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怀念和尊崇。
相传在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以后，在从广州到韶州的途中“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如此说来，鉴真在中国时虽然就已经双目失明，但仍然坚持计划并最终成功地到达了日本宣扬佛法，这是多么感人的一件事啊。不过，日本正仓院中现在保存着一张《鉴真书状》，相当于现在的借书条。借书条上的书法不仅为唐人风格，而且书法字迹端正整齐，甚至涂改重写的地方而且位置都完全与原字相合，这真的是一个盲人所能做得到的吗？如果这张“借书条”真的属于鉴真，那么鉴真又怎么会是一位盲人？
日本曾有人撰写《唐大和上东征传》，对鉴真在日本的10年传法和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但在鉴真在日本的部分中却均未提到他双目失明或由于某种原因而感到不便的事情。在鉴真从韶州来到江宁时，他的弟子灵祐曾提及“盲龟开目”一词，如果鉴真真的是位盲人，灵祐又怎可能说出这等有损于鉴真形象的不敬之语呢？
也许，所谓的“眼光暗昧”是指鉴真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而不是失明。鉴真由于眼部有疾，便请到了西域的医生施行针拨法治疗，没想到手术后双眼受到了感染，病情恶化，即所谓“眼遂失明”，但应该还能分辨出字迹。所以，鉴真到日本时可能尚未完全失明，这样人们才会在《鉴真书状》中看到他工整的字迹。
鉴真作为唐代著名高僧，不仅在僧道学习上技高一筹，他历尽艰辛东渡日本的伟大行为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也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不管他在去日本前是不是一位盲人，我们对他的尊敬都不会有所改变。
唐代中日交流密切，不仅中国学者东渡日本传播中华文化，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前来学习。当时最著名的日本“留学生”是阿倍仲麻吕，他在开元年间进入长安太学学习，后来考中进士，在唐担任过许多官职。阿倍仲麻吕与大诗人王维、储光羲、李白等关系甚好。他滞留在唐朝54年，73岁客死长安，他的诗作有许多收录在《全唐诗》中。
30.毕昇仅仅是一位工匠吗？
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要说的毕昇，便是其中一个发明——印刷术改进过程中的大功臣，他发明了最具突破性的活字印刷术。
关于毕昇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只有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可以寻见相关的记载。可是，沈括的记载中只交代了毕昇的布衣身份，那么，何谓布衣？毕昇的职业又应当怎样定位呢？
在古代的身份概念里，布衣即是没有做过官的普通老百姓，以至于许多人猜测，毕昇只是一个从事雕版印刷的工匠，因为只有熟悉或精通雕版技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活字版的发明者。说他是“工匠”便意味着毕昇只是一位技术性人员，却不懂多少科学知识。面对如此浩繁的印刷排版工作，毕昇提出了制作一套字块，在以后的编排中一一对应放置的便捷方法，此时我们只把毕昇定义为一名工人，这样公平吗？
活字印刷术是一项颇有创造性的发明。它的具体操作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单字的反体，字划突起的高度像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便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便于拣字，胶泥活字按韵被分类放在木格子里，并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
了解了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之后，没有人不对这一创意性的想法感到惊奇，同时也深深地敬佩着这位古代的布衣。看到这，我们还能说毕昇只是一位工匠吗？如果没有前期的知识积累，他是不可能产生出这样专业的方法的。因此，毕昇首先应是一位精通印刷原理的知识分子，此外他不齿于加入实际操作，与工人们一起实践新的印刷法。
毕昇是一位杰出的工匠，但他更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
四大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这些发明的重要性最早可能是由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的，他曾写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使世界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变革，以至于没有任何帝国，教派，个人对人类事务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力。”而现在所指的四大发明最早是由19世纪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约瑟夫·爱德肯提出的。当爱德肯比较中国和日本时，提出学者们应当清楚日本没有像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那么重要的发明。
31.禹王碑碑文能够破解吗？
“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韩愈的这首诗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禹王碑碑文的优美形制。大名鼎鼎的禹王碑发现于衡山的岣嵝峰，因此又被称为岣嵝碑，碑文虽仅有77字，字体却苍古难辨，常被称为蝌蚪文或鸟篆。据说郭沫若先生花了3年时间也不过辨识出其中的3字。
禹王碑的神秘不光来自奇怪的字体，还来自民间有关这座碑的一个传说。相传大禹治水时，禹得到仙人相助，获得了一幅地图，禹按照这幅地图的指引找到金简玉书，他抱着宝书日夜细心研读，求得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并按照书上指点，率领众百姓凿山开石，疏通壅塞，把危害百姓的洪水引进江河，归顺大海。大功告成后，大禹把金简玉书送回原来的地方，仍用磐石压盖起来，并在岣嵝峰上刻了一块碑，即禹王碑。故事虽传奇，不过碑石右侧的古刻“大宋嘉定神禹碑刻成”，说明该碑是宋代文物，打破了这座碑来自上古的神话。
自从禹王碑被后人发现，各路专家学者便没有停止对碑文的破解工作，许多种译文的版本也不断诞生。专家们发现，禹王碑所用文字为夏代官方文字，早于商周金文。这种文字到战国末期逐渐消亡。秦汉文字改革后，绝大多数文人无法识读了。加上内容多为南楚方言，还有许多通假字，字体采用了对称型装饰手法，十分难辨认。加上译者的思路受到神话传说的限制，这些译文仍然多与大禹治水有关。直到刘志一先生将译文解释为楚庄王时期，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的一篇文章，他将碑文破解出来发现与《春秋左传》中的记载十分相像，更加坚定了这份译文的合理性，也得到了学界的众多认同。
