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作文课》总论篇
第一章作文的基本态度（夏丏尊）
我曾看了不少关于文章作法的书籍，觉得普通的文章，其好坏大部分是态度问题；只要能了解文章的态度，文章就自然会好，至少可以不至十分不好的。古今能文的人，他们对于文章法诀，一个说这样，一个说那样，但是千言万语，都不外乎以读者为对象，务使读者不觉苦痛厌倦而得趣味快乐。所谓要有秩序，要明畅，要有力等等，无非都是想适应读者的心情。因为离了读者，就可不必有文章的。
要使文章能适合读者的心情，技巧的研究，原是必要，态度的注意，却比技巧更加要紧。技巧属于积极的修辞，大部分有赖于天分和学力；态度是修辞的消极的方面，全是情理范围中的事，人人可以学得的。要学文章，我以为初步先须认定作文的态度。作文的态度就是文章的ABC。
初中的学生，有的文字已过得去，有的还是不大好。现在作文用语体，只要学过了语法的，语句上的毛病，当然不大会有；而平日文题又很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何以还有许多的毛病呢？我以为毛病都是由态度不对来的。态度不对，无论加了什么修饰或技巧，文字也不能像样，反觉讨厌。好像五官不正的人擦上了许多脂粉似的。
文章的态度，可以分六种来说。我们执笔为文的时候，可以发生六个问题：
1.为什么要作这文？
2.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
3.谁在作这文？
4.在什么地方作这文？
5.在什么时候作这文？
6.怎样作这文？
用英语来说，就是Why？What？Who？Where？When？How？六字可以称为“六W”。现在试逐条说述。
1.为什么要作这文？…这就是所以要作这文的目的。例如：这文是作了给人看的呢，还是自己记着备忘的？是作了劝化人的呢，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的意见，或是和人辩论的？是但求实用的呢，还是想使人见了快乐感得趣味的？是试验的答案呢，还是普通的论文？诸如此类，目的可各式各样，因了目的如何，作法当然不能一律。普通论文中很细密的文字，当作试验答案就冗琐讨厌了。见了使人感得趣味快乐的美文，用之于实用，就觉得不便了。周子的《爱莲说》，拿到植物学中去当关于说明“莲”的一节，学生就要莫名其妙了。所取的题目虽同，文字依目的而异，认定了目的，依了目的下笔，才能大体不误。
2.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这是普通所谓题义，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作文能把持中心思想，自然不会有题外之文。例如在主张男女同学的文字中，断用不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等类的废话。在记述风灾的文字，断不许有飓风生起的原因的科学的解释。我在某中学时，有一次入学试验，我出了一个作文题“元旦”，有一个受试者开端说“元旦就是正月一日，人民于此日大家休息游玩……”等类的话，中间略述社会欢乐情形，结末又说“……不知国已将亡……凡我血气青年快从今日元旦觉悟……”等，这是全然忘了题义的例。
3.谁在作这文？…这是作者的地位问题，也就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再换句话说，就是要问以何种资格向人说话。例如：现在大家同在一个学校里，假定这学校还没有高级中学，而大家都希望添办起来，将此希望的意思，大家作一篇文字，教师的文字与学生的文字，是应该不同的。校长如果也作一篇文字，与教师学生的亦不相同。一般社会上的人，如果也提出文字来，更加各各不同。要点原是一致，而说话的态度、方法等等，却都不能不异的。同样，子对于父，和父对于子不同，对一般人和对朋友不同，同是朋友之中，对新交又和对旧交不同。记得有一个笑话，有一学生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钱已用完，你快给我寄十元来，勿误。”父亲见信大怒，这就是误认了地位的毛病了。
4.什么地方作这文？…作这文的所在地也有认清的必要，或在乡村，或在都会，或在集会（如演说），或在外国，因了地方不同，态度也自须有异。例如：在集会中，应采眼前人人皆知的材料，在乡村应采乡村现成的事项。在国外，用外国语，在国内应用本国语（除必不得已须用外国原语者外）。“我们的father”“你的wife”之类，是怪难看难听的。
5.在什么时候作这文？…这是自己的时代观念，须得认清的。作这文在前清，还是在民国成立以后？这虽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实际上还有人没了解。现在叹气早已用“唉”音了。有许多人还一定要用“呜呼”、“嗟乎”，明明是总统，偏叫做“元首”，明明是督军，却自称“疆吏”，往年黎元洪的电报，甚至于使人不懂，这不是时代错误是什么？
6.怎样作这文？…上面的五种态度都认清了，然后再想作文的方法。用普通文体呢，还是用诗歌体？简单好呢，还是详细好？直说呢，还是婉说？开端怎样说？结末怎样说？先说大旨，后说理由呢？还是先说事实，后加断定？怎样才能使我的本旨显明？怎样才能免掉别人的反驳？关于此种等等，都须自己打算研究。
以上六种，我以为是作文时所必须认清的态度，虽然很平凡，但却必须知道，把它连接起来，就只是下面的一句话：
谁对了谁，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说什么话。
如果所作的文字，依照这里面的各项检查起来，都没有毛病可指，那就是好文字，至少不会成坏文字了。不特文字如此，语言也是这样。作文说话时只要能够留心这“六W”，在语言文字上就可无大过了。
