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当代作家研究.高缨》关注时代　直面人生

——论高缨新时期小说审美的追求 陈朝红 当代著名作家高缨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创作多面手，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各种形式的创作中，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佳作。但高缨在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特别热心于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也最突出，四十多年的辛勤耕耘探索，已形成了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色。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曾以脍炙人口的优秀短篇《达吉和她的父亲》和反映农村生活、富有艺术特色的小说集《山高水远》而蜚声文坛，奠定了他在小说界的坚实地位。粉碎“四人帮”后，高缨刚刚获得了提笔的权利，便满怀激情，饱蘸血泪，精心创作了反映彝族人民的苦难和抗争、描绘红军长征过凉山的风云变幻历史画卷的优秀长篇小说《云崖初暖》，受到文学界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沐浴着社会主义文艺春天的阳光，高缨在新生活的激励召唤下，焕发了旺盛的创作热情，他在创作许多散文、报告文学、游记、诗歌的同时，继续在小说领域不倦地探索，不断有佳作问世，如短篇小说《悔》《朝辞白帝彩云间》《伞》《音乐二篇》《驯兽》，中篇小说《兰》《薛玛姑娘》等作品，都以其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而引人瞩目。1992年出版了小说集《高缨小说18篇》，这部书汇集展示了高缨新时期短篇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综观高缨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个富有历史感责任感的作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激流中不断开拓前进的足迹，看到了高缨小说创作在过去基础上的新的超越及在当代小说创作绚丽多彩景观中的独特风采。因此，对高缨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发展从总体上加以考察剖析，是有意义的。 一 高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从总的思想情感基调和审美趋向上看，与他过去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山高水远》的风格特色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巨大变化，随着作家生活体验的丰富和认识思考的深化，随着新时期文学观念的震荡变化，这一切在高缨小说创作中也必然留下新的时代烙印，闪现出新的艺术光彩，从而使他的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既有继承、又有超越的生气勃勃的发展态势。 新时期文学思潮风风雨雨，潮涌潮落，面对瞬息万变、眼花缭乱的创作流向，高缨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清醒、沉着和稳健。他不盲目追逐时髦，迎合时尚，而是脚踏在生活的大地上，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默默地、执着地走自己的路。 高缨一如既往地自觉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一贯旗帜鲜明地主张作家要与时代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最近在《高缨小说18篇》一书的“自序”里又一次表白，“如果作家没有一颗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心，一切生活、思考、技巧都是枉然”。正是怀着这样一颗“诚实而炽热”的心，面对神州大地涌起的改革大潮，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高缨的心不能平静、急切地渴望投入新的生活，去汲取清新的空气，去汲取新鲜的生活源泉。为此，他甚至不无遗憾地改变了原订的创作计划，暂时放下了早已搜集了大量材料、做好充分准备的长篇小说《云崖初暖》续篇的创作（这部总名为《奴隶们起来》的大型作品，原计划写三部连续性的长篇，从红军长征过凉山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改斗争）。