古今称颂的禹王碑，作为一块扑朔迷离的历史瑰宝，在得到众人关注和猜测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等待他们去继续探寻。
碑的称谓最早始于汉代，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3种用途，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拴牲畜；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由于这些实用的目的，最早的3种碑上都是没有文字图案的，是后来慢慢出现碑文这种体制。碑文，是指刻在竖石上的文字，这种文字是专为刻碑而作。碑文作为体裁时有文，有铭，又有序。选定标题时，看包括哪些形式而定，或直题为某某碑，或题为某某碑铭，或题为碑并序、铭并序之类，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就不题碑铭等字，直书文章题目了。
32.《清明上河图》真迹最后在哪里？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的繁荣景象。这幅传世奇作也是历代皇室贵族争相收藏的对象，那么，《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经历了怎样的流传，现在又保存在哪里呢？
相传，宋徽宗赵佶看重了张择端的绘画才能，便命人将其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完成后，宋徽宗即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具有中国历史上书画家身份的宋徽宗酷爱此画，并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盖上了双龙小印。后来宋被金灭，连这幅珍贵的画作也被掳走，直到元朝灭金，它才重新回归中原故土。
总的来说，《清明上河图》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皇帝宝座离宫之前，他带走了宫中一部分珍玩字画，《清明上河图》即在其中。它和末代皇帝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辗转忧患的流亡生活。在流亡的路途中，有些珍玩字画被遗弃，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还有的被解放军收缴。溥仪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共有四个不同的版本，其中包括真迹和一些仿作。最终《清明上河图》的哪个版本由溥仪带在身边，是不是真迹？这些问题的答案起初人们不得而知。
直到1950年的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在整理解放战争遗留文物的时候，文物学家杨仁恺先生在众多画卷中发现了这幅气势恢弘的长卷，画中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但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翔实，收藏印章也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题跋中明确地记载有“翰林张择端”的字样让人们最终确信这幅画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清明上河图》真迹。
这幅承载了无数君王盛世太平梦想的《清明上河图》，却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坎坷。好在如今这幅图被人们发现，安详地停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中，供后人瞻仰。
《清明上河图》标题中的“清明”二字的真实寓意历来争议众多。通过画面的内容以及张择端的作画历史背景，专家们总结出了“清明”的几种可能的含义。比较普遍认同的主要是清明节之意和清明盛世的意思，后者更符合当时的情形。因为，北宋当时在长期实施“偃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较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政治清明；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为取悦宋徽宗赵佶，曾倡导“丰享豫大”，形容天下富足，太平安乐的景象。《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也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
33.《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吗？
岳飞的一首《满江红》壮怀激烈，曾激起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的英雄豪情，又多少次地让人缅怀它的作者岳飞的赫赫业绩与悲壮归宿。但正是这首传唱已久的词多年来始终引起人们的争论，争论的中心不是别的，却是该词的作者问题。
这首词最早出现在明代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而岳飞写作这首词应该是南宋时候的事了，中间历经宋、元两朝，都没有任何记载，也没有名人的评价，为什么这首词偏偏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呢？另外，词中提到了“踏破贺兰山阙”的豪言壮语，要知道，贺兰山在内蒙古河套以西，当时是西夏的土地而非金国属地，况且，岳飞奉命征战之地在黄龙府，是今天的吉林地区。如果这首词真的是岳飞写的，那描述的地点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倒是在明朝，北方少数民族鞑靼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踏破贺兰山阙”据说在明代中叶是一句抗战的口号，而且当时的明将还在此处打了胜仗，与“踏破”二字刚好吻合，这句话在南宋自然是不会有的。难道这首词真的是明人激动于战胜了入侵民族，于是托古人英雄所作吗？
《满江红》中字字铿锵有力，充满了浓厚的爱国情感和战斗的勇气，其实是非常符合南宋时期岳飞的心境的，而他的作者地位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撼动。岳飞写作《满江红》之后的岁月中，秦桧及其余党始终把持着朝政，之后经历了元朝异族统治，因而岳飞的声名始终受到压抑，直到明朝情况逐渐改观。岳飞的事迹才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和流传的情况。而地理方位的差异，则是因为岳飞只是用“贺兰山”来泛指被侵犯的地区，作为一种文学上常用的代指手法，这种差别的运用本来就无可厚非。