（选自《文章作法》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3月）
第二章作文的意义与功用（章衣萍）
我们为什么要作文呢？作文有什么意义和功用呢？
人类有思想和情感，要表示出来，用嘴说的叫做言语，用笔写的叫做文字。把许多文字组织成一篇文章，叫做作文。木匠用一块块的木头造成一只木箱，砖匠用一块块的砖头造成一堵墙壁。木匠的工具是木头，砖匠的工具是砖头。我们作文的工具是文字。文字同言语一样，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符号。
人类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人类有文字而禽兽没有。人类能思想，思想是由“概念”构成的。禽兽只有“表象”，没有“概念”。
禽兽看见一棵树一朵花，至多只有树和花在眼中和脑中的明了的印象而已，而人类却能用一种记号，作为树和花的象征。这象征的概念的联合，在心里是思想，说出口来是言语，写在纸上是文字。思想是心里的言语，文字是纸上的言语。
但文字和言语不同的地方，是表示的方法不同。言语是“占有时间性的声”，文字是“占有空间性的形”。因为言语不能传远，不能永久，所以才发明了文字。
人类是先有言语，然后有文字的。
人类的言语是从何产生呢？
据近代科学家说，人类的言语，是从人类劳动的呼声产生的。人类工作紧张的时候，他的呼吸器和发声器不知不觉发生一种呼声，例如：街上挑担子的人，口里常哼着“杭唷”“杭唷”，这种“杭唷”的呼声，我们听见，即可知道有人在吃力地挑担子，即使我们没有看见挑担子的人。这种劳动呼声是一种无意识的言语，是一种原始的语根。樵夫砍柴时口里哼着“哈—哈”的呼声，船夫背纤时口里哼着“呵—呵”的呼声，肩夫背着东西时口里哼着“哦嗬—哦嗬”的呼声，这种同一劳动中发生的同一呼声，同一的符号，是有社会性的，都是无意识的语根。
无意识的语根不能算作言语，却算是原始的言语。人类的原始语根不过二三十个，有这二三十个原始的语根，后来人类劳动方面逐渐复杂，社会的组织日益确立，经济日益发展，言语随着时代的要求而日益增加变化，才有今日千变万化的言语。（参看波格达诺夫《社会意识学大纲》第二篇）
中国的言语是最不统一的，一省有一省的言语，甚至于一省内各县的言语也不同。这原因是由于领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缘故。近数十年铁路和汽车路逐渐建立，交通发达，国语流行，中国言语统一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使中国学生最麻烦的，是中国文字和言语的分歧。原始的文字起源于绘画，中国所谓“依类象形”即绘画的变态。其后“形声相益”，变化益多，乃成中国今日之文字。但中国的文字同欧洲的文字不同。“中国的文字是非拼音制（Non-spelling…System），欧洲的文字是拼音制（Spelling…System）；中国文字是单音制（Monosyllabic…System），欧洲文字是多音制（Polysyllabic…System）。”中国的文字因为这两种原因，固定了不能同欧洲文字一样随着语言变化。“数千年来语言自语言，文字自文字。”（参看刘半农《中国文法通论》第一讲第二节）学者尽毕生之力尚不能把文字弄通。有人以为中国科学的不发达，源于文字的困难，其言实有至理。近十年来才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出来提倡白话文，才有钱玄同、黎锦熙一班人出来制定注音字母及罗马字母拼音，白话的势力渐要统一中国文坛了，罗马字母拼音的计划也快要实观了，中国文字的困难也不久可以免除了罢。
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中，教授国文仍为今日中学教育中的难题。从前刘半农先生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中曾“慨乎言之”地说：
第一，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此等“谬种而非桐城，妖孽而非选学”的怪物，是谁造就出来的？是谁该入地狱？
现在，我们离刘半农先生说这话已经十几年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亲爱的中学生们的国文程度究竟进步了多少。明眼的人自然会心里明白的罢。
中学国文标准应该怎样？目的是什么？从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曾拟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存》第一集，一册）
胡先生很客气地说：“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胡先生那篇文章是民国九年三月间做的。现在离胡先生做那篇文章的时间又已经十年了。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做过中学教员的人，当知道现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究竟怎样，同胡先生的“理想的标准”相去有多远。
