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当代作家研究.高缨》“人生乐在相知心”

——读《高缨小说18篇》 苏恒　胡映浓 我们读了《高缨小说18篇》，总感到五光十色的生活感性形象活跃在眼前。当我们反复拜读，过去生活现象纷至沓来，与高缨笔下的人物、故事、情节、场面相互交叉、重叠、融合，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卷入感情的旋流，时而产生几多欢乐，时而泛起几许忧愁，时而爆发一股愤怒。间或冷静下来，又陷入社会人生的沉思。 一 高缨出名很早，创作颇丰。而今他已进入老年，仍活跃在新时期文坛的创作舞台上。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向作家展现出一个广阔而又崭新的世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激发着作家旺盛的创作欲望。在新生活、新气象的感召和责任感、使命感的推动下，他又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改革时代丰富绚丽生活的新篇章。高缨的小说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偶然的事件中去捕捉创作灵感，从平凡生活中去开掘人的灵魂，从现象的表层中去透视生活底蕴。强烈的现实感、以小见大、平淡出神奇，即是这18篇小说的总体风格和特色，亦是高缨小说的成功所在。 一 高缨出名很早，创作颇丰。而今他已进入老年，仍活跃在新时期文坛的创作舞台上。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向作家展现出一个广阔而又崭新的世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激发着作家旺盛的创作欲望。在新生活、新气象的感召和责任感、使命感的推动下，他又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改革时代丰富绚丽生活的新篇章。高缨的小说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偶然的事件中去捕捉创作灵感，从平凡生活中去开掘人的灵魂，从现象的表层中去透视生活底蕴。强烈的现实感、以小见大、平淡出神奇，即是这18篇小说的总体风格和特色，亦是高缨小说的成功所在。 二 高缨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能从现实和历史的两重角度去观照社会，俯瞰人生，从而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生活本质。在大部分篇什中，作者都描绘了改革时期社会的变革所带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矛盾与困惑，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写现实，也写历史，对新时期现实生活的描绘，常常穿插着对历史的回顾和展望。这样，时代的焦距拉长了，人物的命运也在历史的巨变中呈现出曲折的艰难历程。随着历史画卷的展开和叠印，我们看到了“文革”那个严酷、颠倒、毁灭人性、践踏尊严的年代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花癫》中的花工杜玉生在“文革”中被“批修”（养花是搞修正主义）而惨遭迫害，其妻翠萍在这强烈的刺激下不幸精神失常。打倒“四人帮”后，他又有了用武之地，但“文革”遗留下的伤痕——妻子的疯病，却给本应是欢乐、幸福的家庭罩上了忧伤、浓厚的阴影。从历史透视回到现实，激起读者对新时期生活的热爱，比正面歌颂改革更增加了生活的纵深感。 在《飘去了的白纸条儿》中，作者以神秘的白纸条儿意象为线索，从它的出现到消失过程象征在时代的变迁中，人们的生活从旧的埋葬开始了新的萌芽，人们的观念也正经历着一个新旧交替的振荡。黄文茂老人在“文革”劫难中，含冤受辱，深受迫害，他多愁多病的老伴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精神崩溃悬梁自尽了。粉碎“四人帮”后，为了纪念亡灵，黄文茂便在窗棂上贴了一条白纸条儿，但不幸的是他自己也得了痴呆症，精神和肉体备受摧残，家庭生活困难，孝顺的儿媳只好停职侍候他。改革带来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活蹦乱跳的精灵，在城乡间，在街巷里，在每个人的心上，刮起了一阵阵有形无形的旋风”。