不管对这首词的作者疑问有怎样的争论，如今人们仍然在吟诵着《满江红》中的铮铮豪言，回想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征战岁月，感叹于岳飞的英雄气概。
中国古代时期，中原政权的统治从来少不了外族入侵这个难题。秦汉时期，政府主要对付的是匈奴的入侵，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失地；汉代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并派遣霍去病、卫青等大将连续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府；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经营西域20余年。到了宋朝，则先后受到辽、西夏、金的侵扰。从中央对外族的政策也能看到该朝代的整体面貌，秦汉时期国力雄厚，对外族态度强硬，战多取胜；宋朝时政策内向软弱，妥协条约数见不鲜。
34.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
700年前，一个威尼斯年轻人踏上旅途，经过24年的漫长历险，探索了一个遥远的异域国度。他的游记《东方见闻录》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使他成为了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就是马可·波罗。几百年来，马可·波罗的探险精神激励了无数后人，却也受到了诸多质疑，甚至被一些人评价为骗子。那么，这位跨越大陆的伟大探险家，是否亲眼看到过书中描写的一切？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呢？
如果仔细地翻阅马可波罗游记，的确可以找到一些匪夷所思之处。在《东方见闻录》中他提到曾经在扬州做过3年的地方官，作为一位官员，他的信息应当被记载在地方志和官员的名册里，可是这些记录里统统找不到马可波罗的身影。另外，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久，可是他的游记却都没有提到汉族文化中最能唤起外来人好奇心的独特风味，例如长城、中医、筷子、茶叶、毛笔字、缠足等具有特色的元素，这又是为何？
要确定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首先要做的便是解释这些说不通的疑问了。不论马可波罗怎样描述自己在中国受到的重视，在那个年代，一位外国游历者，始终还只是个小人物，没有在史书中记载实属正常，更何况他在扬州做官以及官职大小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说不定只是他的吹嘘。
按照元朝的等级制度，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外国人，会被分到第二等级，蒙古人是第一等级。那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交往对象一定多为蒙古人或者西域的穆斯林，而与汉族人交往甚少，这也难怪他的书中较少介绍汉族文化了。
其实，在马可波罗的书中记载了许多在中国的奇怪见闻，细节描述详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情形，又怎么会讲述地如此真实和准确呢？翻阅着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仍有一些困惑，但更多的真实细节让我们确定，马可波罗是真的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做“天方夜谭”。虽然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游记中的故事奇怪荒诞，但《马可·波罗游记》的确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另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
35.张三丰因何如此神秘？
看过武侠小说的人们对张三丰这个人一定不陌生，在武侠世界里，他是武当派的开山祖师，武功登峰造极，天下无敌。在历史上，张三丰也真实存在，并且是道教中的著名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位在现实世界和武侠世界都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人们对他的身份却有不少疑问，比如他的籍贯、他的寿命等等，都曾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
据说，张三丰其人神秘非凡，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不定，明朝三代皇帝，想召见他都没有成功。张三丰名气极大，故事众多；他高似神明，武当山有他的庙，人们对他顶礼膜拜。然而，张三丰却不显其形，没有人见过张三丰的真实面目。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还怀疑有没有张三丰这个人的存在，也正为此，他所创建的武当武术长期得不到人们的承认。这种情况更加深了张三丰身上的神秘色彩。
倒是《明史·张三丰传》中对张三丰的籍贯和外貌做了详细的记载，“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看来，张三丰的外貌是很独特的，而不是武侠作品中的英俊潇洒，不过这也同时彰显着他的与众不同。
不光是外表，他的高超武功在史书中也是有确凿记载的，相传在他悟成太极拳以后，曾经“以单拳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如果史书记载的属实，那么张三丰的武功比武侠小说中的描述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毕竟一拳打死上百个贼人也算是一门超越常人的功夫了。
对于张三丰的寿命，历史上更是没有定论，张三丰长寿的事实众人皆知，但是他到底活到多久，谁也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甚至有人相信，张三丰是长生不老的，他始终逗留在人间。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张三丰的神秘。人们在他的传奇故事中获得力量，对他的盖世武功始终保有一份想象的可贵空间。
张三丰武功超群，他在道教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最为重要的便是提倡三教合一说。张三丰认为，儒、佛、道都讲道，它们的社会功用都是“修身利人”，“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儒家“行道济时”，佛家“悟道觉世”，道家“藏道度人”。他提出，儒家修养人道，仙家修炼仙道。张三丰把二者联系起来，以修人道为炼仙道的基础，强调无论贵贱贤愚，老衰少壮，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离仙道也就自然不远了。他巧妙地把道家的内炼思想同儒家的道德学说牵合在一起，相比前代的说法更具独创性。
36. 周文宾是明朝四大才子之一吗？