平心而论，中学生的国文在初中三年中至少是应该弄“通”的。学生进高中后，学商科、学农科、学理科的人是不应该多花时间来弄国文了。正因为中国自古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正因为现在学科学的人也不肯在数理方面用功夫，所以中国到现在还只能产出一班空谈的“八股科学家”。学科学的人不会作诗，不会填词，甚至于不会看古书，读古文，都不算是耻辱！正因为中国人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所以丁燮林在北大讲了几次相对论，谁也不肯注意，待到他的《一只马蜂》短剧发表以后，即刻名满天下了。中国的社会不睬科学家，科学家也不肯在研究室里用功夫，全走到街上来跟着文豪吟诗作曲了。
这样混下去，中国的科学永久不会发达的。（上面所说科学，系指自然科学，中国今日最需要的是自然科学，因为我们的物质文明实在太不发达了。社会科学当然也很重要的，因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利用天然能力，社会科学的目的在改造社会环境。两三年来，社会科学的运气渐渐亨通了，虽然有名的著作出版还不多。总之，这种现象是可喜的。）
我常想：中国今日之是否真能得救，在于科学家能否发明物品，制造机器；文学家能否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小说、戏剧、诗歌；社会改革家能否真正投身群众中间，艰苦卓绝，努力革命。学术上的分工，精力上的专注，是很重要的。鲁迅先生曾说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比喻，好像说，就是一只牛，也是杀了卖肉就不会耕田，耕了田就不能卖肉，卖了肉就不能再成只拿来祭孔。一个人能够革命，又能够造机器、写文章，原是很好的事。但实际上这样的天才是很少的。
好多历史上有名的革命家，大都抱定理想，百折不回，但也有读书很少的。革命家少读书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正同科学家不会作诗也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书本读得多的人，头脑太复杂了，顾此顾彼，思前想后，也许竟不能革命。中学生是在读书时代。教中学生丢去了书本全去革命是不对的。但中学生也不是小孩子了。社会的多故，时局的危急，世界的艰难，青年的中学生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来看看，自己将来究竟要做怎样的人。希腊的哲人达勒思（Thales）说：“汝当自知。”这是中学生应该悬诸座右的教训。
国文诚然是重要的工具，中学生人人必修的科目，但平心而论，胡先生拟的“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还未免太“理想”了。中学生不能看“古文书籍”，不能作“通顺的古文”，不能算是羞耻，假如他将来是预备学工、学商、学农的人，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些“鬼书”，卷帙浩繁，普通中学生哪有工夫去阅读！所以普通中学生的国文标准只要做到胡先生所拟的第一条已经够了：
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也许有人以为这个标准太低了。但中学的国文应该以国语（即白话文）为主体，是“天经地义”“不容匡正”的。现在中学国文教学所以不进步，就因为一些教员不将“标准”放低，一些学生也不肯先将白话文弄得“明白通畅”，就作白话诗，写白话小说，想做新文豪！刘半农先生曾慨乎：“学生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的家信。”…现在“今夫”“且夫”的文章也许没有人做了，但是“的”“了”“哟”“呀”的白话诗，“风花”“恋爱”以至“普罗”“革命”的白话小说，在讲堂中、自修室中“误尽苍生”也不少。说起来，我们一班创作家（恕我自大一次）也有罪过。我并不是反对中学生写白话诗、写白话小说。我不会这样荒谬。但诗和小说都是文学（Literature）。中学生却并不是将来个个要做文学家。中学生最要紧的是先把普通的白话文（Language）弄“通”。文章的“通”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技巧，即字句文法没有错误；一方面是内容，即思想的正确。
所以依我个人的愚见，中学的国文课程，应以下列的原则为标准：
（1）我们应该知道文学同言语一样，是一种表示思想和情感的工具，中学生的国文教授，应该以白话文为主体，使中学生人人能用明白通畅的白话作文，自由表示思想情感，没有文法和论理上的错误。
（2）我们应该承认人的天性各有所近。学术上的分工是很重要的，应该使高中实科（农、工、商等科）的学生多花时间学习专门学科，（学科学的学生尝试一些文学趣味原是很好的，但眼前多数中学生的新文学热，轻视科学，实在不是好事。）并且应该使他们知道文学也是一种专门的学科，非有相当的天分和艰苦的修养，不能有所成就。
（3）我们应该使有志专门文学的中学生，知道小说、诗歌、戏剧是人类心灵的最高表现。创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该拿经验作底子，应该多读多作，但是不应该滥作。应该先将普通应用文（记事文，叙事文，解说文，议论文）弄通，然后致力于小说、戏剧、诗歌的创作和练习。
我是一个爱文学的人。这本小书是为了有志爱好文学的中学生们做的。但我却不是迷信文学万能的人。杀猪的总说猪肉好吃是不对的，也许牛肉、羊肉比猪肉更好吃，更有滋养。我希望爱好文学的中学生们读了我的书（或者在讲堂上由教师讲授）能得着一些益处。至于那些将来有志于工、商、农或自然科学、社会革命的学生们，能牺牲一小部分时间看看这册小书，也许对于他们的应用文字上或略有用处。倘说看了无用，不看也罢了。
作文有什么意义与功用呢？什么是一篇文章呢？
让我来下个简单的定义吧：