我们高兴地看到，十几年来，高缨始终用沸腾的现实生活、同普通劳动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不顾疾病缠身，经常下到工矿农村，足迹远及南疆北疆。他曾踩着淤泥奔赴抗洪救灾前线，他也曾满怀兴致投身城市经济改革的旋涡。人生体验的丰富和艺术视野的开阔，使他新时期的小说在题材内容上比过去大为拓展，触及的社会生活层面更加丰富复杂。作家在五六十年代曾长期深入凉山，并曾在西昌农村安家落户，因此，他的小说题材主要是他所熟悉的少数民族生活和农村生活，而今他除了继续写这类题材外，还写了更加纷纭复杂的生活和人物，他写了知识分子、普通工人、边防战士、离休干部、待业青年、个体老板、江湖艺人、街道居民、劳改罪犯等等。他突破了过去的小说生活视野相对狭窄的某些局限，力图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俯瞰社会人生，多角度多层面观照透视改革大潮冲击下各色各样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命运悲欢，从而展现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一幅幅真实生动、斑斓多姿的人生图画。 同那些关注时代变革、追踪生活变化的作家们同中有异的是，高缨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照和把握。他认为社会主义作家不能没有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不必心虚理怯而应理直气壮地肯定和弘扬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和崇高。他对前些年理论界种种冷漠轻视革命浪漫主义、贬抑排斥革命的理想和崇高的论调，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在一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道路时，总是热心于借鉴和吸收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气韵乃至一些表现手法。从高缨的小说中，人们能明显地感到，作家对生活和人物，不是“零度感情”，也不是“拒绝介入”、“拒绝评价”，而是全身心投入，忧喜与共，爱憎分明，甚至常常直抒胸臆，情透纸背。但这一切，又绝非空洞的说教，概念的图解，而是将鲜明的感情倾向与生动感人的形象描绘融为一体，较好地表现出作家真切的人生体验、审美理想与责任感、使命感和谐统一。 基于这样的审美追求，我们看到在高缨的小说中，作家总是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以真挚饱满的感情来描绘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喜怒哀乐，着力发掘和赞颂艰难坎坷人生的真善美，表现出生活的希望，历史的趋势，群众的心声。高缨写于新时期之初的中篇小说《兰》，同当时的“伤痕文学”一样，也是揭露控诉“文革”浩劫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但作家并不单纯地展览眼泪鲜血，一味地抚着伤痕悲叹。他说过：“即使是‘四人帮’法西斯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人民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抗争。拍案而起的是一种，‘天安门事件’是另一种，而实际生活中的斗争方式要更加广泛、复杂、多样。应看到，在摧残中的锻炼，在磨难中的考验，要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显示出党和人民的巨大力量的存在。”小说《兰》就通过一个逆境中的女画家冒着风险教一个工人女儿画兰和群众为保护朱总司令赠送家乡人民的珍贵兰花而同帮派势力进行的一场斗争，展现了那个时期光明和黑暗、正义同邪恶搏斗的一个侧面，着力写出“在摧残中的锻炼，在磨难中的考验”，生动具体地显示了党心民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改革开放，八面来风，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深刻的震动和急剧的变化，一方面是有的人信仰幻灭，思想迷茫，民族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思潮蔓延滋长，另一方面在广大群众心中又蕴藏着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奋进不息的生活信念，种种复杂的生活现象使高缨既忧虑又感奋，他满怀深情着力发掘和弘扬人民心中崇高美好的感情。他1983年发表的短篇佳作《朝辞白帝彩云间》，就是一曲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的颂歌。小说真实地表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无私奉献精神，中年女画家史丛不畏艰难困苦，坚持深入生活，勤奋作画，“无止境地追求着艺术的新天地”。