说起明朝四大才子，大家都能一一细数：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周文宾，在许多历史影视剧中，也是这样安排的四个角色。不过，随着对这四人了解的深入，人们慢慢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唐、祝、文三人在历史上都有详细的记载，唯独周文宾其人不见踪迹。倒是另外一位叫做徐祯卿的才子在历史上常与前三人齐名，被称作“江南四大才子”或“吴门四才子”。
如果四大才子中的第四人是徐祯卿，那么周文宾是谁？他又是怎么被安排到四大才子中来的呢？
在四大才子中，要数唐伯虎最有名气，他还被赋予了“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美称，为四大才子之首。唐伯虎自幼聪颖，却不喜仕途，而是热衷于绘画，他的仕女图尤其登峰造极。他性格潇洒自如，傲视不羁，更使得后人对其推崇备至。祝枝山同样生性佚荡，因为看不惯官场黑暗而辞官，他的书法作品十分杰出，更有多部著作流传后世。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明四家”之一，他不仅精通绘画，山水、花卉、人物样样擅长，同时他的书法作品也有不俗的成就。
相比四大才子中的前三个，徐祯卿便显得特殊一些。他不会绘画，而是长于作诗和著书，他的诗歌倒是风格清朗；他仕途不顺，早年屡试不中，后来做了官也时遭贬谪，与之前的三位主动远离官场的文人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是从个人经历这方面，在文化成就或是性格的角度，徐祯卿与唐、祝、文三人都有着太多的不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放入四大才子的名列中不能不说有着些许不协调。
也许旧时的人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为了保持“四大才子”的一种协调性，便又杜撰了一位风流倜傥、精通书画的周文宾前来凑数。看来，周文宾再优秀，也只是一位虚构人物，真真正正的才子名号，还是要归还给徐祯卿这个人。
中国古代时常把相类似的人物进行归类，合称某种名号。不仅“四大才子”古今驰名，“四大美女”、“四大刺客”等等也有所流传。在河南南阳，也留下了“四圣”的佳话。所谓四圣是指，智圣诸葛亮、科圣张衡、商圣范蠡和医圣张仲景，这四位圣人不是在南阳出生，便是后来生活在此地。这四位圣人的传奇故事如今在南阳市可谓家喻户晓，而这其中的文化底蕴，在南阳地区也是不断发扬光大，代代流传。
37.《金瓶梅》署名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人？
《金瓶梅》是明代著名长篇小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之前的小说大多是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而整理改编式的，而这部作品则是文人直接取材于生活而创作，可谓开了文人创作模式的一个先河。这部书中不仅描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一部揭露当时官场黑暗的佳作。
完成这项成果的，当然是《金瓶梅》的作者，不过少见的是，这部著名作品的作者却使用了化名，即“兰陵笑笑生”，那么，这位神秘的“兰陵笑笑生”的真实名字是什么呢？
正如数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一般，《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也始终是对这部作品研究过程中最大的难题。而明朝作家王世贞曾被看做是《金瓶梅》作者的不二人选。首先，在明朝书籍《山林经济籍》、《万历野获编》当中便最早透露出了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信息，到了清朝，更多的研究也将作者身份指向王世贞。王世贞此人是个大官僚，对于书中对官场情形的描写可谓驾轻就熟，试想如果不是官场内游走多年的人物，又怎么可能写出如此真实的黑暗景象呢？另外，王世贞祖籍山东，后来在山东做官，满足《金瓶梅》中处处体现的山东方言条件。不仅如此，小说中的许多地名以及涉及的佛道思想，也与王世贞的成长经历一一吻合。凭借如此众多的根据，王世贞的作者身份看来是很难撼动了。
偏偏在王世贞的身边，有一位似乎更加符合作者情况的候选者，他就是王世贞的友人蔡荣名。小说中的方言是山东方言，但仍可以缩小范围到黄岩方言，而蔡荣名刚好是黄岩人，在运用方言的时候应该比王世贞更具优势。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王世贞作诗“袖携天台石，吐作弇山云”、“两年两扣先生门，沾沾所见惬所闻”与蔡荣名本人的《弇山行》相互印证，更加证实《金瓶梅》的初稿来自蔡荣名，并且是蔡荣名在弇山园最后定稿的。
通过我们的反复比对，似乎在作者之争中，蔡荣名比王世贞更具竞争力。不过，不管如今我们考证出谁是真正的作者，在那个时代，真正的作者出于某种原因，肯定是不愿意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身份的，要不然也不会化名“兰陵笑笑生”了。
《金瓶梅》是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假托宋朝旧事，实际上展现的是晚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面相，是一个社会断层的深入剖解。全书描写了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展开了一个时代的广阔图景，彻底暴露出人间的肮脏与丑恶。作品还通过西门庆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从客观上表明了这个社会的无可救药。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被当时的统治阶级容忍的，也许这也是作者选择使用化名的一个重要原因。
38.黄宗羲为何东渡去日本？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我们今天运用的许多思想都来自于这位伟大的“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作为一位明末清初的学者，具有民主和民本的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说法，并且独创性地提出黄宗羲定律，指出历代的每一次税制改革，最后的结果都是赋税一步步加重。
自然地，这位思想大师东渡日本的经历是极其深刻且重要的，不过，在黄宗羲本人的传世著作中，却对前往日本的来由交代甚少，不禁引起人们的阵阵猜测。
明朝灭亡后，黄宗羲效忠于南明政权，而南明鲁监国政权在临近覆亡时，曾多次遣使东渡日本，寻求救援。作为当时的重臣，想必黄宗羲也在此行列。黄宗羲在自己的著作《避地赋》和《日本乞师记》中便详细记录了沿途见闻和感想，在《日本乞师记》中一句“日本承平久矣，多忘武备，岂肯渡海为人复仇”明显暴露了此行的目的。再者，黄宗羲在当时朝廷中属于主张“乞师”求援的一派，他反清复明的态度坚决，甚至为此发布《南都防乱公揭》，锥击仇人，得罪了阮大铖势力。