作文是使人们能够用通畅或优美的文字自由表现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一篇文章就是拿一些有组织的文字来表现个人对于某一个问题的思想和情感。
（选自《作文讲话》，北新书局，1930年12月）
第三章为什么要作文？（胡怀琛）
学生为什么要作文？先生为什么要教学生作文？就是因为国文是发表思想或感情的一种工具。学生要作文，就是要练习运用这种工具。先生要教学生作文，就是把运用工具的方法，教给学生。有许多人说：“多读些书，就会作文；会说话，也就会作白话文。”这话很不对。我们学作文，固然要多读些书，固然要会说话。然不能说，多读了书，就会作文；会说话，就会作白话文。
这个道理，很容易说明白。先说读书和作文的关系罢：书上所有的，都是他人的作品；我们只将他人的作品读熟了，在作文的时候，至多也只能套几句老调，自己不能有丝毫变化。这就是只有口的练习，而缺少了脑筋的练习。请问这种没有变化的老调，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思想或感情么？甚且只有口的练习，而缺乏了手腕的练习。这句话怎样讲呢？就是口里能够念得出，手里写不出。学生在课堂里作文的时候，往往想到一个意思，却无法写得出来；或是写了出来，叫他人看不明白。这就是脑筋少了练习的缘故。又有时想到一句很好的句子，但是这句子的中间，有一个字，或两三个字，不知道怎样写法；有的就写了别字，自己也没知道。这就是手腕少了练习的缘故。这不是我的理想，乃是实在的情形。想做教员的，在看卷子时，常常看见里面有许多不知所云的话，或是常常看见卷子里写了许多别字；做学生的，在作文时，也常常感到话说不明白，字写不出的困难。这就可证明我的话不错了。
再谈到说话和作文的关系。在白话文里，虽然文就是话，话就是文；然而话是口说的，文是笔写的。代表这句话的几个声音，口里虽然说得出；代表这句话的几个字，手里却写不出。怎能说会说话就会作白话文呢？再有一层：说话是和人家当面说的，有许多地方，不用细说，彼此可以了解。作文却不是如此，作文的人和读文的人，不是当面谈话。也许读文的人和作文的人，漠不相关。我们作文的时候，若照当面谈话一般的写下来，人家看了，一定有许多不能了解的地方。试举一件顶浅近的事，做一个例。譬如：两个人同立在花园里，一个人说道：“这里的空气很好！”“这里”两个字，当然是指花园；那听话的人，没有不明白的。譬如：有一人，他早晨起来，走到花园里去，觉得空气很好，就用铅笔写一个纸条子，寄给他的朋友，说道：“这里的空气很好！”只这一句话，并没说明他是在什么地方；他的朋友，也不曾知道这时候他是在花园里。那么，接到他的信，读道：“这里的空气很好！”读罢，一定不明白所谓“这里”是什么地方。同是一句话，当面说，便可以了解；写在信上，便不能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可证明说话和作文不同。这样一句很浅近很简单的话，尚且如此；比较深一些，复杂一些的话，那不同的地方更多了。
以上说明白了，只读书，未必会作文；会说话，未必会作文。不得不用一番练习作文的工夫。唯一的练习方法，就是多作。
文是发表思想或感情的工具，作文是运用工具。虽然有了工具，还要知道运用。要能够运用，一定要练习。因此，学生必须作文，先生必须教学生作文。
作文一课，不但是中等学校有的，小学、大学都有。然而小学校里，从造句起，到作短篇的文为止，往往只能做到记简单的事，达简单的意为止；稍为复杂一点的文，便不能作了。总而言之：还缺乏了充分的练习，还不能够充分的言所欲言。至于到了大学里，那又不是作得通不通，妥不妥的问题。专门研究文学的，比清通妥当，更要进一步。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他拿文做工具，去陈说他种学问，文字当然要清通妥当，而这种程度，又是要在中等学校里预备好了，不是在大学里练习的事。如此看来，中等学校里的作文，是顶要紧了。本书所说的，就是在中等学校范围以内的作文问题。
（选自《作文研究》，商务印书馆，1925年1月）
第四章为什么写？写什么？（张志公）
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感到好笑。是吧？
“为什么写？因为我们有语文课，语文课要求每周一次‘小作文’，两周一次‘大作文’，既然这样要求，当然就得照着作，就得写了！写什么？老师出什么题目就写什么呗！你大概不知道中学生每天干些什么，不知道现在很多大学也开了语文课，有的还有写作课，你也不知道那些大学生每天干什么，所以问出这么可笑的问题来。”
不，你猜错了。我知道你们每天干些什么——当然不完全一样，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班，作法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我只知道个大概，不全面，不过，无论如何，我对你的答案是不能满意的。
顺着你的思路，你很可能这样接着往下说：“考语文，往往会考作文。学期考试，学年考试，毕业考试，统考，升学考试，都可能考作文。作文难！所以必须常常写。写各式各样的题目，凡是有可能出的某一类题目，都写写试试才好。”
越说越不对了！