她在南下长江三峡、葛洲坝时，坐硬座车、乘四等舱，住拥挤的小客店，劳累不堪，竟至在船上画素描时晕倒。但史丛面对困难并不怨天尤人，“她唇边老浮着淡淡的暖人的微笑”，踏实地生活，执着地追求。当她在船上晕倒后，幸遇外国友人救助，友人慕其才华请其作画，她欣然挥毫，却婉言谢绝了优厚的酬金，表现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位外表娴静端庄的女画家，胸膛里跳动着炽热的爱国赤子之心！高缨在谈这篇作品的创作时说，“写作时，心中激荡着强烈的爱国情感，有时甚至热泪沾巾。短篇小说《朝辞白帝彩云间》，正是这种情感的流露。”正是熔铸进人物形象、渗透在作品字里行间的这种真情，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著名老作家沙汀当时曾专门致信高缨表示赞赏，认为作品的思想意蕴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很有积极意义，并说在阅读中“感到相当愉快，因为情节生动，文辞清丽，颇能引人入胜”。 高缨同一时期发表的另一篇小说《老爷戈壁》，是作家仅有的表现边防战士生活的作品，仍然着力于表现人民战士心中祖国高于一切的神圣信念。小说细致地描写边防战士小汪在茫茫戈壁迷路后面临生死考验时刻心中涌起的对祖国、对家乡、对连队深沉的爱恋，正是这种纯洁的爱和战士的职责成为这位平时调皮散漫的新战士战胜饥渴、伤痛和死亡恐怖的强大精神支柱。很显然，女画家史丛、边防战士小汪的形象，是植根于生活的土壤的，但又分明渗透了作家的审美理想。透过他们的形象，人们仿佛看到了为振兴中华而在各个岗位上埋头工作，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的身影。 高缨的近作《音乐二篇》则从艺术与人生的独特审美视角，透视当今商品社会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人们顽强的生活信念和对真诚美好感情的追求。《告别圆舞曲》中的那个正直、清贫的中学教师周逊对音乐艺术是那样痴迷，为得到一张外国交响乐团音乐会的票，他不得不远远地从市郊赶来在音乐厅门前苦苦等待退票，在残冬冷雨中忍受孤独和凄凉。周逊在这候票的短短瞬间饱尝了人世的冷暖炎凉，却不曾泯灭对艺术的真诚和人的尊严，当他听到从大厅里飘出的乐曲的旋律时“一种圣洁的情操，从心底泛起，升华，充溢了整个心宇。一切困惑、卑微、势利和铜臭，通通敛形收迹，他再一次从音乐中感到了人生的瑰丽和庄严”。《失落的弦音》通过勾画琵琶演奏家余倩如艺术生涯沉浮变化的一个剪影，传达出另一种人生的意蕴。九年前余倩如曾在全国民族音乐大赛中获奖，如今她的琵琶却被潮涌而来的“摇滚乐流行歌曲湮没了”，感到深深的“失落”。不料有一天她却偶然在临街的盲人诊所里听到自己久已“失落的弦音”，真是百感交集。余倩如的“知音”原来是一位盲女按摩师田菲，余倩如当年一曲《光明行》曾唤起这位盲女孩对音乐的热爱和生活的勇气，如今也一直伴随她艰难的人生。田菲在逆境中的拼搏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使余倩如猛然省悟到过去的冷漠而深深愧悔，也激励她从“失落”中振作起来，执着于生活和艺术，勇敢地迎接挑战。《音乐二篇》就是这样从日常的凡人小事中发掘出弥足珍贵的闪光的东西，赞美那未被铜臭、自私、名利污染的纯洁高尚的情感，交织成一曲声情并茂、催人向上的人生咏叹调。 高缨的这种审美追求，在他1991年发表的直面改革生活的中篇新作《薛玛姑娘》中，更有突出鲜明的表现。这是高缨拓展新的题材领域、在较大的时空背景下展示改革大潮壮阔景象和复杂矛盾的新的探索，这是一部内蕴深沉而又富于诗情画意的力作。作家以锐敏的目光和饱满的热情，通过川西北草原一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悲欢离合折射出巨大历史变革的投影。作家不仅从生活的表象上描绘了改革给昔日偏僻的草原小镇带来的兴旺景象，更着意于从生活的深层，揭示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深刻变化，探索了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应运而生的一些新的人物的独特命运和复杂性格。作品中描绘了一个从未触及的新的人物。她既有藏族女儿的性格基因，更有新的时代光彩。她不安于贫穷和命运摆布，敢于从封闭的草原奔向波翻浪涌的商海去闯荡，短短几年，成为小镇首屈一指的腰缠万贯的女老板。她精于算计手腕，也时时与富商港客周旋于灯红酒绿之间逢场作戏，但内心深处却不甘于随波逐流，渴求文化教养和纯真的爱情。薛玛这种开放的心态、强者的性格，是时代变革使然，从一个侧面勾画出草原牧民新一代精神风貌变化的轨迹。 一 高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从总的思想情感基调和审美趋向上看，与他过去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山高水远》的风格特色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巨大变化，随着作家生活体验的丰富和认识思考的深化，随着新时期文学观念的震荡变化，这一切在高缨小说创作中也必然留下新的时代烙印，闪现出新的艺术光彩，从而使他的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既有继承、又有超越的生气勃勃的发展态势。 