不过，当时有这样的一段历史：鲁监国政权全由武将把持，黄宗羲感到抗清之志难伸，遂于顺治六年秋以清廷要“录其家口”为由，愤然出走，潜归故里。偏偏记载中的黄宗羲出使日本也在这一年，只是时间稍晚。黄宗羲既然已经作出了这样全身而退的抉择，为何事隔不足两月，却又返回舟山奉使日本？这样的矛盾于情于理都很难得到解释。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黄宗羲东渡日本不为“乞师”，而为“避仇”。当时南明政权易主，阮大铖重新得势，便重修旧怨，大肆报复发布《南都防乱公揭》之事，黄宗羲定然榜上有名，所以一定会要遭到阮大铖迫害，这就出现了“避仇”亡命日本之举。
所以说，不管是从时间还是从历史发展过程看，都是黄宗羲“避仇”去往日本更具合理性一些。当然要得到确凿的判断，还需要等待更多有力的证据出现。
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涌现出一些独具民主思想的大儒，其中要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最有代表性，他们也是成就较显著的几位。黄宗羲提出“法治”反对“人治”，激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顾炎武则主要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王夫之主张唯物主义，提出要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但是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这种思潮有如昙花一现，很快消殒了。
39.贾宝玉“口中含玉”的玉有多大？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小说之一，几百年一直被人们争相阅读，后来还不断出现根据《红楼梦》改编的舞台戏剧、电影和电视剧等形式。不仅原来的书中的情节在这些剧本中有了些许的改变，连宝玉胸前的一块通灵宝玉也变得各式各样。到底哪种是真的通灵宝玉的样子，人们不免困惑。
在《红楼梦》原著当中，贾宝玉出世时口衔着的那块通灵宝玉，不仅是整个故事的源头，也是一直贯穿120回的线索，在全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块通灵宝玉在曹雪芹的描述中活灵活现，没有任何破绽可言。不过，这块宝玉到了后期的剧本中，却变得有点不可信了。
宝玉是含玉诞生的，能够在一个婴儿的嘴里放置的玉想必是比较小的，而且应当没有任何金银的装饰。原著中当宝钗走近观察这块玉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描述：宝钗托在手中，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玉，五色花纹缠护。再看看在这些剧中，通灵宝玉不仅“增肥”不少，还镶金嵌银，珠光宝气的感觉十足。虽然这样看上去显得富贵一些，但与原著主旨不符合的这般模样我们怎能安然默许呢？
另外，剧中宝玉的挂链多为金链或银链来吊在脖子上，试想一个孩童，能够承受金银如此沉重的负荷吗？况且，贾宝玉一怒之下扯掉了这块玉并且把它摔在地上，如果是金银材质的链子有那么容易被扯掉吗？后来贾宝玉丢失了这块通灵宝玉，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连接宝玉的不会是特别坚固的绳索，而更有可能是金银丝络。不仅如此，这块宝玉也不会像各种剧目中那样垂在外面，而应当是贴身佩戴，这样既显宝贵又可以防止被盗。
对比这些原著与后来改编版本的区别，不禁阵阵心寒。有些错误虽然对于情节不关紧要，但违背原著的主旨，这样的误导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在欣赏这些改编版本的时候，虽然抱着娱乐的态度，但也需要注意纠正这些明显的硬伤。
通灵宝玉在《红楼梦》中被提及数次，相传本是女娲炼就的一块顽石，因无法补天而随神瑛侍者下到凡间，幻化为贾宝玉口中的一块美玉，上面有“通灵宝玉”四字。而贾宝玉正是由神瑛侍者投胎而成，对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绛珠仙草后来则投胎为林黛玉。在《红楼梦》这样一本现实主义小说当中，这段浪漫主义的神话引子更显贾、黛两人的神秘气质。
40. 贪官和珅拯救了《红楼梦》，这是真的吗？
在世人眼中，和珅是一个可恶的大贪官。不过，少为人知的是，和珅是《红楼梦》的挽救者，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还算是一个功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高官和珅为什么会和一部禁书《红楼梦》有关联？
其实在乾隆年间，文字狱和毁书的活动达到顶峰，而《红楼梦》因为“红”字与“朱”同义，而当时为清朝，“朱”又为明朝皇帝的姓氏，这个字沾上了反清复明的嫌疑，所以被列为禁书。此时的和珅已经是四库全书馆的主纂官，奉皇帝之命搜罗民间的书籍。
在这时候，《石头记》的抄本正在到处流传。和珅早有耳闻，便想办法借来一阅。读罢《石头记》，和珅感到此书的重要价值，认为这部书简直是一部奇书，假如就这样被当做禁书不再流传，那就太可惜了。于是，和珅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以先请人续作《石头记》使其完整，再加以删改，去掉书中不合体制的话。这样把书呈献于乾隆，然后刊行，这样不仅自己发了一笔大财，同时天下的士子们也都会认为他干了好事，让此书流传下去。
不久，和珅请来写书高手高鹗令他对《石头记》进行续写，其实高鹗早已熟读该书的前八十回，并续写了后四十回，几近完成。和珅听后，自然大为欣喜，在对《石头记》进行严格的删改后，将其上呈给乾隆皇帝。乾隆阅览之后对这本书大加赞扬，并说：“此书写的是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的家事。”同时默许和珅把它以“武英殿聚珍版”印刷出版。从此，“全本”或称“全璧”《红楼梦》开始流行全国，并风靡一时。在和珅的努力之下，以前被乾隆认为是“淫词滥曲，必欲禁之”的《红楼梦》得到了印刷出版，流传至今，看来是和珅救了《红楼梦》。
其实，和珅让这本书得以传世也有一些个人原因，书中描写的贵族奢华的生活和贾宝玉的多情，在和珅身上也能够找到相类似的影子。和珅的一个举动，无形中为中国文学史保留了一份无价财富。
文字狱，是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这样的文字狱从汉朝即有，一直到明清，具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于是到了清朝时期，文字狱最为严重残酷。清朝是满族贵族掌权，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控制极严。尤其是清朝前中期，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是统治者疑神疑鬼，认为文字中有触犯当时政权和妨碍自己的内容，必兴文字狱，动辄株连数百人乃至数千人。清朝最早的文字狱要算是庄廷鑨明史案，当时直接和间接牵连数百人，影响恶劣。
41. 纪晓岚真的是铁齿铜牙吗？
纪晓岚是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他学识渊博，担任过《四库全书》的总纂官，本人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他的形象更是被塑造成一位反应灵敏、正义机智的学者，在朝廷之上与和珅针锋相对，无所畏惧。