这里，我暂且不谈学习目的等等那一类问题。一谈，你会说我讲大道理吓唬你，听不进去。我再提一个问题吧。如果你现在已经不是学生，是一个已经离开学校，参加了某种工作的青年，你已经没有什么“小作文”“大作文”“考作文”这些麻烦，那么，你还用不用钢笔呢？还写不写呢？如果还常常得写点东西，那么，你是为什么写呢？写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反应。现在还是学生的，可能这么说：“那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反正现在的问题是‘小作文’‘大作文’‘考作文’。就是为此而写，就得学写各种各样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以后吗？说不定我顶替我爸爸去当工人，用不着写什么了。”这些想法的错误得说一说，也比较好说，因为只要用小道理就可以说清楚，不必讲大道理。在学校里学习就是为以后离开学校要用。如果你上学的时候不考虑这个问题，功课尽管考了优等，考了100分，可是出了学校之后，学的那点东西不管用，叫你写点什么都抓瞎，那样，你可要吃苦头了！当工人就用不着写什么了？今天已经不都这样了。你今年多大？十几岁？再过10年，20年，30年，40年，社会该是什么样子了？那时候的文化、科学、技术该是什么样子了？要想得远一点啊，你来日方长啊！
现在已经离开学校参加了工作的，很可能马上想到所谓“应用文”，什么书信、便条、通知、启事、调查报告、工作总结等等，猜想我提出上边那个问题大概是希望得到这样的回答：“参加工作之后需要会写‘应用文’，因此要写，主要是学写‘应用文’。”爱好文学的很可能感到有点迷惘。“他的意思会不会是说，文学是用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要学会写文学作品呢？然而，据说这位张某是重视语言、不重视文学的，他怎么忽然提倡起学写文学作品来呢？”
的确，这些都不是我希望得到的答案。
由此可见，“命题作文”是很不容易的。你得揣摩命题者为什么出这么个题目，他出这个题目的意图是什么，他希望作文的人说些什么。
我倒并不是要考考你，要难为难为你。完全不是！我出这个题目是因为，这是许多年，许多许多年，一直没解决，或者说没完全解决，至少在教语文和学语文的很多人中间没解决的一个老问题。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教写、学写的路子就走不正，效果就不会好，这里不得不说句大道理的话了，就不合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一栏既是要谈“写”的，首先就不能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思考思考，共同商量商量，在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或者，至少，比较接近的情况下，才好谈下去。否则，我谈我的，你想你的，很少“共同语言”，那怎么行呢？
这次就谈到这里为止。咱们不留“家庭作业”，所以你不必写。（如果你愿意写，有时间写，当然并不禁止。多写总是好事。写好，你自己留起来就是了。）但是请你把这个问题好好想一想。下次，我说说我的想法。碰一碰，看看咱们是否想到一块儿去了；如果没有，看看距离还大不大——我推断，由于这次把问题这么突出地一提，咱们的想法很可能会大大接近起来。这也正是这次我只提问题不谈想法的原因。大家想到一块去，要比一个人说给大家听的效果好得多。更何况，我想的也并不一定就对呢？
（选自《张志公文集》第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
第五章 两种目的 两种文章（张志公）
这一次咱们就来讨论讨论上次留下来的问题：为什么写，写什么。
为什么写？答案很简单：因为要用。生活里需要书；念书做学问，需要写；作任何工作都需要写；抒发点思想感情想影响影响别人，需要写；搞科学研究，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需要写。所以，只要不是文盲，人人都得有一支笔。
那么，写什么？答案也很简单：写有用的东西，在生活里、工作里……要用的东西。
不是闲着没事儿，为消遣而写；不是为装点门面，显示点才情而写；不是为了通过考试获取某种私利而写。你不要认为这是些无稽的闲话。想当年，这一类的不纯正的写作目的都曾经确确实实地有过；并且，其中有的到今天还并非没有影响，也许形式上不一样了，骨子里头还差不多；更重要的是，抱着诸如此类的目的教写，学写，正是若干世纪以来写作的教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不要只看见历史上出过李白、杜甫、曹雪芹等等，现代出过鲁迅、茅盾、朱自清等等，要想到，“十年寒窗”终于写不通的，笔杆不管用的，是成千上万的啊！
所以，咱们谈写作，必须从这儿谈起：为什么写，写什么。不把这个问题闹清楚，谈写作是谈不下去的；或者是会到岔路上去的；或者是谈点空话，不起什么作用的。
运用语言，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目的不外两大类。一类是为处理具体的实际问题的，是要办事情的；一类是用语言作工具搞点艺术，去感染听者或读者，使人受到熏陶，在思想、感情、情操等方面受到影响。这里只讲书面，也就是写。以前一类目的而写，形成了多种的应用性文体；以后一类目的而写，形成了多种的文艺性文体。
这里所说的应用性文体，可不是一般常说的那种“应用文”，比那个范围广得多，可以说，除了文艺性文体以外的，都是应用性文体。各行业都有自己为处理各种问题所需要的应用文。国家机关要处理各种公务，于是需要写公文，包括下级往上级送的请示、报告等等；上级下达的决定、决议、指示、命令等等；同级之间沟通、联系、协商等等；国家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法令、条例等等；司法部门的起诉书、抗诉书、判决书、裁定书、证词笔录、辩护词等等；科研设计单位的各种类型的设计说明和科研论文等等；教师的教案等等；医生写的病历、诊断书等等；工厂、商店写的广告、商品说明等等；各种公共场所公布的一些规则（图书馆借阅规则，公安部门发布的交通法规，影剧院的观众须知等等）；诸如此类，还有好些，都属于应用性文体。学生写听课笔记，写读书摘要，任何人写封家信，探望亲友未遇留个条子等，也都是应用性文体。