这巨大的旋风冲击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使人看到经商可以挣钱，可以致富。于是，个体户的店铺、小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经商的人们也从先行者的“面带羞涩”到“胆子都大起来了”。老人的儿子黄超，认为只有经商才能赚钱脱贫，想把老人的住房改成铺面，却遭到妻子宋远芬的反对，她宁愿本分做人，吃苦忍耐不愿伤老人的心。二人思想的差异体现了改革时期城镇市民头脑中两种价值观念的对立。在经历了一次次的争吵和风波之后，黄超的“新新商店”终于开张大吉，五彩缤纷、喜风洋洋的花纸条儿代替了那种孤伶、凄凉的白纸条儿。作者在结尾喜庆的描绘中，又掺杂进了新的忧虑和困扰：宋远芬的离去，黄超的“新感觉”，孰是孰非？作者把现实的评判留给了他的读者。 现实和历史的交织使高缨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纵深的历史感。作者抚今追昔，从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角度去透视社会人生，总结历史教训，从而探求一条走向未来的途径。 三 以小见大，是高缨小说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他小说中所写的大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但人物、故事虽然平凡，却能于“平凡”中揭示敏感的问题，触及生活的本质。 就这本小说集来讲，他描绘的人物，都不是叱咤风云、翻云覆雨的英雄；他叙述的故事，都没有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场面。作家写平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将人物放在日常生活的流动中去加以刻画和塑造，尽量地在单纯而平常的事件中去捕捉人物身上的光点，同时渗透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亲切体验和深沉思考。《送柴记》围绕屈大爷进城送柴所引起的一场风波，反映人间的爱意和真情，达到了人性美、人情美的境界。《卖鱼儿》通过卖鱼儿的风波揭示了先进个体户特有的心态和价值观念。《外孙女》则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反映退休老干部激动的内心世界，从前走过带血的路，现在找到将来的希望。《音乐二篇》通过乐痴钓票听音乐演奏的故事反映了懂音乐的人没有足够的钱欣赏音乐，而有钱的却不懂音乐的现象，从侧面揭示教师待遇和人的文化素质问题。 作家笔下的人物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由于短篇小说篇幅有限，使作家不能像长篇那样更为充分、细致地刻画人物，有的只能做淡淡的描写和粗略的勾画，但作家笔下的人物却个性鲜明，真实可信，富有典型性。如魏立成（《悔》）和黄树清（《卖鱼儿》）就是新时期农民中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两个人物形象，都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变化来刻画的，写出了农民思想、心理、观念的深层律动，既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又折射出时代的光芒。 高缨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有多种笔墨，写小说，写散文，还写诗，不少作品富于理想和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创作充满辩证法，确实性与本质性统一，惊奇性与真实性统一，平凡性与神奇性统一。作家描绘人物和情境，既能达到细致入微，活现活灵，又能充分展示意象内蓄的深层底蕴。这就增加了现实主义作品的深度。 高缨有些作品表面看似平淡，一读就懂，但在平淡的表象之下，却有着浓郁的诗情和宽阔的艺术想象空间。《顾客》写了城镇待业青年柳云在待业九年后，终于在街道青年入股集资筹办的百货公司上班了，欢乐喜悦充溢着她年轻的心灵，待业时心中那份沉重的自卑感一去不返。虽然她失却了爱情，但找回的是人的尊严和爱情的真谛。作者写城镇青年就业问题，与爱情挂钩，经过题材衔接和开掘，并处理为副线，通过爱情前后变化，充分肯定城市改革政策，也表现经济改革与人的伦理道德的关系，比单纯写待业，厚重得多，深刻得多。在这里，包涵着艺术创作必需的幻想，以及艺术境界亦此亦彼，轻重结合的奥妙。 