其实，真实的纪晓岚可完全不像电视剧中的那么锋芒毕露，也没有那么十足的正义感，甚至曾经做过一些并不符合法制的事。在他45岁的时候，他的亲家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即将受到政府的抄家，纪晓岚得知后急忙暗中命人通风报信，民间还流传着纪晓岚为传递“严查”之意，便将一把盐和几根茶叶装在信封里，命人送给亲家的故事。由于他给犯人通风报信，后来被查出，发配到新疆呆了两年多。看来，真实的纪晓岚远远没有电视剧中的形象那么完美。
从新疆回来的纪晓岚，对人生似乎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上。这时的纪晓岚，哪里来的工夫同和珅等人进行周旋呢？这是一方面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即还没有任何可靠证据可以证明纪晓岚与和珅之间有直接的正面冲突。倒是史书中记述的与和珅有直接冲突的首席大学士阿贵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戏说的电视剧中，据说他们当时矛盾很深，从不讲话，就连办公场所也不在一起。
事实上，纪晓岚不仅不是那种仗义执言的官员，反而在为人处事上十分圆滑谨慎。纪晓岚在朝廷之上没有主持公正的勇气，而且也没有那种政治地位。正如乾隆皇帝曾经对他的评价那样，他更像是个伶人，是“无用的腐儒”。他的官职虽然一直在缓慢提升，但死前才当上协办大学士。
总的说来，真实的纪晓岚在仕途上是谨小慎微的，他始终战战兢兢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尤其是在新疆发配归来以后。这似乎与电视剧中的角色相差甚远。而且，不像电视剧中描述的那样，他的学识没有高到可以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地步，其实还有许多地位高于他的大学者。这么看来，电视剧中的“铁齿铜牙”四字也许真的有些夸张了。
纪晓岚曾著有《阅微草堂笔记》，传世至今。《阅微草堂笔记》是五种笔记小说的合集，包含有《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滦阳续录》6卷。《阅微草堂笔记》的题材以妖怪鬼狐为主，但是对于人事异闻、边地景物、诗词文章、名物典故等也有涉猎，内容相当广泛。该书是纪晓岚十年心血的结晶，又是纪晓岚晚年心灵世界的反映，也从某一个侧面显现出清代中期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风貌。书中有不少故事章节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和黑暗，道学家的虚伪和卑鄙，也有不少篇章揭示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也许，相比《四库全书》的官方风格，《阅微草堂笔记》才更能体现纪晓岚个人的创见。
42.“扬州八怪”哪里怪？
“扬州八怪”最初其实不光是八个人，而是泛指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等商业发达地区的一批具有独特书画风格的艺术家们，他们当中有名气的大概有十余名，直到李玉棻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将“八怪”定为罗聘、李方膺、李鳝、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扬州八怪”的具体人员才真正确定下来。
“扬州八怪”中的书画家们都生活在社会的中层，他们各自都有过一些坎坷的经历和不平的往事，对于官场的腐败和富商的强取豪夺更是有深刻的了解，对社会的丑恶面进行刻画和抨击自然在所难免，会不会是这样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让人们觉得他们为人怪异呢？要知道，在当时这样的不满情绪虽然不多见，但也并不少见。况且他们这样一批接受封建教育的艺术创作者，其实无法摆脱对地主富商的依附，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因此，在表达感情上，他们不会太过明显，也就不可能出现太怪异的表现了。
倒是这几位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相比有诸多差别。中国古代的绘画自唐宋时期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到了明清则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其中便有一派形成了以金农、郑夔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画风。当时其他的画派都在临摹效仿古人，坚持古法创作；唯有“扬州八怪”虽然仍尊重传统，但更注重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创作中也更加强调个性。
以这样的宗旨创作出来的画作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不禁让人们感到惊奇。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不少人将这种抒发真实情感、纵情挥洒的作品称作评价为“怪”。如此说来，“扬州八怪”不是怪在人品，而是怪在画风。
这样奔放自如、不受拘束的画法在后来也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和继承，甚至孕育和影响了齐白石、徐悲鸿这样的艺术大师。
郑夔可谓是“扬州八怪”之首，说起郑夔大家并不熟悉，但如果说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郑板桥，则是家喻户晓了。郑板桥最擅长画竹，他的代表作便是一幅《竹石图》，在这幅图中，竹子尖瘦挺拔，节节向上，直冲云霄；墨色也浓淡有致，凸显出竹子的高贵质感。相传这幅图的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郑板桥画竹，相比苏轼的“胸有成竹”理论，他认为更应该“胸中无竹”，直接取法自然。也许正是这样的宗旨，让他的画作显得十分真实生动，通灵潇洒。
43.《水浒传》为何刚好108位好汉？
说到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大家都不陌生，对书中那108位英雄好汉的事迹更是能够如数家珍。书中曾有一处情节提到，宋江降服了张清、皇甫端之后清点自己的大小干将，发现恰好108人，心中不禁暗喜。这时天书从天而降，上面将108位好汉分别与36颗天罡星和72颗地煞星相对应，并为他们排定了座次。从此，108位好汉汇集一堂，共创伟业。
虽然这段描述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作者为什么在众多数字中选择108这个数字，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36是六六相乘之和，在古代人们十分崇尚六这个数字，认为它是吉利的象征。《周易》每卦有六爻，家庭中有六亲都是常用的说法。而六六的乘积也成为吉利的代表，在古代的各种说法中，孙子兵法有三十六计、避暑山庄有三十六景、武术套路有三十六招式。