文艺性文体从押韵不押韵的角度分，有韵文、散文两大类。韵文包括诗歌、歌谣、辞赋、词、曲等，散文包括古代经传史书，以及小说和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等等。现代散文又指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并称的一类文学体裁，还可分为杂文、小品、随笔、报告文学等等。
文艺性文体，每一大类又可再分小类，如诗歌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格律诗和自由诗等。叙事诗又可分为史诗、英雄颂歌、故事诗、诗剧等；抒情诗又可分为颂歌、哀歌、挽歌、情歌等，不一而足。
会写应用性文体的文章，是任何人都需要的，几乎可以说无一例外。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甚至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都要写他在生活、工作和学习问题上所需要的应用文，这种写作能力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必须具备的。社会交际不可能都是口头交际，书面交际占很大的比例，占很重要的地位。要完成社会交际的职能，完成各项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就要能够写好和他的工作有关的应用文。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其中也包括着提高写作水平。
文艺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要接触的；文艺生活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大家都需要读些文艺作品，提高文艺素养，具备一定的文艺欣赏和鉴别能力。至于创作，就写文学作品，在社会上，是少数人的事，并非每个人都得会写一两种文艺性作品。换言之，一定的文艺素养是人人需要的，而文艺创作能力，不是人人都需要的。在这一点上，文艺性文体和应用性文体不同。大家几乎每天都要和应用性的文体打交道，可以说人人都得会写点应用性文章，绝少例外。所以，谈写作，应以应用性文章（不是“应用文”）为主，虽然文艺性作品的写作也应当谈谈。
应用性文体包括的范围很广，可以分很多类型。从实际应用的目的出发，应用性文体在语言上有共同的特点，总的要求是便于处理工作，解决具体问题。
应用性文体是各行各业中都有的，类别很细。随着社会发展、工作需要也在不断变化，难以一一列举。大别之，有用于生活的，有用于工作的，有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的。由于应用目的不同，在语言运用上、写法上又分别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应用性文体实用性强，自然和时代、社会的关系很密切。应用性文体在各个社会，各个时代都有变化，以适应这个社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封建社会的应用文，自然反映封建意识，反映封建宗法制度，反映君君臣臣的封建关系，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文，反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就是同样的社会，在不同的时期，应用文的体式也不同。随着历史的进展，一些应用文消失了，一些应用文有进一步的发展变化，并不断产生一些新的应用文。唯其如此，关于应用性文体的分类是不稳定的，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讲述应用性文体的著作体系是各不相同的。
举例来说，古代常用的奏议类应用文，现代就消失了。奏议是臣下给君王的书信和意见书，这种文体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就有，当时称作“书”，如《战国策》的《乐毅报燕惠王书》…，《史记》中李斯的《谏逐客书》，《汉书》中写晁错的《言兵事书》等。秦朝开始把臣子上书给皇帝称为“奏”，汉代把这类文体分为章、奏、表、议等四类，后人简称为“奏议”来概括。魏晋南北朝把“奏议”类都叫做“表”，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等。奏议类文章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很受重视，既然是写给君王的，内容多与国家大事有关，总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君王接受。所以一般写得很认真，有论点，有论据，语言平实。很多奏议类文章至今流传，多由于语言运用高超，今天还可以借鉴。但是作为一种应用文体，现代已经消失了。因为时代变了，不存在君臣的等级关系，这种臣下给君王的书信也就不存在了。此外，像封建社会中常用的“诏令”“颂赞”“箴铭”“碑志”等一类应用文，都有一定的格式，派一定的用场，现代也没有了。古代的“祭文”，现在不用了，但是有了一种性质略有近似之处的“悼词”。现代社会中，关于常见于报刊杂志、电视、电影中的各种国内外新产品的广告、说明之类的应用文，封建社会当然是没有的。