新时期文学思潮风风雨雨，潮涌潮落，面对瞬息万变、眼花缭乱的创作流向，高缨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清醒、沉着和稳健。他不盲目追逐时髦，迎合时尚，而是脚踏在生活的大地上，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默默地、执着地走自己的路。 高缨一如既往地自觉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一贯旗帜鲜明地主张作家要与时代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最近在《高缨小说18篇》一书的“自序”里又一次表白，“如果作家没有一颗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心，一切生活、思考、技巧都是枉然”。正是怀着这样一颗“诚实而炽热”的心，面对神州大地涌起的改革大潮，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高缨的心不能平静、急切地渴望投入新的生活，去汲取清新的空气，去汲取新鲜的生活源泉。为此，他甚至不无遗憾地改变了原订的创作计划，暂时放下了早已搜集了大量材料、做好充分准备的长篇小说《云崖初暖》续篇的创作（这部总名为《奴隶们起来》的大型作品，原计划写三部连续性的长篇，从红军长征过凉山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改斗争）。我们高兴地看到，十几年来，高缨始终用沸腾的现实生活、同普通劳动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不顾疾病缠身，经常下到工矿农村，足迹远及南疆北疆。他曾踩着淤泥奔赴抗洪救灾前线，他也曾满怀兴致投身城市经济改革的旋涡。人生体验的丰富和艺术视野的开阔，使他新时期的小说在题材内容上比过去大为拓展，触及的社会生活层面更加丰富复杂。作家在五六十年代曾长期深入凉山，并曾在西昌农村安家落户，因此，他的小说题材主要是他所熟悉的少数民族生活和农村生活，而今他除了继续写这类题材外，还写了更加纷纭复杂的生活和人物，他写了知识分子、普通工人、边防战士、离休干部、待业青年、个体老板、江湖艺人、街道居民、劳改罪犯等等。他突破了过去的小说生活视野相对狭窄的某些局限，力图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俯瞰社会人生，多角度多层面观照透视改革大潮冲击下各色各样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命运悲欢，从而展现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一幅幅真实生动、斑斓多姿的人生图画。 同那些关注时代变革、追踪生活变化的作家们同中有异的是，高缨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照和把握。他认为社会主义作家不能没有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不必心虚理怯而应理直气壮地肯定和弘扬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和崇高。他对前些年理论界种种冷漠轻视革命浪漫主义、贬抑排斥革命的理想和崇高的论调，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在一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道路时，总是热心于借鉴和吸收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气韵乃至一些表现手法。从高缨的小说中，人们能明显地感到，作家对生活和人物，不是“零度感情”，也不是“拒绝介入”、“拒绝评价”，而是全身心投入，忧喜与共，爱憎分明，甚至常常直抒胸臆，情透纸背。但这一切，又绝非空洞的说教，概念的图解，而是将鲜明的感情倾向与生动感人的形象描绘融为一体，较好地表现出作家真切的人生体验、审美理想与责任感、使命感和谐统一。 基于这样的审美追求，我们看到在高缨的小说中，作家总是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以真挚饱满的感情来描绘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喜怒哀乐，着力发掘和赞颂艰难坎坷人生的真善美，表现出生活的希望，历史的趋势，群众的心声。高缨写于新时期之初的中篇小说《兰》，同当时的“伤痕文学”一样，也是揭露控诉“文革”浩劫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但作家并不单纯地展览眼泪鲜血，一味地抚着伤痕悲叹。