小说美的全部内涵在于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完美结合。在艺术形式上，高缨似乎并不去刻意追求和雕琢，而是因情造文，平实自然，但细细体味，我们又能从平实朴素中发现作家的匠心独运。他把断片性的故事，精心安排，一个平实的故事即变得新颖别致，富有韵味，耐人寻读。《悔》的结构是典型的顺序式，但在中间又加入了大量的插叙，这些插叙暂时打断了原有情节的发展流动，把故事和人物从现实中拉回历史，再现“文革”浩劫的苦难历程。这样的插入，促使意识流动，心理流动，做到自然贴切，既丰富了故事的内容，又推动情节的发展。这种时空交错、首尾照应的结构在高缨的小说中是常见的。《飘去了的白纸条儿》以白纸条儿为线索结构全文，使文章结构井然有序，脉络清晰。并以超象处理，象征暗示广阔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的增殖，自然增加了小说的厚度和深度。 开篇巧设悬念，诱导读者进行多种猜想，结尾出人意料，产生耐人咀嚼的审美效果，这是优秀短篇小说独特的魅力。高缨有些作品，常常在开篇设下一个悬念，以渲染出一个神秘而难解的谜，在层层的解扣中，给人一个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结局。《神秘的孔雀》，读者始终徜徉在那神秘莫测的迷雾中，充满好奇和探解的欲望，引人入胜。《飘去了的白纸条儿》一开篇便赋予那飘在窗棂上的白纸条儿以神秘的色彩，扣住读者的心扉，引导读者进入特定的境界。有些作品开篇不设悬念，不制造神秘气氛，尾部网开一面，展现新的境界，如《罪人二篇》和《顾客》。这两篇小说，构思别致精巧，尤其是前一篇，写的是盗窃犯和强奸犯，不写犯罪经过，也不写受害者的惨况，却引出“害人终害己”的结局，引人深思。 高缨有些小说，既是小说，又能当抒情散文来读。作家注意物境与心境交融，自然境界与人生境界连属。他是描写少数民族风情的高手，他的作品尽搜大自然的灵气，以烘托人物的生存环境，并借以刻画人物的个性。《神秘的孔雀》，对边寨风光加以精细描绘，显得神奇和美丽。孔雀是神秘的，风光是神秘的，麦罕大爹也是神秘的。傣族人民居住的地方，人杰地灵，生生不息的造化，孕育出艺术，也孕育出艺术家。《老爷戈壁》有一种悲剧的气氛，茫茫戈壁，满目沙丘，飞沙走石，恶狼嚎叫与死寂的夜构成神秘恐怖的世界。小战士迷路三天，绝处逢生，眼前展现的绿洲、湖泊、树木倒影在淡蓝的湖水中，湖岸上的村落和房舍构成了老爷戈壁另外一副面孔，生机盎然，和蔼可亲。在神秘生动的环境映衬下，小战士性格更具有了传奇性和坚韧性。 从根本上说，艺术是浪漫的，理想的。高缨一方面冷静客观地描写生活，一方面赋予艺术必需的主观色彩。他写改革，虽没有正面展开冲突，但写了改革带来各种影响，各种变化，各种情绪。读他的作品，我们感到有一种潜在力量，从生活底层，从小巷，从家庭躁动而出，大喊大叫，犹如新芽冲破冰硬土地，沐浴阳光，汲收雨露，呼吸空气。商品经济的冲击，引起现实生活中人伦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传统美德蒙上阴影，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无情地撕破。面对来势凶猛的社会丑恶现象，作家予以针砭；另一方面，关注人民群众情绪，找寻生活亮色，引导民心健康向上，又是作家创作的又一重心所在。在《初衷》《伞》中，写离休干部，从繁忙紧张到轻松空虚而产生一种难以适应的寂寞感和冷落感。艺术理想使作家并未停留于此，他同时写出他们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后，才感到自己脱离群众而深深内疚，决心发挥余热，为民办事，从而也体验到了生命黄昏的瑰丽、充实和快乐。在高缨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灰色人生，找不到绝望的情绪。因此，读他的作品，随处都能感到慰藉和鼓舞。 作家需要积累生活，积累感情，更需要艺术胆识，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矛盾，加深作品的时代色彩和现实主义深度。或许，高缨对现实的批判还不是十分尖锐，从总的倾向来看，作家始终带着微笑看生活，在大量的篇幅中，热情地歌颂人民的美好心灵、高尚情操和光辉业绩，希望一切美好的、闪光的东西聚拢形成新的生活太阳。但高缨的生活也有坎坷曲折，无论是在困境中，还是在顺境中，他都关注人民的苦乐，在呼唤正义和光明的同时，他也坚决地抨击丑恶和腐朽，正如他对本文作者说过的：“你可以看出，我的小说从充满乐观到淡淡的忧虑。虽然我不像一些作家那样有尖锐的文风，但也可以看到（正面与反面）的忧患意识。我热爱我们这个社会和人民，但我不能不为未来而忧心忡忡。” （原载《当代文坛》1992年第5期）