不要说古今时代不同，应用文会有变化，就是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不同需要，应用文也有变化。十几年前，“大字报”“小字报”“大批判”“小评论”“决心书”“报喜信”等是常用的应用文，现在“大字报”“小字报”已经不用了，空洞的“大批判”“小评论”，形式主义的“决心书”“报喜信”之类也少见了。
应用性文体的形式很多，有的虽然古今都有，形式也有很大变化，语言运用上也有变化。比如书信体，历代都比较重视，常常通过和亲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文言文的书信体，格式很严格，下对上，幼对长，写信时有很多特殊要求，用词造句也很严格，丝毫不能马虎。现代书信作为应用文，可以表达很丰富的内容，语言运用上简洁、准确就可以，格式虽有一点，但不像古代书信的格式那么复杂拘谨了。
学习应用性文体要注意时代性和社会性。有个茶店在门口立了一幅广告：“欢迎工农兵同志们，请您选购新到的茉莉花茶。”一位机关干部看到后，给报社写信，说我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和士兵，是不是就不被欢迎去买茶呢？这说明这幅广告的语言有点不合时宜了。工、农、兵、机关干部、知识分子，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不需要为他们分别开设不同的茶叶店。
文艺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现实的解释。每个作家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从不同侧面再现生活，通过形象的独特性和文学语言运用的独特性，形成艺术形式的独特性。作家创作要靠抽象思维，但比较多地运用形象思维。形象思维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又具有特殊的规律，它一般地不脱离具体的形象，通过由现实引起的联想、想象和幻想，塑造出具体的艺术形象感染读者。在语言运用上，主要的特点是形象性和具体性，运用比喻、夸张、摹绘、比拟、借代、警句、婉曲、反复、对偶、排比等种种表达方式。
谈到这里，我又要留下一个并非课外作业的思考题了。照这样说起来，有应用性文章，有文艺性文章。每一类又有许许多多小类，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体式。写作这个问题如此复杂，这该怎么学法呢？这是不是有点吓唬人？
我只回答最后这个小问题：不是。不是吓唬你。你不必害怕。写作这件事，说难是有些难处，但是总起来说，不难，只要认识明确，态度端正，适当下点工夫是完全可能学得好的。前半那个大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先去想一想，咱们下次再讨论。
(选自《张志公文集》第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
第六章对象和目的（张志公）
谈了两次了。听见两种反映。有些同志很赞成这样像拉家常似的谈写作，希望继续这样谈下去，有些同志希望少“兜圈子”，直截了当说说该怎样写，怎样就能提高写的能力。两种意见我都接受。
不过得说明一点。无论采取怎样的谈法，提高写的能力的关键在于同志们自己多动脑筋想问题。所以我还是要不断地提出问题来请你想。你先想想然后我再谈；我谈了之后你再想一想。这样来来回回地想了谈，谈了想，可能是由于我不大习惯于板着脸的“教”人家“怎样”写，仿佛人家本来根本不会，我一“教”，人家就会了。哪里有这种事。再有，讲写作的书有很多，讲“主题”“叙事”“写景”“状物”“立论”“驳论”等等，那些书大都写得很好，很有帮助，你选一两种好好读读就行，无须我再来重复那些讲法了。因此，我还是以谈为主，咱们这一栏不是叫着“写作一月‘谈’”吗？尽量谈得简要些，爽快些，少说点闲话。我继续谈下去，一边谈着一边随时听取大家的意见，不断地改进谈法。好不好？
今天先谈一点——文章的对象和目的。
一切应用性的文章都是写给特定的对象，为了处理特定的问题，达到特定的目的的。对象可以是个别的，可以是一些人，可以是许多人，可以是某个单位，可以是一些单位，总之，写的人心目中是有明确的对象的。写这类文章不是无目的的，而是要处理特定的问题的。要处理的可以只是某一个问题，可以是两个、三个或更多的问题，换言之，目的可以很单纯，也可以比较复杂，总之，写的人心目中是有明确的目的的。写任何应用性的文章，都要把对象和目的明确起来。事实上，在提起笔来之前，对象和目的本来就有了的，否则就不会提起笔来，只不过在落笔之际要在头脑里把对象和目的进一步明确一下，并且就要根据这对象和目的来考虑你的写法。
用最简单的应用性文章为例。比如写信。信是写给谁的，这就是对象；写这封信干什么，这就是目的。假如你是托对方替你买一本书。看来这是极单纯、极小的一件事。然而在写法上要考虑妥当的地方并不少。你写信的这位对象，也就是你要托的人，和你是什么关系？是你的家属、亲属？是你相处很熟、交往很多的一位同志？是一般认识并不很熟的人？还是并不直接认识、没有交往的人？这些决定着你的信用什么样的口气，也决定着某些部分应详应略等等写法上的一些问题。你托他买的是某一本特定的书，还是请他就某一种书代你选购一本？书请他寄到什么地方？书款你准备怎样还他？你是急需，还是并非急需而是要他在方便的时候留意代你买到？这些都要想清楚，写清楚。你为什么要托他替你办这件事，无论托的是谁，总要大体说一说，让人家明白，愿意替你办。这虽是很小的一件事，却也要花费人家不少时间的，到书店去买书，有时候跑一处跑一趟还买不到，需要再跑，买回来要找合适的（邮局肯接受的、不易损毁的）纸来包封。然后再跑邮局去寄发，也相当麻烦的。把这些都想好了，你这封信才会写得清晰、得体，易于解决问题，达到你写信的目的。请不要认为说这些话是多余的。这是来自我的切身经验。我有时候收到熟识的同志来信托我买书，也有时候收到不认识的读者来信托我买书，因为知道我是跟书打交道的嘛。这样的来信，有的写得很不客气，也没说明他必须托我代办这件事的道理，表现出他不以麻烦别人为意；有的又过分客气，说了过多不必要的感谢话，显得不简明，更糟糕的是往往由于写得不明白，有些该说清楚的项目没说清楚，使我不好办，比如书名很一般，同名的书不止一种，信上却没有写明作者和出版者，有的地址没写清楚，甚至有的连签名都让我认不出来（这当然是写字的问题，我曾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采取过这样的办法：把他的签名剪下来，贴在包封上）。