他说过：“即使是‘四人帮’法西斯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人民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抗争。拍案而起的是一种，‘天安门事件’是另一种，而实际生活中的斗争方式要更加广泛、复杂、多样。应看到，在摧残中的锻炼，在磨难中的考验，要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显示出党和人民的巨大力量的存在。”小说《兰》就通过一个逆境中的女画家冒着风险教一个工人女儿画兰和群众为保护朱总司令赠送家乡人民的珍贵兰花而同帮派势力进行的一场斗争，展现了那个时期光明和黑暗、正义同邪恶搏斗的一个侧面，着力写出“在摧残中的锻炼，在磨难中的考验”，生动具体地显示了党心民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改革开放，八面来风，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深刻的震动和急剧的变化，一方面是有的人信仰幻灭，思想迷茫，民族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思潮蔓延滋长，另一方面在广大群众心中又蕴藏着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奋进不息的生活信念，种种复杂的生活现象使高缨既忧虑又感奋，他满怀深情着力发掘和弘扬人民心中崇高美好的感情。他1983年发表的短篇佳作《朝辞白帝彩云间》，就是一曲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的颂歌。小说真实地表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无私奉献精神，中年女画家史丛不畏艰难困苦，坚持深入生活，勤奋作画，“无止境地追求着艺术的新天地”。她在南下长江三峡、葛洲坝时，坐硬座车、乘四等舱，住拥挤的小客店，劳累不堪，竟至在船上画素描时晕倒。但史丛面对困难并不怨天尤人，“她唇边老浮着淡淡的暖人的微笑”，踏实地生活，执着地追求。当她在船上晕倒后，幸遇外国友人救助，友人慕其才华请其作画，她欣然挥毫，却婉言谢绝了优厚的酬金，表现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位外表娴静端庄的女画家，胸膛里跳动着炽热的爱国赤子之心！高缨在谈这篇作品的创作时说，“写作时，心中激荡着强烈的爱国情感，有时甚至热泪沾巾。短篇小说《朝辞白帝彩云间》，正是这种情感的流露。”正是熔铸进人物形象、渗透在作品字里行间的这种真情，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著名老作家沙汀当时曾专门致信高缨表示赞赏，认为作品的思想意蕴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很有积极意义，并说在阅读中“感到相当愉快，因为情节生动，文辞清丽，颇能引人入胜”。 高缨同一时期发表的另一篇小说《老爷戈壁》，是作家仅有的表现边防战士生活的作品，仍然着力于表现人民战士心中祖国高于一切的神圣信念。小说细致地描写边防战士小汪在茫茫戈壁迷路后面临生死考验时刻心中涌起的对祖国、对家乡、对连队深沉的爱恋，正是这种纯洁的爱和战士的职责成为这位平时调皮散漫的新战士战胜饥渴、伤痛和死亡恐怖的强大精神支柱。很显然，女画家史丛、边防战士小汪的形象，是植根于生活的土壤的，但又分明渗透了作家的审美理想。透过他们的形象，人们仿佛看到了为振兴中华而在各个岗位上埋头工作，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的身影。 高缨的近作《音乐二篇》则从艺术与人生的独特审美视角，透视当今商品社会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人们顽强的生活信念和对真诚美好感情的追求。《告别圆舞曲》中的那个正直、清贫的中学教师周逊对音乐艺术是那样痴迷，为得到一张外国交响乐团音乐会的票，他不得不远远地从市郊赶来在音乐厅门前苦苦等待退票，在残冬冷雨中忍受孤独和凄凉。周逊在这候票的短短瞬间饱尝了人世的冷暖炎凉，却不曾泯灭对艺术的真诚和人的尊严，当他听到从大厅里飘出的乐曲的旋律时“一种圣洁的情操，从心底泛起，升华，充溢了整个心宇。一切困惑、卑微、势利和铜臭，通通敛形收迹，他再一次从音乐中感到了人生的瑰丽和庄严”。《失落的弦音》通过勾画琵琶演奏家余倩如艺术生涯沉浮变化的一个剪影，传达出另一种人生的意蕴。九年前余倩如曾在全国民族音乐大赛中获奖，如今她的琵琶却被潮涌而来的“摇滚乐流行歌曲湮没了”，感到深深的“失落”。不料有一天她却偶然在临街的盲人诊所里听到自己久已“失落的弦音”，真是百感交集。余倩如的“知音”原来是一位盲女按摩师田菲，余倩如当年一曲《光明行》曾唤起这位盲女孩对音乐的热爱和生活的勇气，如今也一直伴随她艰难的人生。田菲在逆境中的拼搏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使余倩如猛然省悟到过去的冷漠而深深愧悔，也激励她从“失落”中振作起来，执着于生活和艺术，勇敢地迎接挑战。