72则与中国古代的历法有关，是与农业生活息息相关的数字。72起源于五行思想，一年的360天被分为72候，一候为5天。于是，72演化成五行历法中的一个重要数字。例如孔子有贤人72位、孙悟空的72变，都来源于这种五行思想。
108刚好是36与72相加之和，这种算法则带有明显的传统道教色彩。在道教的说法中，北斗丛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三十六天罡”；北斗丛星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七十二地煞”。《水浒传》书中将各位好汉与各个星煞一一对应，想必也是出于称赞他们神通广大的原因。
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由历史改编的小说，其中反映的社会思想和语言风格都带有浓厚的时代和民间色彩，从中能够发现中国封建文化的深深地烙印。书中提到的水泊梁山108位英雄好汉，正是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核心数字观念。
说到数字，中国人的确有一种不可忽略的数字情结。除了我们提到的古代的36、72、108等吉利的数字，人们对8、10等数字也情有独钟，并且影响到如今我们的社会生活。例如评奖时我们多选择“十大”、“十佳”等方式，连奥运会的开幕时间也选在了2008年8月8日以求吉利。虽然如今大家已经不再迷信于数字，但通过选取吉祥数字以求平安的愿望仍然存在。
44.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究竟为何？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不仅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等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还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第一人。可惜的是，王国维先生却在50岁正是学术鼎盛的时候，选择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湖自尽。一代学人，充满智慧的一生在污泥浊水中逝去。人们在扼腕叹息之时，也不禁揣测起先生投湖的原因。
王国维死后，溥仪曾发布了一道“诏书”，正是这道诏书令人们将王国维之死同清朝的覆亡联系起来。溥仪在位之时，王国维曾欣喜地奉诏出任“南书房行走”一职；民国建立以后，在外表上王国维也依旧坚持保留着那一根长辫；王国维临死前更是向溥仪上呈过一份“遗章”，如此多的证据，令王国维“为清朝殉国”之说铁证如山。
戏剧性的一幕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面世后出现了，溥仪在他的书中明确表示：“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当时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王国维死后唆使他人编造了王国维的这份“遗章”。如此看来，“殉清”不是王国维的本意，也就不是他的真正死因。再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等人也多次表示，王国维脑后的那根辫子，只是传统文化人的个性使然，绝对不是外人流传的不忘满清小朝廷的象征。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大多数文人的抱负得不到真正的施展，独立自由的意志受到抑制，而传统文化也在逐渐沦丧。也许正是出于这些令人痛心的原因，王国维先生才会采用这样激烈而绝望的方式，表达对国家和学术的一点点希望。
《人间词话》
王国维先生的成就中最为中国学生熟知的，想必就是这一本《人间词话》了。《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先生运用西洋美学思想，重新诠释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同时也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的诗话、词话一类作品的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但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十分深远。总的来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45. 敦煌藏经洞如何形成？
敦煌乃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在这里聚集过无数宗教信徒，收藏着无数宗教宝藏。可惜宋代以后，敦煌渐趋冷清，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20世纪初一个爆炸性新闻从这个荒凉之地诞生。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雇人修补佛教洞窟的时候，偶然打开了一个尘封千年的洞穴，而填满这个洞穴的，竟然是大量的经书字卷、绢画和佛教法器。
随着消息的不胫而走，世界各地的觊觎着中国宝物的人纷至沓来，其中以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掠走的文物最为众多和珍贵；而当时的清王朝的统治正摇摇欲坠，在精力和财力上都没能够提供有力的保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一批批运走。在为这些文物的流失感到痛心之时，众人也不免对藏经洞封存经书的原因感到疑惑。
1036年党项族的西夏政权攻占敦煌以及整个河西走廊，并持续统治这个地区接近200年。藏经洞中的藏品中标注的年号最晚为宋朝初年咸平五年（1002年），而且洞内没有找到任何西夏文书，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分类。如此匆忙的痕迹告诉我们，在第一次党项攻打敦煌时，为避免兵灾，当时的僧人慌乱将这些东西堆入洞中，封存起来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在藏经洞中，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汉文残页、带木轴的残缺经卷以及绢画的残片等等，这些经品会不会是一些已经废弃不用的，但是出于崇圣尊经、珍惜纸张等原因所以没有丢弃，而是聚拢起来，统一归放呢？
不光是藏经洞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对于洞内文物的保存时间、流失去向等等问题，研究界也还在探索。我们不仅期待着更多真相的发现，也期待着更多流落海外的珍贵文物能够归乡。
著名作家、学者余秋雨曾经写作过一篇文章《道士塔》，生动地讲述了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还原了当时从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到外国人纷纷前来运走经书的场景。在文章中余秋雨一方面表达了对道士王圆箓的遗恨，但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对当时情境的无奈，毕竟是清政府缺少对这个文物群的保护，才会导致文物的流失。余秋雨对该事件及造成的深远影响描述真实贴切，令人震撼，引人深思。