倘若一封信里说了好几样事，托别人办好几件事，那就需要考虑一下先后的次序，先说什么，再说什么，以至明白地说出轻重缓急，让对方好办。倘若是向对方询问什么问题或是商讨什么问题的信，问什么要十分简洁而明晰，商讨什么既要明晰，也要得体，意见要明确，态度要恰当。即使是亲属、朋友，长时间没见面，没通信，写封信联系一下，没有特定的事情要办，那么，联系联系，互通音讯，这就是目的，就应当想好，自己有些什么情况宜于告诉对方，自己想知道对方的什么情况，这样，这封信才能产生互通音讯的作用。可见，就是写封信这么一件小事，要写得好，也很有好些地方是需要思考的。至于信的格式，那是很容易的，任何一本讲“应用文”的书都会讲到，要不了几分钟就学得会。所要重视的是根据信的对象和写信的目的，考虑怎样把信写得明晰而得体。这里边其实也包含了“为对方着想”这个重要因素。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是交际工具。交际，是两方的事，不是一方的事。那么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每一方心目中应当放着对方，说话、写文章处处都要想到对方。首先是要给对方方便。根据自己对于对方的了解，话怎样说法最便于他理解，不多也不少，不深也不浅；根据写信的目的，话怎样说法最便于他处理问题，不模糊也不繁琐。其次，根据信的对象和目的也要考虑到对于对方应有的（而不是虚伪的或多余的）尊重和礼貌。
再举个例子。我有时候自己买点药品用。药品的说明书，有的写得好，有的差些。前者让我看得清楚明白，并且对它产生信任感，后者反之。这往往也是由于对写说明书的对象和目的是否明确而产生的差异。药品说明书，我想至少可以有三种对象：一是写给医务人员看的，目的在便于他临床应用；一是写给医药商店管进货的人看的，…目的在便于他了解这种药的价值，判断对它的需求量，等等；一是写给社会上一般买药的人看的，目的在于让他了解这种药是否适于他，应当怎样用法，等等。显然，为上述第一种对象和目的而写，大概药理方面，包括构成、作用、副作用等等，需要说详细些，不妨多用“行话”（专业用语），甚至使用外行人不懂的各种符号、公式、图式之类，不必多用大白话；为第三种对象和目的而写，就不能这么“专”了，…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但是成分一般也应当简要地告诉人家，有什么功效、最适用于什么病，以及用法、用量、可能有的副作用、服用注意事项等等更应当说得清清楚楚，实事求是，不能模模糊糊，不能夸大其词。写这类东西，对象和目的不同就必须采取不同的写法，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懂药物学，仅有一点一般常识。凡是我感到模糊或者显然在夸大其词的说明书，这种药我是不大放心去买的，比如，用了不少“贵重”药材、采用“最科学”的制作方法这类的话，功效列了一大串，主治什么病也列了一大串，注意事项往往只有“孕妇忌服”一条，都是些“模糊语言”；偶尔也看见过相反的情况，不仅说明了成分，连化学分子式都列出来了，我看不懂。说得太模糊的，显然广告性多于说明性的，让我看不懂的，附有这些情况的说明书的药，我都不敢买，或者不愿意买，除非是医生给我开的处方。
写任何东西都要明确对象和目的，都要为读者考虑。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就连文学性的作品，作者心目中其实也是有对象、有目的的，只是往往不如应用性文章那么突出而已。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命题作文”，不过，“命题作文”大都不管对象和目的，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出个“春雨”作题目，咱们每个人都能对付出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来。但是，这篇文章是写给什么人看的，为什么目的而写的，要解决什么问题的，统统不知道。用这种方法练习写作，也不能说一点用处都没有；可是用处不大，害处却不小。一个人在生活中、工作中、科学研究中，什么时候需要写这种无对象无目的的文章呢？可是这种习作方法行之有年，大家都很熟悉它，视为提高写作能力的必由之径。我劝大家改变一下这种写作态度。写任何东西首先要明确对象和目的，要想到你的读者。当你把这些明确起来的时候，写这篇东西的内容、方法、技巧大概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了。
又要留下个问题请你思考一下了。如果给你出个题目，比如“万里长城”，要你写篇文章。你先设想一下，这篇文章可以有哪几种对象和目的？当你把对象和目的明确起来的时候，你是否感到文章好写一点了，不再对着那四个字发愣了？写出来的文章是不是会更有用一些了？这次谈的过程中，好几处提到“得体”，什么是“得体”？
（选自《张志公文集》第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