《音乐二篇》就是这样从日常的凡人小事中发掘出弥足珍贵的闪光的东西，赞美那未被铜臭、自私、名利污染的纯洁高尚的情感，交织成一曲声情并茂、催人向上的人生咏叹调。 高缨的这种审美追求，在他1991年发表的直面改革生活的中篇新作《薛玛姑娘》中，更有突出鲜明的表现。这是高缨拓展新的题材领域、在较大的时空背景下展示改革大潮壮阔景象和复杂矛盾的新的探索，这是一部内蕴深沉而又富于诗情画意的力作。作家以锐敏的目光和饱满的热情，通过川西北草原一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悲欢离合折射出巨大历史变革的投影。作家不仅从生活的表象上描绘了改革给昔日偏僻的草原小镇带来的兴旺景象，更着意于从生活的深层，揭示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深刻变化，探索了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应运而生的一些新的人物的独特命运和复杂性格。作品中描绘了一个从未触及的新的人物。她既有藏族女儿的性格基因，更有新的时代光彩。她不安于贫穷和命运摆布，敢于从封闭的草原奔向波翻浪涌的商海去闯荡，短短几年，成为小镇首屈一指的腰缠万贯的女老板。她精于算计手腕，也时时与富商港客周旋于灯红酒绿之间逢场作戏，但内心深处却不甘于随波逐流，渴求文化教养和纯真的爱情。薛玛这种开放的心态、强者的性格，是时代变革使然，从一个侧面勾画出草原牧民新一代精神风貌变化的轨迹。 二 高缨热爱生活、热爱人民，他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是，我们也看到，高缨新时期小说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总体把握、在对生活的认识思考上比过去更为全面、辩证，也更清醒和冷峻。如果说，他60年代的《山高水远》等作品，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反映生活矛盾的复杂性深刻性方面尚有某些不足的话；那么，高缨新时期的创作，特别是近几年的小说，就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作家直面人生、正视矛盾的胆识和勇气，表现出对严峻的历史真实和生活深层意蕴的追求。他不做违心之言，不搞廉价的歌颂，虚伪的粉饰。高缨是满腔热情地歌颂改革开放的，但并不忽视和回避改革进程中种种复杂矛盾、困难和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消极腐败现象，他对生活中真善美的肯定和呼唤，是与对生活严酷性复杂性的揭示和对假恶丑的鞭笞融为一体的。这使他的一些近作在清新明丽、开朗向上的色调中透出了沉重和忧思，在艺术的色调上显得更加色彩丰富而富于变化，有些作品增添了一种沉郁冷峻的引人思索的力量。 在农村推行责任制之初，不少作品热情描绘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密切关注农村生活变化的高缨，却有自己独到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他写了改革的艰难和农民的心灵重负。他于1980年发表的小说《悔》，真实细致地刻画了一个农民“冒尖户”到县上参加劳动致富经验交流会过程中翻来覆去地“失悔”的复杂心理和内心矛盾。他冒了尖，又怕露富，多方遮掩，烦恼缠身。他过去曾被作为“暴发户”批斗过，创伤深重，余悸未消，而今某些曾用“左拐子”打人的干部仍在职，腔调虽变，作风依旧，使他担心，余悸又来。作家真实地把握和刻画了在拨乱反正刚开始而“左”的流毒犹存的特定时刻一部分老实农民余悸未消的典型的心理状态，这是新时期的曙光和旧时代的阴影交织叠印在一个农民心上留下的投影。农民渴望勤劳致富，而“左”的流毒和因袭重负却成为他们前进的障碍，改变农民贫困命运并非那么简单容易，必然会经历各种艰难曲折。在当时人们对农村形势一片喝彩时，作家似乎发出的是一种低沉的“不和谐音”，然而这恰恰表现了作家的清醒和冷静的观察思考，即使今天来看，也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深化，高缨继续关注和反映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震荡变化和人们的命运沉浮，广泛地触及了新旧交替社会中各种复杂矛盾和消极现象，在作品中留下了他的困惑、思索、忧虑、激愤等等酸甜苦辣的人生感觉。他甚至敏锐地揭示了大好形势下某些阴暗的角落，揭示了那些借改革以营私者的卑劣灵魂。《驯兽》使人警醒地揭示了改革大潮中的沉渣泛起，从乡下出来谋生的流浪艺人在一个民间驯兽团所受的欺凌，让人看到某些离乡的农民进入商品社会后命运的艰难和付出的沉重代价。那个满口“新名词”的甜言蜜语的“承包人”，是那样贪婪和残暴，活似一个江湖上的封建把头。这篇小说表现了新时期特殊形式的人与兽的搏斗、善与恶的较量。《音乐二篇》触及了当今严肃的艺术和艺术家的生存困境，让人痛心地看到金钱和权势对艺术的亵渎。《告别圆舞曲》里穷教师周逊所受的冷遇和辛酸，折射出当今社会种种不公正现象，真正热爱艺术并应当享有艺术的人被剥夺了享有艺术、欣赏艺术的权利。