46. 婴戏图如何折射出国运兴衰？
婴戏图主要是指瓷器上绘制的那些儿童嬉戏玩耍的画面。婴戏图中展现的儿童大多都是天真活泼、惹人喜爱的，可是在一些瓷器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别样面貌的儿童，他们神情木讷、脑袋奇大，给人很怪异的感觉。这种不同仅仅是画风的差别吗？婴戏图的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背景呢？
婴戏图作为瓷器上的一种图案最早出现在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到了宋代这种方式得到了推广，各地的瓷器上都出现了这些神气活现的孩童的身影。尤其是在一些瓷枕上，更是充满了孩童钓鱼、玩球、赶鸭等等憨态可掬的画面，令人怜爱。此时正值宋朝初期，社会安定，人口稳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种绘画的高度发展。
明清时期，婴戏图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此时一幅图中儿童的个数早已由一两个发展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他们神态各异，动作多样。这样的画面反映了当时人们注重传宗接代的观念，渴望多子多福的想法。就在这些婴戏图中，我们寻见了一个明显的不同。
明代的婴戏图多为“庭园婴戏”或在郊外玩耍，在这些时期，孩童的形象矮胖，头大，前脑尤大，圆圆的脸，额上几根刘海，十分可爱。再看清朝的雍正、乾隆两朝的官窑瓷器，婴戏图画工严谨，儿童衣纹清晰，眉清目秀，动作天真烂漫，惹人喜爱。当时的官窑瓷器婴戏中的儿童姿态多样，动作夸张，画面多呈热闹愉悦的气氛。可见，那时人们多用婴戏图描绘“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桃源美景和太平盛世，孩童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安定祥和。
可是像明朝的嘉靖、万历时期，孩子们长袍大褂，显得头重脚轻，头特大，后脑凸出。这些形象表明，明朝社会政治经济的衰落已经初见端倪。到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情况更甚，那时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衰竭，这些社会现实折射在婴戏图中，孩童们瘦骨嶙峋，脚奇长，后脑特大，形体十分抽象，看起来奇形怪状。而清朝中期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婴戏图上人物呆板笨拙，儿童粗头大脑，也反映了国运衰落的现实。在社会动荡不安、封建政权江河日下之时，婴戏图同样也能真实地记录下来。
看来，婴戏图反映给后人的，不仅有那些祥和欢乐的画面，也有社会衰退对这些孩童的不良影响。我们在看着乱世的婴戏图不断叹息的同时，也更加珍惜如今社会的安定。
我国古代著名瓷窖
邢窑——唐代胎质细洁、釉色白润。今河北省临城县（当时属邢州）。
越窑——唐、五代至宋釉色原以青中微黄，后改进为清水般的湖绿色，刻画有花鸟、人物或几何图案。今浙江省余姚县上林湖一带（古属越州）。
定窑——唐代烧白瓷至宋而著名宋代定窑瓷器除乳白色外，兼有黑、酱、绿釉瓷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燕山村（古属定州）。
汝窑——宋代名窑，元祐初年曾为官窑胎骨香灰色，釉色近于卵青。此类器物烧制的时间短，质高物精，目前尚未发现窑址。
磁州窑——宋元时代北方民间瓷窑器形以盘、碗、罐、瓶为主，兼有瓷枕和玩具。线条流畅，构图洒脱，是北方民间瓷器的代表作。
47. 仡佬族“天书”是什么样的？
仡佬族是生活在我国贵州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历史十分悠久。相传商周至西汉时期的“百濮”，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濮”、“僚”这些古代少数民族都与其先祖有渊源关系。例如汉朝的文献中提及，早在商代，其先民濮人就参与武王伐纣之役，是古代西南地区一支庞大的族群。但是，由于历代战争、民族融合和长期迁徙等原因，仡佬族的民族文化丧失殆尽，仡佬族有自己的语言，现在却仅有少数老人通仡佬语了。
对于仡佬族有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个问题，历来有众多争论。在仡佬族的传说中，曾有过一本“天书”，也许这是唯一能够证明这个民族有文字的证据了。据民间传说，仡佬族中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付天官，他手中掌有“天书”。付天官为维护族人的利益曾和一些神仙斗法，经常取胜。他死后，人们一直传颂着他的神奇故事，但“天书”却随着他的离去而神秘失踪了。
虽然这只是个神话故事，但“天书”是否真的存在呢？找到了这本“天书”，我们不就能看到千年以前的仡佬族的真实面貌了吗？
老天不负人愿，如今人们真的找到了这本“天书”，而它的真名叫《九天大濮史录》。在这本500多页的“天书”中，详细记载了仡佬族建国的历史以及他们发现朱砂、酒、茶的经过。不仅如此，书中还透露出仡佬族是一个以“和”为信物，提倡“合和”的民族，书中的“天地万事，多有不同，不同则争，争则乱，乱则败，败则衰，衰则亡”的警句连我们现代人都要感到叹服。
可贵的是，整本书都是仡佬语和汉语对应译录的，更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仡佬语。《九天大濮史录》的发现，不仅充分证明了仡佬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老民族，拥有着自己本民族的文字；而且是最早倡导“和合”理念的民族，也是朱砂、酒、茶、焰火、铜、铁等的发明人，可见这个民族在当时的先进发展程度。
这部“天书”的发现，不仅为研究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夜郎的兴衰提供了方便，也是解开西南地区诸多民族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中，拥有自己本民族文字的并不少见。例如藏、彝、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傣等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字，有的文字如藏文、彝文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他文字也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大部分已经有比较规范的习惯用法，使用范围较广，影响也较大。苗文和壮文虽然创制时间不长，但使用人数也较多。如今，一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为了保存并发展民族文化，扩大信息来源，提高科学水平，也在努力创造属于本民族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