《失落的弦音》则揭示了民族音乐所受到的冲击和冷落，揭示了一些文艺工作者同群众的感情隔膜。《伞》《外孙女》《初衷》等则通过表现某些离休老干部的孤寂失落情绪和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审视，针砭干部脱离群众的严重弊端，让人重温投身革命时为人民服务的“初衷”。《飘去了的白纸条儿》描写了经商浪潮对普通市民家庭关系和道德伦理观念的冲击，表现了对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的悖反现象的困惑和忧虑，寄托着作家对我们民族传统美德与和谐人际关系的渴望和呼唤。《罪人二篇》则是高缨创作在题材生活层面的一个新开拓，写的是他过去从未写过的劳改罪犯的生活和心理，既揭示了当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种种丑恶犯罪现象，更从劳改罪犯改恶从善的赎罪意识的角度，显示了甚至超越于法律威慑力之上的道德舆论谴责的力量。 高缨近年来对现实生活矛盾的观察、思考和开掘不断在深化，不仅有生活广度的拓展，更有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的震荡和不同文化心理的冲突。高缨在中篇新作《薛玛姑娘》里，就力图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反映当今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心理的深刻变化和矛盾冲突。他已超越了那种简单而泾渭分明地表现好人与坏人的矛盾、美与丑、善与恶的斗争的写法，而力图把握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沉凝重的意蕴。薛玛是个下海弄潮的强者，可是这位风流娇艳的年轻女老板，竟然爱上了一个穷书生——草原研究所的研究生钟云矫。她的人生信念是：“凡是我要的，就一定要得到！生意场上是这样，情场上也应该是这样！”她发誓要“找一个高层次文化的丈夫”，以补偿自己文化的贫乏。薛玛的真诚和热烈，打动了勤奋、踏实、事业心强的钟云矫的心。在淳朴的草原，他们曾真心相恋，而一旦薛玛走向大城市生意场中时，钟云矫却无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狭隘的眼光，他觉得自己的性格、教养、志趣同薛玛的生活方式、人生追求是那样格格不入，“那个天真无邪的薛玛跟生意场上的薛玛，怎么判若两人；他是多么希望这儿的红灯绿酒全部消失，只剩下他俩骑马踏过的大草原……”几经波折，他们终于痛苦地分手了。分手的直接原因是父母的阻挠和坏人的挑拨离间，根本的原因则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的冲突。他们都是好人，都怀着对生活和爱情的真诚而美好的追求。这使他们虽然职业、地位不同而能有某种心灵契合，互相吸引互相补偿。然而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他们不同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却又使他们无法弥合文化教养的差距和感情的裂痕，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这给他们留下无尽的思念和惆怅，也唤起读者深深的思索。 新时期以来，在“双百”方针指导下，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小说创作突破单一狭窄的格局，日益丰富多样，异彩纷呈。作家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尝试，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表现形式、艺术技巧。然而，一段时间中有的人过分推崇和盲目照搬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表现手法，而任意贬抑和排斥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陈旧”、“过时”了，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偏见，在创作实践上也曾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如前所述，高缨在各种文学思潮冲击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的选择运用上，也不轻易为时尚所左右，而是一贯主张“在自己的土地上种自己的庄稼”，坚持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追求，仍然基本上运用自己得心应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审美体验，写出了一批独具艺术魅力的现实主义佳作。 高缨是诗人，又是散文家，多年来他注意在运用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描绘纷繁的生活和各色人物时，竭力把诗与散文的一些特征融合进小说的艺术结构之中。他在《山高水远》的后记中说过：“广义地说，文学就是诗。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首无韵的叙事诗……我在写这些小说时，总想把诗的要素糅合在字里行间。”高缨新时期的小说，仍然努力追求诗的精巧新颖的构思和散文的情景交融的意境，语言朴实流畅，清新明丽，不少作品寓于诗情画意。高缨热心于创作短篇小说，注意把握短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他的许多作品，往往选择一些细小的、偶然的、常见的生活场面和人生片断，或锐敏把握典型的社会心理、情绪，以小见大，以单纯表现丰富，以偶然表现必然，从凡人小事中挖掘丰富的历史内涵，表现重大的人生主题。 《音乐二篇》就在选材谋篇、立意构思上认真下过功夫，小说选取的音乐厅门前等退票、诊所里的邂逅摆谈，都是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小事，人物、事件、场景都非常单纯，作家用笔简练，紧凑集中，不枝不蔓，但作品的内部却并不单薄、平淡。几个普通人短短一二小时的人生际遇，留下了社会复杂矛盾的投影，蕴含着人生的哲理。《伞》的情节核心是一件毫不起眼的雨中送伞的小事，但这偶然的小事却使昔日的老局长倍感温暖，思绪难平，并由这位陌生职工热心助人的举动引发联想，忆起自己当年在位时对群众疾苦的淡漠而深感愧悔。《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故事发生在航行于三峡的轮船中，场面单纯集中，但作家通过巧妙的回忆插叙，拓展了广阔的时空，勾画了人物经历和此次风尘仆仆旅程的剪影。在作品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亲切的描述中，人物的旅途见闻与心绪变化相谐和，三峡的山光水色与画家的吟诗作画相映照，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构成一个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 高缨不少小说注意从生活中选择独特、生动而寓于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刻画人物，或暗示意蕴，或烘托氛围，富有艺术表现力。如《伞》里陌生职工雨中送给老局长的那把伞，那挂在阳台上无人认领的弯柄黑伞，在老局长眼里仿佛幻化成一个大问号，时时叩击他的心扉，唤起他自省。《飘去了的白纸条儿》里那长年贴于窗棂上的飘飞的白纸条儿，凝结着瘫痪老人对死于“文革”浩劫的亡妻的深沉悼念，仿佛是一种圣洁感情和传统美德的象征。《罪人二篇》里老人在列车上被窃走的八千元钱，这细节也意味深长。这钱既是他过去犯罪行窃的数额，也是他在劳动改造中苦苦积攒，刑满回家用以向妻儿赎罪的钱，如今这悉心珍藏的钱终于遭窃使他破镜重圆的希望破灭，他心如死灰，冥冥中似乎感到这是命运对他当年罪恶的惩罚，从而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画龙点睛似的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细节，增强了作品的深沉意蕴和诗的韵味。 当然，在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上，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自己，走自己的路，扬长避短，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作茧自缚，排斥广泛的学习和借鉴。高缨也注意借鉴其他风格流派创作的艺术经验和技巧，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他的有些小说在故事结构、叙事方式、叙述角度、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某些新的尝试的变化。《驯兽》用的双线交叉结构，写实与隐喻手法并用，台上台下，幕前幕后，驯兽表演与人际矛盾交织错综，既揭示了人与兽、美与丑的搏斗，情节也生动曲折，兴味盎然。《老爷戈壁》整体上是纪实性的叙述风格，大的结构是作家采访的框架，不时插入战士小汪的回忆自述与作家同他的对话，转换视角人称，时空交错，把一个容易流于一般的故事写得生动有趣，变化灵活。 高缨小说的语言很有特色，他根据不同题材内容的特点灵活运用几副笔墨。他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语言格调，一类是反映知识分子和干部生活，偏重于书卷气，清新淡雅，寓于感情和文采，另一类是反映农民和普通市民的生活，作家从生动活泼的群众口语和方言土语中加以提炼，无俚俗气，有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总的是在语言运用上出之自然，不事雕琢，因而既不艰深晦涩，亦不芜杂粗俗，而是朴实明朗、清新流畅，表现出作家娴熟的语言技巧和对语言规范化的重视。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